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他人是成全自己的一种方式” — Palo Alto 杰出公民 Mary & Allan Seid 夫妇的故事
Mary & Allan Seid 夫妇在 Palo Alto Tall Tree Award 获奖仪式 (照片由 Monica Yeung Arima 拍摄)
五月十七日，Palo Alto 华人家长会的十几位朋友一起参加了本市第39届 Tall Tree Annual Award (高树奖) 的获奖仪式和庆典晚宴。
该奖由本市的民众提名，对社区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企业，由Palo Alto 商会和 Palo Alto 周刊（Palo Alto Weekly) 每年赞助、颁发奖项。 此奖共分为四类：1. 杰出的公民志愿者；2. 杰出的专业人士；3. 杰出的企业； & 4. 杰出的非营利组织。
今年Mary and Allan Seid 夫妇获得了杰出公民奖。这对夫妇是第四代华裔移民，中文姓薛，这也是 Palo Alto Tall Tree 年度奖成立39年来第一次颁发给华人。薛家的故事很感人，为此 Palo Alto 华人家长会 (PACPC) 想了解他们更多的故事和社区更多的朋友分享，两天后 Allan 和 Mary 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纪念父母最好的办法，不只是缅怀他们所做过的事情，而是继续他们尚未完成的工作。
—— Allan Seid, MD获奖感言
（一）家庭的影响塑造了他们
星期天 Amy Yang, Clarissa Lee 和晓霜一起采访了Allan 和 Mary。我们想知道他们更多的家庭故事；想了解他们如何创办非营利机构美亚社区协进会（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简称 “AACI”) ；我们也希望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得到更多的启发。
刚走进他们居住的 Palo Alto 退休公寓，夫妇俩已经在大厅前台等待我们了。
Allan 个子不高，满脸真诚的笑容，眼睛清澈透明，带着一种亲和力。他见到我们，便热情地上前和我们握手问候，迎我们进屋。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让人如沐春风。站在Allan 面前，我想到他的修养便是“教养”两个字的最好诠释了。Mary 微笑着站在先生身边，从容不迫，斜挎着一个长带子的小包。一幅爽快能干的样子。一看便知道她是Allan 的贤内助！
Allan 在获奖感言中说，“纪念父母最好的办法，不只是缅怀他们所做过的事情， 而是继续他们尚未完成的事业。” 他们都提到自己的家庭塑造了他们。我们见面的第一个问题自然就是聊聊他们的家庭。Allan打开话匣子绵绵道来，他的家族史就是一部美国华人的移民史。
Allan 的曾祖父，1863年从广东省沿海一个偏僻的小镇来到旧金山淘金。
1863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声势浩大, 致力推翻清政府。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条约，镇压太平军。内乱外患，人心惶惶，广东沿海地区又受到严重的干旱，民不聊生。当时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村子里那些急于摆脱贫困的华人就让他们的长子和亲友们一起坐船，远渡重洋到加州去淘金。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金山”和黄金， 新来的中国人受到严重的排斥和歧视，他们不是在哪里都可以随便“淘金”的。白人觉得他们是外来人，不能够成为“金山”的主人。当时华工的生活非常艰苦，被当作二等劳工。
随着淘金梦变得暗淡，一些早期的移民开始在中国城住下来，转向开洗衣店和中餐馆。很多华工参加了修建铁路。1864年修建铁路完工后，大量的华工失业。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更增加了加州的失业率。
照片来自网络
战后经济低迷，美国对华人的歧视和限制也越来越严重。白人称中国人“不可同化”，声称中国人是白人的经济威胁，称中国人是美国社会的祸害。他们想把中国人赶回中国去。
那时Allan 的曾祖父作为旧金山唐人街早期的老移民，他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帮助他们在旧金山唐人街寻找住房和就业机会，为他们寻找、提供医疗服务。
那时华人只能在唐人街生活和工作，不能到外面去找工作。Allan 祖辈把中国城当作自己的家。帮助中国城的华人就是帮助自己大家庭的成员 。
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 这与美国宪法“人生来平等”的立法、建国原则背道而驰。 这是美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立法排斥一个种族。它限制华人的工作、教育、医疗、借贷、财产权。禁止华人移民，禁止华人入籍。在这种环境下，对华人的歧视、限制、暴力、羞辱变本加厉， 十年间华人的人数在美国少了一半。
Allan 的祖父，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成为唐人街的社区领袖，他进一步帮助华人社区，并扩展了他父亲提供的对新移民的个人服务。因为祖父懂中英文，他帮助华工找到去阿拉斯加捕鱼的工作机会，帮助他们谈判工作条件。在旧金山他自己租下房子，改造成宿舍给无家可归的华人，还建立了华人家庭协会。Allan 祖父那时就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和声音有限，需要建立起华人的社会互助组织。
Allan 的父亲作为中国城的领?，又继续他父亲的工作，建立了中国城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华人医院。
在和Allan交谈中，他不断地重复“幸运”两个字。即使是在排华最严重的年代，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下，他仍然感到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是很幸运的人。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的父辈祖辈依然乐于助人，
Allan 说，看到他的父辈、祖辈在那种充满歧视、不公的环境下如何自强互助，给了他希望，他相信华裔美国人在这个国家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更加幸运的是Allan 遇到 Mary, 她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和同样博大的心胸，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怀。
Allan大学毕业后，Mary 自己工作供先生上南加大医学院。那时每个医学院往往只有一个华人学生。 1962年Allan在医学院毕业后到圣何塞实习一年，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医生不会提供他更多与人交往的工作机会。太太建议他去探索精神病学，Allan跟随他的兴趣，到斯坦福大学学习精神病学和跨文化的研究，取得硕士学位。
Allan和Mary是他们同代人中的幸运者，他们的生活比父辈和祖父辈好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家庭给予他们的影响，从来没有停止过为华人和弱势群体的权益而工作。他们的追求超越了个人的温饱，超越了个人的成就。
照片来自 Palo Alto Weekly
Palo Alto 周刊在报道Allan & Mary 的故事时，赞扬他们一家几代人为亚裔、为社区所做的贡献，称之为 “A Family Affair” 。他们的祖辈把中国城当作自己的大家庭，把中国的华人移民都当作自己家人；后来他们把这些服务扩大到中国城以外; Allan 这一代开始把这种服务扩大到其他的亚裔，非裔，包括其他的弱势群体。
我们在采访中也详细了解了他们如何在1973年和几位同仁一起成立了美亚社区协进会 (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AACI”），并把 AACI 从几个人的义工服务发展到现在有 $18 million 年度预算的非营利机构。
（二）子女教育的反向思维和理性选择
Allan 幼年记忆中，在中国城生活，这里每家人都彼此认识，中国人也不能到外面去工作。排华法案通过后中国城就变得越来越小了。一直到1941年二战结束，白人找华工建立小港口，接送华裔军人。Allan的父亲因为懂英文，后来在旧金山白人开的大宾馆管电梯，那算是当时难得的好工作了。
Mary 的父母在 Stockton 一个贫穷，勤劳的社区把她抚养长大，那是二战前，虽然她的家人很幸运拥有一家餐馆，但他们看到很多其他家庭都在努力摆脱困境。她的父母总是尽力帮助他们。把自己家餐馆剩余的食物送给饥饿的亚裔移民，她的父母做了肉馒头送给学校的同学，其中许多拉丁裔学生把它们带回家吃。
Mary 小时候，没地方上学，只能到附近唯一一家教堂去学习英文。
Allan 和 Mary长大的环境，白人、黑人、亚洲人都上不同的学校，都着严格的种族隔离。
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过上了很好的生活。Allan 是个医生，有很好的收入。1967年他们在 Palo Alto 买了第一栋房子，他们是那条街上第一家中国人。从美国的《排华法案》一直到六十年代，美国很多地方的房子都不能卖给中国人。那时能够住在Palo Alto 的中国人只是斯坦福家族的管家，园艺工等等，其他的中国人是不允许住在这里的。
Allan和 Mary可以说是实现了很多移民的美国梦，他们的孩子也不再被白人歧视和隔离，他们过上了祖辈们梦想的生活。
他们的孩子在Green Gables小学（现在的Duveneck）开始上学，但是Mary 很快发现这里绝大多数是白人，这些孩子的家庭都很富有，和她自己长大的环境不同。这对夫妇决定将他们的孩子转到Palo Alto 南边的Ventura School，当时在那里有更多种类的学生，他们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的种族背景；有拉美裔，非裔和亚裔美国人。
我们一般的华人拼命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希望他们受更好的教育，将来有更好的生活。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我们问 Mary, 为什么他们会作出这种反向选择。
Mary 说，为了让孩子能够和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经济背景的孩子一起长大；为了让孩子能够经历不同的文化，让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经历更加丰富；为了孩子将来能够尊重他人、平等友好、有尊严地对待所有的人，他们决定让孩子转学，转到社区比较“差”，“穷人”比较多的学校。
当然，Mary也是调查、走访了那所学校，觉得那里的老师不错，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为了更多了解学校，参与学校的活动，Mary还积极当义工。
他们每个周末都带孩子到中国城去吃中餐，让孩子看中国的功夫电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中国文化。
在 Palo Alto Tall Tree Award 庆典晚宴上薛夫妇与中国家长合影 （照片由薛夫妇提供）
Mary说，不同的学校，资源不同，但是资源匮乏的地方不代表学习质量一定差。举个例子，那时候小学有一个手工艺课 (craft class)。Palo Alto 的一些学校提供各种原材料，资源丰富，孩子可以用这些材料做各种各样的东西；然而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学校，那里的孩子没有丰富的材料，但是那些孩子动手能力很强，会利用各种简单的材料，甚至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废料，他们做的一些手工艺术品往往不比Palo Alto 好学区的学生做得差，甚至有的做得更好，更有创意，因为他们的动手能力强。
父母从小的教育，父母给孩子灌输的价值观和言传身教，对孩子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可以看到这对夫妇的用心良苦和大爱情怀。
如今Allan & Mary 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大女儿是宾夕法尼亚州精神健康部门的主任，她的工作主要是确保宾州能够给所有需要的人提供精神健康方面的帮助。
二女儿，薛爱丽，居住在Palo Alto，是一位移民律师。釆访Allan & Mary 后我们应约参加AACI 组织观看了《排华法案》的首映式，并听取了他们二女儿介绍美国华人的移民历史和对美国移民政策现状的反思。她像父母一样，做很多慈善公益工作，帮助了无数移民家庭。
排行老三的儿子是一位神经精神专家和生物学家。他跟父母一样，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当作自己的使命，帮助青少年戒酒、戒毒及其它精神健康的问题。
亚洲人历来注重教育，但光是学习成绩好还是不够的。Allan 对我们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 Allan 和 Mary 告诉我们，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 那时很多中国人很聪明，但是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工作也很难得到升迁。
Allan 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中国移民，我们在美国是少数种族，要学习当地的文化。在美国，我们和各族裔的人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少数族裔不要相互争斗，我们要互相帮助，才有力量。
(三）创办美亚社区协进会 (AACI)
给予他人是成全自己的一种方式
—— Allan Seid, MD 获奖感言
Allan 和 Mary 从他们的家庭受到的影响，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帮助弱势群体，关注社会问题。
Allan在加州的教育和心理健康委员会服务，为反对滥用毒品的计划做出过重大贡献。从此他的名字得到大家的认可。
1973年Allan 站出来竞选 Palo Alto 市议员。那个时候周围几乎没有亚裔市议员，只有圣荷西有一个日本人在竞选市议员。Allan 希望他的竞选，可以使更多的华人、亚裔人关心政治权益，热心参政，那样就会有更多人为亚洲人说话。他希望能成为年轻人的榜样（role model ）。
那年选举的结果，他以33票落选。后来他和太太决定成立一个非营利机构，觉得这有更大的自由空间。Allan 关注精神健康；Mary 关注教育。他们俩都关注弱势群体，两人想法一拍即合。
我们看到报道，Allan & Mary 和其他几个创始人一起，把AACI办成了一个有$18 million 年度预算的非营利机构。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什么秘诀？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我们很好奇，虔诚地向他们取经，希望学习他们的经验。
得到的答案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一句话，有运气，但是没有诀巧。
Allan 和 Mary 开始寻找和他们有共同兴趣和共同价值的人，他们收集了当地那些关注少数族裔权益的人员名单，一家家走访，动员他们一起行动，来成立AACI。
1973那个夏天薛夫妇邀请大家到他们家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结果仅来了三个人，加上他们夫妇，一共五人在他们家客厅开始讨论如何创办AACI。
Allan 和 Mary从此没有改变过初衷。他们一边播种，一边寻找、联系、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谈起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Allan 并没有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是强调“兴趣和激情”（interest and passion)。
他们寻找到一群有他们有共同兴趣和热情的人，12个中心成员聚集在一起，成立了AACI 。
薛夫妇在 AACI 碑文前合影（照片由薛夫妇提供）
该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如下：
TO ACT when discrimination occurs;
TO ELIMINATE racial stereotypes;
TO ADVOCATE for social justice; &
TO ENSURE the health and well being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 people.
歧视发生时，集体发声并行动
消除种族偏见
宣传社会正义
确保亚裔美国人的健康和福祉
Allan 说他们意识到中国人一定要团结其他亚裔，非裔，团结一切力量才能有效地面对种族歧视。 AACI 看到不公正的事件就一件件地做。举几个例子说明。
NASA Ames 几十个华人工程师，高学位，工作经验丰富，他们帮助别人升职，却轮不到自己，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他们得不到升迁的机会。AACI 帮助他们得到承认。
70年代就有一些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被政府错误地指控为间谍。政府这种错误的假定迫使这些受害者要花很多的律师费为自己辩护，即使证明他们无罪，往往也失去了工作。我们觉得不公正就站出来说话，帮助他们，制止了一些悲剧的发生。
Mary看到学校的教科书上，那些中国人的形象都是非常的呆板，丑陋。中国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当华裔儿童看到教科书上华人的形象也会自我感觉不好。Mary 和其他两个日本家长从1972年开始到1975年间要求加州政府阻止学校买那些有歧视亚裔学生内容的教科书。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最后学校决定不再从出版商那里购买有歧视亚裔学生的教材。
Mary说，她和另外两位日本家长一起来做这件事，也通过PTA, 联系更加的亚裔家长。一个人说话，没人听你的；人多了声音就大了，力量就大了。
Mary 回忆，那时候学校没有电脑，一切都是要靠大脑记忆，手工操作，她帮忙学校的各种活动，制作标签，分配教室，她的出色工作和组织能力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和赞赏。她从义工妈妈到PTA的工作，后参与教材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她说：大家不能小看学校的PTA, 不能小看家长义工的贡献。
在听到许多亚洲妇女面对家庭暴力需要帮助后，Mary于1990年率领AACI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建立了一个安全的住处，这个房子今天仍然在使用。
AACI的经费从哪里来呢？光靠捐赠怎么维持开支？
Allan告诉我们，开始他们在社区大学讲课，讲课费就放到公司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大部分人都是义工，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热情。
薛夫妇在 AACI 楼前合影（照片由薛夫妇提供）
直到1980年，AACI 成立了八年后，他们才拿到第一笔资金。他们不懈的努力，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得到了稳定的资助，从而使AACI 迁入San Jose 一个更大的设施。1992年，AACI 购买了San Jose 东10万平方米的楼。今天AACI有总部和大约30个不同的社会和健康的服务项目。
Allan 和 Mary 强调，你想做一点事，一定要把有共同兴趣和热情的人召集在一起。比如Mary 对教育感兴趣，Allan 医生对精神健康感兴趣，还有一些其他人对不同的领域感兴趣，但是他们又有相同的兴趣交叉点，AACI 的创始人都关注社会公平、希望改变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大家团结一致，就可以改变现状。
当时他们看到附近有12个城市，共有72个专家委员会，AACI 支持、鼓励、帮助中国人进入这些专家委员会。希望有更多的人为少数族裔发音；也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外界对华裔、亚裔的印象（promote positive Chinese image）。
谈到中国人的形象 （image），仿佛突然触碰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经。
我告诉Allan, 作为8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初来乍到时，我们感到很惊讶，发现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脑子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与我们周围的美国人想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问Allan: “您出身在美国，过去主流社会对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印象？”
Allan说，他长大的环境，中国人的形象仍然是西方列强统治中国时的印象，他们认为中国人落后肮脏愚昧，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可同化。
当然，这一切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美国人到中国去，看到中国的变化，现在更了解中国了，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我们现在从电视，电影，新闻媒体中看到的中国人的形象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另外中国人的成就也让主流社会刮目相看。
说到这里Allan 突然感慨地说，这是他们的切身经验，有一个强大的祖国（Mother country)，对于海外移民是一种强大的支持。它使移民的腰杆更硬，更能抬起头来做人。
他举例说，排华法案通过后，日本人也被排斥在外，也包括其他的亚裔移民，但是二战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对日裔移民的政策就改变了，不再排日了。
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偏见，任何时候都存在。偏见是客观存在的，你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但是当偏见和歧视发生了，我们怎么做，这是我们的选择。AACI 的宗旨是，集体发声，一致行动，消除种族偏见，宣传社会正义。
Allan又说，别人怎么看我们是一回事，中国人的形象也是靠我们自己做出的，让别人看到中国人的好形象也可以改变别人的偏见。向世人呈现什么样的中国人形象，这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我们要给华人后代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Allan 和 Mary 说，现在我们城市的公立学校已经开设中文课了，可见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重视。Mary 他们在70 年代就开始了这种努力，经过30 多年，两代人的努力才变为现实。当然这也是历史的机遇。
这位医生夫妇生养了三个孩子，现在有九个孙子女。他们鼓励孩子和孙子女去看中国。这对老人已经先后带了六个孙子女到他们的祖籍寻根。看到故乡祠堂柱子上前人写的诗句，让第六代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孙子女们感受中国渊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
两个小时的采访在美好的交谈中马上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次祝贺他们获得Palo Alto 杰出公民奖。问他们，对我们新移民有什么建议？
这对夫妇十分谦虚，并没有用长者的身份给我们什么教诲。但是从他们所做的一切，已经给予了我们很好的答案。
在获仪式中，Allan 回顾四、五十年的人生经历，感慨地说：给予他人是成全自己的一种方式。
薛夫妇在 Palo Alto Tall Tree Award 庆典晚宴上 （照片由 Monica Yeung Arima 拍摄)
眼前这对老人宽厚仁慈，友善豁达。他们好像时时刻刻能看着别人的需要和难处。他已是八十多岁，个子不高，背有些驼，仿佛他的背上承担了太多人的苦难。
走出他们的退休公寓，我的脑子里总是萦绕着Allan 重复多次的那两个字 —— “幸运”。
他们感到自己和家人都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也想到，我们的社区，有Allan和Mary这样的人，何尝不是咱们社区的幸运啊。
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下午我们和这对老人亲切交谈，他们用美食招待我们，同时我们也领受了精神的盛宴。加州的阳光温暖地洒落在我们的身上，此刻我们忽然感到生活在这里，自己也是个幸运儿，当然，我们也意识到获得这份幸运往往也意味着某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