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四大共同

斯大林的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民族的定义，又称“四大共同”。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解放后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奉为金科玉律，在学术界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姥爷那一代的学人，整个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构建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上的。

而老一代的学人，包括林耀华这样的大家，在解放后也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有高度的评价，认为斯大林“给民族下了经典的定义”。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为哈佛博士的林耀华，对神学院毕业的斯大林所做出的赞誉，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压力的违心之词？

我一直怀疑是后者。

但后来我有机会仔细研究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

也许林耀华们对斯大林的敬畏是真心的。

斯大林不是学者，是政治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千年一遇的政治家。

其它的不说，就凭他搞出的斯大林模式，披着进步的外衣，生生将人类社会拉回到中世纪的黑暗血海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拥有这样能量和影响力，能够改变重大历史进程的政治家，并不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洞悉人性，通察历史的天才。

他的天才，足够让林耀华这样纯粹做学问的书生来仰视。

他是一个恶魔，但他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确实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预见性。用“高瞻远瞩”来形容，并不过分。

他写这篇论文，就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

解决俄罗斯帝国身前和身后的民族问题。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定义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民族问题，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民族。

于是才有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解决民族问题，不外乎“破”与“立”。

“破”，利用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决的思潮，削弱并葬送沙皇俄国的统治。

“立”，在沙皇俄国的尸体上，重新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天国。

这个理想天国将比沙皇俄国疆域更辽阔，民族更众多，但各民族能和谐共处，一同走向共产主义天堂。

这是斯大林们自认的使命。

破与立是矛盾的，是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

四大共同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其强大的实用性。

说它是大杀器，并不为过。

且看它是如何被运用的。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如果信仰相同，即使有人种和民族的差别，人们还是有一种自然的向心力。比如奥匈帝国治下的克罗地亚人，和奥地利一样信奉天主教，对哈布斯堡王朝极为忠诚。虽然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无怨无悔，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中央政府出力血战。

在英国女作家韦斯特的名著《黑羊与灰隼》中，借着萨格勒布市总督广场上耶拉契奇的塑像，长篇累牍地描述了克罗地亚人的这种“奴性”。她从英国人的角度审视，对克罗地亚人这种“愚忠”既感惊诧又不以为然。克罗地亚从这种忠诚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精明的英国人可从不做这种赔本的事情。

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耶拉契奇总督广场上的耶拉契奇塑像。

耶拉契奇是克罗地亚独立运动领袖和拯救奥地利帝国三元勋之一。这两个头衔加于一个人头上，真是满满的违和感。1848年， 奥地利帝国内忧外困，在维也纳爆发了革命，而匈牙利则利用这个时机发动起义追求独立。克罗地亚独立运动领袖耶拉契奇率领克罗地亚军队，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击败了向维也纳进军的匈牙利起义军，最后还攻克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扼杀了匈牙利起义，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也成为拯救奥地利帝国三元勋之一（三人之中最有名的是拉德斯基，奥地利陆军元帅。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经典名曲《拉德斯基进行曲》就是为他而写，现在是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压轴曲）。

帝国中一个追求独立的少数民族击败了另一个追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维护了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性。

这可真是模范少数民族了！

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如果宗教信仰不同，再加上民族差异，离心力可就大了。

有两种宗教，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完全无法被宿主国同化。

它们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都是有教无国的典型。

有教无国，是指将宗教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

斯大林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宗教对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可能造成的破坏。在他所设计的理想天国中，必须剔除这种危险。

于是在四大共同的民族定义之后，斯大林马上引入了一个必要条件：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就是说，如果四个特征中缺少一个，就丧失了民族的地位。

用这一手，斯大林直接剥夺了两大宗教的民族地位。

犹太人在欧洲流寓千年，他们根本不追求融入当地社会，而是永远保持自己强烈的身份认同（Identity）。同时他们富甲天下，智力超群。这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同时这又是一股多么大的离心力。

这一点和其他种族形成鲜明对比。

比如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后，第二代就很多连中文都不会讲了。他们已经在熔炉中被熔成了纯粹的美国人，不会有中国人或者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

但犹太人不一样，他们的社群永远保持独立。

在俄国革命中，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即“崩得派”。

“崩得”是俄文译音，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该联盟1897年成立，成员主要是俄国西部地区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它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前身）。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争斗。崩得派别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崩得派曾要求承认他们是俄国犹太工人阶级唯一的代表，并建议采用联邦制原则来建党。

这种要求，对认为自己是俄国革命天选之子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列宁对崩得派恨之入骨。在文章中难掩激愤，泼妇骂街地喷出“崩得混蛋”这样的粗话。

但犹太人有个弱点。

他们散居于世界，没有形成大的聚居地。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他们也分散在各地。

为了从理论上绞杀崩得派，斯大林将“四大共同”中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三大法宝祭出。在文章中他这么写道：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

说俄国犹太人没有共同地域，没有共同语言（斯大林撰文时犹太人还没有共同语言。希伯来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尤其是以色列建立之后，才重新复活，逐渐成为犹太人的共同语言的），也没有共同经济生活，不符合成为民族的条件。

连民族都不是，就不要谈什么民族权利和民族代表了。

这一招就瓦解了犹太人作为民族的合法性，也瓦解了崩得派在俄国革命中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资质，甚至剥夺了他们在革命后继续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所面临的伊斯兰问题，主要在中亚地区。

今日中亚五国，全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斯坦。

中亚地区，并不是俄罗斯帝国的固有领土。

16世纪末期，在海洋帝国西班牙借着地理大发现的余威，跨越大洋，成功征服美洲之后，作为大陆帝国的沙皇俄国也开始了向东的扩张。

苏里科夫的名画《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用史诗级的功力，生动描绘了1581年哥萨克佣兵头目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战斗。画面中哥萨克们用火枪碾压了西伯利亚汗国的弓矢。沙皇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从此时开始。

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征服是漫长而艰辛的。

在扩张的前期，并不顺利，甚至屡尝败绩。只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才对东方形成了巨大的技术代差，俄罗斯帝国对草原民族才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从16世纪末期（1581年）征服西伯利亚，到19世纪末期（1885年）最终吞并中亚，俄罗斯帝国整整花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才将中亚这些突厥化伊斯兰化的汗国们，消灭殆尽。

此时离俄罗斯帝国自身的崩溃也为期不远了。

因此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并不久远，根基也不牢靠。

他们面临的强大对手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很容易解释。

中亚的人民，民族观念淡薄，国家认同模糊，只认自己是穆斯林，笃信伊斯兰教，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格格不入。

泛突厥主义，是由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万伯里（Ármin Vámbéry）所启蒙，经克里米亚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所完善，最后到了奥斯曼土耳其被以恩维尔帕夏为首的土耳其青年党所采用并发展成为席卷多国的政治运动。

泛突厥主义主张世界上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应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是一个以土耳其为主体，西起亚得里亚海、包含所有中亚地区，向东到达中国新疆、甘肃和青海的“大突厥国”。

使用突厥语的国家和地区

用泛突厥主义者们的原话，就是“从中国的长城到亚得里亚海”！

好大的野心！

中亚大部分地区都是说突厥语。今日中亚五国中有四个是突厥语国家。因此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很有影响力。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一触即合，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成为令所有统一多民族国家头疼的不安定因素。

犹太人在理论建树方面实在太强了。一个马克思搞出马克思主义，搅翻寰宇，造出人间地狱。一个万伯里搞出泛突厥主义，到现在还让俄罗斯和中国头疼。再加上犹太复国主义，中东世代仇恨，形成死结。

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诸汗国后，成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进行统一管理。十月革命后，帝国解体，各方内战，无暇东顾，中亚局势一度失控，相当混乱。苏维埃，穆斯林联盟，临时政府，自治政府，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

经过一番苦战，布尔什维克终于控制了中亚局势，成立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第一次当政的革命者们马上发现，这突厥斯坦太棘手了。

泛突厥主义已经在中亚愈演愈烈，甚至渗透进了党的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很多党内高层和本地干部，都是泛突厥主义信徒。比如霍贾耶夫。

法伊祖里·霍贾耶夫（Fayzulla Khodzhayev），中亚革命的风云人物，一位充满了争议性的悲剧性人物。在他的故乡，迄今为止对他的历史评价仍充满分歧，无法盖棺定论。富商之子，早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影响下在中亚创建了青年布哈拉党，投身泛突厥主义运动。后来归顺布尔什维克，加入俄共，成为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和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1925—1931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主席。因为其参与过泛突厥主义运动，在大清洗中被斯大林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审判席并被处决。他虽然皈依了党，但在党的眼中，他永远是泛突厥主义分子。

在1920年的突厥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竟然通过了一个决议，要将突厥斯坦共和国改为“突厥民族”共和国，同时突厥斯坦共产党改为“突厥民族”共产党。决议取消民族分类，反对将突厥斯坦再划分成若干独立共和国，认为必须将所有突厥语民族团结起来置于一个突厥斯坦政府之下，而且还要继续将突厥斯坦以外的其它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吸收过来。

可以想象俄共（布）中央收到这份决议时的反应。那可不仅是鼻子都气歪了，说五雷轰顶不为过。

这是又一个“崩得”啊！

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2000万，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念念不忘独立的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顶着苏维埃的牌子，实际上是一颗定时炸弹。

俄共（布）中央马上派出苏联红军领导人伏龙芝担任突厥斯坦委员会委员，去扭转局势。

通过这个空降的突厥斯坦委员会和直辖的红军第四军，俄共（布）逐步解除了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各项具体权力。

1922年苏联成立，1924年中亚最后的战事平息，革命者们开始坐下来解决突厥斯坦问题了。

用的是英帝国主义者的老方法——分而治之。

但革命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理论根据，科学严谨，名正言顺，光辉高尚。

只要你在这个理论体系内，就无法辩驳。

当然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理论体系，等待你的是红军的马刀和克格勃的子弹。

理论是重要的。单靠枪杆子，没有理论，达不到长治久安。分而治之后，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通过理论灌输和一代代洗脑来达成。

革命者们为分而治之找到的理论依据，就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四大共同”。

中亚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者们主张他们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裂的民族。

确实，他们满足了四大共同中的三个条件。他们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

但四大共同中有一项“共同经济生活”，泛突厥主义者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所谓共同经济生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是指度过了封建主义阶段，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后，人们之间有了相互依赖的紧密的经济上的联系。

也就是说，尚处于封建主义阶段的中亚地区，是不符合民族定义的，没有民族地位。

斯大林文章中为这一点着重做了说明：“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

因此中亚没有民族，更没有统一的民族，只有一个个封建部落和部族。

用这一手，斯大林就瓦解了中亚的反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合法性，为分解突厥斯坦提供了理论依据。

接下来就是分而治之的具体政治操作了。

苏联采用了逆向构造“国家-民族”（即先建立国家，再构建民族）的方法，通过地理划界，将中亚分解成为五个独立国家，即今日的中亚五国，在极大程度上化解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危害。

这就是苏联在中亚搞的所谓“民族识别”，和中国解放后所搞的民族识别有巨大的差别。后文将有更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