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一生（连环画）九、我们走在大路上
九、我们走在大路上
（1962年—1965年，15岁—18岁）
高中三年正是学习雷锋运动、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解放军运动、阶级斗争教育、思想革命化运动频密进行的三年，我的思想受到撼动，知道自己的自由秉性是不符合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标准，并开始认真的自我改造。每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心中豪迈油然升起。
然而……路在何方……
高中我考上了第一志愿北大附中，这是北京市少数好学校之一，胸前挂着北大附中的校徽，走在路上不知有多得意。
北大附中是住读学校。住校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我很快就失望了，首先就是想家，尤其是头几个星期，想家想得不得了，没有心思做任何事，家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中晃动。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我一个是这样，一天中午，同宿舍一个同学独自在那里抽抽泣泣，说想家。我跟了一句：“我也是，连我家的鸡也想。”话一出口，竟惹得全宿舍的人都哭起来。
更害怕的是约束，好不容易摆脱了家里的管束，却陷入学校更严格的束缚，生活空间被压缩在校园里，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时间被分割成一段段，没有一段是自己的。一起起床，一起吃饭，中午必须午睡，下午放学后必须做课外锻炼，晚上得老老实实地上晚自习，九点半熄灯，熄了灯不能再说一句话，有值周的同学趴在每一个宿舍门外偷听，听见里面有一点动静就记录下来，第二天要登在评比的黑板上，全班都丢脸，班主任老师更是要施加压力。
学校的伙食也让人难以忍受，多是窝头棒子面粥，熬白菜。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菜里有点肉，分菜时大家都紧盯着勺子，希望落在自己碗里的菜里多几片肉，结果最多分到两三片。
我整天回想过去自由自在的日子——放了学就上书店，上同学家，晚上看电影听广播读小说，爱几点睡就几点睡，时间由我任意安排。如今自己的生命好像操纵在别人手中，完全不再由自己控制了。越想越沮丧，身体也好像出了问题，头晕无力，血压升高，又说不出什么病。上医院看，医生也瞧不出来，勉强给了一个病名叫“美尼尔氏综合征”，给我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之后还得怏怏地回到学校。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散散漫漫。上课时，我对多数内容不感兴趣，常常趴在桌子上，在膝上放一本小说，聚精会神地读。夏天上课我常常把两只鞋脱下，老师提问时，一下子找不到鞋穿，只好光脚站着回答问题。坐在我后面的同学见到此场面笑得不行，四十年后见面，坦白是他把我的鞋子悄悄踢走。
物理课讲矿石收音机时，同桌的男生给我带来一个二极管，比一个药物胶囊还小。一头拴上铜丝连在暖气管上，我的座位正好靠着暖气管，另一头的铜丝连在耳机上，把耳机顺袖口从领口穿出，上课时插上耳机，手做托腮状，遮盖着耳机，若无其事地听节目。这个简陋的小玩意只能听一个台，关键不在听什么，而在于上课捣蛋的刺激。
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次形势报告大会，全校集中在食堂兼大厅。校长在上面不厌其烦地自说自话，底下一片不耐其烦的嗡嗡声。我和同学玩徒手游戏，一只手的手掌在腿上前后摩擦，一只手握拳在另一腿上上下敲打，在别人的口令下迅速换手，百分之百失败——玩得兴高采烈。
别看我上课有点小自由，我内心对自己是有要求的。高中第一次劳动是到公社帮助秋收。我干活十分卖力，扛的秫秸秆比别人都多，农民要求老师表扬我，说这个姑娘干活不惜力。我并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而是想通过吃苦来磨练坚强的意志。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吗？正当中苏论战，我心中的大任就是反帝反修，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上高中后，我整天穿着补丁裤子，大补丁从大腿到膝盖以下，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即使是青春年华，绝大多数同学都不讲究穿戴。
1963年毛主席题辞“向雷锋同志学习”，立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精神的高潮。新年各班自己开联欢会庆祝，我们宿舍表演了一个小演唱《光荣的八大员》，歌颂社会上的各种服务行业。我演厨师，端着盘子，吆喝着：“慢回身，蹭油啦！”闪亮登场。
1964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笼罩在全中国人民头上的政治空气中火药味越来越浓，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也被穿上了阶级斗争的外衣。我们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终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要像他那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如果在街上帮助一个老年人，怎样才知道她是不是地主婆，如果是，该不该帮助她。
接着是大学解放军运动，学校请来解放军上军事课，体育课变成“军体课”，我们学“正步走”“摸爬滚打”“匍匐前进”，我们衣服上总是沾泥带土，有油渍的地方着了土特别显眼。一时间学校变得像个大军营。
一切训练为打仗做准备，特别要学会刺刀格斗的本领，校园里整天见木枪挥舞，“突刺，刺！”的口令和“杀”声震天。
宿舍也军事化了，每天被子要像解放军一样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还要学习打行军背包，几十秒钟就要把被子打成一个结结实实的背包。捆背包的带子三横压两竖，再别上一双鞋子。
每天早上六点钟班主任就在宿舍楼下吹哨“紧急集合”，我们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起床穿衣，打好背包，背在身上，到院子里站队。然后高唱着战歌，高呼着口号，绕着附近的农田跑上一两千米，再到农田的闲地上练习“摸爬滚打”，弄得一身泥土回校。有的时候深更半夜，也会突然吹哨集合，把我们从梦中叫醒，拉出去跑几圈再回去睡觉。
吃饭也要整队到食堂。吃饭铃一响，各班同学一阵风地集合站队。尽管教室离食堂也就百十米远，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高唱革命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食堂进军。十几个班的学生，排成十几个队列，“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歌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这是学校最壮观的时刻！
一个歌子没唱完，就到了食堂门口，同学们一哄而散，蜂拥而进。
我们的“军体”课必须“达标”，达标成绩作为毕业成绩。这几项指标让我吃尽了苦头。比如“倒立”，我的胳臂无力，支撑不住我的130斤的身体，练了无数次，也立不起来。考试时几个同学连扯带掫终于帮我倒着立起来一次，也就支撑了一两秒钟，老师开恩让我过了关。
军体课还要考“下桥”，俗称“窝腰”，为了把板腰练成罗锅桥状，天天倒扶着墙，倒抱着电线杆子往后窝腰。天知道这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下学，我和靳同学到后操场练习“下桥”，腰弯到一半，支撑不住上身的力量，头朝下狠狠地撞向水泥板的拐角，顿时眼冒金星，血流了一脸，两条手绢都浸透了血。靳同学陪着我急急忙忙奔向海淀医院。我头上缝了五针，缠着绷带，像个狼狈的伤兵。
百米跑我也不能达标，女生是十五秒及格，我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只能跑二十多秒。最后一次补考，全班都在为我加油，还有军体委员在前面带跑，终于跑了一个十八秒二，老师“法外开恩”，给了个三分，我算勉强过关。
不管达标有多么艰难，我们都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练。我们的面前总有一个假想敌，或是企图翻天的地富反坏右，或是国际上的帝修反。“仇恨”就这样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了，并在文革中吞噬了千万条生命。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学校除了军事化训练，就是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思想革命化运动。其中一个内容是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我们去门头沟煤矿和工人一起下井劳动。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工人的艰苦。我不能确定我愿意当个工人吗？
老矿工给我们忆苦思甜，讲到矿主如何剥削他们时痛哭流涕。很多同学都哭了，我也非常受感动，并且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我开始意识到我所想的和追求的与工人阶级相差实在太远了。
从门头沟煤矿回来以后，每个人都要写思想汇报。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七八页纸的思想汇报，对自己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反思，严厉地批判自己因为看西方古典小说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我认为把自己的“坏”说得越严重，认识就越深刻。我怎么能想得到这些自我批判成为我的毕业鉴定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证据。其实我充其量就是自由散漫而已。
1965年对阶级斗争的认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有个同学拿了一本新到的《中国青年》说这本杂志的封面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封面上是一幅劳动青年在麦田里的油画，据说把画面倒过来看云彩里面有蒋XX的头像，从麦浪中可以找到“蒋XX万岁”的字样。大家拿着那杂志颠来倒去，对着天空看，看不见什么，能找到蒋光头的人寥寥。这种无中生有的阶级警惕性，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高潮。
我从来没有留过小辫，因为妈妈不让，但是很羡慕别人的辫子。上高中后，我终于有了梳什么头发的自主权，可是我不会梳小辫，偷偷地练习了很久，还是梳不起来，又不好意思问别人，怕人说我臭美，最后干脆一剪刀了事，还是梳我的短发歪辫。
体育老师看我块大膘肥，让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掷铁饼。不管我怎么练，铁饼只能飘飘忽忽飞十几米。我对掷铁饼毫无兴趣，但是对田径队里的一两个男孩有兴趣，虽然不和他们说话，能经常看见他们，我已经觉得生活十分充实了。
那个年代，男女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们从来没有对对方露出一次微笑，更没说过一句话，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忙里偷闲地对异性作一点幻想，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了。
65年7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我们迎来了高考。第一门课考试前，毫无经验我的吃了一个新鲜的大西红柿，考试不到一半时间，就忍不住要上厕所，只好提前四十分钟交卷冲出教室解决问题（现在的考生很多都穿“尿不湿”上考场），但是我确信每门功课都考得很好，上大学是没问题的。
高考结束后我们的操行评语发下来了，我的评语密密麻麻一大篇，中心是指责我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操行等级为“中”。自从小学三年级以来我就一直在“中”的泥坑中挣扎，但是小学毕业和初中毕业时老师都发慈悲给了 “良”，我才得以一路考上好学校。而今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关头，老师毫不留情地照旧把“中”的标签贴在我头上。我的心凉到了底，这样的人哪个大学会要呢！我立刻把我的教科书笔记本抱到废品收购站，卖了几毛钱——三年知识的价值。
其实在心底我还存有一丝侥幸，我知道自己考得不错。发通知的当天我坐立不安地等待着。邮递员一天来两次，上午发录取通知，下午才发不录取通知。上午邮递员来过了，没有我的信，我的心凉了半截。下午没收到通知的同学约我去别的同学家打探消息，在他家我突然晕倒在地，经医生急救才缓过来。我不知道是因为高度紧张，还是中暑才晕倒的。
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邮递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同情地说：“没关系，明年再考。”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叹了一口气，我打心眼里可怜他。
我们班有44位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竟有20人，其中包括学习委员，好学生。失望的同学们承受着落榜的羞愧（因为一般人看来，只有学习不好才考不上），焦虑着自己的前途。
九月份分配通知陆续到达，有的到内蒙临河插队，有的到东北兵团，有些人不等分配自行寻找出路，去了新疆兵团，还有去看自行车的。不管怎样，大家都是满腹疑团，满心委屈。直到十年后，插队的韩英同学带着档案返回北京，自行拆开档案，才解开了不能上大学之谜。上面的照片就是档案的一角。在学校意见一栏，仅仅“不予录取”四个字就决定了她的命运。请看“不予”二字，不是具有商量余地的“不宜”，而是霸道的“不予”。再看时间，6月。当我们傻不唧唧地紧张复习，迎接高考时，在班主任老师假意的指导下慎重地选择志愿大学时，我们的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不予录取”不仅韩英独有，张瑞辰同学也打开了自己的档案，也看到了这几个字。我呢？其他人呢？不会有例外的！
我的学校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韩英档案中毕业鉴定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