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的复课闹革命 （画说一生第十八集）
农村学校的复课闹革命 （画说一生第十八集）
1968年我被分配到海定区永丰中学。老师中的运动搞得人心惶惶（见第十七集），学生这边同样不好受。
学校正处于“无政府主义”最鼎盛的时期，老师的威风早已打翻在地。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学生们喊老师外号的声音，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喊。我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有了一个外号——“缩脖坛子”，叫快了又变成“醋坛子”。我胖，脖子短，冬天穿了厚厚的棉袄，脖子完全看不见了。“醋坛子”还有发酵膨胀的意思（说起来，不得不佩服这些孩子外号取得形象）。不仅学生喊，甚至不论到哪个村子，连那些光屁股的小孩也追在后面大呼“醋坛子”。我的自尊心再次大大地受到伤害。
虽说已经开始了“复课闹革命”，重点还是落在“闹革命”上，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材，不用备课，你随心所欲地出点子吧，只要与“革命”有关就能混过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抄毛主席语录，带一本《毛主席语录》上课就够。上了讲台先敬祝一番，然后老师在黑板上写语录，学生在本子上抄，抄了一会儿，他们就没了耐心，课堂里又开始翻天。“你们对毛主席什么感情”这样的指责早就成了学生的耳旁风。实在上不下去课了，就让大家一起念《老三篇》，这倒深受欢迎，不用动脑筋，不用费力气，哇啦哇啦大声一念，时间就过去了。再不行就唱革命歌曲，这是学生最喜爱的，个个抻着脖子扯着嗓子喊，声音把房顶都快掀翻了。上课时间你听吧，老三篇或革命歌曲的狂吼从哪个教室中传出来，不用问，准知道那儿的课又上不下去了。一节课一节课就这么打发了，真叫误人子弟呀。
学生的心已经被文革初期的轰轰烈烈的造反行动弄得野性难收，想尽了坏招子捣乱。几乎所有教室窗户是玻璃都没有了，刚刚安好新玻璃，就会听到“哐啷”一声玻璃打碎的声音，然后就是一阵欢呼“玻璃翠（一种在六十年代风行的家庭栽培植物）！”（图中女孩说“你发了”是郊区农村骂人的话）
学校管也管不过来，干脆不装玻璃了，由各班老师给自己教室的窗户糊上报纸。报纸当天就被撕掉，冬天冷风呼呼地灌进来，坐窗户附近的同学就不断地嚷嚷冷，把课桌搬到远离窗户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教室里桌椅于是横不成排竖不成行，呼啦啦一大片。这还不算，搬迁过去的学生或被“原住民”排挤或受到“原住民”的热烈欢迎，不管哪种情况，都可以用“打成一片”这个词来形容。
课堂就像是一个市场，课上女生旁若无人地大声聊天，男生肆无忌惮地追跑打闹，干什么的，说什么的都有，还有打架骂人的，满口与性有关的脏话，按下葫芦浮起瓢，就是没听讲课的。有一次一个学生上课公然抽烟，我过去从他课桌里搜出烟盒，是最便宜的 “战斗”牌，俗称“掐架”牌，一毛九一盒。里面还剩两根，我气哼哼地拿回宿舍自己给抽了（我怎么会抽烟的，以后会说）。
教室里吊着纸顶的天花板全都被捅破，长长短短的顶棚纸片挂在天花板上，顶子上一个个形状各异的黑窟窿中不时掉下一团陈年的灰土。如果是灰顶，学生们就玩“点天灯”。一个火柴盒一根火柴，不知道用了什么技巧，两个东西一摩擦，火柴燃烧着就飞上了天花板，沾在天花板上继续燃烧至烬，然后天花板上就留下一团黑色。每个教室的天花板都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黑烟斑。
桌子椅子没有一个囫囵的，桌面椅子面都与下面铁架脱节，桌腿椅腿已经开焊，东倒西歪，上课时经常有人连人带桌椅坍倒在地，引起全班大哗。我强忍着不笑，差点把嘴唇咬破。
学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大约是全公社唯一的一台，放在食堂，每晚放电视，永丰屯甚至大牛坊村屯佃村的学生和农民都来了，从各个教室搬出桌椅，坐着蹬着踩着，满满登登挤了一屋子。
电视演完了，就有人摸黑顺手牵羊搬走了学生的桌椅，顺走老师们的饭碗、勺子。我的一个精致的银勺就被他们偷走了。
每天上课总是缺桌子短椅子，学生为桌椅打架，老师去各教室借，好不容易找齐，一堂课也快完了。
后来去村里家访，才发现很多家都有学校的课桌椅，结结实实，完好无缺地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我带的第一个班是所谓的“老初三”，学生是永丰屯的。永丰公社是海淀区最落后的一个公社，而永丰屯又是全公社最穷的一个村子，生产队的分值也就五、六分，每年每个劳动力也就到手几十元。学生们看不到前途，到学校来就是混日子。
有些学生比我也就小两三岁，一下子摸到我没有经验的弱点，根本不把我这个班主任放在眼里。我的班是全校最混乱的一个班。
冬天，值日生应该提早到校生火，可是值日生总是踩着上课铃才到校，上课了火还没着起来，学生们搓手跺脚，甚至全班有节奏地跺脚表示抗议。为了避免求爷爷告奶奶地请学生早到生火的麻烦，我起床后马上先到教室去生火，没有生火经验，被烟熏得鼻涕眼泪直流。
好不容易把火生起来，学生也有捣乱的方法——呕烟，待火势刚刚稳定，就放湿煤进去，打开火盖，关上烟筒的风门，浓呛的烟立即布满教室，一片咳声，学生们都冲出教室，等门窗大开，浓烟散尽，教室里像冰窖一样，一堂课也过去了。
我最怕学校开大会，各班集合站队，然后排队去操场。学生成心和我捣乱，就是不排队，揪住这个那个跑，好不容易拉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再转身去教室叫人，出来一看，队伍又散掉，人都不知去了哪里。
一次整队，学生把我整得筋疲力尽，我又气又急，突然间觉得一下子垮掉了，再也没有力量和信心了，我的眼泪涌上来，急忙跑进宿舍。流完眼泪，想着还是要以工作为重，又推门出去了。只见二十多个小祖宗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整整齐齐地排在教室门口。眼睛里有点好奇又有点慌张地看着我。
我一遍一遍地阅读《实践论》《矛盾论》，按照“抓事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教导，在班上男女班长身上苦下功夫。女班长吆喝起来，满嘴脏话。奇怪的是同学们还都听她的。她家我常去，穷得不得了，低矮的土房，土炕土地，一堆孩子。一天早上我去她家通知什么事情，推门而入（那阵各家都不拴门的），一家人全都在睡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睡在一张大炕上，还全都光着身子。我吓得赶紧跑出来。心想难怪这些孩子骂起人来一清二楚，全都是床上的事。
一次我对学生们的捣乱已经无可奈何，站在讲台前一言不发，一个男孩子突然评论了一句：“独立寒秋”。用得太恰如其分了，我的脸立时绷不住了，噗哧笑了出来。一笑不要紧，全班以十倍的疯狂大笑来回应。还有一次我穿的灰蓝色的棉袄罩衣稍短，里面的玫瑰红色棉袄露了一条边，一走进教室，立刻吸引了学生的眼光，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个男生的声音：“红妆素裹”，我再也严肃不下去，又引起一场哄堂大笑。我发现自从接了这个班，我从来没给过他们一个笑脸，难怪看见我的笑，他们笑得那么开心。
那帮小祖宗一个学期后就“毕业”了，全都回家种田去了。读书有用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根本不学习原因。
送走了这一班，领导把我安排到离校很远的东玉河村教小学“戴帽班”。所谓戴帽班就是为了方便学生免走十几里地，而把中学搬到小学去上的一种新教学方式。老教师根本派不动，就让新教师去。
东玉河十分偏僻，离公共汽车站有十多里，还要穿过一大片庄稼地。周末回家路上，心情非常紧张，就在不久前，那片庄稼地里曾经有一个少女被人强奸后勒死。区里来的警察长时间破不了案，北京市公安局派来一个脚印专家，让东玉河的男性都在他面前走一遍，最后断定是本村一个男青年作的案。
平日晚上不让回家，实在无聊，约上邻村的老师，到供销社买上一瓶二锅头，两毛钱粉肠，一包江米条，一包排叉，总共花上块把钱，在老师们租住的农舍里，围着火炉摆上一桌，推杯把盏，骂骂各自的领导，说说张老师长李老师短，就这样度过寒冬寂寥的夜晚，我们称之为“穷欢乐”。
“带帽班”只办了一年就办不下去了，连老师带学生一起回了中学。
从东玉河回来，又给我一个乱班。我不相信一个一个学生做工作还搞不好一个班。我利用下课和晚上时间一个村一个村地家访。碰上下大雨或下大雪的天气，没有几个学生到校上课，只好放假。如果开恩不安排政治学习，就是老师们最轻松愉快的时刻，女老师聚集在一间宿舍，织着毛活，聊着大天，男老师下棋打扑克。我则利用这时间冒着雨雪家访，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表扬他们的那怕是一点点优点。班上几乎每家都去过了，个别生或班干部的家去了不知多少次。
我对孩子们非常关心，一个学生在班上不断地咳嗽，我给了他一瓶咳嗽药，吃后见好。一个学生劳动时耳部被另一个学生用铁锹无意砍伤，我马上骑车带他上卫生院，自己掏钱给他看病，处理后又把他送回家。一个孩子坐二等车，在学校门前坑洼不平的路上摔下去，胳臂脱臼。我立刻带她去村里土医生处正骨归位，为了保险又带她去积水潭医院照片子，发现还有骨裂，打了石膏，然后把学生送回家，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学生妈妈千恩万谢，打了四个鸡蛋摊了一个大鸡蛋饼，一定要我吃完再走。鸡蛋饼忘了放盐，难以下咽，我又不好意思说，勉强吃完。
我带学生们步行去长城玩，在长城下给每个人都照相留念。这些孩子知恩图报，再也不好意思上课折腾了。班越来越好，年底竟评上了一个五好班集体，我也评上了先进工作者。
有的学生从家里给我带来白薯，让我感到很温暖。
在学校工作十年，我收的礼就是那两块白薯。但是也有个别以权谋私的“事件”，一件是前面说过的抽了两根没收的“战斗”烟。另一件是一个甲鱼。有一个小闹将毛小一天上学带来一个甲鱼，俗称王八，拴着它在教室里乱走，所到之处引起一片喧哗。我凶神恶煞地没收了王八，叫他放学后到我宿舍来领。
王八是大补，市面早已见不到了，看着盆里的王八，我真想拿去给爸爸妈妈进补。放了学毛小来要王八，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他能不能把王八送给我。毛小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立刻把王八拿回家给爸妈大快朵颐。
第二天，毛小上课特别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好像说“我给了你王八，你该放我一马了吧。”
去年这班学生入学五十周年纪念，邀请我回国同庆，我和毛小说起甲鱼的事，他早已不记得了。那个上课抽“战斗”烟的同学是什么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跟我说：“您若有任何摆不平的事，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