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 （二）

二太太：怨宿南徐州

刘荫远却不寂寞，大婚不久就在西安迎娶了第二个太太程氏。

二太太是一位满清贵族延安道台的大小姐。当时满清政权刚刚被推翻，失去了势力的满人非常惧怕革命党，特别是西安起义时革命军对城中满人不分男女老幼见者必杀，更是吓坏了他们。有女儿的忙不迭地要和革命党结亲，求得一线安生。那位逊清道台不知通过什么路径把自己的女儿和刘荫远搭上了线。相亲是在晚上。刘荫远到时程氏已经倚坐窗边，见了他微微颔首，并未起身相迎。刘荫远只道是少女含羞，也不介意。程小姐长得细巧，眉清目秀，举止间不经意地流露着贵族气息。

刘荫远痛快地应承了这门亲事。待结婚时才发现她个子很矮。个子矮不是大问题，刘荫远个子也不算高。真正让他心烦的是二太太的贵族习气，规矩大限制多，又有洁癖，洗漱清扫细致入微，连床也不让人坐。天马行空的刘荫远似乎又被拴上了一根缰绳。二太太的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哮喘病，可是又爱抽水烟袋，一锅接一锅，里面除了放烟丝，还混进一种黄色的植物粉末，抽得咳嗽带喘，屋子里乌烟瘴气。刘荫远难以忍受，干脆把她遣送回老家，放在临涣集和大太太住在一起。

一位是独守空房的农村妇女，另一位是被冷藏在乡下的贵族小姐，两个女人面对面，谁也看不上谁。脾气又都不小，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常常吵得天昏地暗。公公不堪忍受，又不便直接与儿媳妇过话，就各铲一堆牛粪堵在两家屋门口，以此代骂。直到刘荫远在南徐州（今宿州）买了房子，把程氏搬到县城，才免去了永无休止的争吵。

住在南徐州的除了程氏，还有刘荫远弟弟刘逸南的原配冯氏，也是个弃妇。刘家在南徐州有地亩，每年收租的进项供养几位太太。虽然刘氏兄弟给她们安排了足够的房屋和钱粮，也难以排除被封存的寂寞。

幸亏有冯氏做伴，二太太的生活比大太太好过得多，但日子仍是漫长难捱，每天枯坐，呷酽茶，嚼茶叶，抽水烟，打麻将。偶尔，刘荫远或刘逸南经过此地做短暂停留，便是一桩盛事。

日子虽然清闲，也有人一块儿说说“玄宗”，二太太终究逃不出一个弃妇的藩篱，只有她的儿子带给了她一点安慰。就在爸爸出生的同一年，二太太也生了一个儿子，刘长菁。兄弟两个同岁，各自跟着自己的母亲，一个住在乡下，一个住在县城。

待长菁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刘荫远他把带到南京，南徐州的老屋又是一片死寂。直到长菁长大成人，把二太太接到重庆与自己同住，生活才有了一些指望。可惜相聚不久，二太太因哮喘病故，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情。

三太太：清倌人

送走了二太太，刘荫远还是闲不着——青楼寻欢。无论何种社会何等阶级何类党派，男人狎妓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达官贵人去的叫“书寓”（俗称“长三堂子”），三教九流逛的叫“窑子”。革命党人不也是人吗，也不例外。不过刘荫远、徐永昌们的“品味”高雅一点而已，去的是“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也叫“清倌人”，懂得琴棋书画，一般不接客，只是陪坐吃茶说话。

徐永昌公务之后经常不忙回家，踅到刘荫远家，一坐，一仰脖一伸腿，叹道：“没落(读lao去声，意思没着落）啦。”刘荫远心领神会，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子，北平铁道局长的女儿，就在刘家见的面。徐永昌也投桃报李，在天津逛书寓时见到一个面目姣好的清倌人，知情达理，弹唱皆佳，想到刘荫远现时“孤身一人”，便从中引线搭桥，把她介绍给了刘荫远。

这位女子姓董，河北南宫人。民国十年黄河发大水，淹及冀鲁豫苏浙鄂皖几省，灾区面积达两万七千平方里，受灾民众九百八十多万人，逃难者如过江之鲫。董女随家人裹挟在逃难的灾民队伍中，不慎被人流冲散，独自流落到天津，被卖到妓院，因为年纪小，只当“清倌人”，不接客。此时董女年方二八，清纯素雅，鹅蛋脸，丹凤眼，精巧的小嘴，身材绝妙。她脚蹬高跟鞋，因是“改组派脚”（缠了足又放开的脚。共产党方面称“解放脚”），走起路来更是仪态万方。小女子颇有见地，徐永昌提媒时，她给了一句：“我要亲自见见。”

相见之下，董女颔首应允。刘荫远更为满意，为其取名素卿，并决定娶其为妻。消息传到乡下老家，把他老娘气坏了，双手在桌子上连连拍打，大声道：“辱没门庭！辱没门庭！绝对不行！ ”这一拍，两只手上的翡翠戒指都拍断了。老娘的愤怒无济于事，刘荫远什么时候服从过别人？

刘荫远花了一大笔钱为董氏赎身，并用火车专车把她从天津接到北京成婚。其实刘荫远根本不攒钱，手头并不宽裕，迎娶的花费多由徐永昌赞助，婚礼也是徐永昌操办的。

三太太是个要强女子，见刘家往来无白丁，谈笑皆鸿儒，不甘落后，要刘荫远送她上中学。有了学问更具风雅，又悉心学做家务，贤惠非常，深得刘荫远宠爱。

三太太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生孩子。从小妓院的鸨母就给她服用了不能生养的药。她非常想要一个孩子，和刘荫远商量领养一个。刘荫远的弟弟刘逸南（他的故事将来另表）说养个外姓孩子不可靠，管紧了不贴心，管松了不学好，要领就领自家的孩子。当时他的太太冯氏刚生了女儿长兰，他答应三太太说：“等这个孩子长大一些就给你。”

长兰六七岁时，三太太把她接到南京。她从此称三太太为娘，改称自己父母为“三叔三婶”。她的弟妹也都随之呼三叔三婶，并且很长时间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因为职务经常变动，刘荫远常年在外，居无定所。三太太和长兰长菁则长住南京。刘荫远的娘惦念孙儿，亲自上南京探望，实际上是去考察三太太是否善待孩子。考察的结果老奶奶竟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回家后说了一句在乡下人看来颇有分量的话：“那人是个过日子的人。”想来三太太在老太太面前进退应对十分得体。当我爸爸到南京上中学时，老奶奶放心地把他送到三太太家寄养。

三太太也确实宠爱长兰，视为己出。多少年后，长兰姑和我谈起她的董氏娘时依然充满温情。长兰姑读我编写的刘家回忆录初稿时，见其中说到董素卿是“妓女”一词，特从台湾打电话给我，一再强调三太太不是妓女，是“清倌人”，从来没有接过客。

但是我爸爸的态度相反，在他的讲述中，对三太太的评价并不高，“妓女”一词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在他的眼里，三太太是个非常精明，心胸狭隘的女人。她嫉恨大太太，“恶”屋及乌，也恨大太太生的孩子，对爸爸非常不好，常常向刘荫远背后告状，令他受到责罚。

爸爸从安徽乡下刚到南京上学时，对环境的变化不适应。南京的气候十分潮湿，刘家住在石榴园，周围是菜地，潮气更大。因为湿气，他的腿上长了疮，越来越厉害，连成一大片，疼痒流脓。三太太明明知道这孩子皮肤染疾，从不过问。有一天刘荫远回到南京，见爸爸叉着腿走路，样子怪异。一查看才知道他的癣疥已经如此厉害。刘荫远马上带他去鼓楼医院——南京最好的医院——看病。那天是星期天，不看门诊，刘荫远给他挂了一个急诊。爸爸记得很清楚，五元一个挂号费，他知道五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在南京的安徽中学包伙，最高一级的伙食费一个月也才五元钱。领了药，洗干净后抹上，一两次就痊愈了。爸爸说，活这么大他的父亲也就疼过他这么一次，让他一辈子不能忘怀。

相反，三太太对二太太的儿子长菁就很不错，因为她和二太太都是“城里人”，相处得挺好。太太们明白，她们之间不能四面树敌，总得建立临时的统一战线，拉一派打一派。再说长菁至少是在县城里长大的，而爸爸是个刚进城的乡下土孩子，楞头土脑，闷葫芦，三太太看不入眼。爸爸自有寻求内心平衡的办法，他站在凳子上，左手叉腰，右手擎天，向弟妹们发表宣言：“我是大气凛然，不在乎她喜欢不喜欢我！”尽管多少有一点阿Q精神。

对于刘荫远，三太太则是倾注了全部的忠贞和爱。她要求刘荫远对她也同样绝对忠诚。结婚前刘荫远告诉她：“我已经有了两房太太。”她说：“前边有几房我不问，但是我后边不能再有。”

刘荫远受过约束吗？他这个人生就风流倜傥，四下留情。他疏放不羁的性格也着实吸引女人。有一段时间他住在天津租界地，刘逸南当时任天津县县长，所挣薪水多用来供哥哥挥霍。租界地里罪恶重重，贩卖人口、吸毒、聚赌、嫖娼，无所不有。刘荫远却是如鱼得水，吃喝抽赌，无所不为。他常在天津的“得意楼”抽鸦片，钱抽完了，躺在烟床上叫伙计去三爷处取钱，话都懒得说，伸出几个指头就是几千。

除了抽烟，他和一个姓徐的女士来往密切，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刘逸南是个循规蹈矩的人，看不过眼，就给南京的三太太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二爷现在和一位徐女士过从甚密，该女士身份不明，希望三太太过来看看。三太太接信立即赶赴天津，大闹刘荫远，约法三章还算不算数！刘荫远自知理亏，又心爱三太太，便和徐女士断了来往。哪知该女士不甘心退出，托人从中说合，重归于好。刘逸南已经预料到有这一步，开了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让来人交给徐女士，并传话警告：刘逸南与警界关系密切，如此拖泥带水，警方出面干涉就不好办了。徐女士知难而退。

四太太：新青年

徐女士退堂了，曹女士又出现了。曹秋若（曹承德），陕西三原人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与蒋经国是同窗。她和刘荫远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刘荫远的见识和胆略，令曹秋若十分钦慕，心生爱意。她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刘荫远，并逐步展开追求攻势。刘荫远开始可能还没有对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学生有更多的想法，当他逃离苏联时，曹秋若义无反顾地跟着他一起出走，在逃往中国的漫长的患难之路上，曹秋若对于刘荫远的爱意越发不能自拔。

正当二人在逃亡的路上经风历险时，在国内的三太太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她带着长兰住在武汉马侠南的家里。刘荫远和马侠南是好朋友，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马侠南学的是骑兵。刘荫远去苏联时把三太太托付给了马家。

此时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内的政局出现了“宁汉对峙”的两个政权。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一个是以左派面孔出现的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武汉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对国民党右派毫不手软，“清除国民党右派余孽”的行动雷厉风行。

马侠南是蒋介石的人，在清除之列。有一天共产党突然包围了马家来抓捕“国民党余孽”。在遭到围捕之前，马家发生了这样几件事，让共产党要抓的关键“余孽”都苟运亨通——

马侠南的父亲正在自己推牌九解闷儿，突然一对称作“猴子”的牌掉到地上。人们说“猴子”掉地，必有大祸。老爷子立即戴上帽子，离开家门，躲过去了。

马侠南本人因为近来风声很紧，准备撤回南京，正好出门去买船票。人家不收纸劵，只收银元，马侠南便顺路到好朋友孔庚家去换银元。这个孔庚早年与毛泽东、施洋三人结拜为兄弟。一九二七年，孔庚在湖北省政府主政，倾向共产党，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马侠南和孔庚交谈了几句发现他口气不对，马上找个借口就开溜了。家里马太太见老爷子走了，赶紧去找马侠南，正好在外面迎上他，说：“家不能回了，前后有鬼。”俩人也躲过了这一劫。

他们的儿子马福宁那天正好带着长兰一块去听戏，也没事。

共产党来抓人时，家里只有一些妇道人家，都给带走了，其中包括三太太。长兰回家见人去楼空，坐在地上大哭。邻居听见了，带到家里给她吃了一顿饭。可是人家不敢收留这个“小余孽”。吃完饭催她：“你赶紧回去吧。”就这样，长兰每天到邻家蹭饭，吃完就走。

一天，刘荫远托朋友从苏联带来了一封信，是写给三太太的，落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推理很黑白，只要沾了苏联的边，就是革命的。就凭这么一封信，三太太被放出来了，尽管刘荫远正在那边忙着“反苏反共”。三太太不敢久留，急忙带着长兰回到了南京，还是住在马家。

不觉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收到刘荫远的来信了，三太太非常惦念，整日坐立不安。马太太出主意说：“要不然你找算命先生问问？南京瞎子市横街小门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号称张瞎子，达官贵人都去找他问吉凶，你不妨去试试。”

这个张瞎子算命奇怪，不问生辰八字，不问姓名字号，只问了一句话：“客人要问什么？”三太太说：“问行人。”张瞎子即说：“不用算了，行人在路。”三太太问：“行人去哪？”答：“归程。”

这么几句话就算完了？三太太半信半疑。回到马家说起如此这般，马太太说：“张瞎子算得很准，可信。”话没落音，电报来了，是刘荫远发来的：“即刻去上海会面。”

顺便说一下马家后来的事。马侠南后来调任江苏省泰兴县长。这活儿本来是派给刘荫远的，委任状都寄到家里了，刘荫远还是那德行——不干。就让老马干了。这位泰兴马县长无情镇压共产党，欠下了一笔血债。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的高官纷纷赴台，马侠南中将也在要走的行列，不过他还要等一样东西——大烟土。他抽鸦片有瘾，新买的那批还没到货，结果鸦片没等来，等来了共产党。据说马侠南被抓后是五马分尸而死，这事听长兰姑说过多次，我将信将疑，据我所知共产党里没有这么一种死刑。不过最后我还是姑且信之，因为第一，共产党刚建立政权时镇压反革命的手法十分残酷，特别是借群众之手施行私刑就更无忌惮。第二，马家人留在了大陆，一俟台海两岸关系松动，刘马两家人就接上了联系。九十年代长兰姑的儿子和长菁叔的儿子来大陆和马福宁的儿子合伙做生意。这事要是从他们嘴里传出，总是靠点谱的吧。其实究竟怎么个死法不重要了，反正是被共产党处死了。

马福宁的夫人张婉英和三太太是结拜的金兰姐妹。前两年我见过一个报纸上报道马家的事，表扬马福宁和他妻子，说他们一直从事教育事业，颇有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老两口被推举为全国“金婚”老人代表，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南京张婉英被人们称为“和谐老太”。

再回来说三太太。

三太太收到电报立即带着长兰奔赴上海。刘荫远住在上海的一个大饭店，三太太和长兰到时，刘荫远的同学朋友同事一大群人，有男有女，已经聚在那里给他接风。长兰看得眼花缭乱，不知该如何称呼这些人，刘荫远说：“这里都是叔叔，不论男女一齐叫叔叔算了。”长兰玩得高兴，三太太则是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不知道身边潜藏一个威胁——曹秋若也在众人之中。

不久刘荫远携妻女一起回到南京，他并不急于去向冯玉祥述职，终日到夫子庙喝茶下棋，那里聚集着一些围棋高手，一块钱下一天。刘荫远喜欢下棋，棋艺如何不可考，但总是有人与之对弈。一天他在秦淮河与邵力子下围棋，后者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比他早一些回国，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两人边下边聊，邵力子说：“二爷，我在兰州有一个《西秦日报》，现在办得不好，恐怕要关门了。你有没有办法搞活？”没有刘荫远不能干的事，就看他爱干不爱干，这事他爱干。说话间走马上任。

在兰州刘荫远住在他的好友邓宝珊家里。除了办报纸，还当邓宝珊的参议员。按爸爸的话说，是邓宝珊的幕僚，正事不多，多是抽烟清谈而已。爸爸说，他曾在《北京晚报》上看到过一块豆腐干小文章表扬邓宝珊积极做街道工作，还主动扫街什么的。这篇豆腐干没有逃过爸爸的眼睛，他一定是由此想起了父亲，如果刘荫远留在大陆是不是也在扫街，或者扫街的资格都没有？失马得马，祸福相依，幸亏他到了台湾。

刘荫远是只身赴任的，三太太没有去，她已经习惯了，丈夫多半时间都在外面干事。她留在南京照顾孩子们。

刘荫远走后不久的一天，三太太家里有一位年轻女子来访，长兰一眼就认出她是上海大饭店聚会中的一个“女叔叔”。 她来找刘荫远。三太太说：“他不在家。”女子问：“他在什么地方？”三太太据实相告：“在兰州。”女子又问：“你为什么不同他一道去？”三太太说：“孩子们要念书，我得在此照看他们。”来访女子又闲扯一阵离去。三太太不知道此人就是曹秋若，即使知道也不明了她和刘荫远的关系。曹秋若是来探虚实的，她当然知道刘荫远在兰州，当她确信三太太不会离开南京后，马上就奔赴兰州，与刘荫远会面，并且从此同居。

万念成灰

一九三一年爸爸和他弟弟都考上了北平的高中。三太太带着三个孩子迁到了北平。那年冬天爸爸接到一封信，是他娘从乡下寄来的。信中说刘荫远在兰州又娶了一个老婆。娘非常生气，让爸爸告诉三太太：“闹掉她”。至于在乡间的大太太怎么比在京城的三太太还要消息灵通，没有人提起过。一般来说，在婚姻的变故中当事者总是最晚一个知道的。刘荫远和刘逸南在甘陕一带的同僚中同乡甚多，想必有多事者将消息传回乡里，就有了大太太那封信。与三太太誓不两立的大太太此刻立即与之结成了同盟。

爸爸读了信，心里一惊，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怎么办？三太太看见爸爸的样子，心生疑窦，问：“信里写了什么，拿给我看看。”爸爸支吾着，还来不及把信藏到身后，就被她一把夺了过去。 读罢信三太太气得两眼发黑，马上写信质问刘荫远是否真有此事。刘荫远没有隐瞒，回信说：“确有此事，你可以前来商谈解决办法，如何决定我都接受。”

三太太马上就要动身去兰州。刘逸南劝说：“您身体不好，坐火车要好几天，路上寒冷，怕生病，还是坐飞机去吧。”从北平到兰州的飞机刚刚通航，班次极少，要等半个月才能搭乘。知道那地方寒冷，三太太特地到“瑞蚨祥”吊了一件卷毛的黑子羔皮衣。多天的焦急和等待已经令三太太神色愀然。临行那天，刘逸南和爸爸到机场送行。坐飞机西去的人很少，女士只有三太太一个人，爸爸还记得飞机上有一个外国人，很客气地让她先上飞机。

一个月后，从兰州传出三太太死去的消息。细节究竟是怎样的，刘荫远缄口不谈，只是在他控制的报纸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刘荫远夫人因乘飞机不适，心脏病突发去世。”

三太太死后，刘荫远便离开了兰州那个伤心之地，带着曹秋若回到西安定居。此时关于三太太之死在西安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尽管出殡时曹秋若披麻戴孝以孝子身份绕市一周，仍然挡不住坊间的流言蜚语，说刘荫远是主谋，与新欢曹秋若下毒手害死了三太太。传言对刘荫远十分不利，连他的好朋友，当初促成并赞助这桩婚事的徐永昌也愤恨不平，断绝了与刘荫远的交往，结束了多年的友情。

对于一切传言，刘荫远从来不作任何解释。他并非无情之人，看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到伤心处眼泪竟然湿透一条手绢。他虽然用情不专，但是几个太太中他最喜爱的还是三太太。三太太的死和好朋友的绝交，令他心中非常伤心痛苦。他常常独自流泪，以至有一天半边脸突然麻痹，抽搐歪斜，不能控制。

某一天，刘荫远突然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连曹秋若也不清楚他的去向。一年之后，他又突然在西安出现，脸部的抽搐已经好了。原来，他隐匿华山一年，访问道士医治脸疾，同时潜心研经修道，医治心灵。回来后他对人生的态度完全转变，从放浪不羁无所不为到淡出淡入清心寡欲，似乎已经参透人生。他对曹秋若也是若即若离，只有曹氏——现在可以叫四太太了——所生的女儿云娃能给他带来一些快乐。

刘长荪姑姑——当年的云娃——八十年代初从台湾取道马来西亚香港到北京探亲，跟我爸爸说：“谣言都说是我母亲害死了三太太。其实她是自杀。”

二〇〇三年，我到台湾与长兰姑长谈家事。她给我详细讲述了三太太之死，是三爷告诉她的——

一九四九年刘荫远率家人到了台湾，也暂住嘉义。有一天，刘荫远去看望长兰，晚饭后他们坐在榻榻米上说话。说起董氏娘，刘荫远突然神色凝重，对长兰说：“你喊她娘喊了好多年，我应该告诉你实情。”

三太太本来是有肺病的，从北京到兰州正是冬天，路上受了风寒，又加上内火攻心，一到兰州，肺病发作，发烧、咳嗽十分厉害。刘荫远把她安置在自家的另一个院子里。

到达的当天有人接风，直到晚上三太太才有机会说话，她把刘荫远叫到房里问：“你说吧，曹秋若何去何从？”刘荫远有点犹豫，说：“咱们再商量商量。”三太太情绪激动，一边激烈地咳嗽，一边喊道：“没的商量！她必须走！”刘荫远说：“你不要生气，也别着急，我一切都按照你的意思办，我会跟她说的。”三太太说：“我要让她现在就走！”刘荫远含糊其词，支吾以对。

第二天，三太太又把刘荫远喊到屋里，质问道：“我们已经有言在先，为什么她还留在这里？”刘荫远不得不说出实情：“曹秋若已经怀有身孕，我一直不好开口，现在我就和她去商量。你容我一段时间，等我安置好她。”此话不说还好，一听“怀孕”二字，三太太气得发疯。她说：“今儿我把话撂这儿，今天有她无我，有我无她。你自己掂量。”这话说得决绝，刘荫远不敢迟疑，赶紧去了曹秋若的房间，说了三太太的意思。曹秋若自知理亏，又舍不得二爷，哭着乞求：“别让我走，哪怕让我给你们俩当佣人也行。”其实刘荫远内心也不忍这时把她赶出门去。两人谈来谈去也没谈出结果。刘荫远正在两头为难之际，听到三太太呼喊他的名字。他答道：“马上就来。”回头对曹秋若说：“你要快做决定。”正说着，又听三太太叫喊，声嘶力竭。听听声音不对头，他赶紧跑过去看，三太太已经气绝。

人们猜测她似乎是吃了什么药。她一直身穿一件丝棉背心，睡觉时也不脱，可能里面装着毒药。曹秋若怀孕的消息给不能生育的她致命一击。她究竟怎么死的，是个谜。中西医都查不出中毒迹象，刘荫远始终也不清楚，而且也不想搞清楚。有人提出要剖腹检查，他不同意，觉得人已离去，查清楚原因也无济于事。

徐永昌直到日本投降以后才与刘荫远复交，那时他已经恢复了对老友的信任。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代表中国方面到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与美、英、苏等九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结束后，立即给刘荫远发了一封电报：“此生此愿足矣，可否去贵茶馆一叙。”然后直接飞到西安，与刘荫远在茶馆畅叙。二人重修旧好。此时刘荫远才有机会说这句话：“次宸，素卿不是我害死的。”（注：次宸为徐永昌字）

旁门左道

刘荫远再次出现在西安时，邵力子也在陕西省任主席，他邀请刘荫远出山。刘荫远拒绝了。他不仅自己不干，对四太太也加以限制。曹秋若比较喜欢当官，当时西安有一个由十四个妇女团体组成的联合会，叫陕西省妇联，她当妇联会会长。她还办了一个国民党幼稚园，自任园长，同时她还是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于右任是监察院院长。在西安国民党选举时，党内同僚本来有意让曹氏当监察院院长，一方面是因为妇女有保障名额，一方面是要给“二爷”捧场，因为他在西安有很大的潜势力。曹秋若志在必得，一心想接手监察院长职位。可是刘荫远发了话：“院长一定得让于右任当。”曹秋若不干，说：“我的票数多。”刘荫远说：“你的学识、智慧、操守远不及于右任。”曹秋若拗不过二爷，只好退选。于右任当时连人都不在陕西，顺利被陕西选上监察院长。为此曹秋若哭了一晚上，刘荫远听之任之不劝不理。

说到刘荫远在西安的潜势力，是指他结交的朋友。他为人豪爽，三教九流的朋友遍及西安，军界的地方的，白道的黑道的。他自己就是黑道“青洪帮”中辈份很高的成员，加上国民党的身份，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爸爸说，有一次刘荫远收徒弟，在曹氏的幼儿园举行拜师仪式。爸爸好奇想去看看，刘荫远不让，他不希望儿子与黑道有任何关系。他曾经跟爸爸说：“假如有一天我被别人害死，我知道是谁，但是我不会对任何人说，更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样会给你增加一个要报仇的负担，而冤冤相报是永远没有了结的。”

刘荫远的面子很大。爸爸是共产党员，不仅刘荫远知道，整个西安以至陕西国民党层面的人都知道，但无人动他一指，全都是看在“二爷”的面子上。

刘荫远视金钱如粪土，一掷千金。每天饭局不断，他掏钱请客。若有人来借钱，只要开口必有所获，当即就筹钱给人。薪水根本不够用，身边也没有积蓄，每月不到三十手上就没钱了。即使他手边没有钱，也要去借钱再把钱借给别人，定不会让朋友失望，而且之后不再索要。他手下的一班人也仿效他的豪爽仗义，他要用钱，总是有人帮忙垫补。一次有人来借钱，他手头没有，回身问他的徒弟要钱，徒弟立刻进屋，把老婆脖子上的金项链一把扯下交给来人。

刘荫远不当官，不做“正事”，喜欢干的尽是些旁门左道的事。看到西安没有象样的茶馆，他按照临涣集老家茶馆的样式，在西安开设了一个大茶馆，青砖粉墙，重梁飞椽，古色古香，同僚们见面谈事多聚于此。

刘荫远还开了一个西北饭庄，设在西安的通济坊。他是个美食家，还是西安饮食行业的会长。为了吃“猴头（菇类）”或烤乳猪，特地坐飞机到东北或广州一饱口福。他自己也会做菜，做得很好吃，也精致，高兴时亲自下厨房颠勺炒菜。但是他的饭馆挣不了几个钱，因为朋友太多，全都“记二爷的帐”。后来见西安的苏联军事顾问不少，他又开了一个“莲湖食堂”，中餐西吃，苏联人吃得很开心。他的茶馆、饭庄都交给别人操持，自己只是呆在茶馆里和茶客清谈。

多少年后，我在中共的历史档案中得知，莲湖食堂竟然是共产党西北特支的联络站。当初刘荫远的合伙人蒋自明是实际操持餐馆的老板，也是共产党的联络人和情报员，自始至终竟从未被国民党发现。难道刘荫远也蒙在了鼓里，抑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荫远还是个京戏迷，他全力支持西安的国剧（京剧）复兴，负责戏剧学校的工作。长菁叔和长兰姑受到熏陶也都是戏迷，在台湾多次登台票戏。

前排左起：曹秋若，云子（刘长荪，我小姑），刘长菁（我叔），后排：刘长菘（我爸），刘长兰（我大姑）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中国军民开始了顽强抵抗的八年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刘荫远重振当年光复西安之威猛，立刻投入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按照爸爸的话说：“父亲心血来潮又出来打日本。”他说起父亲，总是习惯性地略持保留态度。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队占领南京，进而逼取武汉。中国军队在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将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分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刘荫远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后勤部主任。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日军南下进犯，逼近台儿庄，企图一路攻下战略重地徐州。台儿庄守军孙连仲率领的第二集团军给以激烈阻击，歼敌一万余人，取得台儿庄大捷。随后蒋介石向徐州地区大量增兵，欲与日军决一死战。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中国军队不得不撤离。这就是有名的徐州会战。

徐州失守，李部军队分别向河南安徽的山区突围，还有一大批人沿陇海路往西逃逸。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取开封，大队人马也正沿着陇海线西进。敌人的飞机炸弹在天上呼啸，子弹在耳边嗖嗖飞过，不断有人倒在路上。撤退的军人时有与日军遭遇的危险。刘荫远也在这条西进的路上，他的目的地是西安。此时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几乎走不动路，被护兵搀扶着，一步一踉跄。最后他实在迈不开步子了，对护兵说：“我走不动了，你自己逃生去吧。”护兵不敢走。刘荫远说：“我命令你走！”护兵还是犹犹豫豫，刘荫远干脆假装倒地而死，任凭怎么呼唤，就是不动。护兵见长官如此，只好离去。刘荫远这才爬起来拍拍土，蹒跚西去。

为了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黄水立即淹没大片土地。日军被迫撤退，而老百姓同时遭殃。黄泛区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向陕西方面逃难。刘荫远向难民讨了一身便装，裹在人流中继续往西行走。他身上已经分文没有，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一天，又累又饿又渴的刘荫远在一棵树下歇脚。同行的难民喊口渴，刘荫远大约是随口给他们扯起“望梅止渴”这一类的闲话，一下子吸引了一大圈人，个个听得满口生津。刘荫远灵机一动，他年少时遍读三国水浒东周列国，记性好，故事已经烂熟于心，口才又好，何不靠说书挣点果腹钱呢。此后沿途到了村镇的茶馆饭铺，他便求老板让他说书讲古，混顿饭吃，混个铺睡。能招揽顾客，老板何乐不为。

靠着这张嘴，刘荫远一路说书终于走到了开封城下。守城国民党兵一眼就把他从众多百姓中挑了出来——这个人衣裳褴褛却又气质不凡，不像一般的难民，倒是有汉奸的嫌疑。不由分说五花大绑。刘荫远说：“慢着，抓错了，我是自己人。”国民党兵说：“谁跟你是自己人！”刘荫远说：“去，叫你们大长官来，我和他说话。”听他这么大口气，小兵也不敢怠慢。大长官来了，一听姓名，马上道：“误会误会。”亲自解绑，赔礼道歉，并好吃好喝好穿好睡招待他休息了几天，送他坐火车回到西安。

开荒牛

在《民国人物大词典》上有这样一个条款：

刘荫远（1890 — 1961）

陕西平民（今大荔）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期，后赴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皖北民军司令，山西《军事日报》社编辑，陕西省参议员，国民军事委员会参议。1945年9月，授陆军少将。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逝世，终年71岁。”

再看《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案卷》（民国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中《国大代表出席证号码及姓名清册》中记载：

代表姓名：刘荫远

代表单位：陕西平民

上面两段引文中都提到一个地名——平民县（今大荔县）。说刘荫远是陕西平民县人氏肯定是误解，不过这个误解说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他确实与平民县有密切关系。

一九四二年，中原地区大旱，接着又是蝗灾，颗粒无收，赤地千里，光是河南一省就饿死三百万人。成千上万的灾民携家带口逃往陕西（途中又死亡无数），一时间西安城里充满了难民，无法安置。此时刘荫远在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手下当参议员。所谓参议，实际上是个挂名官称，吃干薪，基本是个闲职。蒋鼎文问他：“这批难民怎么办？”刘荫远说：“让他们去平民县垦荒，我带着去。”他这个人是闲不住的，自己会找事。

平民县本是黄河滩上的大片荒地，二十年代冯玉祥在此开辟了一个难民县，接纳从河南、山东、甘肃等省的逃荒百姓。命名“平民县”。 此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可以容纳大量移民。经刘荫远的努力，难民们有家有地，终归得到安置。按照长兰姑的话说：“二爷就喜欢干这种没人伸头，吃苦实干的事情，是个‘开荒牛’ 啊。”

刘荫远因此在平民县颇有口碑。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荫远由陕西平民县推举为国大代表。第一届的国大代表是终身制。这是高尚的荣誉，但是最高的奖赏莫过于被当作平民县的父老乡亲。

田园将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久盼的和平日子终于到来。岂料没有多久，烽烟再起，争战的双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

我上学时，历史课讲到这一段，必言之凿凿地谴责道：“抗战胜利后，躲在重庆八年的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抢夺共产党的胜利果实。”此话无人不晓无人不信。直到六十年后借互联网之利，事实逐渐披露——抗战期间在陕北纺线织布，开荒种地的共产党此时出动，接受降军，与国军抢占城池地盘，令国内战争开打。

（在毛泽东重庆“谈判”的四十天内，中共利用国统区的舆论自由和民主权力，许诺给人民以“自由民主”，获取了大批所谓“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情。中共军队趁机攻占了300座县城，刘伯承邓小平在军民中广泛号召“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歼灭上党地区国军3.5万人。）

一边是在正面战场与日本军队苦苦战斗了八年，还未来得及喘息的国军，一边是偏安一隅，休养生息十年之久的共军。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长兰姑说：“国民党训练了一支精锐队伍，使用最新式的武器，在保卫上海一战中全部战死，他们唱着‘中国一定强’的歌曲英勇殉国。国军打了八年的仗，只剩残兵，他们太累了。”经过四年鏖战，共产党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国家的命运就是刘家的命运。

一九四六年刘荫远任安徽宿州第三战区高参，这已经是国共两党开战的时期了。刘荫远不是已经离开军界了吗？我打电话问长兰姑此事，她说：“是有这么回事。二爷脱长袍穿短装，别着枪又上了战场。他五十六岁了，身体也不好，还是去了，说：‘宁可死在战场上。’你想呀，他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岂容国家毁于一旦。”长兰姑接着说，“当时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还没开打，二爷的兵已经十分疲弱，穿的军装都是老百姓手缝的，家织白布染染色，颜色深深浅浅。陈诚看见说：‘穿得不像样子，不够资格做中央军’。” 我问：“后来怎么样呢？”长兰姑说：“已经是哀兵一片，打败了。宿州是国共拉锯地区，共产党的力量更大。国民党知道大势已去，纷纷投奔共产党。二爷重气节，不投降，更要保卫家乡，带领军队坚持抵抗。在一次接火中，二爷被共军俘获。如果抓他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军队，很难想象他会遭到什么下场。这回也该老天荫庇，抓他的恰是一支国民党投诚队伍，审讯他的军官又恰是他的旧友。一见刘荫远，军官忙呵斥下属：‘怎么把他弄来了？放人！’然后又派了心腹随从把他送到安全地带。”

人脉宽广就是好啊。但是再宽，国民党已经成为强弩之末，难挽颓势。刘荫远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的家乡沦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刘荫远兄弟最大的伤痛是一九四七年老母亲的去世。虽说母亲已尽天年，二人却未能尽孝。那年徐蚌大战打响在即，烽火连天，共产党军队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就设在临涣集的文昌宫。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刘荫远和弟弟刘逸南（商震秘书）二人竟不能回乡奔丧，成为二人终身遗憾，更不要说他们战后解甲归田的期盼已经幻化。

一九四九年，刘家从大陆连根拔起，迁移到海峡那边一个陌生的岛屿。刘荫远兄弟二人带着太太和他们的孩子长兰、长菁、长荪（云子）、长华、长芬，以及孙子们，都走了。只有追随共产主义的爸爸一个人留在了风雨飘摇的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