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長在四川樂山地區井研縣馬踏鎮外的一所省屬農村重點中學校園，父親教語文，母親教地理、音樂，童年時代倘徉在青山綠水之間，懵懵懂懂，其樂也融融。文革中因父親曆史問題政治上受到衝擊，遂去山東投靠當英文教師的表叔，在臨沂一中完成中學教育也靠自學初通了英文。七六年高中畢業後到貴州六枝木崗煤礦知青農場下鄉，七七年底參加文革結束後的首屆高考及第，入復旦大學外文系主修德文，本科畢業後繼續師從董問樵教授念該校的世界文學碩士，期間分別在《文學評論》和《復旦學報》上在發表過研究中國現代作家馮至和郁達夫與德語文學關係的文章。八五年初獲得學位後去了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先是在“國外中國學研究室”，後來該室改名為“文藝新學科研究室”。八六年底獲瑙曼獎學金資助赴德國馬堡大學進修，第二年轉到西柏林自由大學。八八年秋天到了美國麻州大學修比較文學，翌年又轉學到了斯坦福。
我在斯坦福修的學位，是“Joint Ph.D. in German Studies and Special Humanities”, 中文可以譯成“日耳曼與西方人文傳統聯合博士學位”。我八九年秋入斯坦福，九零年春即通過了資格考試成為博士候選人。九一年到九二年，作為交換學生又去德國的圖賓根大學遊學一年，為計劃中的關於馮至與德國文學關系的博士論文收集材料。在斯坦福因為是聯合博士學位，除了德語文學必修課以外，還得修西方人文傳統的六個斷代專題，它們分別是古希臘羅馬，中世紀，前現代，近代，現代和後現代。這些專題課，除了念充滿時代精神的西方文史哲名著外，也研讀對那些名著的經典性闡釋。我寄給《讀書》執行主編沈昌文老的文章，即為後現代專題課的筆記。當時在斯坦福任教的王友琴博士看過部分原稿，還在文字上幫助作過修飾。斯坦福博士生最後的答辯叫 University Oral，這道關口，在我所在的系科，類似其他學校博士學位所要求的 Comprehensive Exam 和 Dissertation Defense 的綜合，具體即學生為一篇自己擬定的博士論文提綱 (Dissertation Proposal and Outline with Detailed Bibliography)，一篇約五十頁的論文樣品 (Position Paper)， 再加上至少五門 已修課程的所有必讀書目進行答辯。學校鼓勵學生答辯通過後盡快走上工作崗位，然後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論文上交，獲得指導教授的最後簽字後，回校領取學位證書。這一道手續叫 complete the dissertation and file the degree.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在斯坦福通過了University Oral，順理成章地於當年夏天作為較早的一批“海龟”回到社科院文學所工作。當時論文並未完成，身份應該是唐德剛考證胡適學位公案文章中所說的“待贈博士”。由於上述的一篇關於介紹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學”的讀書筆記在國內產生的“反響極大”，我一回到北京旋即被卷進文化批評的理論風雲之中。我去北京大學，魯迅文學院，社科院作過關於後殖民批評的講演，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部錄過音，相關的文字陸續發表在《讀書》，《中國青年報》，《東方》，《原道》，《天涯》甚至《瞭望》等雜志上，行政上則擔任文學所比較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並代理主任，學術上從助理研究員升為副研究員，被境外華文媒體稱為“大陸中生代文化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一時間熱熱鬧鬧，風頭實足，自然無暇潛心完成剛開頭的博士論文。
中國的後殖民批評既要梳理西方的中國觀和中國形象由褒到貶的轉變，更要清理西方的殖民話語如何被五四一代知識份子內卷到中國的現代性話語之中。第一個層面甚至要涉及到馬克思，他的所謂東方專制主義的曆史觀脫胎於黑格爾的自由精神創造曆史說，應該歸入薩伊德所譴責的“東方學”的脈絡，可惜受制於當時的意識形態，我在文章中相關的指涉，經由編輯技術性地修改，變成“馬克思與薩伊德所說的’東方主義’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他曾譴責過英國強加的鴉片戰爭”，這與我自己的觀點正好相反。當然編輯是出於“保護”我的好意。
《瞭望》是非常“主流”的雜志，我在上面發表文章也被自由派人士認定是“新左”與“體制”同謀的證據，這篇文字也曾被《烏有之鄉》轉載。其實那是我在社科院科研局作的一個講演，稿子由院方轉給《瞭望》，編輯部給壓了好一陣時間，大概把握不住文章的基調是否與主旋律合拍，兩個月以後才發表在該刊“珍珠灘”欄目，算是藝海拾貝，奇聞共賞的意思。自由派擔心的老左派與“後學新左”的公開合流，這大概是最為接近的一次可能性，但實際上並未落實。
中國的後殖民批評另一個任務，借用後現代哲學家福柯的話，就是對中國現代性話語的譜系作一番“知識考古”。海內外有研究探討魯迅寫《阿Q正傳》之前接觸到亞瑟·斯密的《中國人之國民性》的可能性。我在《讀書》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以魯迅為代表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國民劣根性”的攻伐，很少有哪一條不是早就被西方的殖民話語所凸顯過的。鴉片戰爭前後西方的中國研究中充斥着殖民話語，配合呼應着列強掠奪和征服中國的需要，而我們留學海外的第一代學人對那些殖民話語完全掉以輕心，無保留、無分析地接受了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西方針對中國的殖民話語深深地“內卷”進入中國的現代性話語之中。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都伴隨着本國知識界對本民族文化熱烈的褒揚。中國主流知識份子從“五四”一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末表現出來的那種“逆向種族主義的”的取向，從全球的眼光看，實在是一個異數。我的這些觀點，在西化派自由派聽起來的確是大逆不道，也引出了他們的批評反駁。有的文章寫得很好，讓人受到啟迪，有的卻不得要點。其實自由派的幾個標志性人物如張隆溪、雷頤、朱學勤等的文字一直都是我喜愛和敬重的。
九五年秋天，我在斯坦福的導師，時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主席的 Gerald Gillespie 教授來北京主持協會的一次工作會議暨中國比較文學年會。當時在北大樂黛雲教授主持下的中國比較文學會希望藉此“展示實力”，和南非競爭，爭取新世紀的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在北京舉辦。我們的公關活動下足了功夫，教委主任親臨新落成的國家圖書館開幕式祝賀，頤和園提前一小時靜園，讓四十多位協會的理事們在當地組委會人員陪同下愜意地在暮靄中的昆明湖上遊船，然後去靜心齋享用仿膳。我也參與了籌劃並主持了一組分會場的討論。結果理事會投票表決仍然把舉辦權給了南非。我的導師在美國是傳統派的著名學者，看重的是文本細讀的功夫，對比較文學向文化研究轉移的趨勢持極大保留態度，在會議上見我高談後殖民，而且聽說他的關門弟子成了國內後學的代表性人物，頗不以為然，遂招我去他下榻的旅店進行嚴肅談話。在得知我的博士論文幾無進展以後，導師指示我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文化研究課題，盡快返回斯坦福完成論文上交，否則學位要成問題。導師離京後我即着手准備返美，而此時文學所領導層正在向院方遞交推薦我進入所領導班子的報告。
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國的高校和研究院工作收入遠比今天低。記得我當時文學所的月工資是六百元人民幣，妻子在外文所的收入也差不多。一家三口局促在方莊緊鄰二環路一間四十平米逼窄的公寓里，靠這千把塊錢每月入不敷出，得依賴丈母娘的接濟才能收支平衡。兒子出生在加州，沒有"准生證"報不上北京戶口，上幼兒園多交三千元“讚助費”不說，還影響外文所全所的“計劃生育達標”獎金，讓妻子挨了人事處主管的一頓訓斥。建國門外大街六號貢院遺址上高聳的社科院辦公大樓頂，出租給韓國三星集團拉起了巨幅廣告，為的是社科院員工每月多得幾十元的獎金。那是一個斯文掃地的時代：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是教授的三至四倍，再加上物價飛漲，作為新“海龟”的我輩，對此“腦體倒掛”現實不適應的感覺尤為強烈－－那時還沒有人享受類似今天的“長江學者”特供待遇。
我本來計劃返美交上論文後以“國外招聘”的方式轉去北京大學工作，而且離京以前和北大的比較文學研究所以及西語系已經有了初步接觸。那時候北大為籌備百年校慶，各系所都有從海外直接招聘人才的名額。九六年初抵斯坦福後，恰逢導師因病休假一學期，我因此去校圖書館的編目部和善本部做工數月，秋天資助落實後才把放下了多年的論文從新拾起。這時我妻子也帶着兒子，上交了方莊住房的鑰匙，返回了加州，老婆兒子都不願再離開美國，妻子甚至發奮去夜校學了計算機程序，幾個月後變成了網絡工程師。北京的日子，倒象是一場夢，去北大工作的事情只好不了了之。九八年論文有了模樣後，我到了亞力桑那州立大學亞洲系任中文部做講師，九九年初夏轉到北弗吉尼亞州任中文助理教授之前，才正式上交了論文，取得了學位證書，可以心安理得地被人稱為“Dr. Zhang”。
這本文集的出版首先要感謝花生文庫總裁王瑞智先生的賞識，感謝復旦大學外文係董問樵教授，楊烈教授，中國社科院的李澤厚教授，劉再復教授，三聯書店的沈昌文先生和我的導師 Gillespie 教授的多年的教誨和推薦。特約編輯程憶南女士的慧眼減少了原稿中更多的技術性錯誤，亞力桑那州大時期的同事劉曉藝為我收集過散失的文字，《華夏文摘》的文友菊子，漫人，廖康，方壺齋等貢獻過有益的討論，在此一並感謝。此書獻給我在復旦七年的同班小姐姐、發妻衛文珂女士－－她是我所有文章原稿最理想的第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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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九月於美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