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单 | 真故2022年最值得阅读的10篇故事

N0.1《郭刚堂，以后每天都要笑一笑啊》

撰文：罗兰/编辑：一一

    罗兰

和郭刚堂相处的两天一直在路上，我和他一起，从聊城出发去河北贩卖蔬菜。找到被拐多年的儿子后，他终于能安下心来谋一份长远的生计了。

我们的交谈随处发生：卡车里、小饭馆里、批发市场的简陋旅店中。为了保护儿子，郭刚堂严守着关于他现状的一切细节。而我想知道的是，他如何接受儿子选择留在养父母身边？最终，从他的言行里，我得到了某种或许不够直接，但我认为是更根本的答案。

相处的第二天下午，郭刚堂开着那辆他用来运菜的小车，带着我行驶在聊城的大街上。冬日的阳光透进来，他突然说，等到退了休，想弄辆皮卡，带妻子出去到处走走，“男人就该开那样的车”。他的表情和语气雀跃又向往，像个大男孩。在那个压抑多年的父亲的身份下，这大概是外界很少能看到的他。我的心情也跟着鲜亮起来。

    雷军

当生活出现漏洞，口子就只会撕扯得越来越大，血肉模糊。这个故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去写儿子失而复得的喜悦，也没有去铺陈苦难，而是聚焦在郭刚堂“学着笑”的过程。27岁之后，他人生原本的轨迹就被硬生生转向了，一切都得重新学，学着接受现实。而这矛盾的现实在儿子被找到的那刻才真正进入高潮，他还得持久忍耐，小心翼翼地维持某种脆弱平衡。

“属骆驼的”，一个伟大的父亲形象喷薄而出。

N0.2《疫情三年，疲惫的燕郊通勤族》

燕郊通勤族往返于河北与北京，在疫情这三年里，他们需要接受两地防疫政策，小心翼翼往返公司与住处。有时衔接失措，他们就只能悬置在检查站，或者是受阻于一场大雪。发布这篇文章时，燕郊通勤族是一群惊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分作两拨，一些人急于回燕郊照顾家小，一些人杀回北京只为保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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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镇昊

    罗镇昊

燕郊素有“中国睡城”之称，为了享有镇级房价和北京资源的人安家于此，白天进京上班，晚上回燕郊生活。它是典型的双城通勤地区。

除此之外，燕郊还有另一个身份，首都北京的护城河。一旦风吹草动，这里必须最早做出行动。防疫环境下，双城通勤族被迫游走于不断变化的政策当中。

这是一篇常见的群像式写作。通勤族们的故事放在结构中，每个段落都用一个小标题凝聚起来。为了让稿子变得生动，必须让受访者细致地还原当时的场景和动作。

然后你会发现，那些他们觉得习以为常的遭遇，其实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吴向娟

疲于奔命的燕郊通勤族，是无数双城生活人们的缩影。燕潮大桥每每放出封控的消息，就有一群生活在燕郊的人慌忙逃窜前往北京，否则他们极有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故事细节抓取准确，读来毫无混乱、冗余之感。这些逃亡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收入高低不同，在潮水之下，都如同蝼蚁一般无力。

N0.3《死亡课没有高分》

2017年起，南方科技大学的袁长庚老师开了一门通识选修课“理解死亡”，想带学生“在历史和世界的纵横图景中理解死亡，并重新审视自我、他人、社会与时代”。这门课上了4年，有学生从中学会了思考生命，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处境。可时代气候、校园环境、学生心态都在剧烈变化，课程的活力被慢慢削弱，行将终结，这一切令袁长庚感到挫败。

不过，这门课的影响依然存留在不少学生身上，并随着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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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兰

    李点

三年前的冬天，李文亮医生去世，我看到新闻后顺势点进了他的微博，哭了整晚。他是这么鲜活的人，关注明星和水果，句子后面总带着emoji，就像身边的朋友一样。接着，我恍惚间想起刚刚看到的新闻，那种落差感把我的心砸得稀碎。

疫情这三年，我们绕不过去的命题就是如何看待死亡。而这篇文章，用一堂死亡课带出了袁长庚老师和学生们的生命故事，以此为切入口让我们进入死亡命题。

很多去上死亡课的学生不是真的经历了死亡、失去，他们只是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有人卡在工具理性里，为追女孩制作excel表格；有人卡在内卷的怪圈里，把时间都花在刷成绩单和履历表上，而疏远了周遭。死亡课让他们重新认识到生命的复杂，进而拥有了生的力量。

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对死亡避讳、忽视、甚至消解。理解死亡，是一门需要后天学习的功课。在南方科技大学，曾有过这样一个课堂，老师袁长庚带领学生拆解了一个个关于死亡的词语，解读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联结。自杀，艾滋，空难，屠杀，牺牲……死亡并非纯粹的个体事件，而是一个个社会议题。

或许，重读这篇文章，会给当下身处阴霾与哀痛的我们带来慰藉，也能解答一些困惑与追问。

正如文章所传达的，如今被无物之阵逼到角落的我们，可能格外需要向身边的人投去目光，拥抱、联结、相互支持，在直视死亡的巨大阴影后，一起做一些微小的抵抗。

N0.4《长春大学生忘记了春天》

非必要不出寝室，一日三餐由志愿者送到门口，上厕所排队，不能洗澡。长春大学生的封闭生活到发布文章时，已持续了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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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镇昊

    李点

其实不是忘记，而是受制于某种力量的学生们失去了春天。这是一段荒诞，乃至残酷的经历。

文章复原了长春大学生40多天封控生活中的细节：同学们为去5米之外的厕所，需要排队两小时；吃饭要开盲盒；因为不能去公共浴室，女孩儿们只能在厕所用热水壶泼盆等等。学生们在最为好奇的年纪被封在校区，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故事的结尾，一个为了抓住春天尾巴的同学，不惜违反规定去拍了花。迎春花、杏花、樱花，这些充满生命力的意象，与此前所描绘的冰冷细节形成对峙，让我在残酷的意境中久久不能自已。

    吴向娟

为日常生存所累的长春大学生们，只能透过小小的四角窗窥到几枝发芽的叶子，早忘了春天该有的景象。

作者以细腻但有力的笔法带读者走进了被封控的校园，学生们无声的哀喊似乎就回荡在耳边。文中以“春天”这一意象作为希望的象征，给人以处于阴沟窥探光明之感。以一个学生仓皇短促的探索春天而后失败的经历作为结尾，读来十分荒诞，却有万钧之力。

N0.5《被裁员的猫》

创业红火那几年，许多公司为了吸引员工，纷纷养猫，有的猫甚至还有工号、专属工位和进口食品。“司猫”在创业时代可谓风光无二。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遭遇困难，叠加疫情，许多中小公司发展无力，生存维艰，“司猫”不再拥有安稳优渥的环境。风急浪高，倒闭、裁员的消息步步紧逼，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其他，“司猫”们也沦落风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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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宋春光/编辑：温丽虹

    温丽虹

猫咪不懂人类加班，也不理解裁员，故事发出去后，读者在后台说从猫们的职业生涯，看到了星星点点创业的得意和失意。跟我料想的一样。大家领会了我们所感受到的。

我很喜欢的一点是，在这个故事里猫不仅仅是萌物，人类真的能从猫的身上看到自身命运的一些端倪。就像袍子不经意间掀开一角，露出了一截尾巴，人们借此想见了袍子主人的模样。

在“万众创业”口号响亮的一年，我身边许多同学和同乡被口号背后的机会感召着，扎入商海去开拓天地。创业潮高高掀起，之后撞上了疫情悄无声息地退潮。

在蓬勃的生和静默的死之中沉浮，打工人是沉默的。但是除了司猫，我们还能察觉种种端倪折射我们的命运。把种种拼在一起看，我们能看到自己置身的时代。

    宋春光

起初听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和猫要怎么聊？

后来在和编辑老师梳理的过程中，理解了文章的主题是以猫写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细的切口，同样在讲失业裁员，更换一种叙事逻辑后，反而能感受到不同角度的失落。

在城市中打拼的人渴求一种确定的温情，猫咪成了大多数人的首选，它们不会说话，却像是知晓一切。创业红火那几年，很多公司养育司猫，给职工们提供情绪价值，成为吉祥物。同样，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规则，投射在猫咪们的境遇里：养猫的员工离职、公司地址搬迁、公司消失、司猫失业。时代的繁盛给人带来一种掌控全局的自信，而当浪潮落幕，很多人才发觉，能抓住一块浮木已经算是幸运的。

就像最后有读者评论的：猫犹如此，人何以堪。

N0.6《我29岁，男，事发时就在那个烧烤店》

2022年6月10日凌晨，在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的烧烤店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经网络发酵后引发全民声讨。

海森（化名）当时29岁，案发当时，他和朋友们在烧烤店外用餐。根据通话记录，他在当晚2点42分报警。恶行对几位女性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作为目击者的海森也陷入了漩涡，外界提问他“为何不见义勇为”的同时，他也反复追问自己：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阻止暴行。

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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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宋春光/编辑：温丽虹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后，在第一时间跟进，呈现出记录的最大价值。文章从一位旁观者的微小视角介入，剥开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层层肌理，也透露出旁观者的微妙心态，用轻巧的手法展现出这一恶性事件背后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案发后，作者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案发时的旁观者——29岁的海森（化名）。在他的口述下，我被代入到事件现场，随即感受到一种无助的痛苦。

就如他所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是一道无解的题”。

N0.7《母女》

82岁的杨本芬是一位素人作家。直到2020年，她才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秋园》，接着是《浮木》和《我本芬芳》。凭借对过往人生艰苦的思索，杨本芬揭示出深刻的女性主义命题，成为中国文学领域备受关注的作家。

杨本芬的女儿章红，同样是一名作家，她是母亲写作背后的第一读者、编辑。章红视母亲耄耋之年的成名为一个奇迹，她遇到一枚贝壳，发现里面蕴藏着珍珠，她拾起，日复一日地打磨，直到珍珠被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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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婧/编辑：一一

    雷磊

82岁的杨本芬或许是年龄最大的现役作家。她的写作经历如同传奇：常年在狭小的厨房写作，80岁才出版第一部作品，一跃而成畅销书作家。这更像是一个年轻人的励志故事，而很难发生在一个耄耋老人身上。‍‍‍‍‍‍‍‍‍‍‍‍‍‍‍‍‍‍‍‍‍‍‍‍‍‍‍‍‍‍‍‍‍‍‍‍‍‍‍‍‍‍‍‍‍‍‍‍‍‍‍‍‍

因此，编辑部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杨本芬背后那个人身上，谁在支撑她。通过了解，我们发现她的女儿章红就是那个人，章红是作家、也是编辑，她是母亲晚来成名的真正推手。女儿的部分意义，是支持母亲。到此，这个女性主义故事的雏形就浮现了出来。

    佟畅

82岁的老人杨本芬在出版第一部作品时，人们惊讶于这位平凡的女人竟能书写出如此深厚而动人的文字。鲜有人知道，在她身后，有一位编辑将她引入文学的世界，一点点为她的文字打磨出光芒。这位编辑就是她的女儿章红。

读这篇文章时，我时常想到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和杨本芬有着相似的出身，多年来在为家庭奉献中有些“卑微”地活着。但她一直有着一颗渴望美与书写的心。她很喜欢外出旅游，回家后会在孙子用剩下的小学作文本上写游记。而她的丈夫却只希望她留在家照顾他，不要再出远门。

回老家翻读姥姥的游记时，我升起一股强烈的愿望，我想要将她的文字整理成册。后来读了《母女》，这股愿望得到了更深的确认。我想，作为写故事的人，如果没能帮助最爱的人发出心底的声音，那简直是最大的怠惰与罪恶。

我想，也许书写的意义就在于，它能穿越一切压迫与抑制。无论何种身份，执笔的那刻，即能抵达真正的自由。

N0.8《清华有个特普通奖学金》

清华大学是高考胜利者的聚集地，每年特等奖学金竞争被称为神仙打架。可就是在这片竞争激烈的校园里，诞生了一个“特普通奖学金”，目的是奖掖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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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雅兰

清华大学的学生自主操办了一项特普通奖学金，目的是与学校官方推出的“特等奖学金”形成对照，反对“优秀”的统一标准。这吸引了我们的兴趣。

作为国内最受瞩目的高校之一，清华内部的高考胜利者云集，聪明勤奋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将他们放在一个互相比拼的环境下，产生了不同效果，一方面是竞争白热化，内卷不止；另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开始退出游戏，反思现状。

特普通奖的宣言很打动人：“又不是每个人都平步青云”、“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拿特奖”。这是一个关注光环之外大多数人的奖项，更是一起反思教育目的的行动。

    吴寻

“卷”字当道的时代，承认普通似乎成为一件羞耻的事，松弛被视为闲散，不参与竞争被视为懒惰，为何非得把自己像螺丝一样拧死？特普通奖就是鼓励人的普通，或者说，允许人的普通，其内核与整个时代环境深度勾连。

社会价值不该如此单一，参差多态，才是健康的。

N0.9《新闻报道了一个不知道去哪儿的年轻人》

想出去走走，结果一走就走了48天的年轻人李成（化名），在2022年的夏天成为了一则都市新闻的主角。临时起意，没有目的地也没有方向，他出了城市走向人迹罕至的山林，从重庆走到了成都。

漫长的徒步过程中，22岁的李成遇到过年轻人、乡村老者和执勤民警。他们问李成为什么走，李成绞尽脑汁，发觉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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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婧/编辑：一一

    吴寻

很多决定，往往不是思考带来的。枯燥的流水线工作，造成他生理反应，呕吐，所以出走。这不是思考的结果，不是反抗，也不是某种意识觉醒。仅仅是因为身体不适，就让他走，让他重获自由。在一个强调思考性的社会，身体性是最易被忽略的，人人都被异化成不会喊累的生产机器。直到有一天，身体自己有了反应。至于走到哪，谁又有明确的目的呢。

    宋春光

这篇文章发出时，我正好由于疫情取消了到另一个城市参加朋友婚礼的计划。当自己的身体被桎梏在一处，我格外羡慕故事主人公李成，他虽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哪儿，但确定自己一定要出去走走，并付之行动。

文章开篇从呕吐的反应写起，人人都熟悉这种从胃部翻腾起的不适，我们走进李成的生活：在流水线周旋、找工作不顺。时常侵扰他的呕吐感促使他马上上路，远离城市、工作、人群。李成翻过高山，吃青草充饥，头脑放空，走在烈日和月光下，整个人轻快起来。他用走路的本能抵御呕吐，这是一种精神的朝圣。

过去三年，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压制着心里的欲求，或许是一场旅行，或许是一次见面。作者将李成的故事记录下来，实际上是对一代人精神世界的侧写，切口轻巧，却无比生动。

N0.10 《厕妹们惹毛了一位普通妈妈》

在05后未成年群体中，一种名叫 “厕所文化”的隐秘暴力正在蔓延。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在不同的动漫、游戏等作品衍生出的圈子里，以匿名、不审核投稿的方式无所顾忌地谩骂、羞辱他人。这些圈子被使用者们称为“厕所”，部分长时间流连于此的未成年人也自称“厕妹”“厕弟”。

在“厕所文化”中，被攻击的对象也多是未成年人，他们涉世未深，极容易在被攻击后产生自杀、厌学、厌世等念头。

许兰（化名）是一名长期在北京工作的母亲。今年8月底，她15岁的女儿鹣芝在长期经受网络辱骂和污名后，选择向她求助。为制止侵害，许兰选择为女儿挺身而出，和厕所文化的攻击者们交锋。

当许兰真正卷入女儿所遭受的网络攻击时，却发现自己的逻辑与思考都在渐渐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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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丽虹

一开始的线索是一位网名叫“依奈”的女孩，据称因被同龄人网暴而直播了自己坠楼殒命的全过程。春光从她生前的经历探去，回来后跟我讲述了一个名为“网络公厕”的地方。

在互联网公厕活动的，大多是十五六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自称“厕妹”“厕弟”。这里随时可能组织一场声讨或者对骂，组织者为此在互联网上招兵买马，参与者引以为豪的是他们花招百出的骂人方式，把这当做一种语言艺术膜拜。只可惜，这种倾泻表达个性的方式，最终导致了一个生命坠亡。

那时候我们在想，这些被互联网公厕文化谩骂的孩子为什么会走到绝路。这种心情可能是大人们难以真正理解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大，无理由的谩骂翻个白眼就可以抛诸脑后了。

但是对于尚未走出高中的孩子们却不是如此。他们的世界还很小，交际圈也很小。身边的同学、虚拟世界的网友和同好就是所有。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只有谩骂和指责，十几岁的年纪，感觉自己人生过早背负了污名，这样的心理压力可以想见。

    张天逸

现实早已不是年轻人的故乡。我们儿时觉得新奇的网络，在他们出生时便已成为当代史的构成部分。被互联网文化持续滋养，在虚拟空间里野蛮生长，千禧一代游荡于充满神秘、自由和刺激感的赛博世界之中。

在这个时代，相比于现实世界里那些老生常谈的传统叙事，赛博世界里的矛盾冲突或许更值得书写。《厕妹们惹毛了一位普通妈妈》则是兼顾表现了现实的亲情、正义和赛博的暴力、无序，并将二者有机结合，给读者一种在两个世界间不断穿越的快感。

当然，这篇网络纪实本身也是一次绝佳的隐喻：漠视规则的社区，飞来横祸的良民，相信法律的母亲，没有结果的案子，还有不顾对错的乌合之众。其实，《厕妹们惹毛了一位普通妈妈》真正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抓住什么，并拥有一个怎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