我的文革十年（10） 此生难忘初教时

我的文革十年（10）  此生难忘初教时

     2019年，在美国泽西市。1月19日晚上睡觉前，我习惯性打开手机浏览一下，看到“水中”老同事杨四重发来一条微信，说我原来的学生陈和平，请他转交《邀请函》，诚邀我参加“69届初中毕业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希望把我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给他。我立即遵照嘱咐发过去了。

    当我再次打开《邀请函》，仔细看时，那邀请人“《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映入眼帘，不禁让我浮想联翩，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五十年啊！弹指一挥间！

    此生难忘初教时。69届11班的学生，是我走上三尺讲台遇到的第一届学生，教语文，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当时全校四十位年轻老师，十四个班的学生，每班还有一位副班主任。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是武汉一师数学班的胡金秀，她与聂静仪原来是同班同学，分到“水中”后，两人住同一间宿舍。她后来与杨四重结婚了。自从有了微信之后，我们两家经常互通信息。

    自1967年停止大串联，师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以来，中小学就没有教材。说是教语文，可是没有课本，教什么呢？《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师生共同学习的教材。如果遇到哪天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那就赶紧以“最新指示”为教材，反复学习最新的“最高指示”。文革初始，毛主席的话成为“最高指示”，老百姓都奉为圭臬，不敢妄议。但也有“小道消息”，就是当下的“谣言”说：北京一位正国级元老要他的儿子不要呆在北京，去广州玩些时。这位“红二代”转告他的发小们，“最低指示”让我去广州玩！

    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过夜。必须连夜组织学生参加“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公开发表”大游行。这个活动好组织，因为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喜欢热闹，大家聚在一起，到大街上转一趟，闹一闹，蛮好玩的，正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和心理需要，可谓一呼百应，不论多晚，马上跑来集合整队，举着红旗和“最新指示”标语牌，敲锣打鼓，几百人浩浩荡荡出校门游行去了。红旗和标语牌是常备在总务处保管室的，每次“最新指示”传来，几位教师中的书法家立即书写在备好的大红纸上，贴在标语牌上就给各班学生拿去游行。

班主任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每天清点学生人数，保证学生到校参加“复课闹革命”。这个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每天到学校上课，对这些小学毕业后就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们来说，上课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各科都没有课本，也就没有作业，学生想来就来，不想来，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也曾尝试教他们学一点写作常识，先让他们照着报纸上的文章抄自己喜欢的文章，第一次抄什么都可以，只一个要求，一定要把字写在格子里，包括标点符号也要写在格子里面。第二次要求他们在抄文章的时候像报纸上一样，文章要分段，每一段开头要空两格。就是说，每次练习只提出一个要求，而且，只要听我的话都可以做到的，凡是做到了就可以得100分。后来，我班很多学生写字和写作都比较好。这大概是我还记得的教过他们的一点比较有用的东西。

    至于“闹革命”嘛，似乎是少数几个学生头头的事，大多数学生就是到学校来与老师一起混日子。

当时，有个别老师对调皮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我不赞成，并劝诫他一定要耐心教育学生。我虽然没有受过师范本科正规教育，不懂教育学、心理学，但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兄弟几个，有时犯了错误，也是耐心说服教育。我的弟弟也是69届初中生，我喜欢我的学生就像喜欢我弟弟一样，从来不打骂他们。而且，我读书期间，小学班主任喻文慧、初中班主任王声磬、高中班主任唐启金、短训班班主任黄娉琴对我们学生说话，都是轻言细语，循循善诱，从来不训斥学生，他们都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榜样。没有想到，我从教一生，始终站在三尺讲台，刚退休，就被海口昌茂集团陈权中总裁请去当管教学的副校长。在昌茂花园学校，开学第一天，巡视小学部一年级时，看到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让两个小男孩站在教室前面面壁。下课后问她为什么要那两个刚入学的小学生当众罚站，她说两个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由此，我总结了关于教育教学管理的三条原则，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讲我的教学理念：

一个宗旨，让学生学会学习；

两个个负责，对学生一生负责，对学生一家负责；

三个不准：第一不准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第二不准用言语伤害学生；第三不准在情感上冷待学生。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国家早已明令禁止，但是，这种现象在一些学校仍然时有发生，有时还有非常漂亮的借口，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以及各种借口都是错误的，都是必须严格禁止的。

如果说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是对学生肉体的伤害，那么，言语伤害学生则是对学生的精神伤害，同样是必须禁止的。有些老师也有一些家长，在教育学生和孩子的过程中，并不是故意用语言去伤害学生和孩子，而是没有很强的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意识。

在情感上冷落学生是比用语言伤害学生更为严重的错误教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故意犯罪。在教育学生过程中，教师因学生的顶撞或冒犯，而在情感上产生报复学生的情绪，表现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冷落学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的人生虽然坎坷，本来做梦都想上大学，因了“不宜录取”政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了老师，也因此得福，一生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没有下过乡。当我送我的学生去通城乡下落户时，看到十五六岁的孩子，远离父母，到那举目无亲的山旮旯，住的是临时搭建十分简陋的草棚，男女生之间就用一张竹篾席子隔着，还没有等他们安顿好，就止不住热泪盈眶。真是难以想象他们日后面临的艰辛生活！但是，就是这些一生饱经苦难的学生们，五十年，坚强地走过来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国去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

    思绪难抑。

    五十年，五十多个学生，浮现在脑海里都是正值青春浪漫时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爷爷奶奶辈的老人了，相见还能相识吗？

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子小小的男生，叫郭水清。他每天背着书包来学校，有事无事就喜欢跟在老师屁股后面转。不仅是他的名字好记，“水清”，“水至清无鱼”嘛！还因为八十年代初，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来两个人“外调”，找我了解他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我知道他从农村回城后干得不错了！印象更深了。

那个年代“外调”无非是好事来了，或入党或提干；也可能是坏事来了，让你提供材料，说明你与被调查人是什么关系、一起做过哪些事。从外调人员说话的态度、语气，立马就明了。我不明白外调人员的目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他们需要我写什么。对前者，我非常乐意为学生锦上添花；对后者，毫不客气地拒绝。【请参阅我前不久的博文《说三道四》（86）·《“外调”之外》】

    还有一位女生就是孙红焰，她是我这个班毕业以后唯一联系过的学生。那是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后，因为经常在寒暑假去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能买到一张火车卧铺票，那时是非常难的。有一次在武昌火车站买票时，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她，原来她就在武昌车站工作。从那以后，不论我到哪里去开会，只要找到她，总能帮我弄到一张卧铺票。要知道，那是乘火车出行“一票难求”的时代呀！还记得，我们举家南下到湛江的四张卧铺票，都是她帮我定好的，而且到我们离开武汉那一刻，她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送我们上车，我们在站台上卧铺车门前的合影还在，没有想到，在那通讯落后的时代，我们师生挥手一别到如今，居然已有二十八年了！

    往事并不如烟。

    第二天，一觉醒来，“水中69届（11）班同学群”好不热闹！

    群主陈和平，一声招呼，“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李老师加入微信群！”同学们纷纷自报姓名前来报到，令我激动不已。

    难忘此生初教时，我与同学们约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日在武汉相聚！

    我们已经预定了回国的机票，期盼那幸福的时刻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