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第100篇博文
这是今年写的第100篇博文。博文是我的笔记本、草稿簿，随手记录所见所闻，感觉感想。时而回头一读，觉得挺有意思，原来某天我有过那样的经历和感受。
2022年，多事之年。从近处说，疫情阴影不散，通胀持高不下，影响小民日常生活。从远处看，世界上战争冲突不断，不少国家陷入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困境，举步维艰。
不安宁无形中给人们带来焦虑和失望。虽然我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九斤老太，然而偶尔也感叹今不如昔，因为四十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街上少有流浪汉，干干净净，人们显得更彬彬有礼，生活更悠闲自得。
今不如昔吗？
不能以偏概全，是吧？我当时住在富裕的小镇，又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内心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无疑我看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故而，过去或许并不那么美好。
再说，人的记忆也可能出错，多数人会尽量忘却丑恶的往事，我的记忆里，快乐美好的碎片居多，至于自己当年的穷困、孤独、郁闷、疏离，却难得想起。
当我讲述过去的时候，那是用尚存的记忆碎片去还原有关以往的一幅完整图画，重构的过程不免融进我的主观意识和情感。因此，过去的美好多少带点儿私人化的虚构和浪漫。
最近，人们在讨论江泽民时代，他执政的十三年，中国相对开放，似乎正在走向世界。2002年当他移交权力的时候，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可是，又因为他舍不得放弃手中的权力，导致下一届领导人左右为难，无法放手大干。之后按照他的意愿，任命了这届他以为容易控制的领导人。人们不禁感叹，领导是一茬不如一茬，中国社会的进展也是走一步，退两步，一路退到了今天。
我出生在崇尚革命的年代。革命，是用激烈，乃至暴力血腥的手段，迅速改变某种局面。快速、突然的剧变充斥着我的生活，主宰了我的命运，也扭曲了我的思维。只要在中国生活过，就一定经历过身不由己、言不由衷、无能为力的压抑和沮丧。
来美国后，生活完全不同了，但有些毛病却融入了血液。我没有耐心，做任何事都希望立竿见影，甚至包括无比复杂的社会改良。
社会的进退是相对而言。九十年代末，日子过得相当轻松（抱歉，又今不如昔了），美国人津津乐道的是克林顿和莫妮卡的风流事，没有恐怖分子捣乱。中国人忙着下海经商。我那几年写的中文文章可以随意评论“老人家”和“革命”，往往是一字不改发表在国内杂志上，而且绝不是地下杂志或自费印刷。那时候，质疑、反省历史是可以被接受的。
现在呢？只能说人类历史的进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在螺旋形的，更悲观的说是在绕圈，从光明走向黑暗，又从黑暗走向光明。运气好的人正巧走在通往光明的那段路上，运气不好的则落在走向黑暗的进程中。长寿的人，人生百年（绝无“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欲望），我已走过了三分之二，哪怕命中注定要经历黑暗，也是有限的了。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再一次经历由暗至明。
个人和社会的变化
前几天，看到许知远访谈钟叔河的视频（博文最后有个片段），钟先生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拍视频的几位年轻人问钟先生，为什么社会进步的脚步如此缓慢？钟先生的回答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特别迟缓，曲折，迂回，艰难，这是因为传统历史让我们肩负重担。
传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能够延续至今，一定有特别强的自复能力，哪怕衰退了，根系还在，斩不断理还乱。因此，要摈弃传统中的糟粕，修补历史的过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这七十多年来的政治体系和思想，就塑造了不仅是一个生存环境，还有一种思想模式。就像我，难以根除革命的思维，总是希望社会的改变能够迅速、干脆地完成。
钟先生还提到了物理学所说的惯性，体量越大的东西惯性越大，社会好不容易迈出了一步，但是传统的惯性会把那一步拉回来。改革不可能在一两代人之间完成，几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走向世界，现代人无非是在继续前人的脚步。
路只能是一步一步走的，社会的进步需要众多的人一齐往前走，而在现实中，人们总是脚步纷杂。作为个人，只要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还是可以坚持往前走，哪怕周围的人都调转了方向。
因此，社会的变革主要来自每个人的内心，首先是个人觉得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为此做出努力，而不是来自外部的“革命”和“洗脑”，来自某个政党、某个派别、某个领袖强加给我们的“理想”和“信仰”。
说说钟叔河
九十岁的钟叔河
钟叔河是谁，为什么要听他的？他91岁了，出版人、学者和散文作家。1949年，高中肆业后任《新湖南报》的记者和编辑。1957年，因主张办党外报纸，提倡民主自由而被打成右派。那时有两条路，要么留在体制内去劳改，等待共产党开恩替自己摘掉帽子，要么退出体制自行谋生。钟先生选择了后者，被报社开除公职，他成了一名板车夫，靠拉板车谋生。
1970年，又因为“污蔑文革”被判刑十年，1979年平反出狱，去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中国正处在解冻期，钟先生主编并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20册）。这套书从宽广的视角介绍了欧美文化，书里收集的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的先哲，如张德彝（1847-1918），写的笔记。张德彝曾任清朝外务大臣崇厚的译员，一生八次出国，在海外共度过二十七年，每次出国都写下详细的日记。他的日记被收藏在《走向世界丛书》之中。《丛书》中的内容都以游记和笔记的形式出现，当时出版界对钟先生的创举和气魄非常敬佩。
钱钟书先生也看了这套《丛书》，尤其对每本书前的叙论觉得有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钟叔河”，其古文、国学底子是怎么修成的，但还是觉得文章好看。于是关照《读书》总编董秀玉，如果钟叔河什么时候从长沙到北京，带去钱家见见。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钱先生不要见人是大名在外，他家的门上，挂着小链条，敲门以后，门打开了，但是主人隔门缝朝外看，多数的来者都被拒之门外。钱钟书邀请钟叔河做客不算，见了面还鼓励他，把那些叙论结集单行，并愿为之作序。序言的开头是：“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为《走向世界丛书》写的文章就感到惊喜，也起了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钱先生给钟叔河的信上说的：“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在年轻的钟先生面前，钱先生在信笺上按旧式礼貌的习惯，称自己为“弟”。（以上这两段话摘自彭小莲、汪剑合著的《编辑钟叔河：纸上的纪录片》，我做了一些文字的改动。）
钟先生说，虽然他最好的年华（26到48岁）都花在拉板车、写检查、坐牢、劳改上了，但是从1957年到1979年，他不必做命题作文，也不必按一种模式思想，从而有时间自己去阅读、思考。他阅读了300多种1911年之前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载。1979年出狱后，他把20年的积累编辑成书，奉献给读者。
钟先生认为，作为个人，重要的是要用常识和良知去对待身边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或许改变不了世界很多，然而如果每个人都做那么一点点，还是可以积羽沉舟的。
个人改造社会
这使我联想起胡适一贯提倡的个人改造社会。这种“改造”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不是来自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或运动。胡适说：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因此，胡适希望人们具备一种“真实纯粹的唯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便是胡适心目中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能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就是最有益的为人。人的本能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当人们具备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自然会不知足，不满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
胡适总结道：“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 （蓝色的文字摘自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适先生去世六十年了，今天读这些文字，仍有醍醐灌顶之感。平庸如我，能力有限，遇到淫威，目睹不良，或许无法阻止，但至少可以选择不加入罪恶的行列。
我十分欣赏日本纪录片《人生果实》里的老夫妇，他们在杂木林里建筑了小木屋，院子里种了各种果树和蔬菜，两人用心地生活，享受生活中细小的美好和温馨。老先生多年来一直堆肥，他的心愿是能为后人留下改良过的土壤。
倘若我们能以一己之力，留下干净一些的空气和水，留下肥沃的土地，留下一丁点儿做人的智慧，留下一点诚实、真诚、善良、勇气的印象，也算是为延续世界文明做了努力。
火炬接力
回过来说钟叔河先生的一段经历。我的书柜里有一套钟先生主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共15册）。对于如此有争议的人物，竟然敢为他编了全集，钟先生的胆略和对文化纯粹的爱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钟先生在长沙城里拉板车，一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有一天歇脚的时候，在街头的书摊里看见一本小书《希腊神话与英雄》，作者是周遐寿。他随手拿起来读，读着读着，不仅忘记了劳作的辛苦，还读出了周作人的气息。他掏出一天拉板车的全部收入，买下这本旧书。因不知道周遐寿是谁，把给作者写的信寄给了出版社，出版社很负责地把信转给了作者。不久他收到了作者的回信，作者是周作人，周遐寿是他的笔名。
周作人在给钟先生书写的条幅中，引用了英国作家和评论家蔼理士（ Havelock Ellis）的一段话：
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说得太好了！为了那不灭的文明之光！
注：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