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你走遍草原 第四章
为了你走遍草原
冷明
第四章
1
八月末一个凄凉的黄昏，草原消失在白茫茫的浓雾里，天黑了，雾渐渐地暗淡了下来，潮气把苏铁的裤腿全打湿了。
苏铁骂骂咧咧，好歹把羊群圈到了一起。夜里，沉闷的秋风从草原上直吹到蒙古包前，风把晒焦的草香味吹散到空中。天上布满黑云，雷声单调地、隆隆地响着，但就是没有一个雨点落到被白天炎热煎烤的大地上。蚊子多得像纱幕一样笼罩了整个草原，轻微的嗡嗡声不绝于耳，云雾般的蚊群在羊群头上漫无目的地飞舞，往羊的耳朵里、眼睛里、肚皮上乱钻乱撞，乱叮乱咬，羊群不堪其苦，东跑西窜。
电光在空中闪个不停，羊群被成群的蚊子叮咬得无地自容，咩咩乱叫。苏铁围着羊群又轰又赶，没有半点空闲。后半夜刮起了凉风，折腾了半宿的羊群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眼见着一只只趴下了身子，昏昏欲睡。
苏铁上眼皮打下眼皮，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倒在棚车里，披着蒙古袍，牙齿打战，身子跟心都冻得发抖，不知不觉睡着了。秋凉的夜里，不论是人还是羊群，都特别贪恋温暖的睡眠，苏铁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再看守护了一夜的羊群，早已无影无踪。
等到闻讯赶来的牧民们在很远的地方找到羊群时，凄凉的杂草丛生的山坡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一只只白花花、又肥又大、长着圆圆的大尾巴、赫赫有名的乌珠穆沁肥尾大绵羊。羊群被狼撕咬得七零八落血迹斑斑，几十只肥硕的大绵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丢掉了性命。
苏铁为这次惨痛的损失羞愧难当，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宽容的大队领导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一再叮嘱，给羊下夜千万不要睡觉，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2
自打丢羊事件后，钟伟明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每天外出看完几个病人，快马加鞭赶忙返回自家的蒙古包，与几个难兄难弟共同维持着这个动荡不安摇摇欲坠的家。
插队的第一年，国家每人每月发给十元的生活补贴，有了最基本的生活费，有没有活似乎关系不大。可好景不长，补贴马上就要取消，你要活命，要拿钱买粮食，要探亲回家，就要有活干，就要想方设法挣工分。
刚刚到大队的那几天，知青们以为共产主义来到了呢。早上有牛奶，穿上了现成的蒙古袍、大马靴，不缺吃不少穿，每人还有一匹梦幻般的高头大马。可是好梦昙花一现。现在，要放羊，要拣牛粪，要买粮食，要自己洗衣服做饭。没有牛奶，没有奶豆腐，偶尔杀只羊，没过几天就不见了荤腥，蔬菜更是无冬至夏从来没有过。
时光如梭，转眼秋风瑟瑟，大雁南飞，草原上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凉起来。
这是个寒冷、潮湿、漆黑如墨的夜晚，潇潇秋雨让人觉得一身冷飕飕、黏糊糊的。鬼知道那些狡猾凶残的恶狼怎样躲过了牧羊犬的眼睛，也不知道在棚车里给羊群下夜的陈文生为什么睡的如死狗一般，大家谁也没有听到羊群的骚动和牧羊犬的狂吠，整个羊群被狼群裹挟着走远了。
天刚蒙蒙亮，陈文生在棚车里猛然惊醒，探出头一看，羊群早跑得无影无踪。想起上次苏铁丢羊的惨状，他惊惶失措地跑进蒙古包，大喝一声：“快起吧，羊群又跑丢了！”
听到喊声，大家七手八脚穿上衣服，出去抓回马匹，鞴上鞍座，拿上套马杆，苏铁、小龙往东，文生、伟明往西，要武一人去阿爸嘎日布家求援。五个人心急如焚，快马如飞，急匆匆去寻找丢失的羊群。
陈文生与钟伟明往西跑不远就是一片茂密的芦苇荡，二人慌不择路，一前一后，骑在高高的马上四处瞭望，一头钻进了芦苇荡的深处，惊得熟睡的野鸭、野鸟四处乱飞。
清晨，沼泽地上空弥漫着浓浓雾气，碧绿的河湾草地上寂无人踪，沼泽里长满了剑形叶片的水菖蒲，水面上漂着一层绿色的浮萍。
文生与伟明磕磕绊绊，慢得异乎寻常，马蹄子踏着稀泥跨嗒跨嗒地响，两匹马小心翼翼地在软绵的沼泽地里走着。
陈文生慌里慌张，忘记了牧民们一再的告诫：在苇塘里一定要走平静的水面，表面深不可测的河水一般不会有陷泥，倒是那些貌似平静，长得高出水平面的水草墩四周，往往潜藏着随时可能吞没人与牲畜的没顶之灾呢！
陈文生骑马沿着水泡子边往前走，马蹄陷在泥里，每条腿一直陷到膝盖以上，每走一步都要吃力地将腿从泥里拔出来，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走了不大一会儿，陈文生和钟伟明发现，现在已经进退两难。两个人的马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蹄子陷进滞重而深沉的泥沼。黄膘马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昏暗的泥沼无边无沿地延展开去，陈文生边走边望，一头扎进长满一滩滩水草的沼泽。
没走多远，黄膘马的马腿陷进了没膝的污泥里，黄膘马拼命的挣扎，四蹄吃力地上下趵踢，只一会儿的功夫，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没有力量再挣扎了。
陈文生用鞭子死命地抽打马屁股，马被打得火烧火燎地疼，被陈文生的吆喝吓得直哆嗦。黑色泥浆瞬间没过了马的膝盖，陈文生骑在黄膘马上，眼见黄膘马的身子下沉，他的马靴筒里也灌满了黑泥浆。他神情慌张，脸色惨白，恐惧地想：“看来我和黄膘马谁也出不去了。”
黄膘马挣扎着，下沉着，浑身变成了黑泥的颜色。濒死的感觉涌上陈文生的心头，求生的欲望使他不顾一切，他一面更凶狠地抽打马匹，一面大声吼叫起来：“不好了！伟明！救命呀！”
陈文生惊慌失措，一使劲，从泥水里拔出双脚，他用脚踩着黄膘马背上的鞍座，连滚带爬，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奋力一跃，扑向身旁一簇簇的芦苇。
文生的身子跃到了芦苇的边缘，他用两只手紧紧抓住几根如筷子般粗细的芦苇，两只脚却陷在泥沼之中，沉重的身子随着他的挣扎在一点点往下陷。芦苇禁不住他的分量，一点点拔出水面，而文生的双腿却不断地下陷，下陷。
刹那间，泥桨飞溅，黄膘马绝望地长嘶一声，在泥沼地里蠕动着身子，拼死挣扎。由于陈文生离开了马背，黄膘马没了负担，尽管它的四蹄已经完全陷入了沼泽，凭着乌珠穆沁马与生具有的灵气和力量，连窜带跳，连刨带尥，总算逃离了灭顶之灾。
陈文生无暇顾及黄膘马，更加恐慌地大声高喊：“伟明！钟伟明！”
钟伟明骑着大白马在芦苇丛中平静的湖泊里奔跑着，听到陈文生绝望的呼喊声，跑近一看，他的两条腿全都陷进了沼泽，身子紧贴着泥浆，不顾一切地趴在危险的沼泽里。
钟伟明顾不得多想，打马跑向文生。
在沼泽地的边缘，大白马不情愿地吃力地向前迈着步子，快到跟前，钟伟明把手中长长的套马杆伸向了陈文生。
他把生的希望带给了文生，也把死的危险带给了自己。他不知道能不能救出文生，也不知道自己和大白马是否会一起陷入深不可测的沼泽。
陈文生用手紧紧抓住套马杆的绳索，钟伟明见状，学着马倌们套马时的姿势，掉转马头，骑在大白马背上将身子弓向前方，用力握住套马杆，双腿死命夹紧马肚。大白马在烂泥地里挣扎，哼哧哼哧喘着粗气。突然，大白马如有神助，拼命向前一跃，把陈文生拖出了危险地带。
要武飞奔着来到了嘎日布的蒙古包，神色慌张地向阿爸一家人述说丢羊的经过。
听说知青的羊群又丢了，嘎日布放下手里的奶茶，拿上套马杆，急忙鞴好马。他一脚踏上马镫，扶着鞍鞒，对郝必萨哈拉图吩咐道：“昨天夜里刮的是东南风，早晨是东风，一定往白音塔拉跑去了。我跟要武先去，你赶紧多找些人四处找找，看来凶多吉少！”
凭着多年的经验，嘎日布把要武一直领到了羊群的身边。
送到恶狼嘴边的绵羊还能企盼什么？结果比上一次损失更惨重，一百多只抓好了秋膘、待价而沽的大绵羊躺倒在枯黄的已经败落了的原野上......
好牧民放羊算的是加法。
一群羊，夏天让狼叼上几只，得病损失几只，秋天膘肥了，把老的、生过病的、不生育的卖个好价钱。等熬过了整整一个冬天，老弱病残，优胜劣汰，该卖的卖了，该死的死了，剩下的都是些身强体壮的大羯子和正当育龄的好母羊。清明节一过，为母羊接羔，等牲畜吃饱了青，再数羊群，去年八百，今年也许就是一千了呢。
畜群只有贫下中牧才有资格放养，知青们不知道珍惜放牧的机会，牧主、富牧及他们的子弟望穿双眼也难得到一群牲畜可放。
3
热心勤快的小朝克到百十里外的公社采购粮食，顺便从公社邮局给钟伟明捎回一封加急电报。时好时断的电话线这几天碰巧畅通无阻，电报从旗邮局通过电话直接传到了公社。
在一张电报纸上，七扭八歪地写着这样几个字：“速回京全家迁回四川老家”
看了电报，钟伟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顿时傻了眼。天呀，真是祸不单行！
钟伟明躺在冰凉的毡子上，脑袋嗡嗡作响，心里懵里懵懂。他实在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初期，急风暴雨式的抄家、揪斗乃至全家被赶出北京城的厄运都已经熬过去了，为什么看似一切都已风平浪静的1969年却要举家迁回远在千山万水之外、崇山峻岭之中的四川祖籍呢？想着想着，66年发生的一切又浮现在眼前......
1966年，报纸上莫名其妙地开始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后来，又是报纸上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广播里、课堂上，到处都在学习、谈论着这场伟大的革命，人们热血沸腾，如梦方醒，才知道在地方、在中央、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这样一条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黑线，才明白这场革命是关系到我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大院里亲自书写并贴出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在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如破竹，疾风扫落叶般在全北京、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学校的学生们怀着对毛主席最真挚的爱，怀着对阶级敌人刻骨的仇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布署，开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开始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地、富、反、坏、右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大学、中学乃至小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教室里、楼道中、校园内外，凡是能张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红的、绿的、黄的、白的大字报；学生们将他们的智慧，将他们的才能，将他们的满腔热忱都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文化大革命”，献给了大字报；一张张足有一张课桌大小的大字报上，或端端正正或龙飞凤舞，书写着校长、老师们的滔天罪行。学校里不再上课，代之以无休止的批斗会。
批斗会上，红卫兵们士气高昂，给那些走资派校长、老师，给那些揪出来的阶级异已分子剃鬼头，戴高帽，挂牌子，抹黑脸，逼他们弯腰下跪，用皮带打得他们皮开肉绽。
钟伟明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彻底搞糊涂了，不知从哪一天起，他这一班之长被剥夺了权力，不能再站在讲台上指手划脚地向同学们说东道西了，代之以团支部书记计春芳。
一开始，钟伟明还为计春芳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表示不理解，团支书怎么能代替班长呢？他觉得这就如同让一个国家的书记替代共和国主席一样，简直荒唐透顶。
计春芳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只有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计春芳本是班主任挑选的合格的接班人，她出身好，学习也不错，虽然不如钟伟明那样有威望，可是钟伟明这样的家庭出身已经没有什么培养前途了。计春芳入了团，当了团支部书记，后来，没过多久，众望所归，又当上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不过当上了红卫兵头头的计春芳并没有心慈手软，她带头第一个揭发、批判班主任郝老师，还将家庭出身不好，喜欢打扮，爱漂亮的郝老师剃了阴阳头，圈进牛棚劳动改造、批斗，直到她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再也走不进学校的大门。
钟伟明从上中学的第一天起，一心一意，足足奋斗了三年，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做梦都想加入共青团。那个年轻、漂亮，北师大的高材生，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郝老师那样喜欢他，一心一意依靠他、培养他，相信钟伟明会上高中、大学，会是一名优秀的班干部。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家庭问题钟伟明屡屡受挫，被无情地拒之于团组织的大门外。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班里以计春芳为首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计春芳素来看不上苏铁，嫌他学习不好又是个淘气包，想不到苏铁仗着自己出身好，有人缘，公开与计春芳分庭抗礼，对着干。
苏铁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头目，因为不服从指挥，春芳一气之下罢了苏铁的职。苏铁也不是吃素的，第二天招兵买马另开张，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
苏铁和他的簇拥们左思右想，凭什么马克思、列宁叫主义，毛泽东只能叫思想？毛泽东是世界上千年，中国一万年才出的一个天才、伟人，按理说怎么也不能低于马、恩、列、斯。为了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为了在名称上先声夺人，震计春芳一下子，苏铁拍板，干脆把新成立的组织取名叫“毛泽东主义战斗队”。你“思想”叫得响，我“主义”更威风，看谁干的过谁。
《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大旗打出去了，红袖标也印发给了每一个人，可苏铁又犯了难，几个干将凑一起，谁也不会编词，谁也写不好毛笔字。写不出大字报就没了投向敌人的剑与枪，等于让别人看笑话。
红卫兵组织首先要保证它的纯洁性，绝对要出身好的学生，钟伟明当然没有资格参加。苏铁灵机一动，率领大家把班里的桌椅堆起来，大部分堵在楼梯口，进出有口令，戒备森严，外人不能随便进入；一部分摞起来挡在窗户上，防止敌人从窗户外偷袭。教室成了《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堡垒、司令部。
司令部屋角放着镐把、铁棍、板带，还用报纸包着两把菜刀；课桌上摆着纸、砚、笔、墨。
苏铁知道伟明写一手好字，头脑敏捷，出口成章，以前他的作文经常让老师当作范文在学校里巡展呢。苏铁偷偷叫来伟明，他巴不得日夜留在堡垒里呢。既便不让他出头露面，不让他戴红卫兵袖章，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能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一点贡献，死而无憾。
“伟明，这两天楼道里全是他妈的计春芳她们的大字报，你也赶快写，多写点，一定超过她们！”
“写什么呀？”钟伟明面露难色，感到无从下笔。
苏铁想了想，“他妈的，校长、教导主任都让他们揭发完了，你看还有谁该批判？”
钟伟明从校长数到班主任，忽然来了灵感。
“写郝老师。”
苏铁说：“郝老师那么年轻，有什么可写的？”
钟伟明抖着小机灵，“爱漂亮，好打扮，资产阶级思想呀！”
“你看着办。”
“有了！教俄语的罗老师注意了没有？蓝眼睛，尖鼻子，黄头发，他怎么会俄语？肯定一个苏修特务！”
苏铁一拍大腿，“对！就写他，快，快，快，”苏铁连说了几个快字，唯恐别人抢了头功。“苏修特务，没错！明天先贴出大字报去，我带人把丫挺的抓来斗了再说。”
“还有教体育的汤老师，女生都说他是流氓，专爱找女生聊天，没完没了的，还......”
没等伟明说完，苏铁再一次斩钉截铁地下令：“对！就先写这几个，汤老师大流氓？臭丫挺的，好呀，可揪出个大鱼来。”
苏铁、伟明和《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同仇敌忾，大气磅礴，战斗捷报一个接一个。钟伟明也从最初的失魂落魄转变到狂热的骚动。
钟伟明回到家，快乐得飘飘然。一路上认识他的同学仿佛都在羡慕他，夸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得意洋洋地跟家里的姐姐忙着讲他的丰功伟绩，母亲却在一旁嘲笑他：“伟明，你可不是红卫兵，你整人，别让人家整了你吧。”
除了批斗牛鬼蛇神，书写大字报，学生们见面三句话不投机就要拳脚相加。除了打架斗殴，习武摔跤，人们无所事事。练习乐器，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了年轻人最时髦的追求。
学校驻进了解放军，带领学生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1967年要招兵，要求进步的学生们纷纷报名。大家都把走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溶炉，当成了自己毕生的夙愿。
一天下午写完了大字报，苏铁与伟明一起往家走，苏铁劝伟明不要去报名。他私下里泄露了军代表说的话：参军的政审最严格，因为家庭问题，伟明根本不具备最起码的报名条件。
钟伟明急得寝食不安。晚上，关在自己阴暗的小屋里，浮想联翩，热血沸腾。他想：“党呀，毛主席，我忠于你们的一颗红心用什么来表白呢？不让我入团，不让我参加红卫兵，今天连报名参军的权利都没有！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溶炉，这所无数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大学校，我一定要去，去不成宁可死！”想到此，钟伟明翻出削铅笔用的薄薄的刮胡子刀片，一咬牙，割破自己的食指，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用自己的鲜血，郑重其事地写下了请求报名参加解放军的申请书。
钟伟明把血书交给了军代表，他用坚定、响亮、从容不迫的声音说：“邢排长，我请求给我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让我表明我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片赤胆忠心。我当什么兵种都行，最好让我上前线，让我去冲锋陷阵。”
钟伟明要求参军的决心和热情感动了军代表，他们与负责报名的老师商量，破例让他报了名。
经过第一轮体检，全班只有苏铁、曹家仁、高大林和钟伟明身体合格。
高大林严重色盲，自知自己眼睛不好，临到检查视力，急得团团转。还是小个子军代表，人称智多星的邢排长临时出了一个主意。
医院里，等待体检的同学排着长长的一队。
“高大林，谁叫高大林？”
邢排长冲钟伟明一挤眼，“去，去呀！”
钟伟明不情愿地走进了眼科体检室。
“你是高大林吗？”
“是！”
“坐下，先检查视力。”
钟伟明冒名顶替，总算让高大林过了视力检查这一关，他也体面地退了下来，不再参与竞争入伍的行列。
钟伟明终于明白，让他报名已是对他的格外恩赐。一个黑五类、一个反革命的狗崽子要想参军，简直是白日做梦。钟伟明的血书最终替代不了严格的政审，空有一腔报国热情，替代不了铁的纪律。多亏那时不曾盛行剖腹，否则钟伟明们也许会毫不迟疑地剖开自己的胸膛，让人们看看那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红的还是黑的。
钟伟明参军未果，一件件可怕的事接踵而来。
钟伟明的大姐长得丰满漂亮，年方二十，这一天，因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手里有了工资，新近又交了男朋友，特意打扮俊俏，开天辟地头一回在四联理发店烫了发，穿了双高跟鞋，从单位往家走。途经西单，见大街边站满了身穿黄军装的小青年，男男女女十个二十个的一堆，胳臂上都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腰系武装带，一个个面色凝重，慷慨激昂。这一堆围着个女红卫兵，只见她站在高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大摞红红绿绿的宣传单，好似经历着九一八事变，悲愤地宣讲着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大姐无心看热闹，一门心思想早点回家，她快步穿过十字路口，见马路这边围着更大一堆人，一个剃了光头的男红卫兵手里抱着更大一摞宣传单，一边讲一边一张一张地发给路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看起来这些红卫兵都是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他们一个个英姿勃发，当着这么多群众的面演讲使他们激动得涨红了脸，他们高声宣讲着“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严肃的表情充分显示了他们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钟伟明的大姐紧跑慢跑，她骨子里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样的革命与自己无关。当她走到宣武门的时候，一队红卫兵拦住了她。一个女红卫兵走到她身旁先发制人地问：“什么出身？”
大姐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想撒谎说个官冕堂皇的工人什么的，可是从没撒过谎的人无论如何说不出口。
几个女红卫兵将她团团围住，人们从她的慌乱中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一个小个子对她说：“你烫头发是资产阶级的表现，现在要破四旧，就要剪掉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发型。”
话没说完，几个人拥上前，一个按肩，一个按头，两个人抓住她的胳膊，一个拿着大剪刀三下五除二就将她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
大姐哭丧着脸，捂着头正要逃之夭夭，一个男生高喊一声：“高跟鞋也不行！”说着上前一把捋下大姐的高跟鞋，用大菜刀将鞋的高跟垛了下来。
如果在深山老林有人明火执仗，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人抢劫，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打人、骂人、侮辱人、私闯民宅，那无疑不是土匪也是流氓。
可是，在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另当别论了。打、砸、抢、抄家、破四旧、写大字报、批斗牛鬼蛇神、夺权等等，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一切都合理合法，顺理成章。
年轻人盼着革命，想着革命，最具权威的报纸在文革初期曾经欣喜地夸赞他们：令人非常高兴的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说得出，做得到。革命的青少年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大姐流着泪，跌跌撞撞地跑回家。她那慌里慌张神经有些错乱的怪模样，一家人从来没有见过。她走进屋，赶紧闭上门，心有余悸抽泣着告诉家人，街上到处是狂热的、胳膊上带着红袖章、腰系武装带的红卫兵，他们站在马路两旁，看到梳辫子烫头发的女人就用剪刀把她们的头发剪掉，看到穿高跟鞋的就把她们的高跟剁掉，稍有不从，武装带就会呼啸着抡过来。姐姐脱掉砍下高跟的皮鞋，捂着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心神不安、胆怯地向大家讲述着刚刚经历的恐怖，忽听屋外人声嘈杂，大呼小叫乱作一团。
“抄家了！抄家了！”
“走啊，快去啊！”
“抄家了，抄家了！看看去呀！”
“来了好多红卫兵呢，抄家刚开始，从胡同东头到西头，一家也跑不了，快看看去呀！”
喊声如晴天霹雳，人们嘴里说的话仿佛是专门说给这一家人听的。
“快去，快去呀！好像是东头瘸子他们家，资本家呗，活该！”
“还抄谁啊？”
“反正地富反坏右，一个也跑不了！”
“不会来咱们院吧？”
“立慧！你快去告你爸，别让他回来！”一个女人用哭腔，声嘶力竭地喊着。
“妈，他们要来了怎办呢？”
“别管！你快去！你快去！”女人用力说出这几句话，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
跑步声、喊叫声，撕心裂肺的哭声，渐渐地远去了。人们说的话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里。姐姐不再哭泣，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好似囚犯等待发落；母亲惊愕地停下从没有停下过的手工活，粗糙的草纸还卷在擀面杖上，她却想不起揉搓；旁边加工成型叠好了的卫生纸摞的高高的，轰然倒下，母亲全然不知。她脸色阴惨惨地、绝望地看着几个吓破了胆的孩子，无可奈何地等待天崩地陷的一刻。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地、富、反、坏、右的家庭几乎无一幸免，都要被红卫兵们抄家。这些家庭不但要被抄、被碰，家庭成员要挨打，全家还要轰回农村老家。
钟伟明所处的家庭首当其冲，听到抄家的声音，他们一家人怎么能不闻风丧胆，以为大祸临头了呢？
钟伟明壮着胆偷偷地溜出屋。来到街上，果然看到许多红卫兵拥进胡同口东头一座小四合院。不一会儿，长得瘦骨嶙嶙、驼着背、满头白发、尖嘴猴腮、丑陋无比、哆里哆嗦的刘大妈被红卫兵们推推搡搡赶出了院门。
几个女红卫兵当街按住刘大妈的头，把她的头发剪掉一半。有人早做好了一个大大的长方形木牌，上面写着“反动资本家”，挂在了老太婆的脖子上。老太婆颤颤巍巍低着头站在那里，人不人鬼不鬼，顿时成了众人责骂、殴打的对象。另一些红卫兵走里出外，将这个曾经是资本家的家庭抄了个底朝天。
这家的收音机、自行车和好几块手表以及地上铺的地毯，墙上挂的外国钟表，所有值钱的东西全被没收；摆在桌上的古董，挂在墙上的几幅油画，几摞书，全被当场打碎、撕毁、焚烧。屋里锅朝天碗朝地，箱子、柜子全被翻腾得乱七八糟，衣服、被子扔得到处都是。红卫兵们翻箱倒柜，只想找出些手枪、电台、变天账一类的东西，证明这些反动的资本家妄图变天的贼心不死，也好显示红卫兵们的丰功伟绩。
刘大妈，这个平时待人刻薄、吝啬，自恃家中有几个臭钱，凡人看不起的古怪老太婆，顿时威风扫地，可让那些忌恨她的街坊邻居们出了一口恶气。
几个芳龄不过十七、八的女红卫兵，一身黄色的军衣、军帽，手里举着货真价实的军用武装带，权当皮鞭，呼啸着一下下打在刘大妈的身上。
“你说！你家里藏的金银财宝变天账在哪儿？”红卫兵们狠命地打着、骂着，高声恐吓着。
刘大妈躺在地上，一次次擦去头上浸出的片片血迹，一句话也不说。
“打！使劲打！不说就打死你！”有几个男红卫兵也凑了上去。
人们打着骂着，骂着打着，冷不防，从人群里挤出了一个人。
“让让，让让。”
人们定晴一看，原来是刘老太太双腿残疾的宝贝儿子“三儿”。
三儿拄着双拐，一瘸一拐地走到红卫兵们面前。他表情严肃，双目圆瞪，慷慨激昂，紧握着拳头，当众揭发他反动老子的滔天罪行。
“她，她们是反动资本家！”由于激动，三儿浑身颤抖，他指着老太婆，“她，她们有东西！”
人们惊呆了，红卫兵们惊呆了，一瞬间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三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三儿突然哑火了，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毛主席语录。
“反正，反正，反正就在那儿！你们找吧，我看过他们在那儿埋过东西。”
充满了正义感的三儿大义凛然，大义灭亲，颇有些献殷勤地指着床下说。
“啊，有电台？”
“是不是有枪啊？”
“八成是变天账。管它呢，先挖出来再说！”
听了三儿的话，红卫兵们闻风而动，找来铁锹，在镀金的席梦思床下掘地三尺，果真挖出几块用油纸包裹着的黄灿灿的金条。
躺在地上不声不响的刘大妈，浑身上下都是血，她精瘦的身子，半寸长的小脚，让人觉得她再也不会站起来了。看到人们打开油纸，捧出金条，刘大妈突然疯了一般，忽地站起身，哭着喊着拼命扑向那些黄灿灿的金条。
她挣扎着扑向手举着金条的红卫兵，一边抢一边对着儿子大哭大叫：“三儿呀！那是妈留着给你将来治腿娶媳妇用的，你们可千万不能拿走呀！”
老太婆的疯狂哭闹，丝毫没能赢得红卫兵们稍许同情，人们蜂拥而上，用皮带、用脚上穿的大皮靴狠狠抽打着、踢踹着，刘大妈全然不顾，疯了一般要去夺回她的金条。
“不，不能！我的金......”
“让你顽固不化！让你顽固不化！”几个红卫兵用皮带又是一阵猛抽。
“扑”的一声，老太婆头上被皮带钢钎打开了一个洞，鲜血泉水般喷涌而出，老太太一下扑倒在地。
一个剃了秃头的大个子男红卫兵，手里拿着黄军帽不住地扇动打出了汗的秃头，嘴里骂着：“装什么死，还要不要黄金了？”说完，照着老太婆的细腿猛地踹了下去，一脚踹折了刘大妈的一条腿。
“嗷”的一声，刘大妈还在挣扎着的身子咕咚倒在地，昏死过去。
人们在争着抢着传看抄出的黄金。不要说这样沉甸甸黄澄澄的金条，既便是小小的黄金戒指，人们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今天可开了眼。
这里战斗尚未结束，有人偷偷向红卫兵通报，在西头还住着一家真正的大地主呢。红卫兵们闻讯，丢下老太婆，拿上战利品，呼啸一声，又都拥向胡同西口的一个大杂院。
解放前当过地主的赵大爷，平时总爱阴沉着脸，对待街坊邻居奸诈小气，混得没有一点人缘，不少人正想看他的热闹。
红卫兵们冲进他家，一阵乱翻乱砸，有人在一个陈旧的大木箱里翻出了几本又黄又旧的房契和地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变天账！红卫兵们打呀，骂呀，揍呀，一阵疯狂的拳打脚踢，大家也觉得累了，况且那老地主家除了几本变天账，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挖。
他家里一付木板搭的大床，破被子、旧褥子，一些不值钱的旧家具，连家里的饭碗都是些又大又蠢的粗瓷大海碗，最可恨的是他家窗下竟还摆放着农村用的锄头、铁锹、大木耙和摇煤球用的筛子，里里外外透着土。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赵老头，长着付大驴脸，本来早秃了顶，头上四下里稀稀落落的有几根毛，今天让红卫兵们一打，吓得几根毛都髭了起来，更没了人样。
赵老头知趣，自打红卫兵开始批斗他，他就主动匍匐在地。一个红卫兵用皮带打他，大家蜂拥而上，在老地主的身上噼啪噼啪一阵乱打。胡同里响起了一阵低沉的、不成人声的惨叫。赵老头挨一下打，叫一声，不求饶也不反抗，任红卫兵男女踏上一只脚，呼啸着往他身上没头没脑地抡皮带，哼哼着装怂。
“打！打！打死你个老地主，看交代不交代？”
“啪！啪！啪！啪！”
“唉哟，妈哟，唉哟，妈哟。”
惨叫声和打击声此起彼伏。
不知何时有人开来一辆解放牌四轮大卡车，红卫兵们喊嚷着，只允许赵大爷家装上些简单的行李，一家七口人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低头哈腰，被勒令立即上车，轰回河北农村老家监督改造，永世不得返回京城。
人群中让出了一条道，大卡车缓慢地开动了。
卡车上，钟伟明的同班同学，人高马大的赵大喜，探出了半个脑袋，哀怨的眼神死死盯着躲在一边的钟伟明。钟伟明浑身哆嗦了一下，不明白赵大喜惨兮兮的眼睛里倒底是什么意思。
“钟伟明，我的好朋友，救救我呀！”抑或是“钟伟明，你别美，下一个就是你！”
家，是抵御一切可怕的东西的避难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以家为界，任何人也不能跨进家的大门。随着对伟大领袖宗教般的信仰和热诚，家的大门终于彻底失守了。
亲眼目睹这种情形，白天身临其境，夜间又带着它们上床睡觉，从这一天起，钟伟明惶惶不可终日，如惊弓之鸟，知道随时都可能大难临头。看见有红卫兵走过来，就会以为来抄自己的家。他不想让红卫兵抄家，可他恨这个家，又恨不得让那些勇敢无畏的红卫兵战士们彻底砸烂摧毁这个家。
4
考验他的时候终于来了。
第二天，钟伟明惴惴不安地走进教室，往日老师不在，由他这个班长代替老师的讲台空无一人，同学们都已入座，课堂里出奇的安静，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行斗大的字：“彻底与反革命家庭决裂，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很显然，今天这个讲台是留给钟伟明的。不过，不是让他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主持什么会议，也不是让他讲解什么难题，而是让他坦白、让他交待、让他检举揭发生他养他的亲生父母和这个被称之为反革命巢穴的家。
钟伟明战战兢兢地往讲台上走，往日的自信和骄傲跑的无影无踪，心中充满了委曲和怨恨。他走的如此之慢，以至于被后面的人推推搡搡，他紫涨着脸，走到讲台上，害怕地四下打量了一下。
他要讲，他要大声疾呼，不！真想剖开胸膛掏出那颗火热的，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赤诚的心。他觉得喉咙里被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同学，流下了这样多屈辱的眼泪。
几位吊儿浪荡流里流气的同学，自认为平时深受钟伟明管教之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你钟伟明道貌岸然，也有今日啊！一位同学别出新裁，走上讲台将一顶纸糊的大高帽扣在钟伟明的头上，大喊大叫起来。
“快说呀，你不是要揭发吗？怎么不说了，是不是又改变主意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有人怪里怪气地随声咐和。
“快说！你这个反革命的狗崽子，你是怎样与你这个反革命家庭同流合污的，不老实交代就揍死你！”
坐在前排的苏铁，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猥猥琐琐狼狈不堪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大喝一声：“你们瞎叫什么！再闹先揍你们几个一顿！”
整个会场情绪激昂，人仰马翻地闹腾了起来。主持人计春芳只好站出来维持场上的秩序。等乱哄哄的人声稍稍安静了一点，计春芳不失时机地大声对乱起哄的同学说：“大家请安静，不要闹，让钟伟明慢慢说。”
班上不少平时与伟明不错的同学看到苏铁带头护着伟明，计春芳也明里暗里偏袒他，大家指着那些人，群起而攻之，一齐高喊起来：“你们别瞎喊，让他自己慢慢说！”
这时有的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有人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接着背诵了又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
说着话，有人跳上讲台用手使劲往下按钟伟明的脖子，大叫：“低头！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一边骂冷不丁从后面狠狠踹了钟伟明一脚。
钟伟明不防，打了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他扶着讲台站起来，面无人色，目瞪口呆。他万万没想到同班的同学会这样嘲弄他，侮辱他。他的心怦怦乱跳，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惊吓。他呆若木鸡地站在讲台前，任凭同学们在他周围大声哄笑，奔来跑去，大喊大叫，他站着一动不动，强忍着不哭出来。
苏铁等人见状急忙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台上的人幸灾乐祸轻描淡写地说：“敬爱的林付统帅教导我们说：‘好人打坏人活该！’”
......毛主席语录一段接一段，保护钟伟明和反对钟伟明的同学在用他们的智慧，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付主席的话批驳着对方。
“你说！你们家是不是藏着变天账？”一个同学质问道。
“是不是有手枪？有什么反革命计划？”一个同学更严历地问。
“你这个反革命的狗崽子，还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同学们的质问如同扔过来一颗颗炸弹，狂风暴雨般的喊声顷刻袭来，每一声呐喊都如同一根皮鞭在抽打钟伟明的脸。
以前和钟伟明要好的同学大多数都反戈一击，加入到批斗钟伟明的行列。少年们要革命，要一心一意地听毛主席的话，面对班里这样一个潜在的敌人，他们的心肠变硬了，胆小懦弱的女同学壮起了胆，握紧拳头，高举着手臂，大声呼喊：“说！说！快说！不说就打死你！”
钟伟明心里只有恐惧。
钟伟明被几个大个同学踹了几脚，羞辱了一番，大家嘲笑他，责骂他，老师不公平地站在教室门外，不敢言声。
“大家不要乱，让钟伟明自己讲！家庭出身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可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我们相信，只要钟伟明同学深刻认清反动家庭的本质，与反革命家庭彻底划清界线，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还是欢迎他的。” 主持人计春芳牢牢地掌握着斗争大方向，及时化干戈为玉帛。
关键时刻计春芳力挽狂澜，几个流氓学生势单力薄终未能继续扩大战果，在苏铁他们的保护下，钟伟明幸运地得以免去许多人不能幸免的皮肉之苦，尽管头上脸上涂得满是糨糊、墨水，狼狈不堪。
回家吧，钟伟明一路念叨着。他又伤心又气愤，挨了顿批斗，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他急急忙忙跑着，不愿意让同学们看到他在学校里哭。他恨不得马上跑到家，用眼泪来发泄一下心中的懊恼，用大吵大闹，用摔杯子碰碗来发泄他的愤怒。他迅速跑过楼道，穿过那些大门四敞的教室，他觉得里面传出的阵阵笑声都是在嘲讽他。
离开学校，钟伟明无可奈何地走上那条狭窄笔直的马路，感觉这条路好远好远，仿佛一路上行走的同学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都在说：“看呀！这就是那个反革命的儿子，就是三班那个臭积极分子钟伟明。”
钟伟明低下头不敢多想，只得横起心，把哀伤、羞愧、愤怒都压下去。他飞快地穿过杂乱无章的狭街小巷，走近自家的大门口，远远地看见小秀琪蹲在门外的上马石上。钟伟明急忙整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拽了拽凌乱不堪的衣服，掸了掸身上的土。小秀琪看见钟伟明大老远的走过来，站起身，一言不发，竟躲瘟神似地起身跑回了家。
地、富、反、坏、右叫黑五类，他们的孩子叫狗崽子；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叫红五类，他们的子女叫革命接班人。国王的儿子叫太子，他们的女儿叫公主，以此类推，钟伟明当然只能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了。
由于愤怒、羞辱和紧张，那颗急遽蹦跳的心似乎要从胸口里跳出来了，钟伟明设法让自己的心跳缓和下来，并力图使脸色平静，显得泰然自若，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他极不情愿地迈进了自家的门槛，只见大姐独自坐在角落里正在哭泣。
就在今天早上，大姐不愿忍受家中几乎快要窒息的沉闷，找出两个破提包，装上自己的衣物、零星用具，要离开这个家，到单位的集体宿舍居住。走到胡同口，被秀琪妈和几个正在值勤的街道积极分子，如今街道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挡在了路边。
“你要干什么去？”老大妈们问。
“我去上班。”
“上班？不对吧？上班还带这么多的东西？你要走我们得检查，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变天账、电台一类的玩意？是不是要转移呀？还是看看好吧？”
大姐被这公开的、肆无忌惮的侮辱激怒了，她扔下提包，拉开拉锁，掏出里面的内衣、衬裤、臭袜子、被单。
“看吧，你们看吧！有什么？有什么？”
说完，哭哭啼啼，发疯般地跑回家，也不说话，号啕大哭。听到门响，大姐回头看见钟伟明走进屋。望着钟伟明失魂落魄的样子，看着他满身污垢，神情抑郁，两眼发呆，仿佛地狱里走来的小鬼一般的弟弟，她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家庭有问题，谁的父辈或祖辈作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头上戴着坏分子、反革命、右派的帽子，他们的子女注定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入团不能入党，不能参加运动，不能串连，升学受影响，工作受影响，交朋友结婚更要受影响。不但这一辈儿，子孙后代都要背着家庭有问题的黑锅。
一贯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钟伟明，为了表现自己，为了让人们看到他是真心真意背叛自己的家庭，使尽浑身解数，绞尽脑汁，用尽世间最恶毒最难听的语言，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连开好几个夜车，给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生父母，罗列出十大罪状，用楷书工工整整抄写成大字报，勇敢地张贴在自家大院门外。
钟伟明的大作《揭发反革命家庭的滔天罪行》白纸黑字扬扬洒洒十大张，轰动了整个大院、整条胡同。
大院里的街坊邻居，胡同里的老少爷们儿，甚至大街上的行人路过这里，看到门口堆着许多人，也纷纷围拢过来，驻足观赏这一奇文佳作。一传十，十传百，大门口外，人越聚越多，看大字报的人评头品足议论纷纷。
“想不到这个小伟明平时不言不语，还真挺革命的呢！”
“快看！好像这大字报上说这家还藏着点什么东西？”
“我看这个反革命家庭一定藏有发报机。”
“说不定还有手枪呢！”
“儿子揭发老子，真行！”
“这算什么呀！这叫大义灭亲，听说有的学生为了参加红卫兵，亲自动手打他爸爸，断绝父子关系......”
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阴阳怪气，有人慷慨激昂。
钟伟明站得远远的，将身子隐藏在大门洞里，露出半个脑袋，得意忘形地暗暗窃喜。望着闻讯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毛主席最忠诚的战士、英姿飒爽的红卫兵们，一种嫉妒的心情油然而生。
突然，从一大堆红卫兵中间窜出了一个英俊、漂亮的学生，只见他胳膊上佩戴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头戴国防绿军帽，一身军装飒爽英姿。人群里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钟伟明！钟伟明！小英雄！小英雄！”
“这就是那位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英雄钟伟明！”
“欢迎！欢迎！欢迎你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从今天起，你就是真正的红卫兵战士了。”
“走！我领你们去彻底砸烂这个反革命家庭！他们的秘密我全知道，我都告诉你们！”
“给他戴上，戴上红卫兵袖章！革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
突然一声大吼让钟伟明胆战心惊：“这就是那个反革命家庭的狗崽子！”
钟伟明眼前的海市蜃楼被这一声吼震得无影无踪……
钟伟明顺着吼声看去，一个红卫兵正手指门洞里的他。
“出来！出来！”红卫兵们纷纷吼道。
钟伟明战战兢兢地走出门洞，一个漂亮的女红卫兵问他：“大字报上不是说你们家有电台吗？在哪儿呢？你领我们去！”
“电台？”钟伟明这才认识到自己胡诌的严重性。他小小的年纪，适应这种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确也力不从心。
本想揭发反革命家庭的罪恶，彻底背叛这个家庭、这个阶级，殊不知引火烧身，一场灾难眼看就要发生。
十几名俊男靓女，身穿绿军装、腰系武装带，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卫兵战士蜂拥赶来，由于激动和义愤，他们的脸涨得通红，不由自主地捋胳膊挽袖子，高呼起革命口号。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周围像敲大鼓一样轰响起来了，称赞的呼叫声被毛主席语录所替代，响彻云霄，然后又慢慢地低沉下去，平静下来。
“同志们，广大的革命群众们，你们看到了吧，就在你们身边潜伏着一个多么可怕的阶级敌人！”
一个剃了光头的大个子男红卫兵，高高地举起手臂，像一场战斗中挺身而出的指挥员，对围观的红卫兵和群众大声说：“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在我们这个小胡同里想不到还隐藏着这样一个罪恶多端的反革命家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我们不彻底砸烂这个十恶不赦、罪恶多端、妄想变天的反革命巢穴，我们这个街道就会被资产阶级所占领，被仇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所占领！毛主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早已吹响了战斗号角，战友们，让我们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冲向我们这个胡同里最后一个反革命巢穴，捣毁它，砸烂它，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好！冲呀！”红卫兵战士们同仇敌忾一呼百应。
一场灾难就要发生，结果不言而喻。等待钟伟明的只能是批斗、抄家、挨打、挨骂，最后全家被赶出北京城。
钟伟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耻辱、恐惧悄悄滋生了出来，将他刚刚感觉到的成功和喜悦冲洗得一干二净。
正当红卫兵们以雷霆万钧之力，翻江倒海之势，个个如冲锋陷阵的威武战士，蜂拥吼叫着冲进大院的时候，一个威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声音震慑住了大家。
“站住！大家听我说！”
随着话音，一位身穿黄色旧军装，剪着短发，胳膊上佩带着红袖标的中年妇女出现在大家背后。她高大俊美，威风凛凛，目光炯炯，表情严肃。那英姿，那神态，不亚于革命样板戏中的江水英——她就是秀琪的妈妈。
秀琪妈高声对大家说：“我是这个街道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家不要乱，这个家庭不是一般的四类分子家庭，比较复杂，我们正在审查处理这个反革命家庭，请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会严厉处置。”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令缺少斗争经验的红卫兵战士们大惑不解。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不知所措，暂短停顿的一瞬间，秀琪妈叫出伟明的妈妈，回身咔嚓锁上屋门，像解放军战士押送着一名俘虏，把满怀屈辱，被眼前的情景吓破了胆的钟妈妈带出了大院。
钟伟明悄悄地哭了起来，泪如泉涌。
忽然，有个红卫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我看咱们应该把这个胡同的名子改一改，什么‘储、库、营’它储藏什么？库存什么？是谁的营地？还不是封、资、修的大本营！我建议应该改为‘东方红胡同’或者‘卫红胡同’好不好？”
“好！”红卫兵们异口同声。
整个民族被传染病似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善良，所谓人性，所谓人类的理智，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有几个红卫兵当着钟伟明的面对钟妈妈拳脚相加，钟伟明楞在那里不知所措。
钟妈妈挨了一顿毒打，被剃了阴阳头，她鼻青脸肿，脸色惨白，被秀琪妈拽走了。
这些红卫兵毕竟是些没有组织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看到反革命被胜利地押走了，大家一哄而散。
钟伟明在大草原上害怕过走夜道，害怕过狼，也害怕遭遇阶级敌人的袭击。但最痛苦的莫过于少年时代那些连续不断的恐怖。这以后许多年，它们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像疾病一样折磨着他。
5
钟伟明急于赶回北京与家人再见一面，同伴们见还没过冬羊群损失惨重，早已心灰意冷。于是顺水推舟，将余下的羊群交给了大队，无需再受这份洋罪。
天气还不算冷，阴雨连绵，一连几天难得见到苍白无光的太阳。快到十月了，野鸟开始迁徙，夜里，经常能听到仙鹤凄切惊心的悲鸣掠过凉意已深的草原上空。一群群候鸟匆匆南飞，逃避即将来临的严寒和高空凛冽的西北风。
远离北京，远离家人，仅仅一年多一点，钟伟明恍如隔世。想起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想起身体瘦弱脸色惨白的母亲，他的心一阵阵抽搐。
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强烈、如此真切想家的滋味。
蒙古包拆了，同住一个蒙古包的战友都要走了，他们再也不需要这个家了。 钟伟明归心似箭，只想着回家。
有一天伟明到女生包去串门，尔尼似乎与这位老同学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语言，倒是书怡你一言我一语的与伟明聊得火热。趁尔尼出去的时候，书怡赶紧从箱子里取出一本书，神秘莫测地对他说：“伟明，你看看这本书，别让别人知道，别给我弄丢了。”
来到草原后，钟伟明只看到过《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他翻开牛皮纸包着的书皮，《牛虻》两字霍然入目。他说：“我还是小学六年级时看过一遍，好像没怎么看懂。”
书怡说：“你好好看看吧，绝对震撼人心。”
书怡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地把禁书、黑书、封资修的书传给伟明看，真是慧眼识英雄。她知道，这些男生里面，也许只有钟伟明一个人能看懂《牛虻》，只有他一个人需要看《牛虻》。
当钟伟明如饥似渴地阅读《牛虻》时，他震惊了，他的灵魂从没有受到过如此剧烈的触动，读到最后，不禁泪流满面。不知为什么，在大草原上，他的感受这样强烈，以至于好几天的功夫，在睡梦里还会抽嗒起来，喉咙里哽咽着，吃不下东西。
读懂了《牛虻》，钟伟明每每静默沉思。自己的父亲是否有过这样深沉的爱？
奇怪，想家的时候竟也想起了父亲。
钟伟明怨父亲给这个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恨他带给他们太多的不公平。如今，这个家庭解体了，他钟伟明已经远走高飞，二姐也去插了队，一家人都要走了。
钟伟明为从小对父亲的态度懊悔不已。父亲呀父亲，这一去十万八千里，不知何时才能再与你相见。
钟伟明知道父亲多年屡受挫折，整天沉默寡言、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可是他脾气倔强，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文革”初期，造反派让伟明爸揭发他的顶头上司，也是解放前将他引到革命道路上，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的老局长；他却不把这难得的立功赎罪的机会放在眼里。如果昧着良心，按照造反派的旨意，就说老局长是叛徒，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那又怎么样呢？文革中打倒一个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况且老局长出身资本家，说他反动名正言顺。
可他却不。
他绝不妥协，绝不昧良心，绝不出卖朋友。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可以想象得到的，能够给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带来的可怕后果，坚决地对造反派们讲：“我只知道老局长介绍我参加的革命，他为了北平解放呕心沥血，九死一生，他不是叛徒！他没有背叛过党，没有出卖过同志，他背叛的只是他的家庭，他如果不革命，完全可以舒舒服服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看罢《牛虻》，钟伟明突然体会到了什么是父子情，渐渐体会到了父亲的难言之苦。
唉，父亲，遭受了多少不白之冤，受到了多少残暴的批斗，两鬓斑白，早已丧失了自由，佝偻着身子，未老先衰的父亲，你的儿子插队走时你都没权送他一程！如今你终于解脱了，获得了自由，这自由却是以一家人永远离开北京，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为代价。四川大山中又会是怎样一番天地呢？
想起父亲，想起骨瘦如柴的父亲，被剃了光头的父亲，晒得黝黑削瘦的脸颊、眼角边早早生出过多的皱纹的父亲，钟伟明内心中就会充满无限的伤感和歉疚。
“父亲，你能谅解恨过你、骂过你、伤害过你的儿子吗？”钟伟明在心中一遍又一遍想着，环绕在他良知的内心深处，是一份驱不散、斩不断、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
6
草原到北京能有多少里？从地图上看近在咫尺。在那个动乱年代，草原偏僻荒凉，交通闭塞，不通火车不通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马车。心急如焚的几个知青只能坐上牧民买粮食的牛车，赶到附近的重镇——白音塔拉公社所在地。
公社所在地可说是一个公社政治、文化的中心。不过，在茫茫的草原上这个重镇也只是孤零零的几栋房屋而已。不通火车，不通汽车，连马车也不见踪影。天呀！什么时候能走出这大草原？
一天天的等，一天天的盼，钟伟明哥儿几个住在公社招待所，一早上吃饱了饭就到大道边瞭望。第六天下午，从北面的草原小路上慢慢悠悠驶过来一辆拉了半车破皮子的大马车，是两个搞完副业往家奔的坝前农民。
看见马车，孟要武几个急忙跑过去脸上堆满了笑，好言相求：“车老板，是上坝前吧？拉上我们吧，我们想回北京等了一个星期了，实在找不到车。”
车老板一见几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打心里不想再增加几匹老马的负担，不耐烦地说：“我说小青年，你们还是想法找别的车吧，你们看看我这几匹马，又老又瘦，要再加上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可就实在拉不动了，要半道趴了蛋，你们有个好歹的，我们可担待不起。”
“什么，什么！不拉？不拉打丫挺的！”陈文生一听不拉，气不打一处来，顿时瞪圆了双眼。
苏铁见状急忙打圆场。“大叔，让我们坐上吧，再不回去今年冬天就别想回去了，从这儿到有汽车的地方好几百里地，一下大雪可就回不去了。”
钟伟明站在那里真想给那个瘦骨伶仃的车老板跪下。他涨红了脸，结结巴巴的说：“让我们坐上吧，马拉不动我们就下去走，好几百里地，我们又不认识道，您......”
车老板无奈地回头望着端坐在马车上的人，开口问：“怎么着？田头，拉不拉？”
那位被称作田头的农民田德海是个名副其实的头，包工头。他看着一张张焦急万分的脸，想想这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孩子，顿生恻隐之心。他见陈文生横眉立目，知道如果不拉恐怕也过不了关，天知道这些小青年们急了眼会干些什么。他说：“唉，看他们挺可怜的，没办法，一块坐着走吧！可得先说下，这几匹瘦马再让你们坐上去可真够呛，平道你们坐着走，上坡你们就下来。”
“行行行！”五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不等车老板说完，几个知青欢呼雀跃，一窝蜂地爬上破旧的大马车。
坐在装着破皮烂毡的大车上，三匹老马拉着一车的东西再加上额外几百斤的负担，一路上如蜗牛爬行一般，在草原土路上蹒跚而行。近处是垂到路上的野草，远处是起伏的山岗，乱蓬蓬的山沟。草原土路被雨水冲刷得千疮百孔，像条蛇似的盘桓萦回着，一直往南方伸展开去。路途漫漫，百无聊赖，几个年轻人昏昏欲睡。
“上坡了，小伙子们，这几匹老马实在拉不动，下来走走吧。”每当要上坡，包工头客气地劝大家。
谁也不说什么，几个人不情愿地跳下大车跟在车后面步行。下坡了，大家急忙跳上车，任凭几匹马不约而同地小颠起来，欢快地向前跑去。
人多，车走的慢，足足走了两天的功夫，下起了雨。绵绵细雨打在青年们的身上又湿又冷，没有雨具，几个人只得狼狈地挨着雨淋。
车老板懒洋洋地吆喝着，打着盹。老田头抽完烟，看着几个小伙子受罪心里不是滋味，对他们说：“你们几个要是不闲脏从车上扯几张羊皮挡挡雨吧。”
几个北京人硬着头皮抽出了几张又脏又硬又油的生羊皮，顶在头上遮挡风雨。泥泞的道路变得越来越难走，车轱辘陷进绵软的泥浆里，平添了许多负担。后来，几个小青年见包工头下了车，再后来，连车老板都步行着赶车，大家不得不跟在马车后面，几乎全靠自己的两条腿了。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几个年轻人触景生情，哼唱起了长征组歌，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再也唱不出来了。浑身发冷打颤，越冷越饿，越饿越冷，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茫茫大草原无边无际，越走越远，越走越没有尽头。
“还有多远呀田大叔？”
“离坝根还有二十多里地，我说小伙子们，你们在北京可没受过这样的罪吧？”
“别提了，一下雨我奶奶都不让我出去，怕身上淋湿了得病。”小龙说。
“唉，现在要是有碗炸酱面可就好了！”文生说。
“算了，不要说炸酱面了，就是有个窝窝头也好啊。”有人接茬说道。
艰难的旅途，单调的草原景色，乏味的话题，使几个小青年感到疲惫不堪。
深秋，草原像着了魔似的一片死寂，偶尔露面的阳光并不暖和。微风无声地吹动着发黄了的野草，四周连一声鸟叫也听不到。道路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蜿蜒曲折，时而爬上一座小山岗，时而下到一片沙窝子里。极目远望，几个小青年看到的是使人无限伤感的枯黄。
走到下午，眼见来到了麦日图大坝，翻过这座大山就意味着走出了草原，第二天就会有开往县城的汽车。天有不测风云，天将擦黑，大车偏偏在山脚下抛了锚。车老板一脸无奈地说：“小伙子们，实在对不起，车胎给扎了，马也累了，又都是上坡路，我们是走不成了。这里离坝前最近的营子还有二、三十里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你们还是趁着天亮赶快走着走吧。”
包工头不厌其烦地把应走哪条路，到了哪个营子有大车店，一一叮嘱了一番。
文生看看要武，说：“走就走吧，要不上哪住去？”
孙小龙说：“不行，给车老板俩人扔在荒山野地那还成？再说那么远的道一会儿就天黑了，谁认识道呀？还是等车修好了再说。”
田头说：“你们别管我们，我们就这命，逮哪住哪，你们几个敢走就走，不敢走就等我们车一块走。”
“那得等多少功夫呀？”
“今天肯定走不成了，修上车轱辘，马也不成了，怎么也得明天了。”
文生回家心切，心想谁还管车老板不车老板的，过了山就有村子住，就能早点到家了，谁也顾不了谁了，一边想着一边叫：“要武，走呀！”
孟要武犹豫了片刻，终于迈开双脚，一路小跑追了上去。
小龙累得不行了，要留下来，苏铁和伟明也甘愿与好朋友同甘苦共患难。
“他们走就走，咱们几个陪着车老板。”
车老板看着几个讲义气的年青人，笑了。“你们不怕累就走吧，我们惯了，走哪住哪，这算什么。”
车老板卸了车，给马摘下套包，饮了水，几匹老马低着头在野地里一心一意啃着草，老田头搬来几块大石头，把整个大车支起了半边，车轱辘悬了空，车老板拆下轱辘补胎，老田头跑上山拾来不少干柴禾，用车上带的干牛粪点燃柴禾，火上架个黑乎乎的破铁壶，不一会儿的功夫烧开了一壶开水。
哥儿仨又饥又渴，身上没有干粮，几个人尴尬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了主张。
老田头从破书兜里翻出一个大海碗，车老板也递过来一个，老田头拿去在小河里涮了涮，又从一个瘪瘪的脏兮兮的布袋里往外舀出大半碗杂粮炒面，一边舀一边说：“就两个碗，这炒面可香了，你们在北京准没吃过，今儿让你们尝尝，你们先吃，吃完了我们再吃。”
钟伟明将包工头递过来的炒面推给小龙，小龙也不客气，用两根干柴棍一边搅拌一边迫不及待地填进嘴里。
苏铁吃了一碗，把碗又递给钟伟明。包工头如法炮制，给每个人和了炒面吃，虽然不算太饱，但毕竟肚里有了点东西，几个人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往南看，是一座不太高的山岭，山上长满了黑压压的树木，一条小溪淌着清澈的泉水从南往北沿山道蜿蜒而下。小溪两边长着茂盛的河柳，柳枝将溪水遮掩得几乎都看不见了。天上，一群群大雁由北向南不断变幻着队形自由自在地飞翔着。树林里一群群马鹿惊奇地往这边瞭望。
车老板补好了车胎，包工头与他一起将车轱辘安装好，两人在小溪边洗了手，也不言声，不慌不忙地抖落出面袋里仅剩的小半碗炒面，用开水和了，各用一根树棍，你一口我一口，凑和着权且当晚饭。
吃完小半碗炒面，车老板和老田头半依半靠在大车旁，慢条斯理地卷起了烟。每人卷了一根足有大拇指粗的大炮，兴趣盎然地抽了起来，一团团难闻的烟雾随风飘散。看着眼前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一缕缕白烟从嘴巴上袅袅腾起，老田头知足地往肺里猛吸一口烟，问几个小青年：“你们在北京可没这样的景致吧？”
小龙回答说：“这地儿美是美，就是没吃的、没住的，不是人能呆的。”
钟伟明不安地说：“大叔，我们吃了你们的炒面，害得你们没有吃的了。”
包工头笑了笑：“没关系，大老远的外出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原想今天就到家了，谁成想半道坏车又得多住一宿。”
吃完了饭，过足了烟瘾，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车老板和包工头将大车的一头橇起，用车上的苫布把整个大车围了起来，一座简简单单能遮风避雨的帐棚转眼间出现在几个知青的面前。
入夜后天色漆黑一片，潮湿的雾霭从河边及周遭的泥沼地中朦胧升起，不一会儿就弥漫了幽暗凄清的原野。寒气逼人，外面黑如鬼影，谁都不再说话，车老板和包工头昏昏欲睡，几个小青年则无话找话说。
帐棚里铺上几块破牛皮、烂羊皮，车老板和包工头凑和着盖一床棉被，三个小青年挤在一起，盖着另一床又脏又味的棉被。天黑透了，外面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晚秋的夜里寒气逼人，几个人劳累了一天，躺在肮脏的皮子上，盖着黑乎乎油乎乎散发着浓烈烟草味的棉被，肚里有了食，地上铺了厚厚的牛皮、羊皮，身上也不太冷了。没过一会儿功夫，帐棚里鼾声大作，几个小青年也昏昏然睡着了。
7
文生和要武回家心切，离开了大车和几个伙伴，不顾一切急急忙忙往前奔。铅灰色的黑云在他们头顶上盘旋，迅速向西边飘去，弯弯的新月从云隙间只露了一下头，乌云又遮蔽了天空，阴凉的夜风在黑暗中吹得更强劲了。路边一棵棵黑沉沉的大树显得影影绰绰，不远处传来水流冲泻而下的哗哗声，应和着河柳枝叶在夜风中轻摆的沙沙声，一切不像是恬静祥和的音乐，而像是安抚亡人的安魂曲。两个人歇息了片刻，又死命地朝前走去。
要武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对文生说：“唉，咱俩真不应该走，我以为没多远呢，这山看着不高，可走起来怎么没完没了，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认识路吗？天黑了怎么办？能不能想法先找个住的地方？”说话的时候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
文生不耐烦地说：“少废话，不走也得走，要不都得喂了狼！”
听到有狼，要武更紧张了。“真是，要是遇见狼怎么办？文生你可别先走，我歇歇喘口气就走，千万等等我。”
文生和要武歇了一小会儿，不敢待慢，摸着黑继续往前走。好在脚下的山路依稀可辨，俩人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不知又走了多少个时辰，下起了小雨。天更黑了，路显得更长，踢着脚下大大小小的石块，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要武走得精疲力竭，又冷又饿，他不断地哀求文生：“先别走了，歇会儿吧。”
恐惧带给文生无穷的力量，他身子骨毕竟比要武不知要好多少倍，他咬咬牙，狠狠地骂道：“操他妈的，什么鬼地方，歇什么歇，再不走就快冻死饿死了，你不走我走！”
要武瘫在地上，此时如果有十头牛也休想将他拉起来，他想：“死就死吧，可别这么没完没了地折磨我了，我实在走不动了，妈呀，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文生不客气地真的迈开双腿向前走去。要武瘫坐在泥乎乎的山道边，心中充满了悲哀。在黑暗中他见文生真的撇下他一人独自走了，他恐惧地站了起来，脚上却如灌满了铅，沉重无比，说什么也迈不开步。一行热泪伴着小雨哗哗地流了下来。他一步一步往前挪，极度的劳累和恐惧，伴着说不出的委屈，使他不禁号啕大哭起来。
“呜呜呜，妈哟......”
要武后悔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跟着文生上了路。回家心切，车老板又说离公社没多远了。唉，身子和精神都累到了极点，随时想停下来，但他觉得要是自己一倒下去，就没法再爬起来了。
黑暗，寒冷，疲倦，饥饿，一起向他袭来。他恐惧地不顾一切嗷嗷地叫着。
“嗷，嗷，文生，文生......”
小雨下着，文生转眼不见了踪影。要武一拐一瘸咬着牙艰难地走着，他无论如何追不上文生。风在树梢上呻吟、哀鸣，要武全身颤抖。他一声声哀求、呼唤着文生，一点没有力气，声音在喉咙里滚动着。
“文生，等等我！文生......”
山上黑乎乎一片，除了淅淅落落的小雨，一点声音也没有。要武心中激灵一下，他忽然想起了文生说的狼。
天呀，这样空旷荒凉的山野，这样寂静漆黑的夜晚，要是遇到了狼怎么办？想到此，他放开大嗓门，声嘶力竭地大声喊了起来：“文生！等等我！文生！你在哪儿？噢！噢噢噢！”
后来他的嗓子喊哑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是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从喉咙里不断发出吼叫。其实那只不过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一点微弱的声音罢了。
“噢，噢噢噢......”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要武几乎快要晕过去了，他的声音更像狼嗥。
山上空旷无人，黑灯瞎火的路上一种恐怖悄悄地潜入心底，搅扰着要武的魂魄让他更觉得毛骨悚然。无论是动的、静的，是实体的还是虚影，在他眼中都变得狰狞可怖。有一副鬼影仿佛步步紧跟在要武的身后，它僵僵的躯体和暗沉沉的阴影还有它的衣服擦着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随着永不停息沉郁的阴风送到耳边。
要武停下来，它也停了下来；要武害怕得跑起来，它也跟着跑了起来。要武不顾死活，拼命地往前走，他想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可怕的鬼影赶走。
他精疲力竭，站在漆黑的布满碎石的路上，吓得已经不敢大声出气了。文生不管不顾他的伙伴，走的早没了踪影，呼他、喊他都是徒劳的。要武的血液仿佛已经凝固，他转过身，大着胆子试图把那具僵尸赶走，可它似乎寸步不离地在他的身后。要武无声地哭着，一步一挪地朝前走着，走着。
8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车老板和包工头早早爬了起来，他们收拾好东西，套上几匹瘦弱的老马，趁着吃了一夜草的辕马和稍马都养足了精神，将马车一鼓作气赶到了山顶。
老马识途，见快到家了，又是下坡，一路大颠着往回跑。马车压着碎石路，透过迷雾，远远的一排排房屋越来越近。几个知青小伙儿坐在马车上，早早来到了公社所在地——谢天谢地，那里通汽车。
在公社所在地，马车停在了一个大车店门口，大车老板和包工头跳下车，和几个知青道别。
包工头说：“小青年，在这儿等班车吧，今天十点还有趟班车，来的及，回去问你们的父母好，他们可等着急了。”
伟明、苏铁、小龙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伟明脑子快，张口问：“大叔，您和老板叫什么名字？”
车老板和包工头听了哈哈大笑，车老板说：“什么名字？我叫车老板，他是我们的包工头，我们都叫他老田头。”说罢，俩人坐上马车，车老板一声吆喝“得驾噢！”马车一溜烟朝山边的营子驶去。
9
钟伟明三人坐上班车，当天来到毗邻乌珠穆沁草原半农业半牧业的巴林左旗县城林东镇，第二天坐了一天的汽车到达赤峰市，在赤峰晚上坐上火车，后半夜在锦州换车，第二天直达北京。前后整整走了十天，几个年轻人终于迈进了钟伟明们翘首以盼的首都北京的大门。
高大巍峨的北京火车站人潮如涌，几个小青年淹没在人海中，他们把一路的艰辛和磨难都忘得一干二净，一股亲切感扑面而来。
近乡情切，钟伟明心事重重，他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北京，生我养我的故乡，从没感到过这样的亲切。哦，故乡，久违了北京，你的儿子回来了！你还欢迎我吗？钟伟明真想扑倒在地，拥抱故乡坚硬的泥土。
他不奢求什么幸福，只求能见家人一面。钟伟明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他凝神屏气的走着，不敢想，甚至不愿意走出火车站的大门，回家并不像原来想像的那样轻松，一种可怕的预感笼罩着他。
多凄凉的等待。
北京火车站宽敞的大厅里，闹哄哄的，阴沉沉的，全是些陌生的面孔，匆匆忙忙，连奔带跑的进进出出，没有一张熟识的脸，没有一张友善的脸。钟伟明心神不宁，想找个地方挂个电话，他走到公用电话旁，不知应先拿起电话还是应先拨号。苏铁和小龙劝他，快到家了还打什么电话。
离家越来越近了，小龙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你说我妈、我奶奶一看我回来了，那得多高兴！咱们那儿也不通电话，家里也不知道，我就突然那么往他们跟前一站，嗨，你说怎么样？” 见没人理他，小龙自顾自地说着：“你们说第一天让我奶奶给我做什么饭吃？是吃炸酱面呢还是吃大米饭？”
苏铁见钟伟明闷闷不乐，心里也不是滋味。看到快到家了，他深深地吐了口气，说：“终于快到家了，这个冬天甭管怎么说，不用挨冻了。我是冻怕了。北京跟咱们内蒙真是不能比，你看多暖和，真是两个世界！”
北京的街道上，建筑物上，标语、口号多了，而不是少了；毛主席画像多了，而不是少了。人们对领袖的热爱、崇拜无以复加。高大的楼房上、马路两旁、十字路口、凡是醒目的地方都高挂着巨幅的毛主席画像。一些机关、大学的门口还树立起了用花岗岩、汉白玉精雕细刻的硕大的主席雕像。毛主席或穿着一身中山服，或身着整齐的绿军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有一幅是毛主席年轻时，身穿灰布大褂，夹着一把油布雨伞；还有毛主席在前，他老人家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付主席在后，两人亲密无间的合影。伟大领袖慈祥的面容，伟岸的身材，深邃的目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在每个人的眼里顶天立地，俯瞰着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
钟伟明和苏铁、小龙坐上十路公共汽车，在槐柏树下了车，苏铁、小龙往西，伟明往东。小龙一路上的兴高采烈丝毫没能感染钟伟明，他皱着眉头，脸色阴郁地独自一人往家里走。
走进三庙胡同，穿过康乐里，在生活了十八年的大院门口钟伟明几乎迷失了方向。
这还是那个大院吗？这还是那个家吗？
往日壮观的黑漆大门不见了，幽静深邃的门洞不见了，把门的两只石猴不见了，一堵灰砖墙挡住了钟伟明回家的路。
钟伟明把手里的背包放在方方正正、硕大无比的上马石上，上马石的四周堆满了砖头瓦块，古朴的大院被垃圾和破烂所覆盖。
暗淡的天色黑下来了，被浓雾包围着的路灯，在黑暗中闪着昏黄的光。一种不祥之感涌上钟伟明的心头。他定晴望去，灰砖墙上画着一幅大大的主席头像，一旁书写着大字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
“哟，伟明回来了？都不认识家门口了吧？”一个老大妈趿拉着布鞋，走出院子上公共厕所，见钟伟明在大石头边发楞，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侯大妈。”钟伟明有气无力地在嗓子眼里咕哝了一声。
“这不，门儿开这边上了。”老大妈忽然压低了嗓门，神秘莫测地挨近钟伟明的耳朵轻声说：“这大门洞让街道积极分子给占了，前后一堵成了他们儿子的洞房，在这墙边上扒了个豁子，就当大门了。”见伟明不搭话，老大妈又恢复了大嗓门：“快回去吧！你奶奶等你好多天了。”
钟伟明从豁口走进大院，见院子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四周的土堆积如山。钟伟明小心翼翼地踩着土堆走向自己的家。屋里屋外静悄悄，死一般的沉寂。屋门没上锁，钟伟明的心忐忑地跳着，他抓着门把手，没有勇气推开。
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屋里显得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抬眼往里屋望去，里屋的尽头依旧摆放着那张大木床，外屋还是那张八仙桌，一切如故。摆设显得更简陋了，也说不清到底少了点什么。
没有人的小屋述说着这个家庭刚刚经历过的怎样的凄苦和悲凉啊。
不用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
那个坚强的小伙子，那个感情不易外露的年轻人，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悲戚，泪水夺眶而出。
苦涩的如长河般的眼泪流呀流，哭不尽的委曲，诉不尽的悲哀。
钟伟明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这般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第一次感到自己如此渺小，还那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家。
离开了家，丧失了家，才知道家的温暖，才品味到没有家的滋味。
哭着哭着，在泪水中，钟伟明忽然感到自己长大了。
脐带其实早已断了，而自己只是浑然不知。
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人了，你还再找谁？你还要靠谁？
大院里静悄悄的，几十户街坊邻居同时双目失明，他们仿佛没看见钟伟明走进大院，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他一眼，安慰他一句。人们害怕走进钟家是有道理的，谁都怕沾上钟家的晦气，怕同样倒霉的事落到自己的头上。这年头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对面大北屋里的秀琪姑娘偶然一抬头，目光中满含惊讶，几乎叫了出来：“妈！钟伟明回来了！”
秀琪的妈妈听到女儿的惊叫，抬起头往外看，聒怪地瞪了秀琪一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完话，用手捋了捋头发，抻了抻衣襟，推开门不动声色地走向钟家。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作思想工作可是我的拿手好戏。”秀琪妈想。
“这姓钟的一家人能走还不是我的功劳。”秀琪妈欣喜地想。
“这大院两家反革命，一个历史，一个现行。伟明他妈多亏了我整天介找她说呀说，架不住天天说，天天动员，好说歹说，总归听了我的话，走了。说来也巧，伟明他爸在公安局的学习班里，也是我们秀琪爸在那儿当军代表，给动员走的。”
她想起了秀琪爸讲的过程。
10
在良乡监狱给公安系统办的学习班上，军宣队梁队长单独找伟明爸谈话。
“师傅，没有别人，我劝您想开点，冯局长、闵局长的那点事谁都知道，还那个孔组长，别人都揭发了，您就不说，他们明摆着就是叛徒、特务、暗藏的阶级敌人，您还硬挺着干吗？”
沉默。
“这里没别人，我偷着告您说吧，公安部第一任部长罗瑞卿大将怎么样？都跳楼了；市委、公安局里上吊的、跳楼的好几个，您就不想想下场。”
“真是太抬举我了。我离开公安队伍好多年了，怎么又把我找回来了？我能知道什么？”
伟明爸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一阵兴奋：“他们承认我是公安战线的一员，我终于回归了！”
“现在的事情不知道，以前的；解放后的事情不知道，主要是解放前的。”
伟明爸望着秀琪爸，不再言声。解放前跟着几位老局长在白色恐怖下，夹着脑袋干地下党的一幕幕又出现在眼前。
“你看见公安局的几个头头了吧？全是黑市委的黑爪牙，一个也跑不了。”
不用说，伟明爸全认识他们。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当年由他们批准修建的监狱轮到他们自己来享受了。尤其是那个公安分局的孔局长，当年的孔组长，被上了手铐、脚镣，已经折磨得奄奄一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一命呜呼。
“您要不想死只有一个办法。”
“一个办法？”伟明爸认真地看着他。
“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
“走？”
“走！现在不是动员您回老家吗，您干脆一走六二五。您走了谁还找您麻烦呀，到乡下苦是苦点，不过落个心静。”
“走！”伟明爸坚决地说，并且感激地望了望自己曾经的徒弟。
11
秀琪妈为自己和丈夫两个人珠联璧合，动员走了大院里的一家反革命在心中暗暗庆幸。
“过一会儿还得上趟潘家，就不信攻不下最后的一个堡垒。”
街道革委会主任不能对钟伟明的到来视而不见，她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她走出家门的时候，对独自一人站在屋里默默流泪的钟伟明生发出些许侧隐之心：“好好的孩子，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就算糟蹋了。”她推门走进钟家，叫一声：“伟明回来了。”
钟伟明怯生生地看了主任一眼，没有吱声。
看到钟伟明低着头抽抽搭搭不言声，秀琪妈又大声说道：“别难过，放心吧，你妈她们表现不错，看你老不回来，昨天已经坐火车走了，就你奶奶一人在家，上医院看病去了......”
钟伟明透过泪水朦胧的双眼，见秀琪妈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无比骄傲的神色。他看出她友好的笑容原来是讥讽，和蔼的目光原来是冷淡。秀琪妈还在那儿和颜悦色，显得很亲切很委婉地劝说着，钟伟明的悲伤达到了极点，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无需任何猜测，钟伟明一路上的担心和惴惴不安已经化作了铁的事实：父亲、母亲还有刚刚步入中学校门的弟弟、妹妹已于二十四小时前，怀揣户口本，在两名革命干部的押送下，永远离开了北京。大姐结了婚，二姐为躲避与家人同被赶走的厄运，提前一步插队去了山西。如今，家中只剩下年过七旬，体弱多病，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一人了。
阔别北京仅仅一年多，经过草原上风风雨雨的磨练，钟伟明的个子长高了，肩膀宽了，单薄的身体壮实了许多，往日秀气的白面书生变成了英俊的大小伙子，浓密的黑发替代了短短的学生头，俊俏的面庞显得有了些男子汉气慨。秀琪妈劝慰着低头不语的钟伟明，心中禁不住又一次暗自叹息：“多好的小伙子，可惜生不逢时，赶上这么一个家庭。”
出了钟家，秀琪妈心有不甘，一拐弯又进了潘家。还没走进这家门口，从里面传来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秀琪妈定了定神，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潘家满屋是屎尿味，半盆子屎尿也不盖盖摆放在屋中间，里屋潘大婶一边哭一边笑，哭是干嚎，笑是一阵阵狞笑。
“你也不用装，你们家是历史反革命这你应该知道，现在政府让你们迁回原籍老家是照顾你们，给你们一条改过自新的机会，农村也不错吗，到那里更利于改造思想。你再想想，你看钟家不是都走了吗，不是挺好的吗，要不走，你们那位工作不保，下一步怎么处理还不知道呢！”
“啊哈哈，啊哈哈......”潘大婶突然走到外屋，从屎盆子里抓了把屎就往嘴里塞。“好吃，好吃，你也吃点，吃点，吃点，别客气......”
“别装疯卖傻弄神作鬼的......”话没说完，秀琪妈赶紧推门跑了出去。
回到家，秀琪妈看着心神不宁的秀琪，不忘叮嘱道：“你可不许上他们家！”
“谁去了！”秀琪不满地嘟囔道。
家庭的变故使钟伟明一瞬间仿佛长大了，成熟了，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他仿佛明白了什么，又什么都不懂；他现在是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顶梁柱，可是他什么都不会；除了屈辱什么都没有；未来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一点不知道；钟伟明咬咬牙，暗自里下决心，要像一个刚毅倔强的男子汉一样，忍辱负重，挑起生活的重担。
12
苏铁和小龙来找他玩，头几天他们一起逛了中山公园、北海、陶然亭。苏铁借了架相机，为大家合了影。小龙玩着、逛着，还对在内蒙度过的第一个冬天耿耿于怀。他心有余悸地说了一遍又一遍，庆幸这个蒙古包的同学全都回了北京：“要是咱们再在草原上呆上一冬，偏得冻死不成！”
出去玩要坐车，要买门票，钟伟明一点钱也没有，再也不好意思跟苏铁他们逛公园了。整天待在家里，他感觉浑身有力使不出来，想找些挣钱的门路比登天还难。
大院里正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备战备荒大挖防空洞。院墙上贴着醒目的大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紧张的气氛让人感到窒息，仿佛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大院里到处堆满了砖头、沙土，院子中央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秀琪妈整天领着几个家庭妇女，有气无力进展缓慢地挖着据说可以防御原子弹的防空洞。
钟伟明在家无所事事，走里出外都要踩着堆积成山的土堆。看着妇女、老人吃力地挖着，好像很久以前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回来了，好像学校里的三好学生回来了，好像少先队的旗手回来了，一切都没有变，又回到了从前。
钟伟明跳进深坑，帮助妇女们干起了活。看到秀琪妈蹬着板车要去拉水泥，钟伟明抢过三轮车，跟着几个大老爷们跑到郊外拉沙子拉水泥，心甘情愿为街道尽些义务。
由于伟明的加盟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他的表现也令秀琪妈十分满意，可是秀琪妈始终没露出难得一见的笑脸，只是背地里对积极分子们说过一两句表示满意的话。
那些大妈大婶们七嘴八舌对伟明大加赞扬：“你看人家伟明，多懂事，一晃长成大小伙子了，长得多精神。”
“赶明儿准保好找对象。”
“那还用说了。”
钟伟明红了脸，低着头，一锹一锹挖着土，一句话也不说。
一天一天一锹一锹，里面砌上了砖，防空洞上了盖，洞往深处一点一点的延长，人们忘记了钟伟明的存在，认为他出来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
伟明渴了，回家喝口白水；饿了跑回家，老祖母会给他揪碗热腾腾的面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祖母最疼他。
一年多的时间，秀琪姑娘还是从前那个人，倏忽间却如同换了个人。在钟伟明眼前出现的这个姑娘秀长、美丽，亭亭玉立，越来越具有女性成年的体形。她虽然刚满十五岁，发育得丰满起来，却仍保持着女孩子极尽天真、纯洁情态。她乌黑的头发，光洁如玉的额头，艳如苹果的双颊，晶莹的红，含羞的白，钟伟明见到她时尽管她多半低垂着眼睛，可她长长睫毛掩饰不住幽娴贞静的神韵。
秀琪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她即便穿着千篇一律的绿军装依旧光彩照人；她既使不说话，低着头微笑也一样荡人心魄。她已然长成了令众多小伙子们注目的大姑娘。
秀琪长大了，可她的笑声少了，变得更加含蓄；她的歌声少了，走里出外紧锁着眉头，仿佛心事重重。
尤其对钟伟明的态度，显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秀琪不到伟明家去玩，再也不像小时候，一会儿的工夫只要她妈不在家，都要钻进伟明家的小屋。现在即使在院子里碰到钟伟明也形同路人，低头匆匆而过。
谁也不知道，有时趁家里没人，秀琪站在自家的房屋里，隔着窗玻璃，会长久地凝视深深庭院中正在用力挖防空洞的钟伟明。
窗外，灰色砖房的屋顶上是一轮死气沉沉初冬的太阳，从北面吹来日益寒冷的风在大院上空肆虐。
钟伟明还是那个美少年。他的个子高而肩宽宽的，头发乌黑发亮，额头宽而聪明，鼻子轩豁挺直，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忧郁，若有所思而又拼命地干活。尽管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要大些，皮肤被草原的阳光晒得稍稍黑了一点，但是，他的眼睛依然如故，总是那么神采奕奕。在逆境中他完全可以吃饱了混天黑，不知所措，可是他的态度依然是谦逊、文雅，尽管不很开朗，严肃的气氛也因他而妙趣横生，他在那些破砖烂瓦上也显得卓尔不凡。
钟伟明两只英俊而又充满灵气的眼晴还是那样明亮。那是双祈盼的眼睛，秀琪甚至臆想那是一个羞怯的少年初恋的美。在伟明的眼睛里看不出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懦弱，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为革命为挖防空洞而带来的狂喜和热情之中，他的脸仿佛被一支内心的火炬照耀得容光焕发。他低头用力挖着防空洞，什么话也不说，他的举止一点也不忸捏作态，低头、蹬锹、用力往上甩土，旁若无人，甚至让人觉得一个书生身上平添了一点男性雄健粗犷的美。
秀琪喜欢钟伟明。从小与他在一起长大，耳濡目染朝夕相处，她不知不觉已将这个年轻人的身影印进了自己的脑海。她喜欢这个小伙子，虽然他多少有点忧郁，使人感到有些少年老成，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极具感染力的歌喉，他的聪慧、正直、热情，都令秀琪佩服得五体投地。随着年龄的增长，长久的分离，少女的心中多了一分羞涩一分腼腆。她想走近伟明，亲近伟明，想对他倾诉一年来的分离之苦、相思之苦。她越想说，越不敢说；她越不知道这是不是爱，越是爱得深。
她多么想拉着伟明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和他说说话，给他一些温暖。然而不能。
黯淡无光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大院里每家每户的窗户上，闪出刺目的光芒。在阳光普照下，这个号称“四川会馆”的大杂院，往日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大香炉不见了；大石碑也被踩在了脚下；把门的一对石猴不见了；黑漆大门被人摘走了；大门洞前后一堵，成了间房；正房屋顶起坡平缓，前廊后庑，屋顶上镂雕精湛的天马、神牛也被红卫兵们砸了下来，只剩得残砖旧瓦活象秃子的赖痢头。门前的两个硕大的上马石，因为实在太重，无人能撼，摆在街边碍事。
在这个几十户人家的深宅大院里，哪有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哪有一个人没被触及灵魂？张老师参加过国民党，从运动一开始挨整，至今心有余悸惶惶不可终日；李师傅当过日本翻译，“文革”初期就让单位斗了个够；前些年还嘲笑钟伟明的潘家大姑娘，因为父亲是伪警官，早夹起了尾巴上山下乡溜之大吉；即使红五类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也难逃上农村插队的厄运。
钟伟明家庭有问题，他是报纸上官冕堂皇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黑五类，是人们斥之为“狗崽子”的一类人。这种人共青团不能加入，共产党不能参加，解放军更是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只有夹起尾巴，在众人的白眼下做个诚惶诚恐唯唯喏喏安分守已的二等公民。
秀琪外表对钟伟明总是冷冰冰的，漠不关心，甚至从来不和他对视一眼。钟伟明丝毫不怪罪她，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秀琪的地位，他看见了秀琪的美丽和她散发出的无穷的诱惑力。可是，经过了这几年的大革命，经过了一年多插队，他觉得秀琪离他越来越远，她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有一天晚上，老祖母告诉钟伟明：“那个梁大妈可不是东西，软磨硬泡，生逼着你妈走。”
钟伟明不解地问：“奶奶，一个街道主任有那么大的权力吗？”
老祖母说：“别提了，也是你妈、你爸胆小，咱院也动员潘家来着，你猜怎么着？潘大妈打第一天起就疯了，整天介打自己的耳光子，不吃不喝，又哭又笑，又唱又闹。唉，谁都知道她是装的。你爸是让人整怕了，背了多少年黑锅，他想到乡下躲心静，他就不想想，咱们老家到处都是大山呀，穷山恶水，连车都不通，一家四口，你弟弟妹妹又小，以后可怎么过呀！”
听了老祖母的话，伟明陷入了沉思。
秀琪的妈妈一向对伟明家不错，“文革”初期，钟伟明大义灭亲，书写揭发父母的大字报，引来红卫兵险些酿成大祸。那次如果没有秀琪妈及时解救，化险为夷，伟明一家恐怕早已轰到了乡下。而如今，“文革”已过三载，秀琪妈为何如此无情无义，相煎何太急呢？
北京的冬天与塞外草原相比，真可谓温暖如春，但家庭的遭遇如西伯利亚的阵阵寒风，吹透了钟伟明的一颗心。他不敢奢望得到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太多的关怀，不敢幻想得到哪位姑娘的安慰。每天，望着年迈的老祖母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戴着厚厚的大棉手套，揣着几毛钱，挎上菜蓝子，步履蹒跚地走出大院，为他去买菜的背影，他的心灵都要受到一次沉重的鞭挞。
儿孙满堂的老祖母本该无牵无挂幸福地安享晚年，而如今却要以区区十五元钱——钟伟明不富裕的大爷按月送来的生活费，养活自己的孙子。
凭心而论，钟伟明的大爷家并不富裕，一家五口指望着他微薄的工资呢。老人现在没有别的依靠，只能依赖大儿子每月送来的生活费，勉强维持生活。
大爷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大妈不但长像奇丑，她的心灵比起她那令人讨厌的脸更为丑陋。上次送钱来，大妈一走进屋门口，立马圆脸变长脸。
钟伟明站起来叫了一声：“大妈。”
她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也不看钟伟明一眼。望着战战兢兢的老太太，大声说道：“妈，下月开始给您十块钱了，我们一大家子凉水都快喝不上了，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吃闲饭的呢？”
老祖母听了儿媳的话，气得手直哆嗦，只说了一个字：“你......”再也说不下去了。
老太太气得说不出话，大妈的话可是现成的。
“您让街坊邻居说说理，您老了就指着我们养活您了，还能指望谁？您那个儿子倒好，上乡下躲心静去了，我们再难不能让您冷着、饿着，就是我们的功劳。当着伟明的面，咱们说开了吧，伟明都这么个大小伙子了，还整天在家吃闲饭，该我们养活吗？”
听了大妈的话，钟伟明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人家说的一点不错，别人没有养活他的义务。这个家虽温暖，没有钟伟明的饭碗；北京城虽大，没有钟伟明安身立命之处。
大妈下了最后通牒，要将每月十五元生活费减为十元。她那高高的惹人讨厌的尖嗓门，看见钟伟明眼皮都不抬一下，不屑一顾的表情，令钟伟明痛心疾首。
“我可没那么多钱养活闲人，下月给您十块，您凑合着花吧！”
十块，十块钱够一个老人花一个月吗？何况还有钟伟明。每当想到这些，钟伟明都会热血沸腾，心急如火，在北京度过的每时每刻犹如在烈火中煎熬，使他痛不欲生。
“我是人吗？我难道就这样没出息！我一个大小伙子，吃着老祖母喝着老祖母，她一个月只有区区15块钱的生活费，不要说就要减为10块了。她每月只有26斤粮食定量，我还要吃她一半，难怪大妈给我白眼看。”
钟伟明想起了老祖母做热汤面，让他一个人吃一大海碗，她总说不饿不饿，只连汤带水盛上一小碗。
在北京的日子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让钟伟明大失所望，他只感到深深的悲哀，整天闷闷不乐，万念俱灰。
想起草原，突然灵光一现，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已经不属于北京了。他是内蒙人，是草原人。
在北京虽然有这样一间小屋，里面有煤球炉子，冻不死，可以窝窝囊囊地活着。有口饭吃，吃不饱，老祖母也不会让自己饿坏了。可是，与其如一条寄生虫、一个窝囊废、一具行尸走肉般地活着，不如痛痛快快地去死。
钟伟明知道，他眼前的道路已经长满了荆棘，荒芜阻塞，再也不能相通了。就好像在荒凉的野山上一条被羊蹄子踏出的小路，蜿蜒曲折，一直沿着山坡伸延下去；但是，突然，拐了一个弯，前面艾蒿丛生，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去路，变成了死路一条。
第二天，钟伟明找到苏铁、小龙，告诉他们要回内蒙草原。
苏铁、小龙，所有的同学听说钟伟明要走，都劝他留下来，劝他不要去冒险。钟伟明已经听不进去那些善意的劝阻了，他固执地只回答大家一句话：“不！我要走！回内蒙去，回到草原上去，管他是死是活！”
他决意要走。
回去住什么地方？穿什么？吃什么？烧什么？对于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只有寒冷和饥饿是肯定的，是无从选择的唯一答案。尽管钟伟明知道，十一月份，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知道漫长难熬的冬季刚刚开始，等待他的将是难以预测的磨难与危险，但他义无反顾，决定立即出发。
13
钟伟明找苏铁借了点钱，买好了火车票心中反而踏实了许多。一大早，老祖母冒着凛冽的寒风上街去买菜，她故意让钟伟明多睡一会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坐一昼夜的火车。
乌云笼罩在大杂院的上空，越来越浓，越来越黑，酝酿着冬季里的第一场雪。外面，风把树吹得簌簌地响，院里几株遍体疤痕的老槐树，被冬季无情无义的寒风吹动干枯的枝叉，不情愿地发出哀号，仿佛在诉说着大院往日的凄楚与风光。
一个女人在哭，那压抑的哭声，远远的传来，令人毛骨悚然。
火炉上的水壶呜呜响着，冒着热气。重甸甸孤零零的树枝像幽灵一般在窗前摇曳，这个足有一二百年的老宅院早已面目全非，这几棵要两三个人搂抱过来的古槐如今都已成了古稀老人，见证着这个大院所有的辉煌与荣辱，见证着一日复一日的月圆月缺，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见证着流水似的历史轮回。
看门人陈大爷一大早推门进来，为钟伟明的奶奶挑满了一缸水。照理说钟伟明应管他叫爷爷才对，可大院里的人无论老幼都习惯叫他大爷。在这个大院里只有这位老人对这个倒霉的家庭一视同仁：有钱也好，无钱也罢，天天挑水、送水。
挑水老人有家吗？他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为每一家服务？既不见他吃斋念佛，也不见他温习毛主席语录。他是在赎罪还是在为人民服务？这是个谜，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钟伟明躺在被窝儿里思绪万千，十分疲惫地胡思乱想着。
一百多年前，就在钟伟明睡觉的地方，同样有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四川秀才穷困潦倒，科举应试失败，虽然住在会馆里不要他的房费，可囊中羞涩，早饭尚无着落。回家的路漫漫，盘缠也已花光。秀才饥肠辘辘早早醒来，心有不甘地要返回四川老家。年轻人暗暗发誓：“我一定会回来。”
如今，轮到钟伟明来经历这些征程了。
他已经踏上前人走过的路。泪眼迷蒙，他望着不得不诀别的从小住惯了的房子，望着纸糊的顶棚，望着一格格旧窗户……早先他不是渴望离家吗？为什么一朝真的走了出去，又觉得心碎肠断？
人非草木，当他远离故土，远离亲人，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苦也罢，乐也罢，你总是跟这个家一起生活过来的。你在母亲心中睡过，在她怀里躺过，深深地印着她的痕迹。
钟伟明早醒了，可是不愿起来，他没有丝毫的伟大理想，只知道，这一起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温暖，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地方了。
屋门轻轻响动了一下，被什么人拉开了，传来一阵窸窸簌簌的脚步声，它轻微的几乎令人听不到。一个人慢慢踱到钟伟明的床前，她一声不响，稍稍迟疑了片刻，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
钟伟明紧闭着眼，把头歪向一边，他仿佛没有听见，没有感觉到什么。
他不愿看、不愿想、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他不渴望幸福，不渴望爱情，不渴望出人头地，他的心早死了。
可是，静默中一双冰凉的手搂抱住钟伟明的双肩，一张冰冷的脸慢慢地慢慢地靠近他的脸，紧贴在他滚烫的面颊上。
钟伟明知道她是谁。
秀琪就这样紧紧地热烈地长久地搂抱着伟明。
钟伟明紧张得脸色惨白，他不敢睁开眼看秀琪。他的心中混合着爱与恨，愤怒与屈辱，伤心与狂喜。任凭秀琪那温柔纤细的手指在他肩头轻轻滑动。钟伟明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秀琪的泪水与他从眼中浸出的泪水混合在一起，在他的脸上悄悄流淌。
他们谁也没有说话。一切委曲、误解、猜疑，一切更深沉更热烈的爱都溶化在不言之中。
静寂的大院里叮叮咣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有人打开了防空洞的门。
“你下到洞里，你就在外面吧。”秀琪妈亲切而坚定的话声传遍了整个大院。
防空洞基本完工了，只需要再仔细认真地勾勾缝抹抹边，给不结实的地方加加固，这样大的事情当然要由主任亲自监工，秀琪妈吩咐完，当仁不让地第一个钻进了防空洞。
突然，从前院传来一阵比狼哭鬼嚎还令人作呕的声音，先是哭，后是笑，还有谁也听不明白的叫骂。大家知道，那是前院的潘大妈又开始装神弄鬼，装疯卖傻，迷惑革命群众了。
“呜呜呜……哈哈哈……我他妈不是人，我是鬼……我吃人……我吃屎......”
秀琪妈的声音消失了，在疯子的哭声、骂声、吵闹声中，秀琪悄悄地溜回了家。
中午，钟伟明的奶奶一边和面做饭忙活着，一边颠三倒四地讲着：“唉，都知道潘立慧他爸当过国民党的伪警长，可人家潘大婶有办法，这不，一动员就疯了，吃喝拉撒都在屋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谁要进他们家又打又叫，要死要活的，就是不走。就你爸、你妈......”
窗外，老瘸子王大叔一只手柱着拐仗，一只手端着尿盆艰难地往外一步一挪地走着。
奶奶望着窗外，对伟明说：“那王瘸子还不是国民党吗？他隐瞒了多少年了，他们厂的人楞是不知道？刚有人给他贴大字报，刚要动员他走，他就把腿给摔折了，哪有那么寸的事？一住院就是半年，这不，回家来也柱着拐，一瘸一拐的，谁还轰他呀？”
听了奶奶的话，伟明心里想着随口说了出来：“咱们院还有不少国民党呢？”
奶奶气愤地说：“看怎么说呢！快解放那阵，外院的霍家、穆家、张家还不都穿着国民党军装，脚上蹬着大马靴，威风着呢，现在可都成了工人了，还都是造反派。”
伟明暗想：“国民党都比我们家强，难道还有比国民党更坏、更恶、更应该接受惩罚的人吗？那肯定就是反革命，就是我爸。”
奶奶唉声叹气：“就你爸、你妈他们胆小！”声音里充满了聒怪和不满。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黑，钟伟明说了声：“奶奶我走了，”提起不大的提包往外走。推开门，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一点也感觉不到。
老祖母伤心地站在屋门口，用干瘪的、皱巴巴的手巴掌摸摸孙子薄薄的棉衣，声音颤抖，嘶哑着嗓子问：“伟明呀，什么时候回来？”
钟伟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在他眼中盘旋着，他不敢回头看老祖母的脸，哽咽着，想说几句宽慰老祖母的话，可是说不出来。
老祖母在屋里一边往外送爱孙一边抬手抹眼泪。
钟伟明走出屋门，心里结成了一个疙瘩，本想一步跨下台阶，一抬头，对面北房高高的台阶上站着一个人。
秀琪不顾母亲正在屋里忙碌着家务，透过玻璃窗，看见钟伟明从自己的屋里手里提着一个提包，肩上背着书包走出了家门，她知道他要走了。秀琪不再犹豫，毅然决然地推门走了出来。
当秀琪出现在钟伟明的面前，站的远远的，用她那双泪水盈眶略带些羞涩的目光送别他时，钟伟明才感到他正失去一种美丽、珍贵、一去不复返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
钟伟明迟疑了片刻，什么话也没说。他既不回答老祖母的问话，也不看远远站在自家窗户前的秀琪，他将左手的提包换到右手，望也不望一下，一扭身大踏步走了出去。
秀琪多情的眼泪终没能挽留住钟伟明要走的决心，他如时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钟伟明哪里知道，就在他走后不久，秀琪跟着父母一家人随军迁往远离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福建海防前线，从此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