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中国文化

邪恶的中国文化

前言

 

少年时的一天，父亲和舅舅聊天，他们称毛泽东为“真龙天子”，称华国锋为“火龙天子”——1977年—1980年四川省连年大旱；理所当然，他们称毛泽东和华国锋为“皇帝”。正在读小学的我，不能理解和苟同，不知天高地厚地反驳他们：“毛主席和华主席不是‘皇帝’，不是‘天子’。”结果是我吃了几个“磕榔锤”（钩起五指，打在前额上。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中国教训不听话的小孩子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全中国都盛行，胡适先生也曾经受到过这种教训，安徽称作“作瘤栗”；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受到过，浙江称作“栗凿”），我的前额上长了几个大肿包……大概我从小就生有“反骨”，总喜欢和大人顶嘴，对于父辈们经常说“人情大于国法”之类，发生语言冲突，所以免不了受到长辈们的训斥、耳光或“磕榔锤”。

就在这些训斥、耳光、“磕榔锤”中，我也获得不少的原始资料：比如“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的就是在“大跃进”之时，我的父母兄姐吃“人肉”的事，如果不吃“人肉”，他们也会被饿死，整个生产队饿死的人，超过三分之一；“瘸二爹”在“大跃进”时“浮夸风、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结果生产队出产的所有粮食，全部上交国家还不够……当“大跃进”结束时，被幸存的社员们打断了腿，留下终身残疾；“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远房堂兄“春娃子”和“福儿”批斗他们的亲伯父，在他们的亲伯父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粪桶，自己戴着口罩，不停地搅拌大粪；生产队的记工员利用职权“换肉吃”——给与他睡觉的女社员多记工分；在“武斗”时，生产队的革命小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区委书记的命，后来找区委书记走后门办事，照样要送礼；一位堂兄把其寡母刚刚生下来的私生子，用锄头打死；对面生产队的社员们，把抓住的远方流窜来的小偷，送进砖瓦窑里，活活烧死；七十多岁的伯祖父，在丧葬酒席上，因为主人一时疏忽，没有把他安排在酒桌的“尊位”上，推倒酒桌，拂袖而去……

在大学时，经常和睡在下铺的同学聊天，他祖籍江苏，是船民的后代，父母都是新疆阿克苏农垦（甘草）兵团的职工，他在新疆出生长大。当谈论新疆维吾尔族暴乱之事，以及王震如何对待维吾尔族的乱民——当一个村庄里出现一个暴乱分子，所有村民不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维吾尔族人谈论到王震，立即色变，以至于小儿夜哭，只需说“王震来了”，小儿立即止哭。当然，他也谈论维吾尔族的“野蛮”之处，当维吾尔族发生暴乱时，如果他们最要好的汉族朋友正好走亲串户做客，那个汉族朋友就要倒霉，维吾尔人就要割掉汉族朋友的耳朵……他谈到“重男轻女”的河南籍农垦兵团的军人，用脚踢死刚刚出生的亲生女儿的事件……

参加工作，我亲身体会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

流亡欧洲后，我首先在中餐馆里打工，切身体会中国私人老板是如何对待员工，尤其是如何对待“黑工”；也亲耳聆听了中国黑社会的种种传说，亲眼目睹了“胆小怕事”的中国人，谈论亲身经历黑社会时的形象。

后来，我在欧洲人的企业里打工，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权”；什么叫“尊重”；什么叫“自由、平等、博爱”……于是，我不顾一切地脱离中国人的生活圈，完完全全、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让中国人唾骂的“假洋鬼子”。

这不得不让我认真地思索，为什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处事，与欧美人迥然不同。即使在欧美生活多年的华人，有些甚至是第二代，从小接受欧美的教育，但是他们的行为处事与中国大陆人几乎一样。在香港生活的原住民，他们从小就接受英式教育，甚至取得英国大学的学位，其思维方式、行为处事几乎与中国大陆人一样。

我便一头扎入中国古代的故纸堆里，结合我的亲身经历，仔细地研究探索，终于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意识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根本原因。我是卖国贼吗？我不想思索，我仅仅是希望所有中国人，尤其是底层“刍狗”过着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地理解什么叫“人权”，什么叫“尊重”，什么叫“自由、平等、博爱”。

现在，我真正明白当年父亲和舅舅称毛泽东和华国锋为“天子”，是完全“正确”的，在他们的思想精神意识里：毛泽东和华国锋就是真正的“儒家封建帝王”。

 

当年柏杨先生写了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几乎让全世界的华人群起攻击（笔者当年就是站在反对柏杨先生的“愤青”的第一线）。柏杨先生把中国文化比喻成“酱缸文化”，是非常有道理的。然而柏杨先生的精神意识有他的致命的局限性：他是站住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角度，来分析、解剖中国传统文化，他自身就是“酱缸文化”中的一员，因此他并不能彻底地分析、解剖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实质！柏杨先生认识到中国人的“丑陋”，但他不知道中国人为何“丑陋”；他认识到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但他不知道“酱缸文化”形成的真正根源。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是以基督教文明的思想文化意识，来分析、解剖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是站住中国“刍狗”的立场，和基督教“博爱、平等”、欧洲文明的“法制观念”的基础上，来分析、阐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实质。因此，我撰写这部书时，不受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学派的影响，以及现代华人社会里的任何政治党派意识和社团意识的干扰，以“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的人格”，来完成这部学术文集。

当然，如果站在权贵或社会上层的角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则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文化”，因为这种思想文化是不遗余力地维护权贵者们利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