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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字里行间的爱(爸爸给我的信)

写在字里行间的爱(爸爸给我的信)

博客

写在字里行间的爱(爸爸给我的信)

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

刘海鸥

爸爸年轻时家里请人给他算了一命,别的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一条:“命中无子”,因为后来应验了。爸爸没有儿子,连着得了四个女儿。生老三老四时,妈妈总是无奈地说,又是个女的,爸爸说,她会和其他孩子一样受到疼爱。

爸爸给了四个女儿同样深厚的父爱。每个女儿都能写出长长的父爱的故事,我这里写的是写爸爸对我的爱和我对爸爸的爱。

爸爸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的爱,他的爱多见诸字里行间。爸爸留下了很多日记,讲儿女情长的很少,偶尔有记,则是情意拳拳。爸爸这一辈子给我写的信也不多,却总是在我生活最关键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飞到我身边。这些信深深地流露着爸爸对我的执爱和关切,我视为珍宝,保留至今。

1

1965年我高中毕业,我在报考大学的志愿书上填了北大中文系、师大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们并没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秋季的某一天,我坐立不安地等着大学发通知。邮递员一天来两次,上午收到的是录取通知,下午才发不录取通知。上午邮递员来过了,没有我的信。我的心凉了半截,怀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没准信件晚到了,下午也许会收到录取信。

下午,几个同学来找我,历数谁谁谁考上哪哪哪,我的心已经降到了冰点,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当我再清醒过来时,眼前是蓝天晃动,五六个人抬着我正在走路,他们说我晕倒了跌在地上。

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沉默良久。我打心眼里可怜他,觉得对不起他的期盼。爸爸最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他心里明白因为他的父亲,孩子们受到了牵连。

没几天爸爸去了河南搞四清,带着一片忧心走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失落,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前面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军队的女儿”作榜样。姐姐海燕已经走王震的后门,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决定到新疆去。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当中学老师。对于父母来说,除去上大学,这个工作也还差强人意。可是我和中了邪一样,拒绝接受分配,只是一个心思——新疆。

爸爸在河南知道了我的决定,立刻千里外搬兵,写信请他的表弟,一个北京中学老师到我家来游说。表叔说,你现在是一腔热血,将来会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找对象结婚生孩子都不容易,还是在北京好。我非常的心高气傲,想:瞧瞧,这就是一个在城市里当老师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里变得这么俗不可耐,我更要离开城市。其实表叔所说,何偿不是父母所担心的呢?多少年后有了孩子才觉得他的“庸俗”确实有道理。

父母的努力挽留失败了。妈妈迫于无奈,找了王震的关系,这个后门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很容易走通,少一个城市户口还不是好事情?手续很快就办妥了,我定于过了“十一”就赴疆,剩下的事情就是去农垦部领取车费安家费,买火车票。

爸爸也知道了我的动向。想来他必是心如刀绞,大女儿已经去了新疆,情况并不乐观。现在二女儿又要走了。他甚至没法集中精力干活,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屯谷茬,在刨谷茬时杂念联翩。总在想念孩子。想念海燕,担心她不安心工作,闹出事来。想念海鸥,怕她不够坚强,远离家乡,生活不习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痛苦。孩子,坚强点,让父母安心点。”

爸爸的日记多是记事,几乎没有表露感情的内容,多少年后看到这篇日记,我的心在流泪。

我终没去成新疆,妈妈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严厉批评她支持女儿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失去了党性立场。责成她立即制止此事,并作深刻检讨。我最后还是无奈地当了老师。

爸爸知道了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写道:“海鸥的工作确定,我就安心了。远离身边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难过。海燕后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后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经过的阶段,过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内心是矛盾的,对党的忠诚及对亲人的心疼。“真使人难过”一词道尽了爸爸心中对女儿全部的爱。幸亏我没有去新疆。

2

我在师院附中当实习老师,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化革命顾名思义是革文化及文化人的命。在学校老师就是革命对象,年轻老师也不能幸免,我也在被革之列。

我常被学生辱骂,推搡,这也倒罢了,斗争还在升级。

六月我和学生一起去农村夏收。学生横眉立目地监视着我,不过他们抓不到把柄,我最爱干农活,历来劳动第一名。轮到我们班帮厨那天,我拿起菜来要洗,大师傅赶紧说你放下。菜刀不让我摸,包子也不让我做,总之一切进口的东西都不让我碰。几个学生像防贼一样盯着我,大师傅也用一种奇特的眼光看我。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十分委屈,只好扫扫地擦擦桌子,实在没事就打苍蝇。

哪知回到学校,谩骂和侮辱的大字报在等着我,初中小孩更是对我拳打脚踢,恶言辱骂,弄得我晕头转向。再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更是荒诞无稽,说我下乡时,在厨房把马粪和捉到的苍蝇放到学生的饭菜里,毒害革命学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我的“反革命罪行”立即引起“公愤”,遭到学生批斗和打骂。

我回家说了此事,爸爸万分心疼,说学校肯定有问题。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北京市委,要求制止学生打老师的行为,信中说:

“请赶快制止师院附中打人现象

师院工作队负责同志:附中的革命运动自六月一日开展以来,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形势是好的。

但据了解,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打人现象现在仍然一再发生。运动刚开始革命左派激于义愤,打个把黑帮分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组到附中已经二十多天,打人现象仍在继续,这样坏人就可能乘机捣乱。坏人打着红旗搞混战一场的阴谋,利用学生没有斗争经验,挑拨左派革命学生殴打一些中间的,或一时被黑线蒙蔽的老师,或一时还没有站稳立场的老师。这样不分敌我友地乱打一阵,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是迅速制止这种现象,赶快加强附中运动的领导的时候了。引导学生进行说理斗争,不然会给运动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1966年6月”

我不知道爸爸写了这么一封信,在爸爸去世整理他的日记及信件草稿中才发现的。看到爸爸焦虑的话语,我唏嘘不已。我能体会,他想到女儿受到的侮辱时必是心如锥刺。他的信件在当时必然是石沉大海。但即便是一粒小石子,他也要投入沧海,力图激起一些浪花。

后来我又遭到了严厉的暴打,鼻青脸肿,背臀紫黑。我瞒过了父母,只是淡淡地说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我不能让已经朝不保夕的他们再为我伤心了。

3

1967年,形势千变万化。由工人阶级夺权而引发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越演越烈,最后上升为武装斗争。各省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横向联合成立了什么大联委,联合战斗军团之类。他们或冲击军区抢军火库,或得到军区的支持,用军队的步枪以至大炮武装起来。武器不够的则自制土枪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长矛。

我们这一代是在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熏染中成长的。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烽烟四起,全面内战,我内心充满了参加战斗的渴望和激情。我并没有想过正义非正义或具体地去捍卫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对战斗的向往,一种狂热,一种新奇感。我马上出发,哪儿战斗最激烈去哪儿。我去了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加入了当地的派性斗争,几经历险。

我从来没有理会父母是怎样地捏着一把汗等待我的消息。当我背着挎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里,爸爸妈妈的惊喜溢于言表,可是没几天,我又跑了。

八月,听说新疆那边闹得凶,我的心又跃跃欲试。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前几个月在云贵川虽然目睹武斗,但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更重要的还是海燕在那里。

我装好了绿帆布挎包,里面有一两件衣服、毛主席语录、扑克牌,还有一些假证件——我搞到了一个假学生证和一些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临走时,发现挎包不见了,到处找不到。原来是妈妈藏起来了,她担心我的安危,坚决不让我去。我气得不得了,跟妈妈大吵大闹,妈妈就是不把书包还给我。

没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来悄悄交给我,说他是从妈妈那里偷来的。他说你们去吧,小心点,见到海燕把她带回来。爸爸为她的没心没肺拼命三郎的性格日夜担忧。

新疆的确已经是腥风血雨,天天都有死人的事情发生。常有炸弹,大炮落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玻璃老是震得轰轰作响。奇怪的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中,我从来也没有害怕过。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觉得新鲜刺激,简直忘了给家里写信。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

“还是上月(八月)二十几号曾收到你们一封信,半个多月过去了,没有见你们来信,心中着实不安。中央近来又三令五申,叫外地串联的学生赶快回来,响应主席的战略部署,回本单位搞大批判,要相信地方的群众自己会闹革命,自己能够解放自己。你们应当响应中央的号召,赶快回来吧!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你们带的衣服又少,病在外地怎么得了。

海燕来电,说要回来,可能已经在途中,我曾给她一电报,谓,‘父肺癌病危,速归。’

你们千万不要到新疆的外县去串连,那里全是少数民族,言语不通,既无法调查更无法做支援工作。少数民族中有一些坏人,对汉人特别仇恨,你们女孩子去他们中间特别不合适。

赶快回来吧,父母日夜挂念你们,寝食不安。回本校闹革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响应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即使牺牲了,也不会是重如泰山,望你们再三思之。                      爸 1967.9.12”

海燕得知我到了新疆,不管不顾溜到了乌鲁木齐,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说爸爸得了肺癌。我一则以喜二则以惊,本来假电报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爸爸给我的信中也说发了假电报,可是爸爸没和我们说过假话,我也拿不准爸爸的病是真是假了。我立即把海燕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直到海燕电告我爸爸没事,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尽管找到了海燕,我还是不打算回家,按照原来的计划下专区县,沿着乌伊公路(乌鲁木齐到伊宁)西进直到伊宁。行程只走了一半,前方战事紧张,车子过不去了。我这才折回头。

我真是不懂事,我根本不去体会父母的心焦,总是我行我素。

4

1969年5月7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个“最新最高指示”。是对东北柳河干部学校的批示。即所谓的“五七批示”。于是像中国所有的事情一样,上面一句话,下面雷厉风行。全国各大小机关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辉的五七道路”。被毛主席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干脆撤销,爸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单位一起连锅端到了湖北咸宁。在动员大会上,军代表告诉知识分子,你们就在那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出发干校的日子一改再改。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前夕,爸爸们突然接到指示立刻离京。爸爸离开北京的时间是9月26日,中秋节的前一天。这是军宣队特意挑选的日子,就是不让你们在家里过中秋团圆节,这种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节日,是不利于贯彻五七指示,不利于干部的思想革命化的。

我那阵被中学派到东玉河小学的初中戴帽班教书。就是这个时候,爸爸要走了。他给我寄来一个明信片,说某天要坐火车离京赴干校。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里。过几天爸爸又来了一封明信片,说时间又改在某天,我还是没在意。我觉得不应该为私事请假,也没有时间请假。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个明信片:

“海鸥:接最后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门车站上车。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队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宣誓,12时进站。你就不必回来送我了。你姨夫送来一哈密瓜,极好。元元有信来,你母亲一切如常。

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时半。”

明信片到我手里时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经走了。我突然意识到,爸爸连发三封信给我,封封说不必送,实际上就是想让我送他。爸爸走时没有人送,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带口地相送。我想象着爸爸,在火车站东张西望,在最后一刻仍然希望亲人的身影出现,不禁痛哭起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应该回家帮爸爸整理行装,与爸爸话别。

我不再管校长会说我什么,马上请假回家,我的心里充满对家的眷恋。家里空了,只有爸爸给我留的一块哈密瓜。

几十年来,对这件事的追悔如毒蛇一样地咬着我的心,一想起来心就疼,就要流泪。这最后一张明信片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日记本里。如果问,这一辈子你最后悔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我没能送爸爸去干校。

5

当父母的对儿女的操心是没有尽头的。二老在干校里,操心在新疆老大的暴烈性格,操心在山西老三的羸弱身体,操心在内蒙老四的无着无落。我在北京有个平稳的工作,他们也操心,操心我的婚姻大事。

爸爸妈妈到干校后,我一个人留在京郊,农村学校接触面狭窄,很难“自由恋爱”,只能通过介绍人“找对象”。给我介绍对象的人还不少,这又牵动了爸爸的心,担心“对象”,更担心介绍人,一下子世界上好像没有好人了。他又亲自写信来:

“……这事关系你一生的幸福和工作,当父母的特别关心,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介绍人的情况,实在使人不敢相信。了解一个人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连介绍人也只是了解个皮毛,这是常有的事。我认识的人中,就有这种情形,介绍人倒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可是结婚后非常不合适,弄得精神极端痛苦不说,甚至影响工作,弄到后来还是离婚了事。能离婚还算好的,甚至还有更悲惨的,这种事情听说得多了,对于一个不知根底的人不能不十分慎重。由于生活圈子不同,对所交对象调查研究有困难,也是使人担心的一个原因。……(以上在工地上写)”

爸爸如此忧虑,简直失去了对女儿交往能力的基本估计,其实“找对象”没有那么可怕。我到底还是通过介绍人,找了一个“对象”。爸爸一百个不放心,决定回北京看个究竟。向干校请假还得演一出戏,1972年的春节,我给爸妈打了个电报:“克阳胃出血住院,速归”。爸爸回来了,身负着相女婿的的重任。

爸爸和未来的女婿见了面,吃了饭。没说什么,回干校了。我等待着爸爸的评语,我知道,爸爸一般什么家事都不管,要管态度就非常坚决,通常我们不敢违逆。爸爸来信了,他说,对这个人印象不错,只是觉得他太聪明,恐怕将来你会吃亏。在爸爸眼里,我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女孩。不过至少爸爸没有反对。

其实爸爸又多虑了,到了“将来”,吃亏受气的不是女儿倒是女婿,而爸爸则非常喜欢这个女婿。

6

女儿嫁出去了,爸爸还是不能省心,1975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妊娠反应强烈,此时丈夫正在干校养猪,帮不上什么忙。消息又传来,因为丈夫把猪儿养得又肥又壮又多产,领导决定让他再留干校一年,大力弘扬养猪事业。爸爸看着我心疼,写信给他,让他离开干校照顾我。他说:

“成忠:

海鸥怀孕反应较强烈,不想吃东西,她说上星期七八天只吃了一斤栗子,其他什么都没吃。按你妈过去的经验,这种反应要持续很久,至少四五个月吧。

大约明年初夏生产,生产前后需要人照顾,小孩也需要精心喂养。你明年如果还在干校,就诸多不便了,她一个人在家肯定会有许多困难。我和你妈的意见,明年你还是不在干校,回体院,就近照顾一下才妥当,此事望你认真考虑一下,及时跟领导谈谈。我觉得你们干校为了多养猪而留人多干一年,是没有道理的。走五七道路的目的是锻炼思想,而不是打什么生产上的翻身仗。当然我这话不必给领导讲。家中一切都好,勿念。

                                 爸 1975.10.27”

本来这是母亲应该操心的事情,可爸爸视为大事,只有大事爸爸才亲自动笔。丈夫从干校回来了。我给爸爸生了一个健康的外孙。

7

我的第二个孩子让爸爸操透了心。

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时,北京已经严禁生第二胎。既然已经有了,我就不能把她扼杀在萌芽状态。为此我在怀孕期间和生孩子以后吃尽了苦头,“咎由自取”,不提也罢。我感到愧疚的是,爸爸妈妈并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小生命已经形成,他们也就不再责怪我什么,而是和我一起担惊受怕,一起承受非人性的压力和屈辱。本来我已成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不料我的领导,一个身材细长秃顶戴眼镜的家伙,竟跑到爸爸妈妈的家,历数我的“劣迹”,上纲上线,所用均是文革语言。这还不够,又斥责他们纵女“犯罪”,极尽侮辱之能事。他们走后,我从没见爸爸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忿忿地连说:“党棍!纯粹是党棍!”

生完孩子后爸爸立即把我接到他自己的家里,为的是让我安心恢复身体,躲开各级领导的上门讨伐。家里有个“月孩和月婆”,总不免噪杂混乱,爸爸那阵正在翻译《战争与和平》,就在这个环境中,坚持工作着。翻译累了,就到我的房间,看看面目姣好的外孙女,叹一声:“可怜,一生下来,世界就与之为敌。”

两个月后,我回到自己家,爸爸一百个不放心,写信来询问:

“成忠、海鸥:

你们回去后,情况如何?有没有逼你们搬房子?你们的申诉递上去没有?

处分决定的原文抄一份给我,寄至出版社。由我名义申诉的问题还没想好,不知向哪方面,向谁申诉较有效。我打听出北京市委管计划生育的是白介夫,也可以向他申诉。

事已至此,也不必太着急,尽可能保持乐观情绪,注意自己的身体,暂时的困难会有的,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养好孩子就是了。                                爸1982.3.23”

值得告慰爸爸妈妈的是我的女儿健康美丽自由成长。她为她的生命感谢外公外婆。

8

1988年我出国了,去读博士。爸爸亲自到机场为我送行。爸爸这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因为将远隔重洋而心疼还是因为我留洋读书而自豪?我不知道,虽然与亲人分离也难过,也哭,但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来不及考虑那么多。

出去了,才知道国外的生活像个严厉的教师,你必须得通过它设置的重重难题。首先碰到的是孤独。白天街上就不见人影,晚上更是死一般沉寂。异样的语言和面孔包围着,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想的梦的全是亲人。好不容易盼来了第一封家信,我拿着信跑到附近的大公园,坐在草地上阅读,读着不禁大哭,我真想马上回到亲人的身边。我写信告诉他们,我想回去。

爸爸马上给我回了信:

“你这次去澳洲,经历了千辛万苦,到了目的地,一切似乎皆不如意,想家,挂念子女,生活不习惯,其实这一切都是意中事,刚到国外的人,大抵都是如此,这是必经的过程,我相信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北京离澳万里,相隔千山万水,好像十分遥远,其实也不过大半天的航程,比体院(我家)到崔府(娘家)还近。北京家中的一切,你不必担心。成忠他们的生活完全无虑,我手中还有点余钱,每月可以补贴一些,让他们过得比你在京时还要好,你刚到一个新环境,当然不习惯,要不了半年,你过了语言关,就会自由自在了。主要的是要尽快过语言关,你有英语的基础,相信很快就能掌握语言了。

一切都刚刚开始,要自强不息,坚持下去,精神不能垮!……”

爸爸还给我寄来了两张太极拳级别的证明,希望可以以此在澳洲谋求一条生路。

爸爸的信给了我很大勇气,我坚持了下来,在澳洲站住了脚。一年后,我的丈夫孩子都到了澳洲。

9

我的精神没有垮,台湾的长兰姑姑说刘家人的血液里都有“决不妥协”的因子。我也是。

可是身体却由不得自己,出了问题。到澳洲的第三年,我被诊断长了脑瘤,动了手术,再过五年,脑瘤又复发,再作治疗。这些事情我长时间瞒着爸爸妈妈,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面对病魔和死神,自己却琢磨透了一个道理,这一辈子都在为了什么而做什么,唯独没有为了自己作些什么。我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的桂冠,把劳什子“子曰诗云”扔得远远的。

放弃了名和利,我过得很轻松,精神愉快。我和爸爸妈妈讲明了我的想法。我知道爸爸曾经一直为我出国“读博士”而骄傲,他的内心一定很失望,但是他毫不犹豫表示赞成。他对我的心疼始终是第一位的。

不读书,也没有工作,拿着政府的病残补贴,生活的确有些拮据。我不说,爸爸一定也想得到,阔别中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爸爸一定要把他仅有的五百美元送给我,那情景成为我永远不能释怀的愧疚……

10

1997年海燕到澳洲来探望我。古道热肠的海燕见我们一家四口人仍然租住两个睡房的公寓,心疼不已,捶胸顿足,当下就借给了我三万美金,让我们买一间像样点的房子。哪知海燕回国后听了一些人的蛊惑,后悔了,立刻来信收回三万元。我知道姐姐的秉性,凡事并无定见,就写信告诉她,房子不买了,钱马上还给她,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同情和理解。

本来姐妹之间的事到此就完结了。爸爸无意中看到了我的信。我可以想到他看信后定是心如刀搅,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

“海鸥、成忠和孩子们:

我几乎没有给你们写过信,这太不应该了,前两天从你母亲处拿来海鸥的四封信,最近的信也已经是七月间发出的,这些信带回我的住处,细细看了两遍,其中特别是1998年4月9日一封信,是我感触良深,促使我匆匆拿起笔来写这封短信。

关于海燕借钱事,海燕向我提起过,现在海燕要取回那笔钱,害得你们买房子事告吹。我正是为这件事写信。我的意见是你们不要从银行取出那笔钱换成人民币还海燕,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由我还给她,连本带利一起还,那三万元就算我借你们的。我这样说了,我一定照办,你们也一定听我的话,一定依我所说的办,千万,千万。

你们会问,这样办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我告诉你们,“丝毫没有影响”。我有超过这个钱数的稿费,再多拿出一点也没关系。第二个问题:“何时还?”我的回答是不限时,何时大田和又佳能挣钱,有多余的钱时,那时再说。还不还不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大田、又佳努力学习,能成材,我就高兴了。

我这话说一不二的,并坚决办到,你们不必提出什么异议了,令我心不安。来信告诉我应还海燕多少钱。我没有海燕在美国的通讯处,由海鸥给海燕写信告诉她我的决定就行了。”

爸爸的信通篇浸透着他对五十多岁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居无定所”的深深忧虑,为此他要拿出自己的养老积蓄为我买房。我何德何能,受爸爸如此眷顾?!这么多年了,作女儿的从来无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反而父亲要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周济女儿。我绝对不能要爸爸的钱。我立即回信,坚决地婉转地拒绝了爸爸的馈赠。

爸爸后来没再提替我还账的事了,可是女儿的窘况他始终未能释怀,年底我回国探亲,爸爸竟说,我死后就把我的房子给你吧。爸爸说得很轻松,我却感到更加沉重,仿佛整个房子的重量都压在心上。我仍然没有接受,因为这样对其他姐妹不公平。

我感到沉重的是,我始终不能让爸爸为我心情轻松愉快。因为我的性格自由不羁我行我素,后半辈子过的总是磕磕绊绊的,这磕磕绊绊象拴在爸爸心坎上的一根绳子,时常把他的心抽得一紧一紧。都五十多岁了,还在让他失望。

其实我的秉性很像爸爸,淡泊名利,视物质财富为浮云。我在国外除了没有房子,生活得很好。虽然多病,我精神生活丰富愉快,我写文章,画油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的文章连连得奖,我的油画常有人索要,我义务教授的学生们非常热爱我,我的各路朋友一大群。这些我很少跟爸爸讲,我觉得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琐事,不值一提。爸爸去世后我翻阅爸爸的日记,才知道他对女儿以至孙儿们所有的生活小事都细细咀嚼,津津乐道,铭记在心。

我万分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对爸爸多讲讲我的生活,让他知道女儿在海外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他一定会为我高兴,一定会为我骄傲。

2005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花园房屋,可惜爸爸那时已经走了四年了。

11

细细想来,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让爸爸为我骄傲,就是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考时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圆了我自己上大学的梦,成了刘家这一代第一个进入大学堂的人。

这一辈子我只为爸爸做了这一件事,1979年召开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我给大会主席周扬写了一封长信,痛说爸爸无房之苦,不久由周扬亲自批准,爸爸得到了在大北窑的一套房子。

这一辈子其余的事情,我总是麻烦爸爸。我给爸爸的太少太少,他给我的我永远不能再报答。我将后悔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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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铿锵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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