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他成马克思了

前两天，原来的导师在脸书上贴出自己的近照，我一看忍不住笑起来，戏谑他成了马克思第二。

这位导师叫彼得（化名），是我到美国读研的第一位导师。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很帅，中等个头，眉清目朗，全神贯注地听别人说话，显得特有理解力，特尊重人。他自己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吐字清晰，特别适合我这类外国学生。再说，他用的英文词是多音节的，还会引用各位大师的经典论述，让我觉得他非常深刻。

彼得是斯坦福大学文学系的博士，因为在前南斯拉夫做过两年的富布莱特学者，研究共产世界的思想和文学，还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跟著名的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语言、情感和人脑之间的关系，故而成了跨学科教授，开设了“北美研究”专业。本人当时懵懵懂懂到了美国，专修国际关系，一听这北美研究，一定比亚非拉有趣，便成了彼得的弟子。

彼得的帅气和聪明，尤其是英语之好，吸引了众多女生。可是他看上去闷闷不乐，经常阴沉着脸来上课，一开口就是论述世界的黑暗。说着说着，便回到这个基本的主题：我是谁，我在哪儿？

当时我的英文不怎么样，觉得这问题问得莫名其妙，我们又不是白痴，还搞不清自己是谁，在哪儿吗？后来才慢慢知道，人家这是高级，是心理学中的自我认知，自我反思，自我升华。当年我也没那么多自我，只想着如何熬过穷日子，早点念完学位，可以冲到世界上去大展宏图。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凡是所学专业带有“国际”或“对外”二字，都是令人神往的。可惜等我到了美国，才发现这些专业都是饿饭专业。

我跟彼得成为好朋友，完全是出于一句话。那会儿，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经历着“语言震惊”和“文化震惊”（language shock and cultural shock），而且我又比较贪心，除了这个国际关系的硕士，还同时在念应用语言学硕士。相比之下，国际关系太容易念了，因为讲述的无非是历史事实，用的是普通人看得懂的语言。而语言学则不然，有许多专业词汇，那是关于语言的学问，要求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为了拿下两个学位，我每个学期修五六门课，成天看书写论文，搞得自己头昏脑胀。某天经过他办公室，见他悠哉悠哉地在看《二十二条军规》，触景生情，随口说了一句：我的生活真是没有意义啊。

不料，这竟引起了他的兴趣，把我叫进门去，跟我大谈了一番“疏离感”（alienation）。这个字我当时根本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回家去查了英汉词典，说是“异化”，想了半天，越想越糊涂。当时我借住在一位女教授的家里，赶紧请教教授大人，那位耐心解释给我听，我似乎觉得这个字跟不合群，思想上的“自我流放”有点儿关系。不过，我那时候只想快快念完学位，无暇考虑这类抽象问题。

不久，我在女教授家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邻居，她住在离教授家三四条街远的地方。因为听到她的姓跟彼得的姓一样，我问教授，他们是夫妻吗？教授说，是啊，可惜两人分居了。

彼得太太在小学教西班牙语，真诚热情活泼，比我小两岁，我跟她马上结为朋友，常一起去散步。过了几个星期，彼得跟他太太一起来教授家做客，原来两人去做了心理咨询，和好了，彼得又搬回到太太的住所，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一直觉得他们这对外形上十分相配，俊男靓女，后来听说，彼得太太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曾经是彼得的学生，21岁就嫁给了彼得。因为曾是师生关系，彼得太太相当仰慕彼得的才华。

他们夫妻俩和教授家的关系很密切，周末经常聚会，有时候在后院做烧烤，有时候去海边野餐。那个学期，他的课在晚上，上完课，总是他开车送我回家，在车里，我有更多机会聆听他的高级英文和深奥话题。

可惜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两人又分居了。彼得太太第一时间到了女教授家，向女教授倾诉，说是彼得跟她在饭店吃完早餐，很严肃地说：我有事要跟你说，我们的关系有问题，当我非常沮丧的时候，你竟然毫无察觉。我们实在是互相不理解，还是分开好。彼得太太听得莫名其妙，明明两个人手拉手进的饭店，怎么突然就来了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她非常生气，告诉彼得，如果他不开心，应该把不开心的原因告诉她，她没有“读心术”（就是中文里说的，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看上去十分相配的一对佳人，就这样分手了。彼得太太娘家比较传统，父母坚持要她离婚，这样的男人怎么能要？第一次心情不好，离家出走，让他回来就是给了他一次赎罪的机会，现在又来了第二次，这还了得？趁着彼得太太年轻漂亮，赶紧把这个给休了，去找个好好的丈夫。彼得太太也非常明智，不愿意在这类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的男人身上浪费青春年华。看来彼得真该研究研究“我是谁”。

我跟这对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若干年后，我念完博士，在母校得到教职，成了彼得的同事，而彼得太太则成了闺蜜。彼得太太后来去了旧金山，嫁了个哈佛毕业的，当时跟她开玩笑，不比斯坦福差啊。

有一天，曾经是我房东的女教授让我去她家开爬梯。到了那儿，见到一位比彼得高出半个头的金发女郎，跟彼得搂搂抱抱。原来这是彼得的新太太，捷克人。在我看来，金发女郎没有原来的彼得太太漂亮开朗，但是因为是金发，身材细高，带点儿中欧人的阴沉和世故，显得别有风情。跟新太太不太容易说得上话，她冷冷的，有戒备感，英语又有浓重口音（跟老川太太有点儿像），一开口，像上海人说的“像萨有嘎事”（自以为是、装腔作势），不讨人喜欢。

之后问起彼得，在哪儿遇上这位？据说寒假期间，捷克一所大学邀请彼得去做讲座，派了金发给他当翻译。他在布拉格拢共呆了一星期，金发就跟他确认了恋爱关系。那会儿，柏林墙还在，捷克也在铁幕之后，金发千方百计想逃往西方。两人通了一学期的信，暑假彼得又一次去捷克，速战速决，跟金发结了婚。

我跟前彼得太太聊天，不看好这段婚姻，实在说，我们还是挺为彼得考虑的，闪婚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彼得结婚两年后，辞了美国的教职，带着太太去巴黎了。那时候，柏林墙倒塌了，彼得说，金发每次提到美国都带有不屑，抱怨美国太土，太乡村，太没有文化，她厌恶住在乡村，希望回到欧洲去。为了满足太太，彼得在一所法国大学找到了教职，为了爱情，奔向巴黎。

我跟彼得保持着联系，彼得的信，基本主题依旧是“疏离感”、“阴暗心理”、“黑暗人性”，偶尔提起家庭生活，他有了两个儿子，金发是全职妈妈。

有一年，他们一家回美度假，发现金发胖了一点，变得有点邋遢，穿着T恤短裤拖鞋，比美国小镇的乡下人还乡下人。两个儿子，大儿子细细高高，黄毛，继承了父亲的帅气和一本正经，小小年纪就会用多音节词汇说话，而且非常有礼貌，像个小绅士。他弟弟，一头深棕色的头发，跟他一点儿也不像，五官也不精细，在推车里乱喊乱叫，看着比较粗鲁。

那年的圣诞节，收到了彼得的群发信，信中写道，经过了痛苦的思考，他跟金发分居了。想到他两个年幼的儿子，我为他难过。又过了几个月，他俩离婚了。彼得离婚后的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他的故事，有机会我再继续讲。

彼得以前就有点儿左，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特别是上过大学的，基本都这样。他们刚成年，披头士的音乐听得他们热血沸腾，越战让他们心神不宁，生怕自己白白成了炮灰。《共产党宣言》在美国也曾风靡一时，彼得自然是读了几遍。他本性比较爱想，别人看到一个穷人，觉得很可怜，他可是要思来想去，找到贫穷的根源，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彻底根除造成贫困的社会、经济、法律、家庭、个人、心理根源。思想太复杂的人，自然是不快乐的人，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问题，他却看到了十个或者百个问题，这么多问题是他背着的沉重包袱，也难怪他当年经常阴沉着脸来给我们上课了。

但是彼得不是极端分子，也不相信共产主义，马克思，于他而言，只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因此，当我告诉他，他的照片有点儿像马克思，他觉得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