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极致——妈妈的遗嘱
人生极致——妈妈的遗嘱 刘海鸥
二〇〇一年爸爸去世后，我们在长城脚下的陵园买了一块墓地。陵园背靠巍峨居庸关，前拥碧水龙潭湖，坐卧在一片好山好水之中。怕刺激妈妈，我们没有告诉她，那是个是双位墓穴，给妈妈身后也预留了一个位置。不料请人写好了碑文后妈妈一定要过目，见碑文上有自己的名字，妈妈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决不埋葬在这里。”
我们面面相觑：“不埋葬怎么办？”
妈妈已经八十七岁了，脑子仍是十分清楚。“我不是写了遗嘱吗？把遗嘱拿来。”
遗嘱？对了，二十年前妈妈就立下了遗嘱，我们都忘了，她没有忘。
妈妈向以豁朗旷达之心看待生死。说到这儿，我想起妈妈一件事。她曾买过一个木制工艺品小棺材，两寸长短，做得极为逼真。妈妈特别喜欢，还做了一个小人偶——一个古代人，寸半长，穿着长袍，戴着帽子，还有长胡子——放进棺材。这玩意儿别人避之不及，妈妈却陶然自乐。把小棺材摆在她的书桌上欣赏了几十年，让我常想起庄子的鼓盆而歌。
妈妈说人老了，很难说哪天就离开人世，身后之事要及早交代。早在八十年代初，她就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语出惊人。
她说：“我死以后要把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作医学研究。我的身体是有医学研究价值的。”一九五〇年她怀孕五个月时患胆结石，协和医院给她做了孕期胆囊摘除手术。五三年她摔断右臂肘，协和医院用两根大钢钉卯上了她的断臂，至今右臂仍然运用自如。九三年又作了乳房切除手术。五十多年来妈妈大大小小的病都是在协和医治的。妈妈说：“协和医院医术高超，多次挽救我的生命，我应该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回报，为更多人造福。”
那时候，在一般人看来，妈妈的决定难以理解，可是我们一点也没觉得奇怪，这就是她，开明，还有一副仁爱之心的妈妈。
不光是说，妈妈立刻让我陪伴着到协和医院询问捐献遗体的手续。岂料医院那时还没有这项业务，走了好几个部门询问，人家只是用奇怪的目光打量这个老太太。
妈妈失望而归，然后她写了第一份遗嘱，这份遗嘱不同于一般，不谈任何身外之物，诸如房产钱款的再分配，只谈身后遗体处理：
全国妇联党组织，请把我这份“备忘录”收存好。为了丝毫不耗费宝贵的人力、物力、时间，我“百年之后”，请组织不要为我办理任何仪式，比如遗体告别、追悼会、骨灰盒放在哪里等等。只要把遗体送到任何一个火葬场火化后，由该场用骨灰作肥料就可以了。这事我已屡和家人说过，他们是毫无异议的。
本来希望把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作医学研究，因我在三十多年前在该医院摘除了胆囊，后又钉了两根钉子接过断臂，多少年来，一切正常，使我惊异于他们医术的高明。但听说现在医院不接收一般疾病死亡的尸体。如果还得费很多手续去交涉，就简单火化便了。
汪容之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遗体若不能对医学做贡献，能肥田，也是一种贡献。
遗嘱抄写一式两份，家中一份，单位领导一份。
到了八十年代后半期，社会进步了一些。人们对于“身后”的观念有所改变，医院也开始接受遗体捐赠了。已经七十三岁的妈妈听说后，又让我陪伴着去了协和医院。这次妈妈直接找到当年给他做手术的张乃铮教授，表明自己的愿望。张教授十分感动，说：“非常难得，非常欢迎。现在医学研究非常需要社会上捐赠遗体，但是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很难得到。将来你故去，只要与医院医务处联系，我们必按你的生前愿望办理。”
妈妈高高兴兴地回到家，立即提笔写了第二份遗嘱：
（一）在上次“备忘录”上，我漏写了很重要的一件事，不发“讣告”。幸亏我脑子还算清醒，再往后更记不起来，就没法补救了。（“不发‘讣告’”几个字下面画圈）
（二）“备忘录”提到遗体赠送给协和医院一事，我今年九月已了解清楚。我请问了协和医院免疫实验室教授张乃铮（1950年我胆切除时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他表示‘医学上很需要社会上赠献遗体，但是人们思想不通，故很难得到。你的医疗关系在协和医院，将来你病故，自必由协和按本人生前愿望处理。我们（是）十分欢迎你对医学作出贡献，到时由你单位、家属与协和医学院医务处联系即可。’我曾经把此事函告党小组长黄慧珠并请转达支部。现在，我再正式向组织言明，请存档，到时照办。1982年我写的：“如无处赠尸，即简单火化”，无效作废。
（三）我的愿望，已获得全体家人支持。并叮嘱下一代，到时不能接受医院任何的报酬。即使医院有什么规定，也拒绝不受，只领回一个献赠遗体的证明，留念后人，作纪念即可。
（四）我在协和的病历编号是84233。
（五）万一我在广州病逝，我已嘱托老战友们将我的遗体赠给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因为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在中山大学入党后，是在该医院过党组织生活。赠给那里，以志不忘。
汪容之 1987年12月5日
我把遗嘱找出来交给妈妈。她拿着那两份遗嘱，在我们面前摇了摇：“记住，一定要照办。”
我总觉得还是心有遗憾，问：“那您百年以后我们怎么样寄托对您的哀思呢？”
妈妈转身从枕旁拿出两样东西：“你们可以把这个放到墓穴里。”
一把折扇。黑色扇面，金粉题诗，是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一张纸，上面是妈妈潇洒俊逸的字体工工整整地抄录的好友吴甲丰先生的“己巳初夏纪事”的集唐人句。
灵魂要自由飞翔，但身体要为人类贡献到极致。这就是妈妈一生所实践和追求的。
二〇〇四年九月，九十岁的妈妈阖然长逝。我们按照妈妈的愿望把她送到协和医院。
医院在一间小小的殡仪室里举行了简约的接收仪式。正面墙上是妈妈的大幅照片，仁爱的目光似乎仍然关注着人间。妈妈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共产党的党旗。前一天她单位的党组织主动提“盖党旗”。我张了张嘴，想说：“不必了。”妈妈的灵魂不应该再受世俗羁束。我又把话吞回去了，因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来不及跟家人商量，但我实在想为妈妈说些什么，于是为她写了一对挽联：“生前愚忠愚效为党，身后无所无求捐躯”。横批“无私奉献”。对不起了妈妈，用“愚忠愚效”总结你的一生也许是对你不敬，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包含了多少我心里的疼痛！
医院赠送了一个精致的遗体捐赠证明，告诉我们国家为捐献遗体者开辟了一个陵园——长青园。待捐献者的遗体研究完毕，骨灰将撒在园中，令绿色生命长青。园中立有一块集体墓碑，捐献者的名字将按时间顺序镌刻其上。
一切都合乎妈妈的心愿，她的灵魂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她的身体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她心爱的遗物——唐人集句和扇子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盒里（盒子里我还放进了那串妈妈把玩了一辈子的琉璃珠子，还有一个一寸大小的铜佛——主宰聪明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愿祂在天上保佑妈妈），埋在了居庸关长城脚下，和爸爸、姐姐相伴。
二〇〇八年我回国去长青园看望妈妈。在一块小小圆形的砖地中央竖立着一个纪念碑，是二〇〇三年北京红十字会为遗体捐赠者建立的。纪念碑是两只长臂托起一颗心的造型，叫做“生命”。圆形砖地的边缘是一圈大理石，上面按照年代雕刻着遗体捐献者的名字。捐献者不多，每年也就几十上百人。我在二〇〇四年的大理石上找到了妈妈的名字，抚摸着那三个金字，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长青园里松树绿草一片葱茏，我想知道妈妈的骨灰洒在何处。管理人员说，我们只得到了捐献者的名字，没有骨灰送来。这就是说，当时医院的遗体捐献办公室多少说了一些虚假“动听”的话，就是说，遗体捐献者在做出了最后一点贡献之后，便被随意抛撒。
我流着眼泪走出了长青园。转念再想，妈妈的第一份遗嘱中已经说过，不留骨灰，散在农田里做肥料即可。不管那些人怎么处理骨灰，总是融入了大地，并未违背妈妈的意愿。我稍觉释然。
在当今的世界上，妈妈留给我们的，只有三个字——汪容之。汪容之取“汪
洋大渡，容天下之百川”意。
这就是妈妈。人生极致莫过于此。
节自长篇家史《半壁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