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我外公——那年，他们都走了
我奶奶，我外公——那年，他们都走了 刘海鸥
正当爸爸妈妈全力以赴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时，他们的家庭各自发生了一些大变故。
我奶奶——此恨绵绵
一九五一年，爸爸的家乡实行土地改革，刘家被划为地主，土地被政府全部没收。在家乡孤身一人的奶奶被划为地主婆。
奶奶姓余，是余家的二闺女。余家在临涣集是大户人家，祖上是从安徽徽州过来的生意人。余家人丁兴旺，生活富足。临涣镇外浍水河上有一座大石桥，叫余桥子，就是余家先人修的。过去有钱人钱挣多了，总是要修桥铺路，积德行善。如今余桥子已经不能承受日益繁忙的交通了，政府在旁边另建一座水泥大桥，长百余米，仍然命名“余大桥”。
余家二姑娘的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自己开了一个书馆。他家方圆一二十里只有他一个先生，所教学生众多，遍布全镇，几十年后多为士绅、地方官或其他“有头脸”人物，故余家备受乡人尊敬。
二姑娘模样端庄，椭圆脸，大眼睛，高鼻梁，能识字写信，十几岁嫁到刘家，按说与爷爷刘荫远也相匹配。
刘荫远在外闯荡多年，二十岁时遵从父命回乡完婚，但是和结发妻子没有共同语言，更谈不上感情，甚至根本不喜欢她。年轻的妻子希望丈夫留在自己身边，丈夫则嫌妻子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自由。结婚没几天，刘荫远就撇下新婚妻子离家远去，之后很少回家。说得好听些，他是在外面忙于革命，说得不好听就是抛弃了糟糠之妻。
这段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人几乎都经历的“盲婚”，结果也都大同小异。大凡离家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者”，抛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来的乡下发妻，似乎已经成为革命的一个程式，连无数高喊尊重女性的共产党高级领导都未能免俗，大太太的下场也就不足为奇。可怜的刘余氏，一辈子在临涣乡间独守空房，过着守活寡的日子，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怀了刘家的种，生了一个儿子刘长菘，也就是我的父亲。
余氏家族后代很多人出门在外，有好几个参加了共产党，当了高级干部。余家闺女也有嫁给了国民党大官的，跟随丈夫到台湾后成了富婆。唯有刘余氏命运不济，独守空房几十年不说，还因为刘家有些地亩，变成了地主婆。那时刘荫远早已在台湾享清闲，他的结发妻子却一人在乡间替他们背负着地主称号，承受着人们对地主的痛恨和侮辱。
就算奶奶是地主，也是个穷地主。爸爸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娘带他上集，花了一块钱给她爹买了一把有靠背的旧椅子。娘说：“你外老爷上岁数了，买把椅子可以坐着休息。”爸爸说那把椅子实在不像样子，又破旧又不舒适。
奶奶本来就身体多病，无依无靠，现在没了土地，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更其困苦。爸爸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到城市读书，由于战乱阻隔，与娘竟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但是他对娘的同情和爱念，绵绵不断贯穿一生。爸爸心疼娘，1951年把她接到北京，一心想让她在有生之年享享清福。于是我也有缘见过奶奶几面。
爸爸给奶奶在演乐胡同租了一处房子，三间北房。妈妈刚生完老四，正在做月子，自己带着孩子另住在大鹁鸽市胡同。妈妈家到处是尿片奶瓶，乱哄哄的，所以周末我从幼儿托儿所回来直接就住在奶奶那里。我才四五岁，每星期见奶奶一面，对她没有什么深刻记忆。唯一留下的一点印象是，这个老太太不苟言笑，我有点怕她。我盼星星盼月亮周末回家见妈妈，却要面对冷冰冰的奶奶，心里充满凄凉的感觉，一点也不喜欢她。
奶奶这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照片
婆婆和儿媳是第一次见面，互相没有好感。多少年后妈妈还跟我说奶奶是为了逃避土改才到北京的。妈妈有时说话过于讲“原则”。奶奶没吃没喝无依无靠，逃的是命。而奶奶更不喜欢这个儿媳妇，本来她要给爸爸在老家找一个乡下媳妇，谁知爸爸自由恋爱，找了这么一个南方城市女人，口音怪腔怪调，她一百个瞧不上。妈妈每天晚上要洗下身，在乡下人看来简直不成体统，她骂妈妈是“南蛮子”。最让她不能容忍的是，妈妈一连生了四个女孩，断了刘家的香火，让她这个“大太太”永无抬头之日。奶奶因而也不喜欢我们这些丫头片子，不爱搭理我们。
奶奶在北京住了多久，我记不得了，反正时间不长。她的病好像很严重，却不肯留在北京治疗，待不惯。爸爸只好又把她送回老家，带了大量药品，其后也不断给她寄药，但是回乡不久她就凄凉地去世了。
二零零八年我回到临涣老家。老家已经彻底地没有了刘姓家族的人丁，可是奶奶娘家的余姓家族人口依然兴旺发达。我感觉到余姓亲戚话里话外流露出了对他们的“二姐”或“二姑”（即我奶奶）孤独一生的遗憾和对把她抛弃乡间的刘姓人的不满（我的堂哥刘玉铭回乡时，对此也深有体会）。根据我的一些耳闻，比如爸爸说奶奶总想管住爷爷，爷爷一回家奶奶立刻就翻他的口袋，把他的钱全部收缴，企图通过控制他的经济来限制他的自由；又比如奶奶和其他太太们的水火不容，见面就吵；再比如她对我妈妈的嫌弃和对我们孩子的冷淡，我猜想奶奶一定是个性格比较刚硬，不够温柔的女子，也可能这就是她失宠于刘荫远的原因？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向余姓亲戚求证，他们不愿意对自己长辈有任何不恭之词，含糊其词地回答，大概是吧。
本来我对奶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甚至因为她不喜欢我妈妈和我们而不喜欢她，直到听了爸爸讲述她孤寂的一生，我开始同情她了。她也本是识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也曾对婚姻有过憧憬，但这一切都被现实摧毁了。她不仅独守空房，还要遭受另一类感情上的折磨——嫉妒心的噬咬。最后还要承受这个抛弃了她的家庭带给她的政治上的惩治。如此，她的一切都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我说的“嫉妒心的噬咬”是指后来不断从刘荫远那里传来的娶二房、三房、四房太太的消息。也许本来在她心中，以乡下人的执著还暗藏着一点希望：她的丈夫某一天或许会回心转意，至少老年会返土归根。少年夫妻有名无实，老来伴却并非虚妄。然而奶奶心中的希望破灭了，刘荫远每娶一房太太，希望就破灭一点，及至刘荫远带着第四房太太去了台湾，两个世界一海之隔，奶奶这一辈子的等待和希望就全部破灭了。这大概就是刘荫远离开大陆后，奶奶迅速离世的原因。
她一定是带着恨走的，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在老家去看了奶奶坟墓的所在地。表叔骑着摩托车驮我到了高集子，指着一个老乡家后墙的草坑说：“就在这儿。你曾祖父母、大爷爷、大奶奶，你奶奶都葬在这里。七三年你爸回来时还给你奶奶的坟头烧了纸。过了两年政府要求农民迁坟扩大耕地。你爸爸给看坟人写信说：‘就地深葬’。后来这块地修了公路，两旁又盖了房子。”
我试图寻找一点坟头的痕迹，没有。除了一坑乱草，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我对着乱草坑鞠了一个躬。
又过了几年表叔来信说，刘家坟地上修了高速公路，草坑也没了。
那个乱草坑就是奶奶及列祖的墓址
我外公 ——死于“洗澡”
妈妈的家庭也不太平。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妈妈的单位接到了广州有关方面的通知：“汪容之的父亲汪君锐跳楼身亡”。详情妈妈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直到二零零八年妈妈去世四年后我去广州，才在姨妈和舅舅们那里得知事情的经过。
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始了一场忠诚老实运动。这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头一场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按照共产党使用的粗鄙语言是：“脱了裤子割尾巴”。为照顾知识分子的面子，采用了文雅一点的叫法——“洗澡”。人人都要洗澡过关。（我怎么那么下流呀，一听到这些语汇，就禁不住想到歪门邪道的画面。）目的在于使“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彻底改换政治立场，以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
这年的暑假，广州市的中学教师集中在广雅中学进行为期三周的“思想改造”集训班。汪君锐是执信中学的国语教员，当年已是六十二岁高龄（那时算高龄了，现在不过是中年期），在集训班中年纪最大的。执信女子中学的校长孔庆余十分体贴，劝他不用参加这次思想改造集训班了。这么一劝，反倒让他心神不定，满腹狐疑。他本是高中年级的国文老师，教书颇受师生赞誉，但是就在前一年暑期结束时，校方的聘书只聘任他为初中年级的国文教师。接到聘书，汪君锐的脸色黑沉，心中一直在犯嘀咕。这会儿又不让他参加“思想改造”，是不是学校已经嫌弃他了？如果不“改造”还能让他教书吗？不教书怎么养家？一系列的考虑让他痛下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这次“思想改造”的机会。
参加集训的教师们一律集体住宿，在教室里用桌子拼起床位。领导要求每个人都得忠诚老实地坦白个人的历史和思想问题，并由群众互相揭发。
学习班的安排很紧张，只有星期日可以回家一天。汪君锐家住执信中学，在广州的东北边，广雅中学则在城市的西北边，两地相距十三里，没有汽车，全靠步行。路程遥远，天气濡热，老头子一步一挥汗。第一个星期天他到家还是高高兴兴的，可第二个星期就不同了。思想改造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动员会上，领导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坦白交待和互相揭发的事情，诸如是否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有否给日本人做过事，有否迫害过共产党革命者，有否血债之类。这些问题通过威严的声音说出来，连革命者心中都会哆嗦一下，就不要说汪君锐这种只会钻书堆的胆小文人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手法与“洗澡”如出一辙，我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情）。“动员令”之下，无中生有的互相揭发已经演化成洗刷自己的保命伎俩。汪君锐一辈子没有见过这种阵仗，吓坏了。他想不出来做过什么坏事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可又怕交待不出问题揭发不出别人过不了关，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第二个星期回到家里，汪君锐已经变得精神恍惚。他本来就身材矮小，中年时开始驼背，这时背驼得如虾米，佝偻着好似不胜千钧重负。太太心里焦急万分，再穷也设法买了一个猪心炖来给他吃，好让他安安神。他一边吃，一边含着泪道：“过去的朋友，个个都不和我说话了，不认识我了。”
揭发在深入。汪君锐的神志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见人就问：“没有做过的事怎么交待？”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更害怕、更绝望了。他用冷水一瓢瓢浇在头上，用湿毛巾包着头，这些都不足以让他内心的恐惧得到释放。一个人连续两个星期晚上失眠，失眠，再失眠，加上憋了一肚子无处倾倒的恐惧和诉求，你还能指望他怎么样。他精神终于崩溃了。那天大家都在午睡，他突然高喊一声，冲出窗子，从二楼跳了下去。他喊得含糊不清，没有人知道他喊的是什么。
就这么着，他死了。遗体放在冰冷的麻石上，身上干干净净，一点伤痕都没有，只是鼻子偏了点。
妈妈对我们绝少提到她父亲。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不知道外公究竟为何许人也，他是不是有什么历史问题，他究竟为什么自杀。二零零八年，我专程去了广州，了解外公的事情。从舅舅和姨们的叙述中，我发现剥去任何政治偏见和感情因素，外公不过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文人，但是他一生中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作为的。
外公名汪乐义，字君锐。生於一八九二年。汪君锐继承家学，饱读诗书，学问渊博。自从科举制度废除，百无一用便是文人了。他只能做一些公司小职员的文墨营生，也是时有时无。日本人打来之前他终于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在广州市电力公司做文书股长。抗战开始后，电力公司西迁贵州，汪君锐故土难弃，不愿随往。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广州的工作，收入不菲。他一口拒绝。他的逻辑是，广州既已沦陷，在广州工作，就是给入侵者干活，就是当汉奸。日本人打到广州时，他率家小辗转逃难到了澳门，寄居在亲戚家中。在澳门没有收入，只靠十几岁的儿子、女儿在家里搓炮仗，到街上码头叫卖香烟、姜糖维生。至今他的儿女们提起那时艰苦的生活，首先手竖大拇指，夸父亲“有骨气，有气节”。
一九三八年广州名校执信女中迁校澳门。教师们逃难的逃难，回乡的回乡，已经七零八落，师资严重缺少。有人介绍汪君锐帮助批改学生作文。他十分认真，佳句圈点，病句改正，一丝不苟，最后还加以评语。执信女中很快发现了他的文学造诣和敬业精神，聘用他为国文和历史教师。
澳门沦陷后，执信女中迁校粤北乐昌北乡仁化恩村，此后为躲避日本轰炸又多次迁校，汪君锐不离不弃，始终率家人随往，成为该校的资深教师。他还为执信女中的校歌作词。在日本统治的铁蹄之下，歌词激励爱国热情，扶植浩然正气。
“大哉执信，赫赫炯光。成仁取义，党国元良。浩然正气，恁此序长。嗟我诸生坚信念，索津良！继往开来彰校统，大风泱泱。
大哉执信，道德文章。以诏后进，山高水长。是则是效，日就月将。嗟我诸生思教泽，毋或忘！好学力行同此志，校誉无疆。”
今日执信校歌已经换了新词新曲，但是老校歌还一直保留在校史展览室，注明词作者是原执信女子中学国文老师汪君锐先生，并刊登了他的照片。二零零六年执信中学八十五周年校庆的纪念册上，重新刊载了四十年代的校歌及外公的照片。
执信中学校史展览室中悬挂着汪君锐的照片和他写的校歌
汪君锐跳楼后，执信女中的领导马上召开全体大会，向大家宣布：“汪君锐没有事。”他跳的真不是时候，领导说，本来当天下午就要宣布他的检查通过了。
女中还算是很人性化地处理了这位老员工的死，结论是“因神经失常，失足坠楼身死”。幸而是共产党刚刚执政，曾经是国统区的人们还不大熟悉“畏罪自杀”这类的政治词汇，自杀还没有成为“自绝于人民”这样的政治事件，如果再晚几年，他的死就可能再也说不清了。执信女中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并发放抚恤金。他的一个正上中学的孩子学费全免，还享有每月最高额度的人民助学金十二元。
很难想象妈妈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后是什么样的心情。自从父亲娶了第二房太太，妈妈对他多有不满，但她并非绝情绝义，在战乱时期和父亲一直有通信联系。日本投降以后，妈妈回到广州，还曾抱着姐姐去看她父亲和庶母。爸爸妈妈北撤烟台前，也曾去与她父亲话别。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苏凝姨在军中服务，广州的家门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妈妈也在北京的中直机关工作。汪君锐此时才知道两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革命者。他为她们感到骄傲，甚至把她们的信拿到课堂上念给学生听。这段日子，是他最为得意的岁月时光！
令汪君锐引以为豪的军属证
汪君锐的死随着后来阶级斗争的声浪高涨，给他的子女们添了不少麻烦。妈妈和苏凝姨的单位也是再三调查，才避免了有一个“因政治污点而畏罪自杀”的家庭关系的嫌疑。妈妈与广州家庭的联系很冷淡，但是她仍然在父亲自杀后每月给广州庶母一家寄三十元，后来又承担了一个异母弟弟上大学的全部费用。
写此书时，妈妈的异母弟弟给我说起当年的三十元是个什么概念。他说：“一九五三年我读初中三，学校体检。我们这些男孩大都‘包皮过长’，老师叫我们要到医院做手术切除。敬仪姐（妈妈的异母妹妹）给了我三元，解决了全部医疗费用。多年后我与敬仪姐谈起此事，她说，三元，可是她那时全月的工资了。”。
汪君锐死后，最初是以木棺土葬在三元里一个不高的山头旁，土坟。一九五三年，要建“中苏友好大厦”，迁坟至花果山的北边。没几年，花果山又要建射击场，再令迁坟。找不到葬身之地，只好火化。家中生活困难，骨灰只能暂时装在一个铝质的饭盒里，收进抽屉。
一九六四年，妈妈出差到广东，顺便看了近二十年未见的家人。看到父亲的骨灰装在饭盒里，她马上去买了个青花有盖瓷罐，殓入骨灰，安放在屋里墙角抬头即可看到的一个木架上。高高在上的汪君锐看到长女向自己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