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共济会 世风日下（下）

上回说到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还是保大清江山风险最小，利益最大化。因此以杀降甚至屠南京城以表忠心。如果曾国藩还要儒家这个招牌，那么出自他门下的李鸿章就是赤裸裸以利为先。

据萧一山的《清史大纲》总结，李（鸿章）居当路,凡四十年,自视太高,与其故裨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任，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又好以利禄驱众，亮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见《清史稿》)。所以没有培植什么人才出来。这是他缓急莫持、贻误事机的最大原因。而且他的同乡观念很重，光绪元年，他到北京人觐，候乡试恩科发榜，安徽竟无一人，他就怏快口出怨言。曾国藩虽亦利用乡土观念，但只是为打仗团结，绝非植党声援，他命李鸿章留淮军以平捻，把自己的湘军撤了，又重用塔齐布(满人)、多隆阿(蒙古人)、鲍超(四川人)、李孟群(河南人)、褚汝航(广东人)及保荐沈葆桢(福建人)等，都可以见出他的襟怀。李鸿章重视部属乡里，才造成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系，为中国军队添封建割据之观念，为中国社会长贪污循私之风习。

因此，诸君就会对李鸿章出卖山西煤矿从中牟利就不奇怪了。据《山西保矿运动历史研究：专家论文集》，史佼陇先生在查阅一百年前大量英国档案与中外报纸报导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两篇考证性论文，即《山西保矿运动几个主要历史事件的考证》和《关于保矿运动的部分外文资料、图片及译文》。

史佼陇先生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存档》中查到，1899 年4月6日，李鸿章给福公司大股东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书信(英文)。现将史佼陇翻译为中文的李鸿章书信展示如下: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要感谢阁下1月20日的来信中对北京辛迪加所持的赞成意见。阁下所提及的特许权的某些条款，应该有实质改变。这些事项会被安排，而且所有的困难将被排除，因为现在各方面均公认这家企业必须建立在一个实际 工作的基础上。（英文原文与翻译附于后）

从李鸿章的书信中看到:

一 北京辛迪加(福公司)想得到中国山西、河南等地煤、铁矿的(采矿)“特许权”，是李鸿章安排清廷总理衙门办理的，而且明确承诺，“所有的困难将被排除”。让英得到“特许权”。

二  “辛迪加可依赖我的支持，这种支持或许对辛迪加在华的成功是必要的。”李鸿章坦言，英国福公司在大清的成功霸矿，和他的支持分不开。

三 “ 经由利润分享，大清朝廷成为辛迪加真正的隐形搭档。”大清朝廷是福公司隐名股东，没有史料可查。而有历史资料显示，李鸿章于写此信的当年，就通过汇丰银行汇款4203英镑(约4万两白银)购买了福公司股票。从这样大费周折地将款项汇往国外，完全可以明白，李鸿章绝不可能是为大清朝廷购买福公司股票。

正因为李鸿章是福公司的“股东”，是霸占山西、河南等地煤、铁矿采矿权的利益占有者。所以，他借着执掌清廷大权的条件，为英国福公司撑腰、办事、提供支持。是名副其实的“ 以权谋私”的卖国行径。

四 “为了双方的利益，这一切表明大清朝廷和辛迪加之间亲密关系的必要性。”“我强烈推荐勒.康门斗多.罗沙第先生成为董事会一员，并专门负责所有中国的公共和内部的各种利益。”“与他会面并在该方面协助他，将使我非常喜悦。”

从中看出:李鸿章与英国辛迪加( 福公司)的关系是非常“ 亲密的”。正因如此，“强烈推荐罗沙第为董事会成员”，目的是为了保证英国资本家与他本人在辛迪加(福公司)的经济利益。李鸿章并厚颜无耻地表白:“协助他将使我非常喜悦。”

现在诸君可以明白为何李提摩太，这位最后被女王和英国共济会授予33度会员，马耳他骑士勋章，在中国一直得到李鸿章的帮助。从写介绍信，帮助运输救灾捐款，在北京指点门道应该见谁，见面后要注意什么到最后还任命他到天津担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从此掌握舆论机器。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李提摩太在中国的成就。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料可以发现，李鸿章在1896年访问英国时，就与罗斯柴尔德爵士建立了私交，李鸿章还亲笔签名赠送给了罗斯柴尔德爵士一张自己的照片。估计加入共济会也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英国政府在中国的利益代表--福公司，即北京“辛迪加“，据史佼陇展示的历史资料发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驻天津的英团领事以’养鸽子”，疑与义和团拳匪相通“为由，亲自带兵人室。将大清国有”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逮捕。张翼的德国顾问德璀琳入狱探视，建议将开平矿务局置于英国的保护下，挂上英商墨林公司的招牌，同时拿出他自己写好的“保矿手据”，让张翼签了字。同时德璀琳委任自己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与墨林公司兼驻天津代理人、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密谋，诱骗张翼。由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佛代表墨林公司，于1900年7月30日订立了将开平矿务局卖给墨林公司的“卖约”。墨林公司又将“卖约”篡改成一份假合同， 转手卖给了北京辛迪加(即福公司)。于是1900年12月20日，福公司在伦敦注册成立“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四年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发现此情况，急忙上书朝廷。朝廷罢免了张翼职务，命他专门追回矿权。张翼在英国伦敦法院起诉，依靠的还是德璀琳。主审法官乔埃斯作出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裁决，批评了那些在转移( 开平矿务局)过程中参与其事的外国人。后来判决又被另一位英国法官推翻。

袁世凯眼见赢不了官司，就又命人成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为“以滦制开”。环绕开平矿务有限公司采区挖掘，使开平矿务有限公司采区所剩无几。最后迫使英国人提出和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合作开采。清廷断然拒绝。使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几近停产。但随着辛亥革命，大清覆灭，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反被福公司霸占，开平和滦州都归英商，更名为开滦矿务总局，一直经营至抗战爆发。

百年前英国议会的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掠夺中国山西、河北、河南等煤、铁采矿权，并不是英国福公司的企业行为，而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图谋。

英国下议院1873年2月17日会议记录: 阿克若伊德说:“外交事务副国务大臣，注意力是否已经回到关于中国煤矿的声明上来，(中国煤矿)占地400000平方英里以上，而大不列顺的煤矿面积仅有12000平方英里..尤其是山西的煤，有12至30英尺厚度的矿床....

女王陛下政府是否一致行动并同强国们合作……竭力同中国交涉……，

英国上议院1903年6月16日开会，在“英国在华利益档中记录:梅奥伯爵说,”... 如果你们惊奇，为何我所讲的与中国有关，我会立刻告诉你们:有三个英国人，连同我本人在内，是北京辛迪加公司的原董事。这家公司于1898年5月获得了山西和河南的特许权...北京辛迪加自从获得特许权后，已经从英格兰将19000吨铁路物资运到中国....仍请牢记于心的是，宝贵的山西、河南矿产特许权掌握在北京辛迪加手中。

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兰斯道恩侯爵说，“一项珍贵的特许权被获取后，会非常果断和迅速地利用至极...我们发现很有必要对中国朝廷作出一份强势抗议。……尊敬的伯爵，可以确信，这些代表英国利益的组织，在中国铁路建设方面，必定受到国王陛下政府的支持。”

1898年7月20日，《惠灵顿晚邮报》10卷17期第5版报导：辛迪加集团目前在伦敦市场升值50%，(源于)其在山西区域运作特权。

福公司的利润是惊人的。注册“皮包”公司之初的2万英镑（约20万两白银），在1898年搞掂山西、河南的开矿协议后，飞涨到了10.6万英镑，增值达5倍。同时，该公司还宣布发行高达120万英镑的“山西股票”。尽管资本市场的认购因义和团运动而受影响，但中国概念的含金量在其中得到充分证明，而这些，没有李鸿章们的保驾护航，仅靠伦敦资本家炒作是难以达成的。

福公司在中国大规模经营铁路、矿业，为长远利益考虑。在1909年开创焦作路矿学堂，后改称焦作工学院，此即是中国矿业学院（1950年）的前身。焦作路矿学堂开创之初，专门培养采矿、冶金和铁路方面的人才。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保证下，福公司在中国的事业如鱼得水。作为近现代中国经营时间最长、活动范围较广、经营项目较多的大型外资企业，它同另一家“中英公司”被称为英国在华两大公司，扮演着 “侵略中国的最大财阀”之重要角色。

事实上直到1956年，福公司才最后退出中国。

说一句题外话，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的法国洛希尔银行（La Compagnie Financiere Edmond de Rothschild）目前也在中国有分行，只是因为译名的差异，很少有人将他们联系到一起。

可以想象，如果“百日维新“能够成功，按照李提摩太的方案由清英美日组成联合政府，这个福公司模式将会在全中国复制。在维新变法前，李提摩太曾经给张之洞提供一个与洋人合作的方案是：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而张之洞的答复是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张之洞也是曾国藩的套路，以儒家为伪装。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大臣的表态可见，全国的督抚多么希望百日维新可以成功，而且慈禧的爱将荣禄当年也推荐过康有为。但慈禧个人权威太高，所以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出头。这一点，袁世凯就差太远了，他表态复辟帝制，北洋军就分裂了。

可叹满清的洋务大臣与维新的康梁都已经与共济会勾结。康有为自己发行的报纸就直接用李提摩太的《万国公报》为名，内容也很多是转载这报纸。梁启超则担任李提摩太秘书，李提摩太临终前，还去伦敦探望老领导。而梁启超也为李鸿章写传记。

1900年，李提摩太出席纽约全球基督教大会后，去波斯顿，应邀为“二十世纪俱乐部”作了一场报告。随后，又以“人类议会”为题目，在一个小范围内为经过选择的少数听众作了一次演讲。他的一个朋友，哈佛大学的艾黎教授——他同帕特里克·盖兹爵士一起，组织了国际科学促进会美国分会——敦促我和他一起去巴黎，由我自己把这个问题向那些已经对国际组织感兴趣的人提出来。他提醒人们关注，由于政治和工业中存在的危险，所有的国家都不安定，这导致了军备的扩张和劳工问题的增加。因而，他建议成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议会，所有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措施，通过法律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采取主动手段，保障对自然增长的人口的供应；同时制定一个渐进的教育体系。

1910年5月，李提摩太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他的主要观点：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可见实现全球政府一直是犹太人支持的共济会的目标。无论用专制手段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财产；还是以民主的口号，用全球化贸易，鼓吹无神论，诱使大众成为债务奴隶，鼓励淫荡，多性恋甚至人兽恋，乱伦等，手段可以根据情况改变，但最终的目标是摧毁家庭，传统文化，信仰，最后把人类改造成同一个信仰邪教的人种。

而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认为中国人的低等民族，需要引进白人改造外，还认为大凡世界之苦有六，即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如果再进一步细究推敲每一类悲苦的性质，则可发现这都是出自人类在彼此之间所作的分别——即家庭、性别、阶级、国别、职业、法律的藩篱；人类若能消除这些分别，就能臻至大同境界。人类靠着技术和远见，或许能一一破除这些分别。透过逐渐走向联邦体制，国界终有消泯的一天（康有为认为美国、德国是由小国进而合为大邦的典范），不必兵戎相见，诉诸物竞天择较为粗暴的一面。

康有为的《大同书》手迹

民主政体与独裁统治截然相对，乃是一大美兆，因为民主政体遍行，工会、社会主义式组织日兴，就有望于摆脱国家中央集权。小国本来就会逐渐统合为大邦，譬如俄国合并东欧诸国，巴西合并其余拉丁美洲国家，德国吞没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回教帝国由土耳其、波斯、印度熔铸而成。

然而这几个大联邦不可能彼此永久相隔；有「公议会」经济约制，有海军舰队巡弋，还有音乐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制定「全地语言」，在此压力下，这几个大联邦势必逐渐趋于合并。这几股趋势再加上各国全面裁军废武，便可登临大同境界。

大同世界并无阶级之分，奴隶、种姓体系或贵族、封建制度的残余将荡然无存。但是世界既已进入工业生产，工厂益发庞大，交通网络日益复杂，问题将会更形棘手，「贫富不均远若天渊」。

康有为认为，贫富之争既然无可避免，那么消弭贫富冲突唯一的办法，就在于摒弃家庭制度，如此一来，人心便能摆脱私产之论的宰制。

各地的统治者会循序渐进，破除当今隔阂世界的种族差别，不分黑、棕、白、黄种，一体视之。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没有一厢情愿，以为光是透过立法就可以解决种族之别。

康有为的进步并不输于李提摩太。

至于梁启超，钱穆用刘知几所总结的“史家三长”, 即才、学、识三方面来评价梁启超, 认为梁启超有史才, 但缺少史学, 更缺少史识,他说:“我觉得梁任公该可说有史才, 他实能写历史。但所不足的是在史学。他究嫌书读得少, 并也不能精读, 因此他对这一时代的事情真知道的不多。他论王荆公变法, 论清代学术, 均无真知灼见。他并没有在这些上详细地学, 他可能是有才而无学。至于说到`识' 字, 那就更高一层。梁任公讲《中国六大政治家》、讲《清代学术概论》, 均嫌见识不够。”但钱穆并不完全否定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他客观地肯定梁启超文笔气势磅礴、书的写法布局值得效法, “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 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 一气而下, 有生意、有浩气, 似较太炎各有胜场, 即如清代学术概论, 不论内容, 专就其书体制言, 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 实则在`五四' 运动后, 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

钱穆先生厚道，在下的理解就是梁启超学养不足，但文章又浩气，就是能鼓动人心，作为政治宣传则为第一。

余英时认为梁启超最大的问题是并不理解这个世界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他的《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

梁启超说的：“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余英时说“科学的史学”有一个弊端是：如果按此预设，必然会得出“中华文化落后了两千年”的结论。“1949年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须知自然科学可以建立“通贯性的规律”，史学则只能建立“通贯性的概括”。所谓“概括”，是指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发现一些整体的趋势、动态、结构及其因果关系。但这一类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时而异，在甲国如此，在乙国则未必如此，在甲时若是，在乙时又未必若是，因此和自然科学中普遍有效的“规律”截然有别。

至此，让我们一起重温钱穆先生的总结：” 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 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中国社会在满清奴役下，整体道德水准已经腐化。估计包括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可能也是共济会渗透。孙中山出身洪门，英文为Chinese Freemasons，共济会就是Freemasons。李大钊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称：“天地会”（洪门分支）是与马克思亲自创建领导的第一国际保持组织联系的唯一的中国革命团体。所以后面孙中山推崇“联俄容共”政策就顺理成章了。

晚清如此局面，的确是气数使然，非人力可以挽回。共济会在晚清如此成功，下回我们回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欧洲，看看共济会是如何用无神论慢慢颠覆传统欧洲帝国与梵蒂冈，而老川要重振基督，恢复传统，手段类似，其间的区别，一正一邪而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以下是李鸿章致英国福公司（北京辛迪加）大股东罗斯柴尔德的书信译文

【译文】

北京，1899年4月6日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要感谢阁下1月20日的来信中对北京辛迪加所持的赞成意见。阁下所提及的特许权的某些条款，应该有实质改变。这些事项会被安排，而且所有的困难将被排除，因为现在各方面均公认这家企业必须建立在一个实际工作的基础上。

该辛迪加可依赖我的支持，这种支持或许对辛迪加在华的成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辛迪加在大清必须有一个十分胜任的管理者；尤其应该是一位官方事务代表，能够掌控辛迪加所有同大清朝廷、各省和本地股票持有者的公共关系，这是超越技术和商务之上的。

经由利润分享，大清朝廷成为辛迪加真正的隐形搭档。辛迪加的运营包含北部省份山西和河南，现在实已掌握于手，不久陕西省可能也纳入其中，更不用说邻省的市场和公路将被有效利用起来。它在于辛迪加应该去证明更值得的久远信心，这将意味着（辛迪加）在中国会有更进一步的扩展。

为了双方的利益，这一切表明大清朝廷和辛迪加之间亲密关系的必要性；假如无论怎样一种良好的理解、明智的合作都不能较好地促进的话，这就需要一位能干的管理者，他能一方面维护辛迪加的利益，另一方面防止摩擦并增进相互间的信心。

这些重要事务，只能在合适的管理者手中，才能进展顺利，否则可能会出现无休止的麻烦。我强烈推荐勒·康门斗多·罗沙第先生成为董事会一员，并专门负责所有中国的公共和内部的各种利益。

罗沙第先生在中国有很好的知名度，源于他最大的功绩，即发现了特别的途径才导致了这些特许权（的顺利产生）；他开启谈判[拉丁语标注：原文如此]在正确的时间并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他们。直到他能够将企业完整地交到英国和意大利的部长们手中，供他们作正式验证。罗沙第先生的成功之处，在于绝大多数人的所有普通的外交手段都已失败。没有必要进一步去考虑他是否适合在中国工作，他无疑是辛迪加所需要的。

由于拥有如此多的优点，他使得很多中国官员——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信心十足，而且开始支持我们的外交部。罗沙第先生似乎是独一无二的、非常有资格充当您在中国的官方行政官。与他会面并在该方面协助他，将使我非常喜悦。

静候佳音

阁下

您真诚的朋友

（署名）李鸿章

【原文】

peking,6 April 1899

Dear Lord Rothschild,

I have to thank your Lordship for your letter of 20th January with its favorable view of the Peking Syndicate. Your Lordship has referred to certain terms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should be materially altered. These matters will be arranged and all difficulties removed ,for it is now admitted on all sides that this enterprise must be established on a practical working basis.

The Syndicate may count upon my support in whatever may be necessary for its success here. It i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 Syndicate should be represented in China by competent agents; and especially that there should be a representative for official affairs who should control all relations of the Syndicat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entral, and provincial, and the native shareholders, - distinct from the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staf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ally a silent partner in the Syndicate by virtue of its sharing profits. The operations of the Syndicate embrace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Shansi and Honan now actually in hand, with the province of Shensi probably to be added soon,-not to speak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whose markets and highways will be availed of;  and it rests with the Syndicate to prove worthy of still further confidence, which will mean further expansion in China.

All this shows the necess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Syndicate for the advantage of both; and in no way can a good under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cooperation be better promoted than by employing a discreet tactful agent who can maintain the interests of the Syndicate on the one hand, while preventing friction and encouraging confidence on the other.

With these important interests in proper hands everything should go smoothly; otherwise there may be a plentiful crop of troubles and no extension of field. I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M.le Commendatore Luzzatti be appointed a member of the Board, with special charge over all Chinese interest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M.Luzzatti is favorably known in China ;to him is due the great merit of having discovered the particular channel which led to these concessions; he opened negotiations [sic]at the right time and conducted them in the right way, until he was able to place the business complete in the hands of the British and Italian ministers for their formal verification. M.Luzzatti succeeded where most men, and certainly where all ordinary diplomacy, would have failed.  No further proof of his fitness for work in China need be given, or doubtless will be required by the Syndicate.

With such merit; possessing as he does the confidence of so many Chinese officials-myself among the number, and being in favour with our Foreign Office, M.Luzzatti appears to be singularly well qualified to act as your official administrator for China.I t would give me much gratification to meet and to assist him in that capacity.

I remain

My Lord,

Your sincere friend

(signed)Li Hung 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