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好友黄平华
注：方极光是我的三中校友，及中科院师兄。这是他纪念童年伙伴黄平华的文章。
怀念好友黄平华
方极光
安徽日报2013年12月13日报道：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黄平华同志，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2013年12月9日逝世，享年53岁。
黄平华同志系江西省赣县人，1960年8月出生，1982年1月毕业于江西冶金学院，199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起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从事技术设计工作；1995年7月起历任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总院轧钢室副主任、海外事业部主任、经营部部长、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务；2004年7月起历任中冶华天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2009年12月至今任中冶华天董事长、党委书记。”
平华离开我们实在是太突然了，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震惊的同时，也是惋惜与怀念。最后一次见到平华应该是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在北京西单附近的华滨国际大酒店。那天下午我应朋友之邀在北京东边做一个讲座，完后与朋友在建国门附近吃晚饭，席间接到平华电话，他正好从南京来北京开会，住华滨国际，希望老友能聚一聚。我匆匆结束晚宴，立即赶往华滨国际，路上给另外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儿时玩伴，介民，挂一电话，约他一起到华滨国际见面。平华，介民，我们同龄，少年时同学，都是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我到酒店时，已经快十点了，平华在大厅等着，介明十分钟后也到了。我们一起上楼，来到平华住的套间叙旧。平华和我都是刚从饭桌上下来不久，清茶最宜。品着茶，忆童年，论时事，不知不觉就过了半夜一点??…。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
平华家和我家是二代之交了。他父亲在赣县画眉坳钨矿白石山矿区参加工作时，就与我父亲在同一小组共事，我父亲带着他父亲开始熟悉工作。他们后来又一起在位于赣州市青年路的江西有色冶金研究所工作。平华和我都是在研究所的大院里长大的，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大学同校不同级，平华大学是七七级，我是七八级，幼儿园的事就不太记得了，应该也是同园吧。我记忆里的平华，一直是一个非常聪明，正值，调皮但不捣蛋，极有上进心的小朋友、有志青年及成功人士。
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开始时进入小学，文革结束时高中毕业。在那十年里，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学习上的压力，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和同伴在一起玩耍，象捉迷藏或兵捉贼，骑车，滚铁环，跳绳，掷沙包，抓草蚂，捉蜻蜓，桶马蜂窝，水塘边捉鱼摸虾，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学校容许的，好孩子玩的‘合法’玩项，还有学校视为‘非法’的赌博玩项，如弹玻璃球，抠象棋，赌香烟盒等等我们这些男孩最爱的游戏。记得上小学时，好像每学期老师都会要我们写关于自己的斗私批修汇报总结，除了写优点外，还要求例举一到二条缺点。平华和我有时都会写：‘有时会赌博，弹玻璃球，下次一定要努力改正’。年年改，总是改不了，真有点恶习难改呀。
小时候在大院里的玩伴中，平华就有点与众不同。在各种流行玩项中，平华基本上都是玩的最好的一个。记得上小学时，‘赌博’类玩项是我们小男孩的最爱。你要是玩的好的话，你就能从别的玩伴眼里看到对你的羡慕，感觉真好，酷。记得赌香烟盒时，很多时候玩到最后，玩伴们的香烟盒多数都到平华或我的裤兜里了。还有，大概是七十年代初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可以买零件组装半导体收音机，零件包括接线板，二级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变压器，整流器，喇叭等等。大院里有好些玩伴都想组装一个玩玩，但最后同龄的玩伴中好像只有平华和我组装成了。记得我先装了一个最简单三管一波段的，装好后，有声音，能响。平华要超过我，装了个高级六管三波段，技术档次上已经能与市面上卖的高档半导体媲美了。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十二管六波段的电路图，开始组装我能见到的最高级最复杂的半导体，平华也要装一个类似的，好像我们都没有做完，不了了之，半途而废了。二零一二年那次在华滨国际闲聊时，我们还提到过这件事。
记忆里，平华和我也一起做过一些小小的坏事，那都是上中学以前的事了，还有记忆的有那么几件。第一件，我们大院里有几块菜地，由被造反派打成坏分子的臭老九们耕种，名为进行劳动改造。虽然臭老九不是劳动人民出身，靠着一些雕虫小技的科学方法，菜地种的也算不错，只是菜地里的黄瓜和西红柿产量总是很低。其实，这是个科学方法解决不了的难题，其根源就在于有一些象平华和我这样的小坏蛋。黄瓜和西红柿要成熟的时候，天黑以后，我们会约上志同道合的玩伴，钻到菜地里，躺在地上，一边细语聊天，一边啃着半生不熟的黄瓜或西红柿，伴随我们的还有周围香味缭绕的有机肥，这黄瓜和西红柿的产量还能高吗？其实，臭老九们也知道我们这些蛀虫的存在，杀虫剂也不能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后来我母亲也被发派去种菜了，我也就退出这项集体活动了。第二件事是澡堂打水仗。我们大院里有一个公共澡堂，也就是一间大屋隔成小间，每小间有一个二米来高的自来水龙头，只有凉水，水压还蛮高的，澡堂一般到傍晚才有人使用。夏天的中午，澡堂子就成了我们小孩爱去玩的地方。我们大院里有个习惯，家长一般会要睡午觉，也要求自家小孩睡午觉。平华和我常常约好，等家长睡着后就溜出来，到澡堂去打水仗。我家住一栋一楼，平华家在四栋二楼。谁要是先溜出来，就跑去另一家勾人，再一起去勾其他约好的玩伴去澡堂开仗，每次玩完打水仗都要浪费许多水。我们打水仗最担心的就是被大院里的管理大爷抓住，带去见家长。平华和我都很幸运，好像每次都溜得快，从来没有被抓住过。现在想想，其实我们俩都选了一个易于逃跑的位置，贼呀。还有一件事，就是用鞭炮炸路人。我们住的大院有二米左右高的围墙围着，南墙外是比较繁忙的青年路，南墙内有一个四米见方的小水泥屋，屋顶比围墙矮半米左右。记得有一次，应该是过年时节，平华，我，还有其他一俩位玩伴，买了鞭炮，一毛钱二十响一挂，比较贵，威力比较大很响的那种。带着鞭炮，爬到小屋顶，藏在墙后，看见路人过来，燃一支鞭炮，扔出墙外，啪的一声，路人吓得跳脚乱叫，路人在高墙外，也奈何不了我们，只能愤愤而去。真是一群小屁孩，挺淘气的，也挺危险的。那个小水泥屋其实是研究所用来存放一个金属钴放射源的，小屋里有一个圆形的小铅盒子，里面装的应该就是放射源钴了。我们小朋友也不是太清楚其放射性和危害性，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平华和我在一起玩的最多的应该是一起打乒乓球了。大院里除了一位比我们大三四岁的大哥哥外，平华和我旗鼓相当，其他玩伴都不是对手。我们都想跟那位大哥哥打球，但大哥哥瞧不上我们的水平，不太愿意带我们打球，大哥哥跟我是住同一栋楼的邻居，偶尔还能带我玩一玩。多数时间是平华和我在一起打球。平华右手直拍，我左手横拍，技术在伯仲之间，他多以稳重取胜，我靠出奇制胜，胜负相当。进入初中后，我继续在校队效力，平华打球的时间就少一些了，和我在一起玩的时间也少多了。进入中学后我们还是同校，但被分在了不同的班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各自也有了大院外的朋友圈了。他的朋友圈以同龄朋友为主，由于聪明有主见，他常常是娃娃王之一，有机会历练领导力和亲和力。我的圈子有很多大龄朋友和成年朋友，多是由乒乓球结缘的。这样的圈子，也许有利于智力发展，但少有机会历练领导力。似乎少年时的成长环境对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应该是内因天定，内因要通过外因才起作用。
一九七七年，我们从赣州三中高中毕业。大学招生制度在那一年也发生了变化，由文革期间的推荐保送，改为统考录取。平华和我都有幸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并且都考出了优异成绩，平华顺利进入了大学，我因政审原因晚一年才进入大学。我们中学是赣南地区最好的中学之一，全校三百多毕业生，只有七位应届生有幸考入本科大学，可见竞争之激烈，平华之优秀。我们学校或者说我们地区那年高考最优秀的考生之一是平华和我俩共同最要好的朋友，许进同学。许进和我初中同班，和平华高中同班，住在我们大院对面的一个院子里，也会一起打乒乓球。由于种种原因我于第二年进入平华就读的同一所大学，与平华又成了校友，但已经是学弟了。平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安徽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工作，我毕业后，去北京中科院读研究生。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暑假，应该是一九八三年，去马鞍山玩，见到了平华，还一起打了场乒乓球，友谊赛，没有输赢。
后来，许进和我都去了美国，平华则在马钢院稳步发展创业。弹指一挥间，再次见到平华时，已经是二十八年后的二零一一年了。那时，平华已经是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马钢院是其前身）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法人代表了。那一年，平华父母和我父母一起在大连海滨的一个度假村度假一个月，我携夫人及女儿回国探亲访友，我一家人到大连看望我父母还有平华的父母，四位老人都身体健康，精神状态非常好。从平华父母那里拿了平华的手机号码。我七月十一号从大连回北京，飞机一落北京机场，我就试着拨打平华的手机号，手机接通，双方已经不能从声音上辨别对方了，但都非常高兴与兴奋。昔日老友，分别二十八年后又联系上了。我说：平华，我从大连过来，回北京，刚刚在首都机场降落，你在哪里？他说：极光，巧了，我正在北京，马上来机场跟你见个面。就这样，平华和我二十八年后在首都机场重逢了！见面时，双方还是能互相认识。平华已经不是二十八年前的年轻小伙子了，多了成熟，稳重，睿智，已然成功人士之神情，但还是一样的平易近人。那次见面匆匆忙忙，但相约以后多多联系，我也答应找机会去南京他家拜访，他也会找机会来美国一游…。
万万没想到，英年的平华，在事业高峰期，突然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平华，一路走好，安息吧！
极光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于美国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