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我的懵懂之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
那是1977年春，县广播站召开业余通讯员会议，我是主持人之一。与会者中有一位名叫“旻”的女孩，是开封市下乡知青，身材苗条，明眸皓齿，頗引人注目。会后，一种莫名的惆怅萦绕于心，挥之不去。
当我迫使自己把那副美丽的面容从记忆中抹去的时候，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大意是说在开封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了我发表的散文，很羡慕，希望有机会得到指教。读着她用蓝墨水写的信，我有点懵然。曾是“回乡知青”的我，在下乡知青面前总感到些许卑微，特别是在女知青面前，更何况是如此漂亮的一位呢?
几天以后，旻来了编辑部，我们聊了很久、也很投机。过了一段时间, 好像是4月初，她邀我去开封玩儿。我壮着胆子跟她去了。先到地区文化局《遍地红花》(后改为《中岳》) 杂志社拜访了主编屈春山，又在旻家吃了午饭，是她亲手做的油炒面。她那天很高兴，教小侄女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那是我听到过的唱那首歌唱得最动听的一次，虽然他妈妈的脸似乎有些阴沉。下午，旻带我去逛东郊商场。楼宇商铺灿烂辉煌，商品琳琅满目，但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
从开封回来，旻在县城待了两天。我陪她去孟庄看望了她爸爸。她爸爸是县里的干部，她妈妈跟随医疗队来扶贫的时候与他相识并结婚，后来似乎是分居了。旻到中牟插队，也是考虑到其父在那儿。
5月初，接到旻的电话，说要到县城来，让下午去车站接她。在车站我们聊了半天，晚饭后她又来我宿舍，聊到8点多。然后另一个业余作者刘相成也来了。他们第二天要一起去开封开业余作者会议。几天以后，我也去会议上送一篇稿子，并见到旻，在她房间聚谈，两人似乎都有点依依不舍，直到后来屈老师派人去叫我们。
开封会议之后，我们变得相当亲近了。她回乡的时候，我亲自送她到车站。当她回来，一准让我去接。她一走，我会心神不宁，电话铃一响就跑着去接，一有响动就以为她来了。
我的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好友文庆的眼睛。文庆是机械厂的工人，借调到县委打字，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只有一墙之隔，穿过小门就到。我们经常一起聊天，无话不谈。那天他问我，“交桃花运了？”我就把实情告诉了他。
“不怕你不爱听，” 文庆以他惯有的直爽说，“没戏！人家是属于城里的，早晚要回城。你呢，户口绑定在中牟这块黃土地上。至于城乡差别有多大，意味著什么，就不用我说了吧。”
最后他建议，“断了吧，免得自讨苦吃！”
周末我又去好友坤哥那里讨教，他的见解和文庆一致。
于是我开始忍痛割爱，尽量疏远与旻的关系。给通讯员寄材料时，不再给她加信。她察觉到了这一点，逼问为什么。我忍不住把坤哥的话告诉了她。她说，一般来说那没错，可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才对。在一封信中，她直截地说，“我喜欢你，对你是很有感情的。不要笑我。”于是又一切恢复如初。
6月底，林站长（当时已是谢庄乡副书记）邀请我去采访，我愉快地答应了。虽然路途颇远，但旻正是在那里插队。采访完第二天，我去后魏村看她，一起吃了顿午饭，谈得比较深入，说是“定情”也不为过。只是从其此后的信件、言谈，似可察觉她的忧郁。她的忧郁也传染给我，故曾有“闲来姑静坐，忧念裂肝肠”的詩句。
从8月初开始，那些有望通过推荐上大学的人都开始复习，为来年春的考试做准备了。旻和我们广播站的播音员姜豫皆在列。月中收到旻的信，说不想离开中牟，打算放弃考試，和妈妈唱一唱反调。我赶紧复信劝她不要那样，特別不要为了我那样做，我担当不起呀。但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和书信都变得稀少了，那是一种煎熬。
九月底，我忍不住了，骑车去了一趟后魏，与旻相见。她的想法似乎很成熟了。她说，“鉴于父母长期不和，自来中牟我就有了在这儿扎根的思想准备，并不是信口胡言。我们的关系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让你徒有虚名，岂不亏心？”十月初，旻又来县城，说已经把我们俩的事告诉了她爸爸。在城东贾鲁河边小树林的小径上，我们并肩而行，在野花的幽香气味中，相互诉说衷肠和思念。可我仍很是担忧，真的可能吗？自己怕是高攀吧了。
三天以后，那是10月12号，省报记者陈苏透露，全国大学要普遍选拔人才，不再推荐，人人有份儿。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不敢相信。可是到了22号，《人民日报》报道了高招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头天晚上，旻来了。我们互相鼓励，好好准备考试，虽然考试日期已临近，只有48天。
我觉得很兴奋：能否改变命运，摆脱那該死的户口的束缚，拉近与旻的差距，就在此一搏了！毕竟，命运给了我这个机会。
12月10日，两天的高考结束。我对数学考试不满意，对能否录取心里没底。更遗憾的是，近50天没见了，旻考完试竟没有来看我。直到月底才收到她来信，说考试完就跟姐姐一起回开封了。
次年元月中，初选合格的考生去县文教局体检，才又见到了旻。我问她为什么这么久不来，她没回答，只说都是她的错。可一去又是三周，春节前收到她一张极短、类似便条的信，说不能回来看你了。我心戚戚，这是在传达冷落我的信息吗？
直到2月19日，我收到了郑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非常激动，自己居然成功了！可是很遗憾，旻不在身边。三天后收到旻来信，说“听屈老師说你已被郑大录取，很为你高兴，只是不能亲自向你道贺了。3月1号就开学了吧？祝你学习顺利。”
我很想去她家里找她，但又怕见她妈那张冷脸。好友李超说，开学前她会回来的，等着吧。可是一连多天，连个人影也没等到。
开学以后，继续等。每天收发室的老头在那个小黑板上写下通知取信的名单，我都第一个去看。可是天天等来的都是失望。
到了暑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与旻单独见面的机会。那是八月中一个闷热的夜晚，我們沿街漫步，我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回答，母亲不同意我们继续交往。
“那你呢，你怎么想？” 我单刀直入。
“母亲意愿如此，我也无能为力。誰知道能不能斗争胜利？”
我沉默了足足有三分钟，然后与她握手诀别了。一夜无眠。
新学期开学，情绪极度低落。与同学聊天，我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物，一有机会就不停地诉说自己的不幸。有同学说，你考上大学，把人家甩了吧？也有人说，你兴许只是一“备胎”。后来谢庄乡的通讯员新德来信说，我帮你打听了旻的情况，据跟她一起插队的开封知青邵勇说，她早就订婚了，男的原在部队，现在退伍在轻工局开车。
原来如此？！
第二年，终于收到旻的来信，说她考上了一所中级财会专科学校，並表示她对我的关心。我将近一年 (9个月) 没有接受她的关心，但后来还是恢复了通信。当我问起究竟，她的版本跟新德的有所不同，说是在她高考失败、情绪低沉、欲寻短见的时候，一个男孩子救了她，成了“知己”。然后他去当兵，最近刚退伍。
如果这不是虚构，我应感到羞愧，因为她落榜时我未能在她身边，虽然由于怯懦和木讷，去家里找她我有诸多顾虑。但我真的非常后悔，为什么沒去呢？为什么所有的朋友没人鼓励我去呢？可是，她知道我爱她呀，怎么就不来见我呢？再者，自打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她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我了。难道是她觉得要回城了，早已决定放弃我了吗？
无论怎么说，摆在眼前的事实，至少有一点和新德说的一致，她有了一个退伍军人的未婚夫，而这一点是如此关键，它表明我已经靠边站、已经出局了。
后来旻才告诉我，在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她其实去找过我。只是在我宿舍的外面，看著屋内的灯光，含泪站立了许久，却始终没有进去。我终于明白，在高考前在家复习那一个多月中，无论是迫于压力或者在什么样的境遇下，她已经对我们的关系做出了決择。我真的早就懵懂出局了，文庆和坤哥的警告还是被证实了，一个想高攀城里姑娘的傻小子最终得到了囘报--不管是不是他期望的。
我毕业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天屈春山主编来电，让我火速赶到开封。我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旻的妈妈让旻结婚，她不同意。如果不是还想着你，还会是什么呢？”于是他安排我和旻在他们编辑部单独相见。说我早就知道你们俩关系不错，只是由于某种误会，未能走到一起。今天，我希望你们俩好好谈谈，重归于好。说完这简短的开场白，他就离开了。
没等我开口，旻就说了：“屈老师是一片好心，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知道屈老师是好人，可是他无能为力。
再次见到旻，是1983年1月底，当时我已经毕业分配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年了。有人打电话来，是她。她说她刚刚结婚了，希望我也能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我请她在前门吃了酸奶，然后陪她游览了北海和中山公园。我问她什么最珍贵，她说不知。我告诉她，我知道，那是永远失去的东西。有七律 《再遇》（新韵）一首记录我的失意：
良辰美景倍伤神， 谁令京华遇故人？
忍忆当年方缱绻， 岂知今日永离分。
务观钗凤词啣泪， 商隐筝弦调戚心。
莫向人前歌此曲， 悲情无诉古同今。
那一別，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次年，我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一天，有一个高挑的女孩去宿舍找我。直到她做了自我介绍，我才认出来她是旻的妹妹，当时在北大法律系读本科。她告诉我，姐姐的婚姻出现危机：姐夫只有高中毕业，还常酗酒；二人结婚未久，即已不睦。姐姐常提到你，我也知道你们以前很投缘，所以我来跟你说一声。
我说，我打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她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意识到，她反问得不无道理。在相识八年之后的那一刻，也许真的是我和旻今生今世最接近“可能”的时候。但是，去接受一个二婚女人，我这“老封建”脑瓜却没有做好准备。
后來，在来美囯之前，又跟旻通过几封信。她那时似乎已经离婚，心情自然有些许抑郁。但那时的我，已身为人夫、人父了。
2009年夏，我来美12年后回国探亲，故地重游，曾作小詩《还乡忆旧》二首。权以结束此文：
（一）
阔别故园十二载，
石蹊依旧绿杨衰。
同归携手真犹昨，
一过孟庄泪满腮。
（二）
中牟城东草木青，
溪边私语暗香浓。
天公不佑人难料，
此遇终成不了情！
（2021-1-28于纽约波茨坦临河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