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字里行间的爱（爸爸给我的信）
写在字里行间的爱（爸爸给我的信）
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
刘海鸥
爸爸年轻时家里请人给他算了一命，别的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一条：“命中无子”，因为后来应验了。爸爸没有儿子，连着得了四个女儿。生老三老四时，妈妈总是无奈地说，又是个女的，爸爸说，她会和其他孩子一样受到疼爱。
爸爸给了四个女儿同样深厚的父爱。每个女儿都能写出长长的父爱的故事，我这里写的是写爸爸对我的爱和我对爸爸的爱。
爸爸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的爱，他的爱多见诸字里行间。爸爸留下了很多日记，讲儿女情长的很少，偶尔有记，则是情意拳拳。爸爸这一辈子给我写的信也不多，却总是在我生活最关键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飞到我身边。这些信深深地流露着爸爸对我的执爱和关切，我视为珍宝，保留至今。
1
1965年我高中毕业，我在报考大学的志愿书上填了北大中文系、师大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们并没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秋季的某一天，我坐立不安地等着大学发通知。邮递员一天来两次，上午收到的是录取通知，下午才发不录取通知。上午邮递员来过了，没有我的信。我的心凉了半截，怀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没准信件晚到了，下午也许会收到录取信。
下午，几个同学来找我，历数谁谁谁考上哪哪哪，我的心已经降到了冰点，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当我再清醒过来时，眼前是蓝天晃动，五六个人抬着我正在走路，他们说我晕倒了跌在地上。
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沉默良久。我打心眼里可怜他，觉得对不起他的期盼。爸爸最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他心里明白因为他的父亲，孩子们受到了牵连。
没几天爸爸去了河南搞四清，带着一片忧心走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失落，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前面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军队的女儿”作榜样。姐姐海燕已经走王震的后门，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决定到新疆去。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当中学老师。对于父母来说，除去上大学，这个工作也还差强人意。可是我和中了邪一样，拒绝接受分配，只是一个心思——新疆。
爸爸在河南知道了我的决定，立刻千里外搬兵，写信请他的表弟，一个北京中学老师到我家来游说。表叔说，你现在是一腔热血，将来会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找对象结婚生孩子都不容易，还是在北京好。我非常的心高气傲，想：瞧瞧，这就是一个在城市里当老师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里变得这么俗不可耐，我更要离开城市。其实表叔所说，何偿不是父母所担心的呢？多少年后有了孩子才觉得他的“庸俗”确实有道理。
父母的努力挽留失败了。妈妈迫于无奈，找了王震的关系，这个后门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很容易走通，少一个城市户口还不是好事情？手续很快就办妥了，我定于过了“十一”就赴疆，剩下的事情就是去农垦部领取车费安家费，买火车票。
爸爸也知道了我的动向。想来他必是心如刀绞，大女儿已经去了新疆，情况并不乐观。现在二女儿又要走了。他甚至没法集中精力干活，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屯谷茬，在刨谷茬时杂念联翩。总在想念孩子。想念海燕，担心她不安心工作，闹出事来。想念海鸥，怕她不够坚强，远离家乡，生活不习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痛苦。孩子，坚强点，让父母安心点。”
爸爸的日记多是记事，几乎没有表露感情的内容，多少年后看到这篇日记，我的心在流泪。
我终没去成新疆，妈妈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严厉批评她支持女儿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失去了党性立场。责成她立即制止此事，并作深刻检讨。我最后还是无奈地当了老师。
爸爸知道了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写道：“海鸥的工作确定，我就安心了。远离身边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难过。海燕后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后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经过的阶段，过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内心是矛盾的，对党的忠诚及对亲人的心疼。“真使人难过”一词道尽了爸爸心中对女儿全部的爱。幸亏我没有去新疆。
2
我在师院附中当实习老师，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化革命顾名思义是革文化及文化人的命。在学校老师就是革命对象，年轻老师也不能幸免，我也在被革之列。
我常被学生辱骂，推搡，这也倒罢了，斗争还在升级。
六月我和学生一起去农村夏收。学生横眉立目地监视着我，不过他们抓不到把柄，我最爱干农活，历来劳动第一名。轮到我们班帮厨那天，我拿起菜来要洗，大师傅赶紧说你放下。菜刀不让我摸，包子也不让我做，总之一切进口的东西都不让我碰。几个学生像防贼一样盯着我，大师傅也用一种奇特的眼光看我。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十分委屈，只好扫扫地擦擦桌子，实在没事就打苍蝇。
哪知回到学校，谩骂和侮辱的大字报在等着我，初中小孩更是对我拳打脚踢，恶言辱骂，弄得我晕头转向。再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更是荒诞无稽，说我下乡时，在厨房把马粪和捉到的苍蝇放到学生的饭菜里，毒害革命学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我的“反革命罪行”立即引起“公愤”，遭到学生批斗和打骂。
我回家说了此事，爸爸万分心疼，说学校肯定有问题。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北京市委，要求制止学生打老师的行为，信中说：
“请赶快制止师院附中打人现象
师院工作队负责同志：附中的革命运动自六月一日开展以来，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形势是好的。
但据了解，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打人现象现在仍然一再发生。运动刚开始革命左派激于义愤，打个把黑帮分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组到附中已经二十多天，打人现象仍在继续，这样坏人就可能乘机捣乱。坏人打着红旗搞混战一场的阴谋，利用学生没有斗争经验，挑拨左派革命学生殴打一些中间的，或一时被黑线蒙蔽的老师，或一时还没有站稳立场的老师。这样不分敌我友地乱打一阵，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是迅速制止这种现象，赶快加强附中运动的领导的时候了。引导学生进行说理斗争，不然会给运动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1966年6月”
我不知道爸爸写了这么一封信，在爸爸去世整理他的日记及信件草稿中才发现的。看到爸爸焦虑的话语，我唏嘘不已。我能体会，他想到女儿受到的侮辱时必是心如锥刺。他的信件在当时必然是石沉大海。但即便是一粒小石子，他也要投入沧海，力图激起一些浪花。
后来我又遭到了严厉的暴打，鼻青脸肿，背臀紫黑。我瞒过了父母，只是淡淡地说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我不能让已经朝不保夕的他们再为我伤心了。
3
1967年，形势千变万化。由工人阶级夺权而引发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越演越烈，最后上升为武装斗争。各省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横向联合成立了什么大联委，联合战斗军团之类。他们或冲击军区抢军火库，或得到军区的支持，用军队的步枪以至大炮武装起来。武器不够的则自制土枪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长矛。
我们这一代是在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熏染中成长的。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烽烟四起，全面内战，我内心充满了参加战斗的渴望和激情。我并没有想过正义非正义或具体地去捍卫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对战斗的向往，一种狂热，一种新奇感。我马上出发，哪儿战斗最激烈去哪儿。我去了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加入了当地的派性斗争，几经历险。
我从来没有理会父母是怎样地捏着一把汗等待我的消息。当我背着挎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里，爸爸妈妈的惊喜溢于言表，可是没几天，我又跑了。
八月，听说新疆那边闹得凶，我的心又跃跃欲试。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前几个月在云贵川虽然目睹武斗，但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更重要的还是海燕在那里。
我装好了绿帆布挎包，里面有一两件衣服、毛主席语录、扑克牌，还有一些假证件——我搞到了一个假学生证和一些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临走时，发现挎包不见了，到处找不到。原来是妈妈藏起来了，她担心我的安危，坚决不让我去。我气得不得了，跟妈妈大吵大闹，妈妈就是不把书包还给我。
没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来悄悄交给我，说他是从妈妈那里偷来的。他说你们去吧，小心点，见到海燕把她带回来。爸爸为她的没心没肺拼命三郎的性格日夜担忧。
新疆的确已经是腥风血雨，天天都有死人的事情发生。常有炸弹，大炮落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玻璃老是震得轰轰作响。奇怪的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中，我从来也没有害怕过。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觉得新鲜刺激，简直忘了给家里写信。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
“还是上月（八月）二十几号曾收到你们一封信，半个多月过去了，没有见你们来信，心中着实不安。中央近来又三令五申，叫外地串联的学生赶快回来，响应主席的战略部署，回本单位搞大批判，要相信地方的群众自己会闹革命，自己能够解放自己。你们应当响应中央的号召，赶快回来吧！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你们带的衣服又少，病在外地怎么得了。
海燕来电，说要回来，可能已经在途中，我曾给她一电报，谓，‘父肺癌病危，速归。’
你们千万不要到新疆的外县去串连，那里全是少数民族，言语不通，既无法调查更无法做支援工作。少数民族中有一些坏人，对汉人特别仇恨，你们女孩子去他们中间特别不合适。
赶快回来吧，父母日夜挂念你们，寝食不安。回本校闹革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响应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即使牺牲了，也不会是重如泰山，望你们再三思之。 爸 1967.9.12”
海燕得知我到了新疆，不管不顾溜到了乌鲁木齐，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说爸爸得了肺癌。我一则以喜二则以惊，本来假电报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爸爸给我的信中也说发了假电报，可是爸爸没和我们说过假话，我也拿不准爸爸的病是真是假了。我立即把海燕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直到海燕电告我爸爸没事，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尽管找到了海燕，我还是不打算回家，按照原来的计划下专区县，沿着乌伊公路（乌鲁木齐到伊宁）西进直到伊宁。行程只走了一半，前方战事紧张，车子过不去了。我这才折回头。
我真是不懂事，我根本不去体会父母的心焦，总是我行我素。
4
1969年5月7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个“最新最高指示”。是对东北柳河干部学校的批示。即所谓的“五七批示”。于是像中国所有的事情一样，上面一句话，下面雷厉风行。全国各大小机关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辉的五七道路”。被毛主席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干脆撤销，爸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单位一起连锅端到了湖北咸宁。在动员大会上，军代表告诉知识分子，你们就在那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出发干校的日子一改再改。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前夕，爸爸们突然接到指示立刻离京。爸爸离开北京的时间是9月26日，中秋节的前一天。这是军宣队特意挑选的日子，就是不让你们在家里过中秋团圆节，这种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节日，是不利于贯彻五七指示，不利于干部的思想革命化的。
我那阵被中学派到东玉河小学的初中戴帽班教书。就是这个时候，爸爸要走了。他给我寄来一个明信片，说某天要坐火车离京赴干校。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里。过几天爸爸又来了一封明信片，说时间又改在某天，我还是没在意。我觉得不应该为私事请假，也没有时间请假。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个明信片：
“海鸥：接最后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门车站上车。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队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宣誓，12时进站。你就不必回来送我了。你姨夫送来一哈密瓜，极好。元元有信来，你母亲一切如常。
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时半。”
明信片到我手里时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经走了。我突然意识到，爸爸连发三封信给我，封封说不必送，实际上就是想让我送他。爸爸走时没有人送，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带口地相送。我想象着爸爸，在火车站东张西望，在最后一刻仍然希望亲人的身影出现，不禁痛哭起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应该回家帮爸爸整理行装，与爸爸话别。
我不再管校长会说我什么，马上请假回家，我的心里充满对家的眷恋。家里空了，只有爸爸给我留的一块哈密瓜。
几十年来，对这件事的追悔如毒蛇一样地咬着我的心，一想起来心就疼，就要流泪。这最后一张明信片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日记本里。如果问，这一辈子你最后悔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我没能送爸爸去干校。
5
当父母的对儿女的操心是没有尽头的。二老在干校里，操心在新疆老大的暴烈性格，操心在山西老三的羸弱身体，操心在内蒙老四的无着无落。我在北京有个平稳的工作，他们也操心，操心我的婚姻大事。
爸爸妈妈到干校后，我一个人留在京郊，农村学校接触面狭窄，很难“自由恋爱”，只能通过介绍人“找对象”。给我介绍对象的人还不少，这又牵动了爸爸的心，担心“对象”，更担心介绍人，一下子世界上好像没有好人了。他又亲自写信来：
“……这事关系你一生的幸福和工作，当父母的特别关心，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介绍人的情况，实在使人不敢相信。了解一个人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连介绍人也只是了解个皮毛，这是常有的事。我认识的人中，就有这种情形，介绍人倒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可是结婚后非常不合适，弄得精神极端痛苦不说，甚至影响工作，弄到后来还是离婚了事。能离婚还算好的，甚至还有更悲惨的，这种事情听说得多了，对于一个不知根底的人不能不十分慎重。由于生活圈子不同，对所交对象调查研究有困难，也是使人担心的一个原因。……（以上在工地上写）”
爸爸如此忧虑，简直失去了对女儿交往能力的基本估计，其实“找对象”没有那么可怕。我到底还是通过介绍人，找了一个“对象”。爸爸一百个不放心，决定回北京看个究竟。向干校请假还得演一出戏，1972年的春节，我给爸妈打了个电报：“克阳胃出血住院，速归”。爸爸回来了，身负着相女婿的的重任。
爸爸和未来的女婿见了面，吃了饭。没说什么，回干校了。我等待着爸爸的评语，我知道，爸爸一般什么家事都不管，要管态度就非常坚决，通常我们不敢违逆。爸爸来信了，他说，对这个人印象不错，只是觉得他太聪明，恐怕将来你会吃亏。在爸爸眼里，我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女孩。不过至少爸爸没有反对。
其实爸爸又多虑了，到了“将来”，吃亏受气的不是女儿倒是女婿，而爸爸则非常喜欢这个女婿。
6
女儿嫁出去了，爸爸还是不能省心，1975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妊娠反应强烈，此时丈夫正在干校养猪，帮不上什么忙。消息又传来，因为丈夫把猪儿养得又肥又壮又多产，领导决定让他再留干校一年，大力弘扬养猪事业。爸爸看着我心疼，写信给他，让他离开干校照顾我。他说：
“成忠：
海鸥怀孕反应较强烈，不想吃东西，她说上星期七八天只吃了一斤栗子，其他什么都没吃。按你妈过去的经验，这种反应要持续很久，至少四五个月吧。
大约明年初夏生产，生产前后需要人照顾，小孩也需要精心喂养。你明年如果还在干校，就诸多不便了，她一个人在家肯定会有许多困难。我和你妈的意见，明年你还是不在干校，回体院，就近照顾一下才妥当，此事望你认真考虑一下，及时跟领导谈谈。我觉得你们干校为了多养猪而留人多干一年，是没有道理的。走五七道路的目的是锻炼思想，而不是打什么生产上的翻身仗。当然我这话不必给领导讲。家中一切都好，勿念。
爸 1975.10.27”
本来这是母亲应该操心的事情，可爸爸视为大事，只有大事爸爸才亲自动笔。丈夫从干校回来了。我给爸爸生了一个健康的外孙。
7
我的第二个孩子让爸爸操透了心。
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时，北京已经严禁生第二胎。既然已经有了，我就不能把她扼杀在萌芽状态。为此我在怀孕期间和生孩子以后吃尽了苦头，“咎由自取”，不提也罢。我感到愧疚的是，爸爸妈妈并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小生命已经形成，他们也就不再责怪我什么，而是和我一起担惊受怕，一起承受非人性的压力和屈辱。本来我已成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不料我的领导，一个身材细长秃顶戴眼镜的家伙，竟跑到爸爸妈妈的家，历数我的“劣迹”，上纲上线，所用均是文革语言。这还不够，又斥责他们纵女“犯罪”，极尽侮辱之能事。他们走后，我从没见爸爸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忿忿地连说：“党棍！纯粹是党棍！”
生完孩子后爸爸立即把我接到他自己的家里，为的是让我安心恢复身体，躲开各级领导的上门讨伐。家里有个“月孩和月婆”，总不免噪杂混乱，爸爸那阵正在翻译《战争与和平》，就在这个环境中，坚持工作着。翻译累了，就到我的房间，看看面目姣好的外孙女，叹一声：“可怜，一生下来，世界就与之为敌。”
两个月后，我回到自己家，爸爸一百个不放心，写信来询问：
“成忠、海鸥：
你们回去后，情况如何？有没有逼你们搬房子？你们的申诉递上去没有？
处分决定的原文抄一份给我，寄至出版社。由我名义申诉的问题还没想好，不知向哪方面，向谁申诉较有效。我打听出北京市委管计划生育的是白介夫，也可以向他申诉。
事已至此，也不必太着急，尽可能保持乐观情绪，注意自己的身体，暂时的困难会有的，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养好孩子就是了。 爸1982.3.23”
值得告慰爸爸妈妈的是我的女儿健康美丽自由成长。她为她的生命感谢外公外婆。
8
1988年我出国了，去读博士。爸爸亲自到机场为我送行。爸爸这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因为将远隔重洋而心疼还是因为我留洋读书而自豪？我不知道，虽然与亲人分离也难过，也哭，但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来不及考虑那么多。
出去了，才知道国外的生活像个严厉的教师，你必须得通过它设置的重重难题。首先碰到的是孤独。白天街上就不见人影，晚上更是死一般沉寂。异样的语言和面孔包围着，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想的梦的全是亲人。好不容易盼来了第一封家信，我拿着信跑到附近的大公园，坐在草地上阅读，读着不禁大哭，我真想马上回到亲人的身边。我写信告诉他们，我想回去。
爸爸马上给我回了信：
“你这次去澳洲，经历了千辛万苦，到了目的地，一切似乎皆不如意，想家，挂念子女，生活不习惯，其实这一切都是意中事，刚到国外的人，大抵都是如此，这是必经的过程，我相信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北京离澳万里，相隔千山万水，好像十分遥远，其实也不过大半天的航程，比体院（我家）到崔府（娘家）还近。北京家中的一切，你不必担心。成忠他们的生活完全无虑，我手中还有点余钱，每月可以补贴一些，让他们过得比你在京时还要好，你刚到一个新环境，当然不习惯，要不了半年，你过了语言关，就会自由自在了。主要的是要尽快过语言关，你有英语的基础，相信很快就能掌握语言了。
一切都刚刚开始，要自强不息，坚持下去，精神不能垮！……”
爸爸还给我寄来了两张太极拳级别的证明，希望可以以此在澳洲谋求一条生路。
爸爸的信给了我很大勇气，我坚持了下来，在澳洲站住了脚。一年后，我的丈夫孩子都到了澳洲。
9
我的精神没有垮，台湾的长兰姑姑说刘家人的血液里都有“决不妥协”的因子。我也是。
可是身体却由不得自己，出了问题。到澳洲的第三年，我被诊断长了脑瘤，动了手术，再过五年，脑瘤又复发，再作治疗。这些事情我长时间瞒着爸爸妈妈，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面对病魔和死神，自己却琢磨透了一个道理，这一辈子都在为了什么而做什么，唯独没有为了自己作些什么。我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的桂冠，把劳什子“子曰诗云”扔得远远的。
放弃了名和利，我过得很轻松，精神愉快。我和爸爸妈妈讲明了我的想法。我知道爸爸曾经一直为我出国“读博士”而骄傲，他的内心一定很失望，但是他毫不犹豫表示赞成。他对我的心疼始终是第一位的。
不读书，也没有工作，拿着政府的病残补贴，生活的确有些拮据。我不说，爸爸一定也想得到，阔别中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爸爸一定要把他仅有的五百美元送给我，那情景成为我永远不能释怀的愧疚……
10
1997年海燕到澳洲来探望我。古道热肠的海燕见我们一家四口人仍然租住两个睡房的公寓，心疼不已，捶胸顿足，当下就借给了我三万美金，让我们买一间像样点的房子。哪知海燕回国后听了一些人的蛊惑，后悔了，立刻来信收回三万元。我知道姐姐的秉性，凡事并无定见，就写信告诉她，房子不买了，钱马上还给她，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同情和理解。
本来姐妹之间的事到此就完结了。爸爸无意中看到了我的信。我可以想到他看信后定是心如刀搅，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
“海鸥、成忠和孩子们：
我几乎没有给你们写过信，这太不应该了，前两天从你母亲处拿来海鸥的四封信，最近的信也已经是七月间发出的，这些信带回我的住处，细细看了两遍，其中特别是1998年4月9日一封信，是我感触良深，促使我匆匆拿起笔来写这封短信。
关于海燕借钱事，海燕向我提起过，现在海燕要取回那笔钱，害得你们买房子事告吹。我正是为这件事写信。我的意见是你们不要从银行取出那笔钱换成人民币还海燕，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由我还给她，连本带利一起还，那三万元就算我借你们的。我这样说了，我一定照办，你们也一定听我的话，一定依我所说的办，千万，千万。
你们会问，这样办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我告诉你们，“丝毫没有影响”。我有超过这个钱数的稿费，再多拿出一点也没关系。第二个问题：“何时还？”我的回答是不限时，何时大田和又佳能挣钱，有多余的钱时，那时再说。还不还不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大田、又佳努力学习，能成材，我就高兴了。
我这话说一不二的，并坚决办到，你们不必提出什么异议了，令我心不安。来信告诉我应还海燕多少钱。我没有海燕在美国的通讯处，由海鸥给海燕写信告诉她我的决定就行了。”
爸爸的信通篇浸透着他对五十多岁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居无定所”的深深忧虑，为此他要拿出自己的养老积蓄为我买房。我何德何能，受爸爸如此眷顾？！这么多年了，作女儿的从来无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反而父亲要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周济女儿。我绝对不能要爸爸的钱。我立即回信，坚决地婉转地拒绝了爸爸的馈赠。
爸爸后来没再提替我还账的事了，可是女儿的窘况他始终未能释怀，年底我回国探亲，爸爸竟说，我死后就把我的房子给你吧。爸爸说得很轻松，我却感到更加沉重，仿佛整个房子的重量都压在心上。我仍然没有接受，因为这样对其他姐妹不公平。
我感到沉重的是，我始终不能让爸爸为我心情轻松愉快。因为我的性格自由不羁我行我素，后半辈子过的总是磕磕绊绊的，这磕磕绊绊象拴在爸爸心坎上的一根绳子，时常把他的心抽得一紧一紧。都五十多岁了，还在让他失望。
其实我的秉性很像爸爸，淡泊名利，视物质财富为浮云。我在国外除了没有房子，生活得很好。虽然多病，我精神生活丰富愉快，我写文章，画油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的文章连连得奖，我的油画常有人索要，我义务教授的学生们非常热爱我，我的各路朋友一大群。这些我很少跟爸爸讲，我觉得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琐事，不值一提。爸爸去世后我翻阅爸爸的日记，才知道他对女儿以至孙儿们所有的生活小事都细细咀嚼，津津乐道，铭记在心。
我万分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对爸爸多讲讲我的生活，让他知道女儿在海外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他一定会为我高兴，一定会为我骄傲。
2005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花园房屋，可惜爸爸那时已经走了四年了。
11
细细想来，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让爸爸为我骄傲，就是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考时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圆了我自己上大学的梦，成了刘家这一代第一个进入大学堂的人。
这一辈子我只为爸爸做了这一件事，1979年召开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我给大会主席周扬写了一封长信，痛说爸爸无房之苦，不久由周扬亲自批准，爸爸得到了在大北窑的一套房子。
这一辈子其余的事情，我总是麻烦爸爸。我给爸爸的太少太少，他给我的我永远不能再报答。我将后悔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