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出版前的话
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出版前的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正与来南澳探亲的父母一起用晚饭, 突然接到素不相识的杨汉勇先生从悉尼打来的长途电话。经杨先生自我介 绍,我才知道他是《华声报》的负责人之一。
杨先生的头一句问话即是:“您一定知道《华声报》,而且一定也是 我们的读者吧?”对于这个问题,我简直又羞愧、又窘迫,不知怎样回答 才好。作为一个长住在澳洲的华人,当然不会没听说过《华声报》;但是 要说是该报的“读者”,那是完全称不上的。《华声报》创刊至一九八八年, 至少也已出了一、二百期,我看过的不会到五期,怎么配算他们的读者? 对于华人自己的报刊,不但不积极投稿支持,竟然连消极地作个读者这点 义务都未尽到,又怎么不使我感到羞愧和窘迫?(注 1)
杨先生听我在电话中支支吾吾,就接着说:报社以后将会每期按时 寄赠给我,并希望我今后多向该报投稿。
《华声报》杨先生的热情、慷慨倒使我很有“无功受禄”之感,于是, 搜索枯肠、挖空心思也得写点东西出来。
其实以前,我这支笔倒是有点“意到笔随”的,每年十万二十万字的 译著、随笔在各地陆陆续续发表。然而,不知怎么,后来我这支笔变得越 来越笨拙,越来越沉重起来。所以,除了心血来潮还会胡诌几句杂文、随 笔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再写了。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我在一次旧书大拍卖中买到一本中国学者蒋彝 先生三十年代在英国旅居时所写的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中译名《伦敦杂碎》,或直译为《哑行者在伦敦》)。后来,我发现蒋彝先生用 “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的名字作书名写了一套游记性的随笔。蒋 彝先生之所以自称为“哑行者”,并不是因为他不会英文,或者不愿讲话, 而是根据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意思取的 一个名号。从书中,我可以领会作者不愿在书中把自己作为一个主角来写 入,从而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而宁愿作为默默无“言”的旁观者来观察西 方风情人物,对比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记录自己的感受心情。
蒋彝先生是位学者,学贯中西;他又是一位画家,画的是具有西洋 水彩画风味的中国水墨画;他也是一位书法家,会篆、隶、草、楷,字体 清秀不俗;他还是一位诗人,写的是古诗、律诗和绝句,诗句通俗易懂, 诗中有画,画中有情;他更是一位散文家,我看过他的两本散文都文笔隽 永、流畅,古今中外,融为一体,见闻感想,触类旁通。
读了蒋先生五十多年前的游记、随笔,倒真有点引起我重新提笔的 兴致。蒋先生在伦敦旅居了五年,他即景抒情洋洋数万言记下所闻所感; 当时我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市也已住了五年有余了,其中不但看到了五、 六次南半球的春夏秋冬,也看到了南半球的种种风土人情,尝到了人生的 甜酸苦辣,为什么不像蒋先生那样,一点一滴、一情一景地记述出来呢? 我的经历及感受,还会引起别人的共鸣、使别人得到启示,也未可知。 《华声报》杨先生的电话,成了我动笔写《南澳散记》的催化剂。
在一九八八年中的五个月里,我一口气完成了这本《南澳散记》, 寄澳洲悉尼《华声报》,连载了一年半。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 写这本文学性的散文实在有点“不务正业”。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在澳洲 一发表,竟然好评不断在悉尼、墨尔本各华文报纸、杂志上出现。《南澳 散记》被誉为是“开放在南半球的一枝中华异花”(墨尔本《海潮报》), “很有特色的散文佳作”(墨尔本《汉声杂志》),甚至是“属于全世界的”, “生平读到的难得的佳作之一”(悉尼《华声报》)。这近十篇评论评得那 本《散记》成了澳洲文坛最佳的散文作品,倒使我有点“受宠若惊”起来。
其实,回想写此书的动机,完全如最近刚故世的当代伟大美国作曲家阿 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 1900-1990)在他的音乐论著《音乐和想像》 (Music and Imagination)中所说的一样,只是“自我表现”而已。当然, 科普兰说的是音乐家的作曲,但道理跟作家写书一样,所以摘引如下:
“为什么创作音乐对我的灵魂如此重要?是什么使作曲 成为那么绝对地有必要,因而与其他日常活动相比,别的 一切都是不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创造力的冲动永远不会满 足?为什么一个人永远都创新?对于第一个问题——创造 的需要——答案总是一个——自我表现;这是用以证明一 个人对生命的最深感觉的基本需要的。......每创作一部作 品随之而得到的是一种自我发现。为了了解自己,我必须 创作。......而且,正如艺术家是通过他的创作来发现自我 的一样,世界是通过艺术家来发现自我的。通过艺术家的 创作,世界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实质。”
也许正是艺术家发现自我和世界发现自身存在的这种相互关系,促 使我选择了本书的特定题材:南澳,以及特定形式:散文。我选择南澳是 因为我居住在南澳,是我文章的出发点,也是我要想发现的世界。然而, 我又不想只发现南澳,而想发现自身。于是,我就只能采取散文这种形式, 以自身为线索,把我主要生活过的环境 —— “解放”前、“解放”后和“文革” 中的中国以及西方世界连接起来。在写作中,我尽量抛开一切束缚,包括 形式的和内容的。我以为,我这样的形式及内容会被人批评为“零乱不堪”、 “目中无人”。但是,意想不到这种写法正是评论中最为推崇、欣赏的,并 被认为恰是我的独特风格。
文章写成了,也在报上连载完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许多朋友和 朋友的朋友都来索取那本《散记》的影印本,弄得我既欣喜,又不胜其烦。 于是,大家就怂恿我将它出版成书。出版成书当然是正合我意的事。然而, 不知是那本东西“生不逢时”还是有别的原因,自从该文连载完毕至今一年 之中,我设法联系了不少国内外出版机关,都讲现在散文销路不畅,不愿 出版。我真没有想到:要出版一本书原来会比写成一本书更要艰难呢!
不料正在我认为此书出版无望之时,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忽然慧眼独 具地决定出版此书了。这真使我有点喜出望外。在这里,我除了向该出版 社的全体编辑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之外,只能祈求我的这本小书在她的作者 的祖国也能像在他的移居地一样大受欢迎,从而使那个好心的出版社不要 因此书的出版而亏本了。
本来,趁着出版之便,我应可以大大斧凿、删削一番,无奈我素来 不会删改自己的文字,看来看去只作了一些细小的改动而已,其他仍然让 她保持原来面貌,美丑不论吧!
我想,孩子一旦出了娘胎,是美是丑都已成定论,无法再改动了。 不管怎样,他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如果嫌他不俊,除了再生一个之 外,恐怕别无他法矣!
一九九 O 年十二月十一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注 1:其实在我开始为《华声报》(周报)写“南澳散记”专栏前,已经为墨尔本的《汉声》杂志(月刊)写了几期稿。杨汉勇大概看到了《汉声》上我的文章,才想 到来向我约稿的。不久,墨尔本创办了澳洲第二份华文报,名《海潮报》(周 报),也来约我为他们写稿,于是我就在 1989 年元月开始为他们开了一个“东城 随笔”的专栏。这么一来,那时,我就为澳洲的“两报一刊”同时刊登专栏。“两报一 刊”,在“文革”时是家喻户晓的名称,指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 《红旗杂志》。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文章,都先在这“两报一刊”上发表。所以, 我后来常对人说: 我也为澳大利亚的“两报一刊”写过稿,而且是同时为三份报刊写稿。这在澳大利亚大概还没有第二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