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59：“水鬼大盗”疑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59：“水鬼大盗”疑案
《啄木鸟》2020年第2期第94—第119页共26页
作者：李西始、迟婴
- 外轮失火又失窃
1949年7月2日午夜，沉寂的黄浦江上已经鲜有机动船只航行了——当时的黄浦江水上运输，远不及七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繁忙。外滩那口著名的海关大钟刚敲响十二下，突然，停泊在中山东二路27号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前方江面的“尼雅号”货轮倏地冒出一团火光，火势渐渐扩大，在暗夜中分外醒目。但是，船上的船员并无反应，岸上太古轮船公司的夜间值班人员也没有发现。
两三分钟后，还是附近小南门瞭望塔上的值班消防员首先发现了火警，拨通了轮船公司的电话。太古公司夜间值班员接到报警，拿起望远镜一看，断定那是本公司“尼雅号”轮船，起火位置位于船舷外侧的救生艇上，当即通过无线电呼叫“尼雅号”。
按照规定，轮船即便在停泊状态，也应该安排专人昼夜值班。稍后知道，“尼雅号”上这天确实有船员值班，那是英国籍水手布特，可能白天工作累了，也可能喝了酒，反正值夜班时不知不觉就打盹儿了。被公司的无线电呼叫惊醒后，这老兄的脑子还处于混沌状态，不知仅仅是救生艇失火了呢，还是另有情况，立刻拉响了警报。
顿时，全船惊动。太古公司经营的是远洋航线，最远的是西欧到上海，近的也是上海至营口，公司规模大，管理也规范，自有一套应急预案，平时也经常演练。所以，船员虽然紧张，但并没有乱成一锅粥，按部就班，各自按照平时的演练行动就是。像这种救生艇着火的情况属于小事故，自是三下五除二就料理定当了，倒是接下来清理现场的活儿更麻烦些。甲板上的水手在忙碌，船舱里的船长、大副等也不轻松，虽然事故小，也需要立刻向公司报告，还要接受当地公安、消防部门的调查。
夏季天亮得早，这么一番折腾完，已是拂晓。大伙儿都去船上餐厅吃早饭，准备吃完后再补个觉。这时，有人从外面慌慌张张跑进来，原来是英国二副。二副说先前听见警报，随手把手表往床头柜上一放就跑出去救火，等回到舱室一看，竟然没了；再看枕头下的钱包，也己经不翼而飞了。
二副这么一咋呼，众人都坐不住了，纷纷去自己的舱室查看。查看下来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尼雅号”是一条三千二百吨的远洋货轮，共有船员三十四名，失窃的竟有六位，分别是船长、大副、三副、轮机长、大管轮——都是高级船员。
被窃财物合计英镑二百一十镑、美金四百五十五元、港币一千五百四十元、银元四十七枚、手表三块、照相机两台、黄金框眼镜一副、金笔三支，另有黄金戒指、项链等四件。
这下，“尼雅号”船长阿尔杰恼火了。
主要还不是因为他也遭受了损失，而是对“尼雅号”上竟然发生了这种显然是内部人下手的盗窃案感到震惊。阿尔杰年近五十，在海上奔波了半辈子，光船长就当了十八年。航行在外的船只，不管吨位大小，不论邮轮、货轮抑或客轮，都是一个漂流于大洋上的独立王国，船长就相当于这个王国的国王。轮船的安危，基于一个合格船长的管理，因此船长在船上是绝对权威。可以说，每个船长都把自己管理的这艘轮船的名声看得非常重要，阿尔杰也不例外。现在，有人在他的“王国”里做出这等下三滥的事，他当然不能容忍。
“尼雅号”是一艘出厂还不到两年的新船，正式东家是伦敦卜内门远洋运输公司。出厂伊始，由于卜内门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遭遇意外，导致头寸紧张。为防止发生股票挤兑，就把这条新船租借给太古公司，借期三年。根据行业里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尼雅号”在远洋航行途中发生救生艇失火和盗窃案之类的小事故，船长可以不向太古公司、卜内门公司报告。但如若这种情况是在锚泊地发生的，至少要向对涉事轮船有掌控权的新东家报告。可是，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思，阿尔杰仅仅向太古公司报告了救生艇失火的消息，至于盗窃案，他既没有向锚泊地上海警方报案，也未告知近在咫尺的太古公司，而是决定自己调查。
阿尔杰不是侦探，对侦查这一行的了解仅限于在船上无聊时读的《福尔摩斯探案》之类的推理小说，对自己是否能在三十多名船员中找出案犯，并没有足够的把握。不过，他却有一种跃跃欲试，客串一回侦探的冲动。当下，阿尔杰下令：所有人都不许离开餐厅，参加一场全船人都参与的特殊游戏。
先前指挥救火时，阿尔杰就已经在考虑救生艇上的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大副猜测可能是由于天气炎热引发的自燃，阿尔杰对此观点基本不认同，他是老船长，当然知晓夏日里航行在毫无遮蔽的大洋上被强烈的阳光灼烤的滋味，也不止一次遇到过船上包括救生艇在内的设施、货物因此自燃的情况，但这次火灾事故明显不属此列——正是7月份。江南地区还没“出梅”（梅，指黄梅天），空气湿度大，日照并不强烈。所以，火被扑火后，阿尔杰已经下令封存从被烧损的救生艇里取出的所有物品，准备拜访当地消防部门，请专家进行鉴定，看起火的原因究竟是自燃还是其他人为原因。
盗窃案发生后，阿尔杰马上断定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火警，此举并非为烧毁救生艇，而是想通过纵火引起全船混乱，作案者就能趁火打劫。于是，阿尔杰当众要求纵火者自首，他以“尼雅号”船长的名义发誓：此事内部处理，不向上海警方报案，也不会向太古公司、卜内门公司报，自首船员的姓名，船长永远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其工作岗位及薪水亦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阿尔杰说完，让船医兼报务员亚尔林拿来一沓白纸和一盒印泥，每个船员发一张纸，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按上左手拇指印，折叠起来放进一个木头盒子里。阿尔杰解释，这是给自首者一个机会，自首者只须按上半个指印以示区别，阿尔杰会单独打开这个盒子。对此，众人都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开始“游戏”了。
阿尔杰自是以身作则，第一个把按上指印的纸张放进木盒。那么，是否有效果呢？
很遗憾，阿尔杰把盒子拿回自己的船舱，打开之后逐一阅验，每张纸上都是完整的指印。这就是说，全船三十四名船员都否认自己犯罪。
往下该怎么办呢？那就只有挨个儿盘问了。阿尔杰让每个船员当众报出自听到警报到后来的灭火、清理现场结束这段时间各自在干些什么，有谁可以作证。以刑事侦查的专业眼光来看，阿尔杰那个按指印自首的“游戏”显然过于轻率，但第二个主意是对路的，换了刑警也会这么做。不过，这个主意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来访者打断了。
来访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下辖水上分局的两名警员，还有一名消防专家和一位精通外语的外事警察。尽管火警不大，估计损失也很小，但公安和消防部门还是需要到现场查看一番，了解一下情况。
一行人登轮后，方知“尼雅号”上除了火警，还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这起盗窃案的案值以中国方面的标准来评估，已经算是“重大盗窃案”了。水上分局的两位警员非常重视，在听取阿尔杰的介绍时，对盗案的关注程度明显超过火警。他们的看法也跟阿尔杰差不多：一是认为火警并非巧合，很可能是有人故意制造，为的是趁火行窃；二是也倾向于内部船员作案。
如果没有消防专家姜先福在场，接下来的调查方向基本就是阿尔杰船长刚才的思路了。姜先福早年留学法国专门攻读过消防专业，曾受沪上法租界、英租界聘用，负责踏勘与火警有关的刑事案件现场，后又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聘为火警技术鉴定专家。上海解放后，以痕迹专家的身份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他是旧警察局的编外专家，主业是经营消防器材，所以不算留用人员。姜先福的专家身份不是吹出来的，这人有真本事。他一出手，立马把阿尔杰船长给镇住了。
听取了情况介绍，老姜提出想查看一下已被封存的失火救生艇以及艇上的所有物品。这些东西就堆在船尾，用一块大油布遮盖，四周还用绳索紧紧扎住。待水手把绳索解开，油布揭去，姜先福发现那艘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救生艇里还有不少积水。他要求水手把艇里的水舀出来，暂时盛放在容器里，以备必要时取样化验。很快，水舀干了，姜先福一样样检查艇上物品，最后，用一根手指指着一堆救生食品对警员说：“请把这些拍摄下来。”检查完毕，大家都去了餐厅。阿尔杰询问接下来该如何调查，老姜从他随身带着的那个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拍纸簿，在上面迅速划拉出一幅草图，众人马上认出，他画的就是刚才拍摄下来的那堆救生食品。老姜指着草图问：“阿尔杰先生，如果我猜的没错，这些救生食品应该是盛放在某件容器里的，是吗？”
姜先福是留学海归，精通英语和法语，这话是直接用英语询问的。阿尔杰当即点头：“是的，救生食品都是装在专用防水袋里的。”
“那么，现在防水袋到哪里去了呢？”
“这......可能已经被烧掉了吧。”
“如果防水袋被烧掉了，盛放在袋里的食品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如果说是扑救及时没被殃及，外包装上也应该留下焦痕。可是，这些食品的外包装完好无损，这说明了什么呢？”
姜先福这么一说，两个警员顿时领悟，频频点头。阿尔杰毕竟是外行，犹自摸不着头脑：“这能说明什么呢？”
姜先福告诉船长，“尼雅号”全体船员应该都是清白的，他们中没有人跟这次火警和失窃案有关，纵火和盗窃的案犯应该是从岸上或者其他船只下水，游到“尼雅号”舷侧，设法攀爬上船，进入悬在高处的救生艇，撕开一包救生食品，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防水袋随身收藏。然后，他点燃救生艇，悄然溜到甲板上，躲藏在货物堆的空隙间。待全体船员一齐出动救火时，他趁机溜进舱室行窃。由于时间有限，他只光顾了部分舱室，把赃款赃物放人防水袋，依旧是泅水而遁。
一番分析让阿尔杰船长折服，继而为“尼雅号”全体船员的清白长出一口气，握着姜先福的手反复表示感谢。
那么往下应该怎么办呢？姜先福对两个警员说，这就不是我的活儿了，该您二位处置了。那二位都是科班出身的旧刑警，上海解放后被留用，调到水上分局。两人合计，认为这是涉外刑案，水上分局没有权力直接处置。遂一人留在船上保护现场，另一人上岸去十六铺客运码头警务室，打电话向领导报告。
- 嫌疑对象杜和尚
水上分局领导接到报告，随即致电市公安局。半小时后，市局回电：该案由市局刑警处和水上分局刑警队组成联合专案组进行侦查。
7月3日上午七点多，在中山东二路27号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门前，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处派出的三名刑警曲报国、孔和声、邹繁和刑技鉴识员老吕与水上分局刑警潘裕明、方森会合，乘坐汽艇直趋停泊在江面上的“尼雅号”，这五人加上已在“尼雅号”上保护现场的刑警于一木、张何方，组成侦查“尼雅号”盗窃案的专案组，组长由八路军武工队出身的曲报国担任，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依旧是留用刑警）潘裕明任副组长。
由鉴识员老吕主持的现场勘查非常细致，勘查位置主要集中于船舷栏杆、系住缆绳的江中锚泊浮筒、失窃船员就寝的舱室、从甲板到悬于半空中的救生艇的攀爬通道（案犯在救生艇上留下的痕迹已在救火过程中遭到破坏，无法进行鉴识），发现了多枚清晰的指纹以及光脚足迹。经与“尼雅号”船员的指纹、足迹比对，证实了之前消防专家的判断：案犯并非“尼雅号”船员，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体态较瘦。
昨晚轮到水手布特值班，由于他喝了酒，被江风一吹，凉爽舒适，倦意渐袭，不知不觉就打盹儿了，案犯沿着锚泊浮筒的缆绳攀爬上船的过程中，他一点儿动静也没发觉。从理论上来说，案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从岸上抵达浮筒：一种是乘坐小舟，另一种是泅水。尽管布特没听见动静，但刑警判断案犯是泅水抵达浮筒的，因为他在放火前窃取了盛装救生食品的防水口袋。如果他是乘坐小船过来的，就没必要使用防水袋盛装赃款赃物了。
从案犯超常的攀登能力来看，可能接受过消防或者军事方面的训练，也可能从事过电力、电话、船舶制造、建筑等行业，有高空作业的经验；结合案犯的作案过程，即“从锚泊浮筒沿缆绳攀爬登船，上到悬在半空的救生艇，纵火后躲藏于货堆之间，趁救火时的混乱直奔高级船员舱房，得手后从容逃离现场”，可以推测此人对远洋轮船非常熟悉，在上面划定的范围中，最先考虑的应该是大型造船厂；根据其使用特制工具精钢撬棒撬窃舱室锁具的情况判断，此人可能是个“外国铜匠”（旧时沪上对泔工、机修工的称谓）；作案者策划周密，来去从容，作案过程中没出丝毫纰漏，应该是个惯犯。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对该案进行侦查呢？专案组经过讨论，决定采取三个步骤：一是对赃物进行布控。由于该案涉及的赃款赃物全部是“黄白绿”，即黄金、银元和外币，除了要向钟表、首饰、旧货行业发出协查通知，还应请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对倒腾“黄白绿”的“黄牛”予以密切关注；二是分头走访上海滩的六家大型船厂，即江南造船所（1953年易名江南造船厂）、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沪东造船厂前身）、英商英联船厂（上海船厂前身）、中华造船机器厂（中华造船厂前身）、法商中法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求新造船厂前身）、张华浜船厂（东海船厂前身）；三是对“尼雅号”停泊地点的浦西、浦东两岸的临江居民、小贩、途经的路人以及江边停泊的小型船只上的船民进行访查。
以上三路调查需要同时进行，这样，专案组的人手就不够分派。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一个多月，治安形势严峻，警力却十分短缺，面对专案组增加人手的请求，领导无人可派，只得调拨七名青年治安积极分子（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给专案组打下手。
十四人一连调查了两天，没有获得任何线索。六家造船厂家家跑到，其中五家都比较配合，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却把刑警拒之门外。厂方称其老板马勒先生已去香港，他们做不了主，得请示获准后才能准许警方进厂调查。无奈，专案组只好通过私人关系悄然约见该厂的管理人员，要求协助警方查摸相关情况。
马勒船厂那边还没有消息，专案组忽然接到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中央商场内一家专门做钢笔买卖的小店收进了两支钢笔，正是协查通知中所列的“帕克”和“犀飞利”品牌，其中那支“帕克”的笔杆上还刻着一行英文字母（因字迹有些模糊，又是花体，难以辨认），与布控赃物特征高度相似。专案组副组长潘裕明即率两名志愿者小刘、小常前往中央商场。
店主老罗原是骑着自行车沿街吆喝的修笔匠，继承了家族长辈赠予的一点儿遗产，以此作为本钱在中央商场开了这家买卖旧钢笔的小店。因为长期从事这个行业，他认识全市各区几乎所有沿街吆喝招徕生意的修笔匠，受益于此，两年生意做下来，不但挣回了本钱，还小有赚头。7月3日傍晚，他收到南京东路派出所民警的口头告知，要他多加留意如此这般的两支钢笔，一旦发现，立即报告。
今天上午十时许，一位顾客登门。这是老罗的朋友小麻，住南市老城厢，是个全市到处转悠沿街吆喝的修笔匠。当时的规矩，修笔匠也兼做钢笔买卖的小生意，昨天下午小麻被人当街唤住亮出两支钢笔时，便知道生意来了。对方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穿一件被沪上市民称为“老头衫”的白底无领汗衫，当胸印有正在波涛中航行的轮船图案。小麻验看过钢笔，最终以三万元成交（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3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今天上午，小麻把这两支钢笔拿到中央商场老罗的店里，老罗一看，寻思这不是派出所民警交代的那两支钢笔吗？他跟小麻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但此刻当然不能对他明言，还得假戏真做，便按照老规矩加价一倍收了。送走小麻后，老罗就给南京东路派出所打了电话。
当下，潘裕明问明了小麻的住址及其平时的活动区域，带上志愿者小刘、小常直奔南市老城厢。找到小麻后，因为要做笔录，就将其带到附近派出所。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别说钢笔了，就是一条用过的毛巾也可能被小偷盯上。
小麻干这一行多年，已经不止一次因收购了赃物遭警方盘诘，倒也没有大惊小怪，只是自己刚刚收进的六万元钞票怕是保不牢了，想想颇有些肉疼，更担心派出所还要因此留难他。好在潘裕明一见面就跟他讲清楚，赃物当然要没收，收购赃物的钱款肯定也打水漂了，但只要如实说明情况，警方绝不会以收赃销赃为由难为他。小麻只好自认倒霉，赶紧竹筒倒豆子吧。
小麻所说的情况与老罗吻合，他是在浦东洋泾镇街上吆喝时遇上那个“老头衫”青年的，对方比他高半个脑袋，一张准小白脸，伸出手递过钢笔时，手指头显得细长，疑是扒手。
返回水上分局专案组驻地，潘裕明把情况向组长一汇报，曲报国不住点头：“咱们这就去洋泾。这么一个小镇，要访得这主儿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当时上海有三十个区，位于郊区的有十个，坐落于浦东西北角的洋泾区是其中之一，洋泾镇是洋泾区政府所在地。
曲报国、孔和声、邹繁、方森四名刑警加上三名志愿者抵达镇上后，先去派出所，一说那个穿“老头衫”的青年，民警马上说知道。此人姓沈名国雄，绰号“小扁头”——估计是取其后脑勺呈悬崖蛸壁状之意，其父是盲人，以算命为业，据说算得比较准，在浦东这边有点儿名气，人称“小铁口”。小扁头自幼体弱多病，七年前又患上肺结核，无业也无妻，终日在镇上转悠，结交三教九流，人头很熟，不论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警察局下辖的警察所，还是解放后公安局的派出所，都经常找他了解一些当地的治安情况。至于他本人，倒是没听说涉及什么刑事案件或治安纠纷。
不过这次，这小子多半要涉及刑案了，派出所民警随即把“小扁头”传唤来所。原以为这厮会矢口否认，哪知刑警刚提起两支钢笔的话头，他就点头连称“有这事，有这事”。既然有这事，那就说说吧——其实刑警一看这主儿的身材、气色，就断定他不会是在“尼雅号”上纵火盗窃之辈，估计钢笔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果然，“小扁头”说他是受人之托，托他的那位是镇东北黄浦江畔土地庙的杜和尚。担心受连累，“小扁头”又赶紧声明：“两支钢笔一共卖了三万元钞票，我一分没拿哦！杜和尚说改日请我喝‘荷兰水’（旧时沪上对汽水的称谓）。”
杜和尚并非僧人，“和尚”是其名字。这名字有点儿奇葩，现如今去派出所上户口的话，民警大概会有异议。但在旧时，底层百姓起名比较随便，阿猫阿狗都有，叫“和尚”也不足为奇。“和尚”是名字，土地庙却是货真价实的，不过早已败落，漏屋残墙，门窗俱无。杜和尚患有轻度智障，在此处孤身独居。不过，他倒并非彻底的无产者。杜和尚有一条舢板，这条小舟还不算破船，收拾得非常干净，每年盛夏都要拖上岸涂拭桐油，因为这是杜和尚赖以谋生的工具。镇上居民中的老弱病残孕要去较远的乡下走亲戚或者办事的，都会雇其小舟作为交通工具；夜晚黄浦江轮渡停航后有人患急病有急事必须夤夜去浦西的，也会请杜和尚摆渡，不过价格是白天的一倍。杜和尚干这一行已有十个年头儿，这么长时间日夜颠簸于黄浦江的波涛中，其水性和水上航行技术自是不言而喻。
由“小扁头”带路，一干刑警到得土地庙，一看杜和尚那副酷似渔民的体魄和举止，心里已经为这家伙作了基本定性——十有八九涉案，但不一定是直接下手纵火行窃的正主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尽管他己经在江上摇了多年舢板，却无缘跟远洋轮船零距离接触，不可能了解船上的舱室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行窃作业；其二，如果他是盗案的正主儿，那手头必有窃得的银元，就不必急着把两支钢笔出手了。
既然已经基本定性，刑警也就没兴趣就地了解情况了，干脆带到浦西水上分局专案组驻地讯问吧。那条舢板，则委托派出所暂扣。杜和尚对于刑警的来意显然心知肚明，一路上默默无语，到了水上分局，一进讯问室就乖乖招供。以杜和尚从事的职业，结识的底层人士远比一般人多且杂，他不认识人家而人家认识他的则更多，经常有人在天黑后甚至午夜，突然摸黑来到土地庙把他唤醒，要求出一趟船。这种角色，杜和尚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人，不是小偷就是强盗土匪。白天有时闲着没事在洋泾镇上溜达，或者进小酒肆要上二两烧酒一碟猪头肉小酌，总会有不相识的人跟他打招呼攀谈几句，客气些的还会替他付账——这类主儿，大抵就是上述半夜将其唤醒要求出一趟船的朋友了。
解放后这种情况大为减少，但偶尔还是有的。7月2日午后，杜和尚没活儿，正在土地庙打盹儿，忽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面前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陌生男子，一双眼睛隐隐透着凶气。杜和尚一个激灵，以为是来找他算什么账的——他以前曾遇到过此类对象，说是某月某日你替某某出过一趟船，把那人载到某某地方，然后那人就冲老子的一个好友下手，抢去了多少多少铜钿，所以老子今天来找你算账！说罢就是一顿拳脚。
正心惊时，那人忽然露出了笑脸，自称姓金，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浦西沪语。金先生说他今晚想请杜和尚出趟船，去哪里到时候再说，让杜和尚晚上不要离开土地庙，也不要接受其他的活儿，耐心等着就是。然后掏出两张一万元的钞票递过来，说这是定金，晚上办完了事另有酬劳。当晚十点左右，金先生再次来到土地庙，让杜和尚把小舢板往十六铺方向摇，泊在外滩太古轮船公司黄浦江对面岸边的一处凹塘里，让杜和尚拿出渔网钓竿，佯装捕鱼钓虾。
直到这时，杜和尚还不知金先生这是想干什么。他是船夫，不是合伙干这件事的同党，按规矩不能询问，静候主顾吩咐就是。海关大钟敲过十二下后，金先生让杜和尚把舢板划向江心的那个浮筒。
至此，杜和尚方才明白，原来金先生要上那条外国大轮船。上去干什么？杜和尚也算是小半个江湖人物，自然猜得到。金先生悄声吩咐：“靠上去之后，你立刻把舢板划开，回洋泾就是，明天我会去土地庙找你，把剩下的酬劳付清。”杜和尚跟这类角色打过多次交道，知道他们说话算数，当下离开了现场。次日下午三时许，金先生果然来了，还带了两瓶酒、一些用干荷叶包着的卤牛肉。见面也不说什么，掏出五枚银元、两支钢笔给他。杜和尚是文盲，对钢笔没兴趣，正想询问对方是否可以折抵钞票，金先生却把东西往他面前那张破桌子上一放，转身就走了。
这两支钢笔是世界名牌，单支的价格也超过金先生给他的定金。但杜和尚不识货，寻思留在手头也是累赘，不如随便找个人出手算了。杜和尚的智障程度并不严重，只是偶尔对其思维产生负面影响，否则谁敢搭乘他的小舟？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比较清醒，知道不能直接卖给修笔匠——像他这样的角色，拿出两支钢笔要卖掉，人家肯定会以为是他偷来的。主意打定，杜和尚就找到了“小扁头”沈国雄。“小扁头”一口答应，两支钢笔一共卖了三万元。老杜没想到两支钢笔这么值钱，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想请“小扁头”吃冷饮，现在折进局子，那就没法儿兑现了。发现金某这条线索，对于专案组来说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突破。
当晚，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结合7月3日的分析对疑犯金某重新进行侧写：此人自称姓金，多半是假的。不过，他对大型船舶的内部结构非常熟悉，攀爬缆索毫不费力，能在黄浦江中携物涸游，符合专案组之前对案犯从事过相关职业的判断。作案者谋划精细，对作案对象的选择出乎“业界”意料，作案手法从容老练，精通溜门撬锁之术，也与专案组对于此人是惯犯的分析相吻合。但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该犯同时又缺乏反侦查意识，比如在作案现场留有多枚足迹、指纹，对赃物的处置（将两支钢笔作为酬金送给杜和尚）也显得草率，由此推测，这个家伙应该不是职业罪犯。根据以上分析，专案组确定了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一是继续以沪上六大船厂（特别是因厂方阻挠未能顺利进行调查的英商马勒船厂）为目标进行查摸；二是加强对赃款赃物的布控；三是动用“耳目”打探消息，并在全市监所收集该犯的信息。
案情分析会结束，已是晚上十点。曲报国让大伙儿赶紧休息，睡个好觉，明天按照分工全体出动进行调查。可是，这个好觉没能睡成——下半夜两点，又有一艘外轮发生失窃案！
- 拘拿三名嫌疑人
这次遭窃的是英商怡和轮船公司的三千吨级货轮“荣生号”。怡和轮船公司是一家老字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怡和洋行与香港一些外国商人联合组建了一家省港轮船公司，这是外商在中国海域组建的第一家轮船公司。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在上海成立华海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汉口的长江航线。怡和轮船公司的经营范围江海合一，其规模也是外资在中国经营的轮船公司中最大的，旗下拥有二十多艘货轮，经营数条远洋和内河航线，还在上海拥有公和祥、顺泰、其昌东栈、其昌西栈和华顺等五座码头，其仓储量在上海各码头居首位。
昨晚十时许，“荣生号”停靠在其昌东栈码头前的黄浦江中。码头装卸繁忙，该轮被排在次日上午十点方能卸货。按照规定，“荣生号”在停泊期间安排水手值班守夜。值班水手倒是没打盹儿，却也没发现半夜有条黑影从锚泊浮筒顺着缆绳攀爬登轮，然后，他就听见了警报声。不能不佩服“金某”的智商，这回，他没有用纵火的方式调虎离山，而是直接溜进船首的驾驶室，打开警报器的总开关。可以想见全体船员被警报声惊醒后的反应，由于不知警情发生在何处，三十几个船员都冲出舱室，在甲板以及机舱里到处乱窜。这么一乱，足有五七分钟时间失控。待到终于发现驾驶舱被人撬开，有人故意打开了警报器开关，船长萨帕塔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有人借机想在船上搞破坏，比如在货舱放置纵火置，或在轮船要害部位放置炸弹之类。
“荣生号”这趟航线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过来的，装的是粮食。上海刚解放，各种生活物资都缺乏，特别是稂食，国民党特务机关对装运此物资的远洋轮船有伺机破坏的计划。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萨帕塔船长就接到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别告知，要求航行途中务须注意防范。当下，他命令船员按照平时的应急演练各自就吓对货舱、机舱进行检查。
一番折腾，一切正常，于是各自回舱休息。直到这时，萨帕塔船长才发现自己先前闻警出动时锁得好好的舱房门已被撬开，放在床头柜和写字台上的手表、眼镜、钢笔、闹钟、钱包不翼而飞，写字台抽斗亦被撬开，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购买的三支上好特级野山参被窃。另外，船长专用的小型保险箱也有被撬的痕迹，只是没有得逞。可能是作案时间有限，案犯只撬了船长舱房，其他船员的舱房都安然无恙。
专案组接到市局指令，当即全体出动，前往“荣生号”了解情况。市局派来的刑技鉴识员老吕也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在船长舱房的地毯上发现了新鲜的水渍，判断案犯是直接泅渡至浮筒，顺着缆绳攀爬登轮的。
刑警返回驻地后，老吕又来电告知，经对现场提取的指纹、足迹、撬锁痕迹进行比对，作案者与7月2日在“尼雅号”上纵火行窃的案犯系同一人。专案组决定继续按照上一天案情分析会上制订的调查步骤，全组刑警、志愿者分头行动。
到次日，对沪上六大船厂的调查终于有了收获，一下子发现了三个有作案嫌疑的目标——第一个嫌疑人叫段守渌，二十八岁，祖籍宁波，出生于上海，住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系江南造船所电工。他是十五岁进江南造船所铜匠间做学徒的，三年满师成为一名正式钳工，技术处于中等水平。段身高一米七一，幼年曾拜师学武，常年不辍，练出一副好体魄，平时为人很讲义气，待人热情，出手大方，在工友中口碑不错。刑警调查时发现，此人年岁不大，经历却颇为丰富。
1941年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一宗特大盗窃案。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公共租界、法租界都还存在，该案的案发地在公共租界，其中有若干名案犯之前在法租界巡捕房也挂有案子，所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联手办案。涉案的十四名案犯被捕后，段守禄忽然旷工了。三天后，租界巡捕驱车前往江南造船所（当时由日寇控制，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向船厂出示公文，称该厂青年铜匠段守禄参与策划案件且协助制作匕首、撬棍等作案工具，应予逮捕。
厂方说段已数日未来厂上班，巡捕房可去其住所找人。巡捕暗忖此人肯定已经惊觉，逃之夭夭了。来到其住处，果然吃了空门。
巡捕登门这天，段守禄己经到香港了。尽管是亡命天涯，但他的运气似乎还不错，刚下码头就看见英国皇家海军的征兵广告，说是欢迎华籍有志青年加入皇家海军。段守禄原是准备来香港打工的，既然英国佬招兵，他寻思倒不如去试试，当海军薪饷高，比一般打工的强多了。当即前往报名，招兵的英国军官听说段是上海江南造船所的钳工，面露喜色，其中一个估计是主管技术的军官当场问了他几个专业问题，当然难不倒从造船大厂出来的段守禄。英国军官如获至宝，立刻拍板。
就这样，段守禄由沪上租界的逃犯摇身一变，成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技术军士。他在英国军舰上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方才带着一笔退伍金、两枚勋章、一份退伍证书返回上海。租界早已不复存在，他的案底也无人再提，已被国民党政权接收的江南造船所得知段守禄“荣归”，立刻发出聘书，邀请他担任该厂技术管理人员。段守禄去是去了，但聘书奉还，说我还是回原来的车间干铜匠吧。
因为这段经历，段守禄成为厂里的传奇角色，颇有些姑娘追求。半年后，他跟一个家里开旅馆的姑娘成婚。婚后小日子原本过得还可以，不料不到一年，妻子患了癌症，治疗了年余还是走了，段守禄欠了一笔金额不小的债务。一个人过日子，就又恢复了以前的那份无拘无束，债务还没还清，又交了个女友，是永安公司的营业员。最近，段正筹措婚事，忙得焦头烂额——倒不是折腾装修，那时寻常百姓结婚没那么讲究，搞点儿石灰化了水把墙壁天花板涂抹一下就成。他忙的是还旧债借新债，而解放后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跟债权人商量缓还旧债也好，告贷新债也好，都不像以前那样方便了。段守禄经常因此迟到早退，最近一周多，干脆交病假单请假了。
前往江南厂调查的刑警听到这里，马上查阅考勤记录。7月1日、2日两天，段休病假，3日是星期天不上班，4日段上了一天班，5日上午来厂去医务室转了转，回到车间又交了一纸5、6、7日三天的病假单。这就是说，这家伙有去洋泾会杜和尚以及在2日和5日夜间作案的时间。
另据修理车间工人反映，6月下旬，段曾在上夜班空闲期间偷偷干私活儿，用电动砂轮机打磨什么物件。机修钳工干私活儿不算什么稀罕事，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这种“揩油”动作，也没人过分关注。由此，专案组认为段守禄符合两起外轮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将其列入嫌疑名单。
第二个嫌疑人是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描图员章小纯，三十一岁，浦东川沙县人氏。十三岁时，章被过继给上海市区的伯父，移居邑庙区。次年，经人介绍，进日升机修厂学电焊，三年后满师成为一名电焊工。随即跳槽至大隆机器厂，一边烧电焊，一边上夜校学习描图制图。二十岁那年，又跳槽到英商马勒船厂，在技术室做专职描图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对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实行军管，没收其财产，更名为“三井造船所”，章小纯被留用，仍做描图员。抗战胜利后，英商收回马勒厂，章小纯继续在这里工作至今。
章在厂里的人缘还不错，他喜欢踢足球，据说球技很好，常常作为马勒厂足球队的主力外出比赛，还多次被其他工厂、公司甚至旧警察局的球队借去做外援，可想而之。可能正因如此，使章有机会参与一些商业投资活动，诸如股票、期货、集资做临时买卖之类，可惜这人财运不佳，十投七败，不得不经常借债。最近同事还听说他被人检举参与团伙诈骗，6月下旬曾有便衣警察到马勒厂找其调查，跟专案组刑警的遭遇一样，也被外籍管理方拒之门外。
前面说过，因马勒厂的外籍管理方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专案组只好通过私人关系进行查摸。侦查员孔和声的妻子出嫁前有个邻家闺蜜小岳，后来嫁的丈夫老容是马勒厂管理华籍员工人事档案的，孔和声就通过其妻跟小岳联系，约见老容，请其帮忙了解情况。老容查阅档案，又跟员工私聊，发现章小纯可疑，就悄悄把章的档案拿给刑警。刑警翻阅档案，发现章小纯的身高、体态均与杜和尚所说的“金先生”相符。而且此人早在大隆机器厂工作时就参加了救火会义勇队（工厂内部的业余消防组织），接受过攀登训练，章小纯训练成绩突出，还因此获得过奖励。那么，章小纯是否有作案时间呢？老容有着长期从事人事工作的那份细致，设法搞到了技术室7月份头几天的考勤记录，上面显示章小纯自7月2日至今，均正常上常日班，但跟门卫室接触下来，门卫钟老头儿说7月2日午前章小纯骑车出去过一次，跟钟老头儿打招呼时说了一句话，因为自行车速度较快，听着好像是“去配药”。这一去，直到下午一点半左右才回来，还带了一只切成四块的西瓜，取了一块给钟老头儿。老容又找了技术室一个熟识的工程师，打听下来，2日中午章小纯确实出去过，带回来切成两半的半个西瓜，同一办公室的四人分食了。还有四分之一的西瓜送给谁了呢？这个问题老容没有想过，他毕竟不是刑警，没有这种寻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但孔和声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当即请老容去问问厂里能够制作小型金属撬棒的车间，比如锻工车间、机修车间里跟章小纯关系比较好的工友。
不久，老容打电话告知，说打听到了，章果然把那块西瓜送给了锻工车间的铁匠小穆。小穆是章的邻居，两人关系一向蛮好，至于章是否请穆制作过撬棒，那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对章小纯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人的一应特征跟疑犯相符，也有作案时间——他上常日班，两艘外轮上的窃案分别发生在2日、5日夜间，他晚上不上班，有时间作案。7月2日中午章的外出，也与杜和尚交代的“金先生”前往土地庙的时间对得上。门卫钟老头儿说章外出的这段时间大约两个半小时，而马勒厂所在地浦东庆宁寺距洋泾镇不过四五公里，足够跑个来回了。上述情况表明，章小纯的疑点颇重，于是也被专案组列人嫌疑名单。
第三个嫌疑人叫王水根，三十二岁，祖籍江苏盐城，出生沪上，住浦东高桥区东街。王的老爸早年逃荒来到上海滩，从事过多份职业，还加入了青帮。借着青帮身份，进入公共租界巡捕房当了一名包打听，后在缉拿逃犯的枪战中殒命。那年王水根十七岁，已在米行当了两年多学徒，身强力壮，手劲奇大，遂被租界警务处破例录用，子承父业，也是在巡捕房做包打听。干了两年不到，因徇私舞弊被开除。他想回米行，老板不接受，但也不敢过分得罪这种角色，就把他介绍到英商英联船厂做了一名杂务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联船厂被日寇强占，称为“三菱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杨树浦工场”，王水根继续在这里当杂务工。不过这人善钻营，在干杂务工的同时，抓紧一切空闲时间跟人学钳工、电工活儿。1945年夏，王水根从原巡捕房同事（其时在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当特务）那里得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把关东军打得鬼哭狼嚎，遂断定日寇要完了。王水根审时度势，当即来了个不辞而别。临离开那天夜间，还溜入日本工头、职员的集体宿舍放了一把火。
不久，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海军部接收了“三菱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杨树浦工场”，同年9月16日归还原主，恢复原厂名“英联船厂”。厂方向社会广招技术工人，王水根即去报名，英国大班听说王水根纵火焚烧日本高级职员宿舍之事，颇为欣赏，直接任命其为铜匠间（钳工车间）副工段长。
可惜，王水根并不珍惜这个机会，在管理中大讲江湖义气，频频违规，最后职务被撸掉，做了一名普通修理工。王水根从此一蹶不振，上班出工不出力，下班后在社会上和一班狐朋狗党吃喝嫖赌，可能还参与过违法犯罪活动。上海解放后，王水根认定英国佬不久肯定要滚蛋，干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混病假就是假装工伤，还把厂里的有色金属偷出去卖钱。因新政权规定中外私企一律不得解雇员工，厂方也拿他没办法。
英联船厂提供的考勤记录显示，王水根最近半个多月（即6月16日至7月6日）只在6月19日去厂里上过一天班，其余时间一部分是病假，一部分是“预支调休”（厂方并无此制度，是他自己发明的）。前往调查的刑警在厂方配合下检查了王的工具箱，发现一半工具不翼而飞，其中包括一支尺来长的精钢撬棒。据厂方透露，6月中旬飞下旬，曾有北四川路分局、普陀分局的便衣警员前往调查王水根其人，称其可能涉及最近这两个区发生的三起盗窃案。
另外，刑警还从该厂三个工人处得知，7月3日，他们在浦西南京路上与王水根巧遇。半月不见，这主儿浑身上下的装束已是鸟枪换炮，不但衣衫光鲜，还戴着外国名表、黄金戒指。上述三人均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立刻对段、章、王采取拘留审查措施。
- 曹家渡跟踪失利
7月7日晚九时，第一名嫌疑人段守禄被带到专案组驻地水上公安分局，他是在榆林区平凉路上的一个朋友家喝过酒离开时被刑警拿下的。市局痕迹鉴识员老吕和助手已经在驻地等候多时，人一带到，立刻提取指纹、足迹，与“尼雅号”、“荣生号”两艘外轮失窃案现场提取的痕迹照片进行比对，比对结果使专案组一干刑警失望：段的指纹、足迹与现场痕迹不符。
拘拿第二名嫌疑人章小纯费了一番周折。刑警先去北京东路一家饭馆守候，未果；又去静安寺溜冰场蹲守，还是扑了空。忽然想到这主儿的一个表哥是大光明电影院的放映员，他是可以蹭免费电影看的。刑警赶到电影院，当晚最后一场电影刚刚散场。刑警方森以前经常蹲守电影院，已经形成了经验，说今晚放映的是最新苏联故事片，早就挂出“客满”牌子了，章蹭看没有座位，肯定进了放映室。此刻正在散场，他不会急着挤在观众群里离开的。刑警径奔放映室，这主儿果然还在这儿待着呢。
章小纯被查获后，也是提取指纹、足迹进行鉴别，结果还是对不上。如此，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第三名嫌疑人王水根身上了。可是，负责捉拿这家伙的刑警邹繁、张何方自出发到此刻己将近四个小时了，依旧杳无音信，估计也不顺利。
午夜一时许，终于等来了邹繁打来的电话，说王水根已经落网，他们一连追踪了三个区，最后是在江湾镇（江湾区政府所在地）王的一个朋友处将其拿获的。慎重起见，他们把王的那个朋友也控制了，准备一齐带到驻地。不料汽车坏了，司机折腾了个把小时也没修好，江湾分局只有一辆摩托车，没办法，只好向专案组长求救。那年头儿公安局办案条件差，寻常案件的专案组别说配备汽车，有辆摩托车开就算不错了，连自行车都是稀缺装备。外轮盗窃案专案组要动用汽车押解人犯，必须向市局提出申请。曲报国的电话还没打出去，倒先接到了市局夜间值班室的来电，说停靠在隆昌路锚地苏联老大哥的“十月之星号”货轮发生失窃案，命令专案组立即出警。
“十月之星”是一艘排水量五千吨的远洋货轮，这是该轮首航上海。由于吨位较大，根据上海港务部门的安排，停泊于杨树浦区隆昌路前的大型船舶锚地。
这几天多艘货轮集中到港，而当时的装卸能力有限，“十月之星”一到港就被告知，请先在锚地停泊，将优先安排卸货，但最快也要等上二十四小时。“十月之星”的船长奥涅金对此倒是没什么意见，根据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远洋轮的经济效益只跟国家（国有公司）有关，轮船停留时间的长短与船员个人收人没有关系。这些船员都是首次来上海，正好趁此机会上岸逛逛。当然，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喝酒。
在海上航行时按规定是不能喝烈性酒的（船长、大副之类的高级船员肯定不能喝，普通船员至少不能公开喝），到了目的地港口，这些苏联船员终于可以放松了，他们不但要喝，还要搞个聚餐会，因为本月有包括船长在内的七名船员逢到生日。一艘五千吨级的远洋货轮，总共不过四十多名船员，其中七名船员的生日都赶在7月的上半月，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遇到的，况且其中还有船长。所以，在抵达上海的当晚，“十月之星”的船员们就在甲板上举行了聚餐会。
苏联人嗜酒，全世界都知名，聚餐会的热闹情状可想而知。这天晚上，包括当晚应该值班的五名水手都喝了酒，不过，奥涅金船长还是识大体的，只允许他们每人喝两瓶啤酒。这五名船员每人轮值两小时，到点换岗，对于他们来说，两瓶啤酒不算事，根本不会影响值班。案发后，轮到二十三点到一点值班的那个水手发誓说他绝对没有打盹儿，一直守在岗位上，还两次在甲板上巡视，既没有看见人影，也没听见有甚动静。可是，盗窃案确实发生了......
奥涅金船长四十来岁，毕业于苏联远东国立海事大学，在远洋轮船上工作多年，二战期间还在苏联红海军的军舰上从事技术工作，被授予海军少校军衔。这天晚上他虽然喝了不少烈酒，但并未喝醉，餐会结束后回到独居的舱房，不久就休息了。他经历过二战时期的一线海军战斗生活，战后在远洋货轮上当船长，还保持着军队里的那套作风，每晚总要醒来数次查哨。这晚也是如此，零点半左右，奥涅金开灯穿衣，当他习惯性地从枕头下取钥匙时，却摸了个空。四下一看，钥匙在床头柜上放着，不禁一个激灵：这不是我的习惯嘛，莫非昨晚喝多了？不可能，昨晚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啊......
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便拿起钥匙去开保险箱。箱门打开，奥涅金顿时目瞪口呆——里面放着的部分公款（至于为何是部分而非全部，稍后再说）以及自己的私款不翼而飞！回过神来，他马上拉响警报，离开舱房时，发现房门锁具已被撬坏。
发生了这等大事，奥涅金船长的头脑还算比较冷静，他已经留意到舱房内外地毯上、走廊地面上的水渍，寻思应该是外盗，立即命令二副搬张椅子坐在舱房门口保护现场，自己则上甲板向集中起来的船员说明情况，要求检查全船是否有登轮的痕迹。然后，指派三副和一名水手划小舟登岸，向上海警方报案。
此时的专案组当然顾不上已被拘拿的慊疑人王水根了——“十月之星”发生窃案时，王水根己被刑警控制，这案子肯定跟他无关。专案组刑警和市局痕迹鉴识员老吕等十多人急赴隆昌路，由水上公安局的警艇送至江心锚地登轮。
苏联老大哥的现场保护做得好，现场勘查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得出结论：此系同一案犯的第三次作案，其作案手法跟之前两起外轮盗窃案如出一辙，也是从水路游至锚泊浮筒，顺着缆绳攀爬上船，因动作轻疾，没有惊动船上的值班水手。
不同的是，窃贼潜人船长舱房作案时，船长奥涅金正在熟睡。奥涅金习惯睡觉时把手表、钱包、钥匙等放在枕头下面，而非床头柜上。窃贼进人时，奥涅金正好翻了个身，脸朝里侧，露出了枕头下面系钥匙圈的金属链。案犯轻轻一扯，便把钥匙抽了出来，借着屋内的夜灯一看，发现了其中外观比较独特的保险箱钥匙。
“十月之星”是一艘老船，二战前由苏联黑海地区最大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制造。战时被军队征用，承担海上运输任务，战后回厂维修，因战争刚刚结束，一切从简，所以船上的生活配套设施弄得比较马虎。比如保险箱吧，就是从不知哪条破船上拆下来的沙皇时代的旧货，里外喷一遍漆，就给装到船长舱房里了。尽管外观不那么讲究，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是双保险设计，即除了箱门上需要用钥匙开启的传统锁具外，还装有密码锁，这是一重保险；箱内底部还有个单独的抽屉，也有密码锁，这是第二重保险。
刑警对此感到不解，既然保险箱需要钥匙和密码才能打开，案犯只拿到了钥匙，没有密码也开不了锁呀？奥涅金船长也是后悔不迭——他是一位优秀的船长不假，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惰性。对于每次开保险箱都要转密码这个程序，他觉得太麻烦，寻思船上也不太可能发生盗窃案。为什么呢？一是跑远洋航线的海员都是经过组织上精挑细选的，应该可以信任；二是轮船的环境相对封闭，即使有船员动这个脑筋，也很难处理赃款赃物，一旦案发，除非他不把赃物带下船，否则根本躲不过搜查这一关。基于这种思维，船长就偷了个懒，把密码锁调整到直接可以开启的位置，除非他本人需要离船上岸，才会恢复到锁闭状态，平时就凭钥匙直接开门了。
接下来就要说到保险箱里的公款为什么只丢失了部分了。这是因为保险箱内的“箱中之箱”——另一个带密码锁的抽屉。这个抽屉船长平时不常打开，用一次锁一次，倒也不觉得太麻烦。幸而大部分钞票都是锁在这个抽屉里的，得以免遭盗窃。
即便如此，损失也令刑警咋舌。初步统计，被窃的卢布、美元和港币折合人民币一亿两千余万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一万两千元，这在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轮船上要放这么多现金？因为在航行途中无法预测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比如异国他乡的港口突然发生骚乱、暴动、遭受人侵或地震、台风等，轮船要加油加煤补充给养维护修理，这都要花钱，紧急状态下支票不一定被接受，人家只认现金！
专案组刑警勘查过现场，走访了船员，又向附近停泊着的几艘货轮了解情况，一番折腾下来，回到驻地已经天亮。
曲、潘两个组长稍一交换意见，决定先让刑警和志愿者休息，下午再开会分析案情。休息前，全组刑警先做一桩事：分头向全市各分局和派出所打电话，要求收集外汇黑市交易的情报，着重注意是否有崭新的连号美元、港币和卢布露头。
7月8日午后，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会议开始前，组长曲报国向众刑警通报了市局治安处提供的最新社情信息。
自7月2日到今天凌晨发生的这三起外轮失窃案件，己引起了坊间的议论，传言越来越邪乎，说黄浦江出现了“水鬼大盗”（“水鬼”原指“落水鬼”，即溺亡者的鬼魂；上海开埠后出现了潜水员，民间亦以“水鬼”相称，泛指精通水性者），专偷外轮云云。市委市政府对此甚为重视，要求尽快侦破这三起案件，抓获案犯。市局决定，自即日起，每天夜间十一时至次晨五时，水上公安分局、浦东公安分局将出动汽艇，在黄浦江各锚地进行夜间巡逻，严防盗案再次发生。
对于专案组一干刑警而言，即使坊间没有传言散播，大伙儿面对着如今这种局面，也都很焦虑。听了专案组长的通报，众人一时无语。正冷场时，外面有人叫“老曲电话”。曲报国一跃而起，离座出门，片刻返回，面带喜色，说看来我们的侦查方向还是没错的——志愿者小丁来电，他和小张、小储去沪西五角场外汇黑市摸情况，发现有人在兜售崭新的美元、港币、卢布，小张、小储已经盯上去了，他赶紧打电话报告。专案组长当即拍板：“咱们这就全体出动，先核实这条线索。唉——等了几天，对方终于忍不住露头了，看来，这家伙是等着花钱呢！”
上海解放伊始，金融奸商、投机倒把分子在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疯狂倒腾“黄白绿”，致使“黄白绿”价格一日数涨，奸商狂叫：“把人民币挤出上海滩”。
三人中，小丁眼睛最尖，个头儿又高，他站起来向跑堂示意添水时，无意间朝马路对面一扫，发现斜对面十米开外有一个穿白底绿花府绸连衫裙、足蹬绦红色风凉皮鞋的女子，三十来岁，留着长波浪发式，手里拿着一沓崭新的“绿纸”（美元），正在跟一个贼头狗脑的中年胖子侃价。小丁心里一动，坐下悄声说：“有情况！你们马上拿着茶杯离开，不要让对面那个长波浪女人发现。一会儿她肯定会穿过马路到这边来，我看清楚那沓绿纸如果是连号的，就给你们发信号，你们跟上去。”
小储、小张照办，转眼就躲进茶馆里。对面那个“长波浪”跟胖子没谈成交易，果然穿过马路到露天茶座这边来了。她一看小丁这张桌只有一人，就过来坐下。指指小丁放在桌上的折扇：“阿弟，我出门忘记带扇子了，转了一圈热得来！侬把扇子借我用用好伐？”
小丁把扇子递过去，对方谢过，一手持扇狂扇，一手掏出手帕擦汁。小丁示意跑堂拿一个杯子过来，倒了一杯茶放在“长波浪”面前：“阿姐，吃茶。”
两人就这样攀谈起来。“长波浪”想当然地认为小丁也是“黄牛”：“小阿弟，侬来此地是想出手还是进手，是调还是买？”
小丁的老爸是洋行买办出身，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专做洋货买卖，小丁也算得上是小开，从小耳濡目染，人又活络，对寻常生意场上的套路门儿清。当下就说是受朋友之托，前来相帮人家收点儿外币。“长波浪”一听就来劲儿了，挪动椅子凑近距离，音量调低：“阿弟，侬想吃进啥纸头？”
小丁说：“人家是想去外头用的，阿姐侬讲需要啥纸头？”
“长波浪”一听就明白了：“想滑脚？当然先去香港再说了，红纸头、绿纸头最好。”
“我那朋友精通俄语，以前跟白俄老板合作过，如果他先朝北跑，到老大哥的地盘歇歇脚，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上船呢？”
小丁故意用俄语称呼海参崴，“长波浪”听不懂，睁大眼睛：“阿弟，侬讲啥？”“就是老大哥在远东最大的那个城市，中文讲法叫海参崴。”“哦，听说过，那老远格！阿弟侬外语说得很溜的，是个人才！”“阿姐过奖。依阿姐看，应该进点儿啥纸头比较合适？”
后来知道，“长波浪”并非“黄牛”，不过是临时客串，而且是平生第一次接触这一行，对这一行的了解甚至还不如小丁当下，“长波浪”以为遇到了下家，就据其所持的美元、卢布和港币向小丁作了推荐。小丁听得极为认真，一副恨不得用笔记录的样子，使“长波浪”觉得这位阿弟非常有诚意，便从她那个鲨鱼皮坤包里拿出美元、港币、卢布各三张给小丁看。三种外币均是崭新的连号钞票，其号码正在“十月之星”船长向刑警提供的范围之内（其时苏联对外汇的控制非常严格，明文规定不论公私，经外汇管理局批准向银行兑取的所有外币都必须记录钞票号码）。小丁窃喜，于是开始谈价钱。“长波浪”是销赃，自是容易杀价，几个回合下来就谈妥了。
不过，小丁三人此行是来访查，而非“钓鱼”，事先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身上没带多少现金，生怕对方当即就要交易，那可就露馅儿了。正考虑对策时，“长波浪”开腔了：“阿弟，那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身边只带了几张‘花纸头’，做样子给你看的，你等在这里，我去去就来。”说着，朝小丁身边放着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单肩背看了一眼（其实里面装的都是废报纸）。
这个动作提醒了小丁，他拍拍那个背包：“阿姐放心就是，我这里是随身带着的。待会儿我们去茶馆里厢交易，双方都要把数额点清爽。”
“长波浪”起身离座，茶馆里待着的小张、小储两个已经等急了，紧跟着出来，沿着马路一边一个，与“长波浪”保持二十米左右的距离。小丁则去找电话向专案组报告。
“长波浪”是从长宁路走的，经过江苏路口，在一条小弄堂前驻步。后面跟踪的小张、小储不知何故，又不敢跟得太紧。就在这时，一辆摩托车忽然从愚园路方向驶来，快到弄堂口时，倏地一个就地拐弯，骤停。说时迟那时快，“长波浪”快步上前，以出人意料的敏捷上了摩托车后座。摩托车一声轰鸣，朝愚园路方向疾驰而去。小张、小储眼睁睁看着摩托车越开越远，急得跳脚，却无可奈何。
“长波浪”落网后，刑警方才知道她突然逃脱的原因。她受“水鬼大盗”小龚指使——为叙述方便，姑且提前使用这个称谓，前往曹家渡金融黑市出手昨晚从“十月之星”窃得的外币（之前两次窃得的赃款是由小龚出面在曹家渡出手的），小龚跟她约好，仅拿几张外币寻找下家，谈拢后可嘱下家等候，她则到这条小弄堂口来取款。小龚骑着摩托车躲在附近某个角落，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过来接她。此刻见“长波浪”站在弄堂口等着，以为已经谈妥，于是开车迎上前去，忽见“长波浪”一手抓着坤包背带不住地抖动——这是事先约定的“已被发现”的暗号，立刻就地调头，载上“长波浪”匆匆逃遁。
“长波浪”之前跟小丁“阿姐阿弟”谈得蛮妥帖的，怎么突然意识到“已被发现”了呢？原来，先前她经过江苏路口时，做了一个看似平常的动作，从坤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整理妆容，正巧在镜子里发现了后面跟踪的小储、小张。她马上认出，这不是在自己之前和“阿弟”坐在一起闲聊的那二位吗？起初她以为是两个“黄牛”，并不在意，没想到现在却在跟踪自己。她意识到了危险，按照小龚之前的关照，宁可放弃成交机会，也要果断撤离。
如此，曲报国等刑警赶到的时候，等着他们的，就只有一脸沮丧的小丁、小张、小储三个志愿者了。
- 辗转调查摩托车
其实，志愿者还是有收获的：一是在长宁路小弄堂口捡到了一个玫红色玻璃发夹，那是“长波浪”急匆匆上摩托车时掉落的；二是小张看清了那辆摩托车的牌照号码。
上海解放后，旧政权颁发的机动车牌照不能继续使用，须换领新牌照。不过，换领牌照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全市都换掉，所以允许新旧牌照暂时并存。那辆接走“长波浪”的摩托车还是旧牌照，号码是“国开213”（民国时的机动车牌照分“本省”、“跨省”和“全国”三种，“国”字意指可在全国各省通行）。
既然有牌照号码，那就赶紧追查那辆摩托车吧。侦查员在市局交警部门查到了“国00213”所对应的摩托车车主，系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电信工程师苏森良，住榆林区江浦路169号。
刑警孔和声、潘裕明、张何方先去了管段派出所，接待民警说辖区里有这个人，是个四十岁的知识分子，人很和善，邻里关系不错，其妻在私立小学教书。苏森良确实有一辆摩托车，民警也曾多次看到他驾驶过，车技蛮好的。不过，大约十天前，老苏的妻子邬老师来派出所报案，说摩托车的牌照被人偷了。民警问了问情况，车牌是在本区长阳路被偷的。
苏森良的一个朋友夫妻闹矛盾，发生家暴，老苏骑摩托车带上妻子前往劝解，费了一番口舌，总算把两口子劝和了。对方坚持要留他们吃饭，这顿饭局的时间有点儿长，从傍晚六点持续到晚上九点。老苏喝了点儿酒，不过当时没有禁止酒驾的规定，再说路也不算远，两口子就兜风似的回家了。到家停车时，才发现车牌没了。次日，因为没了车牌，老苏是乘公交车去公司上班的，临走时让妻子去派出所报案。民警问明丢失牌照的地点后告知，那里不是本派出所的辖区，根据规定，得去案发地派出所报案。
接着，刑警就去苏家了解情况。这时已是傍晚，苏森良下班回家，见到三个便衣，露出不解的神情——就丢了一个车牌，至于这样兴师动众的？待到听说他那块丢失的车牌竟然被这几天坊间正在议论纷纷的黄浦江“水鬼大盗”用于作案、销赃，不禁大惊失色，忙不迭想表明自己跟“水鬼大盗”无涉。刑警让他安心，此次登门并非怀疑其涉案，而是要追查那辆摩托车。现在刑警想知道的是，丢车牌的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苏森良告诉刑警，那天邬老师离开派出所后，因为惦着家务和孩子，就没赶着去另一派出所报案。次日，老苏给案发地派出所打了电话，一番沟通后，接受了民警的建议：由苏本人到派出所开一个丢失车牌的证明，然后去交警部门盖章，再到税务局重新缴纳捐照费用，交警部门根据纳税凭证补发牌照。不过，全市目前正在更换牌照，补发的牌照肯定是新的，但需要等候些时日。
没办法，苏森良只好照办。昨天刚把纳税凭证送到交警部门，已经排上队了，还得两个星期才能领到补发的车牌。至于在交警部门的底档，那要等拿到新车牌后人家才会注销。
老苏这边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专案组只好另想办法。
刑警方森带着丁、张、储三志愿者前往曹家渡，在“沪西五角场”的那五条马路上转悠，走访居民、路人，指望能够查摸到关于那辆套牌摩托车的情况。
方森以前曾在汽修作坊做过学徒，对修理汽车、摩托车有点儿心得。凭经验，他认为像曹家渡这类区域，人来车往向来热闹，附近应该有修车作坊。而那个驾车把“长波浪”接走的疑似金某的家伙，在等候“长波浪”期间，不可能开着摩托车一直在附近转悠，那岂不惹人注目？如果运气不好遇到警察，没准儿会被拦下盘问一番。但如果他把摩托车停在修车作坊旁边，就不容易引人怀疑了。
这个思路是准确的，五条马路兜下来，他们发现其中四条马路上都有修车摊或兼带修车业务的车行，还有一家汽修社。方森跟修车工攀谈下来，终于了解到一些有用的信息：那个疑似金某的家伙曾在两家车行前待过一阵儿，都是停留了不到十分钟，跟人家聊的内容都差不多，一是问修车师傅像他骑的这样一辆摩托车如果请车行代为出售的话，大概可以卖多少钱；二是向人家请教，如果自己购买零件拼装这么一辆摩托车，估计要花多少钱。
人家的回答是：这么一辆摩托车，如果代销的话，出价二百四十万元以下，估计有人会有兴趣，一旦成交，车行要抽头两至三成。至于拼装摩托车，那首先得在全市四处奔走购买零部件。旧货行是不用去的，因为解放后政府取消了旧货行出售车辆零部件的业务，只能奔虬江路去淘，另外就是转悠全市的修车摊头、汽修行之类。待零部件收集齐全，在拼装之前，最好去交警部门打听一下，车子拼装出来后是否可以上牌照，据说人民政府即将出台一个规定，所有旧汽车、旧摩托车、旧汽艇，凡是想申领新牌照的，都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最后还有一点，购买零部件时，要记得请人家开发票或者打条子，以便向交警部门申请牌照时作为来路正当的依据。
“人家说的尽是拼装车的内容，莫非他那辆摩托车是拼装的？”“就是！好像还是外行拼装的。通常别人拼装时都会淘一个外国商标的铭牌钉在车上，淘不到的就自己用白铜锉一块；他那辆彻底省心，什么牌子也没有。车身颜色倒喷得花里胡哨，黑白相间的条纹，少有！”
方森返回驻地向领导汇报调查情况，建议去虬江路访查每家店铺的老板，打听最近是否有人去他们那里淘过摩托车发动机。7月9日下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虬江路“淘宝”——这个“宝”，就是破案线索了。
虬江路东起九龙路（虹口港），西迄共和新路，共和新路，因1913年至1914年填虬江筑路得名。1943年更名清河路，同年夏改回原名。该路有一段长达二三百米的地段，上海滩经营旧机电五金零部件的商铺几乎都集中在这里，据说有的店铺竟然有飞机零件出售。上海滩当时有句话：在虬江路还买不到的零件，那也不用跑其它地方了。
上海解放前后，由于中央商场断了旧摩托车的来源，有内行的需求者就开始动自己拼装摩托车的脑筋。机动车的核心关腱部件是发动机，要拼装摩托车，首先得买到发动机。新货当然是不用考虑的，别说上海了，就是跑遍全国（不论解放区、国统区）也没有出售的，旧货据说也只有上海、广州、南京这三个城市偶尔有售。而在上海，即使有，也只有虬江路这边淘得到。
一干刑警赶到虬江路，分头走访店铺，了解到最近到虬江路来淘旧摩托车发动机的顾客比较多，每天都有人来打听，不过，都是失望而归——虬江路这边早就断货了，最后一台发动机是在三个星期前出手的，价格已经涨了三倍。
刑警统计下来，今年以来虬江路这边一共售出旧摩托车发动机二十九台，其中上海解放后售出十七台。使刑警感到欣慰的是，因为要开发票，这些买家全部留下了住址。发动机这种东西，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出厂时都要在机身上标明制造厂商的名称以及产品的编号。虬江路商家出售旧货时，尽管没有规定，还是在发票以及存根上记录下这些编号。
刑警把这二十九台发动机的购买人和所购发动机编号全部抄录，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
7月10日，“尼雅号”失窃案发生的第九天，专案组刑警分头走访名单上的购买人。下午三点，众人陆续返回驻地汇总调查情况——这二十九位购买人中，已拼装摩托车的有二十一人，未拼装的八人，所购发动机或拼装完成的摩托车，刑警都一一过目，核对发票、编号及商家记录无误。
二十一辆已完成拼装的摩托车的车主都去交警部门进行了申请登记，正等候履行下一步程序。当然，这些车主既然能自己拼装摩托车，脑子都是蛮活络的，他们把车子装好后，不可能老老实实扔在家里不使用，不过是胆大胆小，使用次数有多有少，其中有八辆已被交警扣留。剩下的十三辆中，有一辆黑白条纹相间的摩托车不翼而飞，其特征跟长宁路上把“长波浪”接走的那辆完全相符。
这辆摩托车的车主叫许志高，是北京路上“荣欣电气行”的店员。刑警邹繁和志愿者小林分工调查的三个车主中就包括这个许志高，查看过购买发动机的发票，刑警问他：“摩托车丢了，有没有报案？”
“没有报案。”
“为什么不报案呢？”
“摩托车是停在家门口丢失的，那肯定就是附近的人撬锁开走的。我家住在提篮桥区虹镇老街，民警同志您肯定听说过，那是上海滩有名的穷街。这种地方，人际关系最难相处。丢失车子后，我只好托朋友帮忙寻访，如果找到了，能私了就私了，不能私了再报案。因为一旦报案，警察肯定会过来一家家查问。老街人的观念是，凡是被警察找过的人家都是有问题的，否则警察找上门来干什么？这就没面子了。等警察一走，我的麻烦就大了。客气的堵着我家门口破口大骂，脾气暴的打人砸东西甚至拆房子的都有——老街上都是些胡乱搭建的破房子，哪儿经得起这么折腾，我还住不住了？”
回答刑警的提问时，许志高的神情镇定如常，上述理由似乎也说得过去。不过，往下再问，刑警立马发现了破绽。刑警问他：“车子是什么时候丢的？”
“那还是解放前的事了，大概4月份吧，好像南京刚刚解放。”
邹繁是留用旧刑警，太知道旧警局对寻常百姓报案的反应了，不是杀人放火的大案，或者报案者属于权贵阶层，警察哪肯出警？还不是爱理不理，能推就推，笔录都懒得做一个。再说，既然摩托车已经被窃了，解放后许为什么还要去排队登记申领牌照？当下，邹繁也没耐心再听他胡说八道了，伸手从腰间掏出了手铐。“是在这里说清楚，还是跟我到局子里交代清楚？”
许志高当然不想进局子，只好实话实说：“那辆拼装车，我己经作为赌债抵押给人家了：申领车牌的手续我也确实办理过，是想手头有了钞票再把车子赎回的。”
许志高有一手修理所有与“电”相关的民用电器的手艺，是多家电气行争相聘用的对象，他的收入在行业同类员工中属于最高级别。可是，因为他嗜赌成瘾，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有时甚至连香烟都抽不起。1949年初，这种情况有了改观，许志高似乎时来运转，竟然输少赢多，到3月中旬，他不但还清了所有赌债，而且有了若干积蓄。老婆劝他见好就收，就此歇手，赢到的钱去撑件大家当（“撑”在沪语中作“购置”解）。许志高觉得有理，遂决定购买零部件，自己拼装一辆摩托车。
折腾到上海解放那天，许家的这件在当时属于“特大家当”的摩托车总算全部完工。这是虹镇老街有史以来的第一辆摩托车，自是在邻里间产生了轰动效应。不过，因为没有车牌，摩托车大部分时间都停在家里，偶尔晚上许志高才敢开出去遛一圈。
业余时间一空，许志高手又痒了。本来，戒赌几乎跟戒毒有一比，有人戒了一辈子也未能戒掉，何况许志高并非那种有超强毅力的人。再者，那些赌友听说老许“撑”了件大家当，都说这件家当等于是吾等“同道”捐赠的。这主儿不够朋友，输了铜钿就催着我们这些赢家继续去赌，赢了钱反倒好意思不来赌了。这不公平啊——咱们这些输家不是少了一个翻本的机会吗？于是，就有人登门拜访，说是讨教拼装车子的经验，其实是催促他上场。也有人不时往老许供职的电气行打电话，撺掇他“几时出来动动”。许志高知道，这其中还带有威胁的成分。他们这种赌博不是打打小麻将，档次还要高一点儿，虽跟大赌棍没法儿比，但圈子里的小赌棍还是颇有几个的。这种人多少有些黑道关系，赌钱讲究江湖规矩，即所谓“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一旦输家向赢家发出邀约，赢家是不好拒绝的，否则就把人得罪了，而这些人许志高是得罪不起的。
面对威逼利诱，许志高只得重上“战场”。可是，这回好运气没再光顾，不过个把星期，许志高就输掉了百来万钞票，等于是给电气行白打了两个月工。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许志高的运气好像又回来了，竟然连赢了七局。在这种刺激下，他押了把大的，结果把先前赢的全都输了回去。他咽不下这口气，头脑一热，把摩托车押上，马上有人接盘，作价一百七十五万。老许拿了钱继续赌，结果不用问，输家还是他。如此，这辆刚刚拼装好的摩托车，还没上牌就不属于老许了。
次日，专案组对许志高交代的情况进行核实，找到了住在浦东三林塘的那个薛姓庄家，薛某证实了许的说法。刑警不是查赌博案子的，盯着追查那辆摩托车到哪里去了。薛某说摩托车是浦西董家渡的“老江北”出钱收购的。那天晚上老许离开时，就把钥匙交出来了。“老江北”不会驾驶摩托车，就把摩托车寄放到住在附近的赌友小蒋家里，后来怎样处理就不清楚了，“老江北”之后也没跟他联系过。
刑警又去找小蒋了解，蒋证实了摩托车易手之事，说那天晚上“老江北”确实是把摩托车寄放在他家。第二天下午，“老江北”就带着一个小青年来把车子开走了，“老江北”是坐在后座一起离开的。
往下，就是调查“老江北”了。可问题也来了，那伙赌徒互相之间通常不报完整姓名，有的就只有个绰号，比如“老江北”，姓甚叫甚谁也不知道，只晓得操一口苏北口音，五十来岁，身材粗壮，国字脸，络腮胡子，面目狰狞眼神凶狠，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
没名没姓可怎么找呢？领衔调查的孔和声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他马上调换思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个帮‘老江北’，把车子开走的小青年，你认识吗？”
小蒋摇头：“我跟那人第一次见，也就几分钟时间，互相之间话都没说过一句话。”孔和声耐心启发：“那人没跟你说过话，他跟‘老江北’，是否说过话呢？或者‘老江北’，有没有跟他说过话？”
这么一提示，小蒋马上想起一个细节，他听“老江北”用苏北话对小青年说了一句：“小扣子，路上开慢点儿。”
那就行了！就凭“小扣子”加上“老江北”这两个绰号，以及相貌特征和苏北口音，去董家渡访查料想是会有收获的。
到浦西董家渡派出所一打听，也没提及“小扣子”，只一说“老江北”，民警竟然个个知晓。那就烦请民警把他传唤过来吧，不料民警却是摇头。怎么呢？原来“老江北”死了！
“老江北”本名王兴发，是江苏建阳县（因与福建建阳县重名，建国后易名建湖县）的恶霸地主，抗战胜利后为逃避当地民主政府清算逃亡来沪，定居董家渡，开了一家鱼行，兼做贩毒买卖。因为有钱，吃喝嫖赌照旧，但在苏北乡下的恶霸行为被迫收敛。其在老家罪恶累累，欠有血债，当地民主政府一直将其作为重点通缉对象。但这主儿躲在沪上，家乡人不知道其确切住址，即便知晓也没法儿来拿人。
上海解放后，建阳县公安局派出一支三人追缉小组来沪查缉，终于查到了王犯的踪迹。6月29日深夜，追缉小组连同董家渡派出所民警共七人前往其宅捉拿，没想到王犯竟然藏有手枪，发现情势不对，开枪拒捕，将一名追缉人员打伤，自己被民警击毙。
专案组刑警对己被拘捕的王犯的妻子朱某（逃亡来沪后所娶）和鱼行的三个伙计进行了讯问，他们证实，王确实于6月中旬把一辆黑白条纹的摩托车弄回家，没几天就卖掉了，下家是谁不清楚，也未来取货，是王老板自己把车子推出去的。
“小扣子”也找到了，是王兴发的邻居，平时跟王老板没有什么交往，那天只是临时帮忙前往浦东把那辆摩托车开回来。
- 妓院老鸨蓝锦花
这条线索断了，好在还有一条线索捏在专案组手里，那就是“长波浪”在江苏路小弄堂口掉落的玫红色玻璃发夹。尽管被称为“玻璃发夹”，其材质并非真的玻璃，而是当时的新鲜玩意儿——塑料。这条线索是和那辆拼装摩托车的线索同一天获得的，但专案组最初认为摩托车的线索更可靠一些，访查起来也比较便捷。发夹之所以被排在第二位，除了访查的难度，还有一个不确定性，毕竟小丁等三志愿者并没有亲眼看到“长波浪”的发夹掉落，只是在脱梢后发现弄堂口的地面上有这么一个发夹。
那么，现在为什么确定发夹可以作为一条线索了呢？那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个情况——7月10日，曹家渡派出所向专案组报告，说两天前“长波浪”脱梢的现场及周边弄堂口的电线杆、行道树上不知被谁贴了三十来张巴掌大小的“悬赏寻物启事”，被寻找的物品就是那个玫瑰红色发夹，但启事上没留失主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而是要求拾到者在启事下面留下住址或联系方式，失主会登门取物并当面酬谢。
之前专案组曾向附近居民调查过这一带是否居住着“长波浪”这么一个女子，未果。想想还不放心，就委托派出所协助了解情况。次日上午，户籍警下街道例行走访，有昨晚下中班午夜回家的居民反映，曾在弄堂口看到过几张这样的告示，可第二天早上他出门买早点的时候，却发现那些“悬赏寻物启事”都被撕掉了。
胡乱张贴启事这种事，解放前就一直存在，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上半夜贴出来，后半夜就撕掉，而且撕得一张不剩。民警听说那启事是寻找一个丢失的玻璃发夹的，也觉得不可思议，就在附近转了转，果然发现弄堂口的墙壁、电线杆、行道树以及商铺的门框上都有撕掉启事后残留的糨糊痕迹。查看过程中，又有群众向他反映同样的情况。
专案组认为此举应该是“长波浪”所为。这么一个发夹，就其本身价值来说，似乎不值得“悬赏”寻找。可是，“长波浪”却这样做了。专案组估计，多半该物对于她来说具有某种重要意义，担心发夹一旦落在警方手里，没准儿可以顺藤摸瓜查出她的底细。“长波浪”意识到这一点后，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跟同伙“金某”（即骑摩托车把她接走的那个小龚）提及，自作主张想用“悬赏寻物”的方式把发夹找回。启事张贴出来后，被小龚发现，小龚认为不妥，担心弄巧成拙，反倒引起警方的怀疑，就连夜把张贴的启事一一撕掉了。
能够在下半夜把启事撕掉，那说明两人的下榻处应该在浦西而非浦东，因为午夜前浦东的轮渡就停摆了。
7月11日上午，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分头前往百货行业公会、小百货批发市场、中央商场以及外滩一家已经开了三年多的专门出售塑料制品的私营商店，调查这个玻璃发夹的来路。
中午汇总情况，几路人马的调查结果如出一辙，受访者都说知道沪上曾销售过这种新颖发夹，但那是走私货（类似这种新颖的小百货商品，自抗战胜利美国军舰停泊黄浦江上以来常有出售，都是美国水兵带过来的），数量不多，都是小摊贩在出售，每次用不到半天就一抢而空了。
老刑警孔和声对沪上诸多与民生有关的行业都有相当了解，知道小百货行业一向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这种“虾蟹之路”可以精确到具体某一种商品，比如被称为“玻璃丝袜”的准透明卡普隆袜子，受到沪上时尚女性的疯狂追捧。因走私货比店家从正规渠道进的货便宜至少三成以上，就出现了一个绰号“歪头阿四”的“玻璃丝袜龙头”，沪上走私玻璃丝袜的源头就是此人。前年春上，“歪头阿四”跟黑道关系没有搞好，被海关缉私队拿下，家产抄没，判刑五年，现在还关在提篮桥监狱。因此、孔和声认为，目前专案组调查的玻璃发夹肯定也有一个“龙头”存在，有必要设法查明该“龙头”是谁，通过此人了解走私发夹在上海滩的销售情矿。如果运气好，没准儿能够寻觅到“长波浪”的下落。
众刑警认为这个思路值得一试，于是立刻行调查进行到次日下午，终于有了收获——玻璃发夹的走私“龙头”是一个中年女人，蓝锦花，绰号“一窝蜂”，现住沪上新成区吴江身天乐坊。蓝是江苏盐城人氏，早年逃荒来沪，颇有姿色，十七岁入四马路（福州路）“聚乐院”从事妓女行当。十年后离开“聚乐院”，投靠青帮“啪”字辈成员朱柳平，自己开了一家妓院，名唤“莳花坊”。1939年，“莳花坊”失火，烧了个精光。屋漏偏逢连夜雨，蓝氏的靠山朱柳平效力侵华日军特务机关，被“军统”暗杀。
蓝氏没了靠山，东山再起之念成为一个肥皂泡。有心放下老鸨身份再做妓女吧，这把年纪已是珠黄色衰。但其积蓄有限，想想还得活下去，总要找一条出路。她脑子还算活络，本着“做生不如做熟”的原则，妓女做不成，就跟妓院做生意吧，于是开了一家专卖妓院用品的店铺，用的仍是原妓院的名称。蓝氏会做人，即使在跟青帮打得火热的时候，跟同行的关系搞得还是比较融洽的，别人认为“同行是冤家”，她却坚持“同行是朋友”的理念，对偶尔遭遇挫折的同行提供帮衬。此刻她改行创业，人家也愿意成全，以小百货为主要商品的生意做得还不错。
蓝氏还是“莳花坊”老鸨时，公共租界工部局一个美国籍技术职员卡梅伦经常光顾她的妓院，是蓝氏的老客户。全面抗战爆发后，卡梅伦回了美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卡梅伦响应政府号召投身行伍，成了海军的一名技术军官。抗战胜利后，他随美国军舰来沪。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卡梅伦上岸前往四马路，想再度“莳花坊”，却已物是人非。去其它妓院打听，这才知道蓝氏的情况。这洋人倒也念旧情，即刻前往看望，还自告奋勇为蓝氏的生意提供帮助。此后，蓝氏的小店铺就成了包括玻璃丝袜在内的某几种走私小百货的批发点，其小百货“龙”的地位就是这样来的。
不过，蓝氏也就只发了三年小财。去年11月，她把店铺关闭了，倒不是海关或者警察局找她麻烦，面是病魔跟她过不去——她原先就有的梅毒严重发作，已经影响到其日常生活，生意也就没法儿做了。
一路找蓝锦花调查。哪知，兴冲冲赶去，却吃了一个闷羹——昊江路天乐坊某号确实是蓝氏与丈夫岳和山的住所，但现在却是人去屋空，铁将军把门。问了邻居、方知蓝氏已在今年春节前去世，其夫岳和山在上月中旬被人民政府逮捕，关押于蓬莱分局看守所。这对夫妻没有生育子女，房子现在空着。不过，钥匙在派出所，因为老岳在里面关着，不时需要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看守所会打电话请派出所派员去取。刑警请户籍警带上钥匙陪同他们入室查看。蓝锦花并不涉案，刑警也没搜查其居所，只是出具条子借走了两本厚厚的照相册。
蓝氏已死，但丈夫还在，专案组认为岳和山可能会知晓其妻经营小百货之事，遂前往蓬莱分局看守所提审岳和山。
岳和山是个四十多岁的粗汉，地痞出身，原本无业，靠敲诈勒索为生。经蓝的靠山青帮朱柳平推荐，去“聚乐院”打工做杂役，就是北方谓之“大茶壶”的那类角色，由此与蓝相识。不知怎么的，蓝氏竟然渐渐与其有了感情，遂离开妓院与其成婚。蓝锦花开设“莳花坊”后，岳和山也跟去了，仍做老行当，直到妓院失火。后来蓝氏经商，他自己找了一份看守仓库的工作，算是摆脱了地痞身份，开始学做良民。到上海解放时，他自我感觉已经快修成正果了，不料分局收到群众检举信，将其以前的斑斑劣迹翻了出来，被分局担押。稍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此刻刑警在看守所见到他时，老岳倒是很乐观的，他认为自己没有血债，承办员说他交代罪行彻底，认罪态度也不错，有希望得到从宽处理。刑警不知道这主儿究竟犯了什么案子，没有发言权，只是告诉他，如果他提供的情况对警方破案有用，肯定会记录在案，对其将来的从宽处理有点儿作用。
接着言归正传，岳和山对蓝氏做玻璃发夹走私生意的确知情。他上常夜班，白天没事，有时货到上海了，还借了黄鱼车去汇山、公平路、外滩等码头、江边提货，都是美国军舰上卸下来的。
蓝氏销售的这种发夹属于讨俏货，一直供不应求。为图省力，蓝氏就物色了五个下家。这五个下家属于“一级代理”，跟他们说清楚了的，货色拿到手后自己零售也好，转批出去也好，都可以，不过有区域划分：那个一条腿有点儿瘸的中年男子李扬清，只能在东片区域转批或者零售；已经四十多岁，但说话还像小姑娘那样叽叽喳喳的周小玲，只能在南片区域转批或者零售；戴一副宽框近视眼镜、人称“史老师”的史慧娟，只能在西南片和西片区域转批或者零售；不过五十出头却已是满头白发的小老头儿房国良，只能在中片区域转批或者零售；浦东地区的批零代理人叫祝美萍。
不过，这五人家住哪里，岳和山并不清楚，倒是和他们一起吃过几次饭，都是这几个男女做东。蓝锦花也曾请五人吃过饭，就在吴江路住所附近的“梅龙镇酒家”，但那天老岳另有事情，没参加。回家后听蓝氏说吃得蛮开心的，老李带着照相机，还请饭店侍者帮他们拍了合影。
刑警就把从吴江路寓所拿来的两大本照相册拿出来请岳和山辨认，岳和山翻到那张合影，指着上面的五个人一一介绍。
看到最后一个，刑警一个激灵——那女人烫着一头波浪长发，难道就是那个“长波浪”？
返回驻地，马上叫来丁张储三个志愿者辨认，三人众口一词，确认这个叫祝美萍的女人就是“长波浪”！
调查进行到这里，终于锁定了一个目标。当然，“锁定”是比较乐观的说法，因为祝美萍住在哪里刑警并不知道。不过，这难不倒专案组，可以走访在浦东地区卖过玻璃发夹的小摊贩，向他们打听祝美萍的情况。这样做的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把握也比较大。
进行人员分工的时候，有刑警提议：之前他们走访吴江路蓝氏夫妇的邻居时，听说夫妻俩曾雇了一个宁波娘姨凌嫂帮佣，蓝锦花病殁后，岳和山把娘姨辞退了，还多给了凌嫂一个月的薪水，吴江路邻居都说老岳厚道。据岳和山说，这五个“一级代理”都曾去过他家，那么肯定跟凌嫂打过交道。是否可以考虑先去找这个凌嫂问问她知不知道那五人的住址。
这个提议获得一致赞同。7月13日，刑警带上照相册前往吴江路，向蓝氏夫妇的一干邻里打听宁波娘姨凌嫂的去向。
这回运气不错，最近有个邻居曾经遇到过凌嫂，得知她就在附近的茂名北路彭家做娘姨兼保姆。刑警找上门一问，凌嫂果然知道那五个“一级代理”的住址，“长波浪”祝美萍的住处距吴江路不远——重庆南路205弄。
刑警前往重庆南路派出所，一说祝美萍其人，好几个民警都知道。这倒不是因为她曾经做过玻璃发夹等时尚舶来品小百货生意——而是因为其丈夫夏某是国民党陆军装甲部队的少校，抗战即将胜利时，在行军途中，他所驾驶的装甲车发生故障，翻落山涧，当场身亡。战后，夏某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一些军官曾特地登门慰问，在重庆路轰动一时。
要说祝美萍的运气，真的不敢恭维。获悉丈夫死讯还不到一个月，她八岁的女儿又在上学过马路时被车撞死。接连的厄运，对祝美萍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据说她原本是个本分女子，其已故老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教私塾为生，因此她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否则也不可能嫁给军校毕业的国军军官夏某。原以为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回家，她能够过上滋润的家庭生活了，哪知一月之间天翻地覆。自此，其性子就变了，不但学会了抽烟喝酒，还经常去舞厅溜冰场影剧院，和一班富家纨绔子弟厮混。她跟蓝锦花就是在这类场所相识的，然后跟着蓝做起了小生意。
那么，是否有貌似小龚的男子与其交往呢？邻居证实，确实有那么一个男子大约自去年初冬以来频频出入祝美萍家，有时还在祝家过夜。最近该男子过来的时候，经常开一辆黑白条纹的摩托车。
还有邻居反映，上月下旬某天，那男子骑摩托车载着祝美萍出门，驶过邻居身旁时，听见祝美萍跟男子说话，好像唤其“小龚”。之所以说“好像”，是因为摩托车引擎声音很大，也可能没听准。
邻居还向刑警反映，7月8日夜间，他们听祝美萍跟那男子吵架。
之前，两人一向很和睦，男的每次来总会带些东西，有时是用干荷叶包着的卤菜，有时是盒果糕点，有时是一块料作或者时尚衣衫。祝美萍对小龚也不错，买酒买菜，精心烹饪，还给男方结绒线衫，两人一起出门时总是亲热地勾着小龚的肘弯，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因此，8日夜间两人突然爆发的一场争吵还真是令众邻居吃惊。
那天晚上，在室外纳凉的邻居先是看见祝美萍膊上挂着个坤包离开住所，过了个把小时她回来了，还捧着半个西瓜。不一会儿，随着一阵摩托车轰鸣，小龚骑车抵达。两人在门口放了一张骨排凳吃西瓜，吃毕一起进屋。过了大约一刻钟，就像打开了收音机开关似的，屋里传出小龚似乎已经尽量抑制但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咆哮声，似是愤怒已极。祝美萍的声音比较低，但也不是平时的慢声细语，似是在分辩什么。争吵时间不长，也就两三分钟，就像倏然开始一样，突然间声音就没了。不一会儿，邻居看到两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出了门。不到半小时，两人又回来了，之后再没动静。
次日天明后人们发现，祝美萍家门上挂了铁锁，两人显然已经出门。估计摩托车是推出一段距离后再发动的，人们都没听见动静。这一离开，直到今天也没回来。
- “水鬼大盗”落网
刑警认为，所谓争吵可能就是因为发夹丢失爆发的。祝美萍那天逃离现场后，发现发夹失落，回想下来，十有八九是在江苏路弄堂口丢失的，担心会被警方作为线索追查过来，就想了一个补救的主意：写了几十张“悬赏寻物启事”，晚上悄悄张贴到现场，指望能把发夹找回来。
贴了启事回家后，小龚来了。祝美萍跟他说及此事，小龚顿时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不由得大发雷霆，两人爆发争吵。估计小龚觉得争吵已经无济于事，把启事全部撕毁了。但两人依旧不踏实，遂决定先离开这边再作计较。当然不敢惊动邻居，所以是把摩托车推出一段距离再发动的。
那么，会不会离开的只是小龚一个人？祝美萍已经被就地灭口了？孔和声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7月8日到现在已经五天，如果把人杀了，在这种盛夏天气尸体搁不到今天就会发臭。不过，不能排除二人将部分赃物藏在这里的可能。
专案组认为还是有必要进人祝美萍的住所查看一下。派出所随即找来一个锁匠，把祝美萍家的门锁打开。
那是一套独立平房，进大门有个天井，往里有三进，前两进共有六间房，第三进是一个院子。这么大的面积都搜查下来，颇费了一番工夫，刑警加上志愿者十几号人一直折腾到黄昏，在天井角落一个看似要扔掉的破煤球炉里，以及主卧室那张红木大床的夹层中发现了部分赃物。
考虑到祝美萍或小龚有可能会悄悄潜回住所转移赃物，专案组请分局、派出所安排专人蹲守，同时，由派出所组织周边居民中的治安积极分子协助布控。
一干刑警返回驻地后，随即开会分析祝、龚两犯的去向。首先排除已经逃离沪上的可能，因为直到今天下午刑警去重庆南路搜查祝宅之前，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成为惊动祝、龚的触点，两人7月9日凌晨离开，不过是作为预防措施，没有带走赃物，并非真正想逃离，估计是临时去哪里躲一躲。
那么，去了哪里呢？这就需要对祝美萍在沪上的社会关系进行查摸，同时设法收集小龚的线索。上述两步说来容易，但上海解放伊始，治安形势严峻，警力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切入口，不过，在当晚的会议上，大家反复讨论，这样的切入口却没有找到。曲报国看看表，说已经很晚了，大伙儿近日操劳，今天就这样吧，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说。
专案组长让别人好好睡一觉，他自己却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起来翻阅案件材料，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以往没注意到的情况。
材料中有两本从吴江路蓝宅拿来的照相册，曲报国随手拿起来翻阅。
这是蓝锦花的照相册，祝美萍不过是蓝的一个生意下家，有祝氏镜头的照片肯定是少而又少。曲报国浏览一遍，共找到四张有祝美萍镜头的照片——第一张照片即蓝的丈夫岳和山指认祝美萍的那张，专案组之前仔细研究过；第二张照片是蓝锦花和两男三女五个下家在外滩黄浦公园拍摄的，拍摄者应是在公园里向游人提供有偿照相服务的专业摄影师，照片的天头上印有两行小字：“祝愿合作愉快！民国三十四年冬至日”；第三张照片是祝美萍和蓝锦花两人的合影，蓝氏端坐桌前，祝美萍满脸笑容站立其后，从两人身后窗外的商店霓虹灯招牌判断，应是在南京路上某家饭店的包房内；第四张照片是用120相机拍摄的，看环境似是某户民居内，摄影者肯定是个业余的，技术不敢恭维，室内光线又暗，背景看不清楚。人物有三个，一个是蓝锦花，正满脸笑容双手捧杯向一个年约六旬的老太太敬酒，祝美萍则手持酒杯站在老太太身侧。
曲报国反复看下来，认为前几张照片对于此刻查觅祝美萍的下落多半没用处，第四张照片可能有戏，根据蓝氏向老太太敬酒时祝美萍站立的位置判断，那个老太太很可能是祝的长辈亲戚。
次日，专案组请派出所协助，通知蓝锦花生前那五名“一级代理”中的四位立即前往水上分局。曲报国把那张照片拿出来请他们辨认，这四位一看便想起来了，说那是在高桥镇上的俞老太太家里，那天是老太太六十寿庆，蓝锦花和五个“一级代理”都前往祝寿。
俞老太太跟蓝锦花抑或祝美萍是什么关系呢？那四位说老太太跟蓝锦花没有关系，和他们四个也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祝美萍——俞老太太是她的寄娘（即干妈）。
问明俞老太太的住址，专案组全体出动直奔高桥镇。高桥镇是高桥区的区政府所在地，市公安局在镇上设有分局。
这个兴起于清初的“凸”字形镇子面积不大，不到三平方公里，分局警员以本地人居多，刑警一出示那张照片，马上有人认出那是镇上南街的孤身富孀俞老太太。
俞老太太的几个邻居被悄然传唤到分局，刑警一个个洵问下来，都知道祝美萍其人，说是俞老太太在上海市区的干女儿。
刑警随即登门，老太太告诉刑警，小祝确实来过，那是9日上午，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小伙子小龚，小祝介绍说是她男朋友，准备今年结婚。这几天他们准备去一趟广州，可能还要去香港小龚他舅舅那里。两人在老太太家里吃了午饭就走了。
众刑警一听，都有点儿泄气。不过，有侦查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去广州，原因有二：其一，此时南方尚未解放，交通虽然未断，但需要绕道，而且很不安全，进入浙江境内特别是江西境内，强盗土匪嚣张得连解放军的军车、军列都敢抢劫；其二，如果他们真的铁了心要去，那么7月8日下半夜他们离开时，也应该把赃物带走。
其它刑警认为言之有理。当天晚上，专案组继续开会研究祝、龚两人的去向，七嘴八舌下来，终于理清了思路——
祝美萍作为蓝锦花旗下浦东片的“一级代理”，在浦东奔波了两年多，还在高桥认了个寄娘，由此可见，这个女人生性比较活络，很善于搞人际关系。既然她在高桥可以以认寄娘的方式结交朋友，那么在浦东三县两区（川沙县、南汇县、奉贤县和高桥区、洋泾区）的其它城镇上可能也会有这种动作。她是否会带着小龚躲在浦东地区的其它朋友处呢？
另外，那个正主儿小龚料想也不简单，根据其老练的作案手法，绝对是一个头脑远比祝美萍灵活的角色。这样的人，江湖朋友肯定不少。再者，据见过他的人反映，他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估计是上海本地人，他在上海也应该有亲戚之类。
根据以上两点，专案组决定从明天起，兵分两路开始新一轮的访查，一路在浦东访查祝美萍做生意时的行踪和社会关系，另一路在市区访查小龚的情况。
7月14日，两路刑警同时行动。其实，对于第二路调查，刑警起初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思路，毕竟掌握的线索太少，仅仅知道外貌特征以及开一辆黑白条纹相间的摩托车，连其姓氏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谁也没想到，由曲报国主持的这一路调查竟然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当天就查到了小龚其人的信息！
当天上午，曲报国、邹繁、张何方三刑警没有立即出动，他们还没想好应该朝哪个方向进行调查，只好在驻地喝着大叶茶，貌似轻松地闲聊该怎样查摸这个小龚。聊着聊着，话题集中到小龚是怎么跟祝美萍相识的。
据重庆南路祝美萍的邻里反映，小龚是去年初冬前后出现在祝美萍家的，也就是说，祝、龚是在去年11月之前认识的。通常来说，男女相处过一段时间后，才好登女方家门。这段时间不可能是短短数天，至少得数周——毕竟祝美萍不是风尘女子。照此推算，他们相识的时间应该在入秋前后。那么，两人是怎么相识的呢？三侦查员想到了如下几种可能——
第一种，因两人所从事的职业形成了接触。祝美萍原是家庭妇女，丈夫、女儿丧生后，做起了小百货生意。能跟小百货搭得上界的，好像只有同行或者顾客了。原本侦查员也考虑到了社会局（上海解放前，工商执照的审发由社会局下属的工商处负责）和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但很快就把这两种人否决了——像祝美萍这样的“一级代理”，充其量就是摆个路边摊出售点儿尾货，既不用领执照，也不必交税，跟上述两种人都搭不上关系。至于同行和顾客，前者已经调查过（即另外四个代理），并未发现有效线索，而后者的范围太大，靠三个侦查员调查不太现实，暂时不予考虑。
第二种，因间接人际关系相识。打个比方，祝美萍跟蓝锦花相识，住得又不远，经常有来往，而小龚恰恰也认识蓝氏，某次两人正好同时前往吴江路蓝宅，就这样认识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是祝美萍认识小龚的亲朋好友或龚认识祝的社会，等等。这样的可能理论上来说难以排除，在调查的具体操作上却无法证实两人正好同时前往吴江路蓝宅，就这样认识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是祝美萍认识小龚的亲朋好友或龚认识祝的社会，等等。这样的可能理论上来说难以排除，在调查的具体操作上却无法执行——专案组如果掌握了这二位的（特别是龚的）社会关系，还不早就知道龚的情况了？所以，只得放弃。
第三种，通过某种生活活动自然形成交往。人都有必需的生活需求，开门七件事自不待说，还有生老病死。祝美萍已经过了“生”这一关，“老”、“死”两关还早，“病”有时却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丈夫阵亡、女儿横死，其遭受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这种精神上的重创会影响到人体的免疫功能，那当口儿是比较容易患病的。此外，在搜查其重庆南路的住所时，刑警注意到屋子的内部装饰比较新。她十有八九在丈夫、女儿过世后，请营造行对住宅进行过装修。当然，可以成为交往媒介的触点还有很多，诸如邮差、水电抄表、送煤球、上门修理或出门购物等，但这些情况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从触点到真正交往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成功过渡必须具备一些不可或缺的条件，比如接触频率，还有每次接触的时间，只有高频率、长时间的接触，才有可能积累起长期交往的情感厚度。
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刑警还想到了邂逅之类的可能，只是，这些就不必考虑了。尽管生活中不乏这样的实例，却无法落实到调查上。如果这二人真的属于邂逅相识、一见钟情之类，那刑警只有自认倒霉了。
三刑警一致认为，可以把上述第三种可能，即祝美萍看病和装修家宅作为调查方向。聊到这儿，曲报国问另二位刑警：“搜查祝宅的时候，好像没发现过病历卡吧？”
邹繁、张何方都说没有印象。不过，并非所有患者看病时手头都有病历卡，有的医院把病历卡留在挂号处，病人再去看病时报出卡号或者姓名，护士会取出来；另外，私人诊所也不用病历卡，大夫都是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曲报国说：“我们也别瞎猜了，还是再去祝宅走一趟吧，再说还得了解祝宅的装修情况呢。”
到了重庆南路，分局、派出所负责蹲守的警员还在尽职，以为专案组长是来问情况的，报告说没有异常。曲、邹、张进入祝宅，翻遍了所有适宜放病历卡的位置，没有任何发现，只得作罢。
然后就是向邻居了解况宅的装修情况。邻居说抗战胜利后，祝小姐确实装修过房子，是附近沈阿姨介绍的营造商。刑警随即拜访沈阿姨，她说确有此事，营造商是她的侄子，最近把店搬到茂名路了。沈阿姨很热心，刑警刚要开口问地址，她倒先开腔了：“我领你们过去，不远的，几步就到。”
沈阿姨的侄子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刑警一看，马上意识到没戏了，这跟小龚一点儿都对不上嘛。不过，来也来了，当然要问问。沈老板说祝美萍确实请他主持过装修，他请了三个手艺很好的老工匠给她干活儿，祝小姐非常满意，一定要多付工钱，但她是沈阿姨的邻居，沈老板坚辞不受。
返回祝宅的路上，沈阿姨对于这趟调查没有收获让刑警白跑一趟有些歉意，不想冷场，就没话找话不时闲扯几句。没想到，她无意间说起的一件事引起了三刑警的注意。
之所以说起这件事，是因为沈阿姨注意到刑警见到沈老板时惊讶的神情，想解释一下。沈阿姨说：“我在家里辈分很高的，这个做营造生意的侄子比我大整整十一岁，还有一个侄子跟我同龄，是在‘祥生’开出租车的。这个侄子心眼儿实，去年中秋开着车给我送月饼，正好祝小姐要去看毛病，在对面弄堂口等车子。我对侄子讲，祝小姐是邻居，你送一趟吧，车钿（车费、车资的意思，典型的上海话）要打个折。侄子把祝小姐送到后，干脆一分不收。祝小姐过意不去，后来送了块料作给我。”
料作，单指衣服面料，衣服里料不算。
这么说来，祝美萍确实是看过医生的。当下，曲报国向沈阿姨问明其司机侄子的姓名，直奔“祥生”出租车行。巧得很，沈师傅开的轿车出了点儿小故障，正在车行里等着修理工处理。他还记得这件事，说祝小姐去的是一家西医诊所，在文庙路，具体门牌号没留心，印象中诊所门口一侧挂着一块白底绿字的搪瓷牌子，上面的宣传语有“海军退役军医，专治内伤隐疾”之类的字样。
三刑警喜出望外：海军！这跟专案组最初分析的案犯特征再吻合不过了！曲报国说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过去，先把人控制住再说。
就这样，还若无其事穿着白大褂在诊所坐堂问诊的案犯龚晓君当场被捕。
搜查诊所，发现了部分赃款。问祝美萍的下落，龚交代说在他虹口区汉阳路63号家里躲着。稍后，同案犯祝美萍落网。龚祝两犯对合伙作案的一应罪行供认不讳——
龚晓君时年三十岁，出身资本家家庭，自幼就喜欢运动，曾拜师学过国术和柔道。
1938年毕业于私立尚德中等医学专科学校，在英商英联船厂担任厂医务室医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沪上租界被日军占领，龚晓君遂离沪投军。征兵处得知他是学医出身，又在船厂供职，破例将其推荐去海军，分派至在长江上进行军事活动的舰艇上，担任见习军医。那时候军舰上人手有限，他这个见习军医也必须参加水兵技能训练，遂拥有了几年后成为“水鬼大盗”的足够资本。
抗战胜利，龚晓君退伍返回上海。几年下来，他的阅历有所增长，医术也提高了不少，虽然见习军医始终没有转为正式军医，但原先船厂厂医那类位置他肯定已经看不上了。
在资本家老爸的资助下，龚晓君自己开了一家西医诊所，打出海军军医的招牌，兼治内科外科。诊所开张不久，家里遭遇变故，其老爸因战时跟日本人做生意，于1946年早春被“军统”以汉奸罪逮捕，罚没家产。龚晓君的诊所由其父投资，原本也要罚没的，但办案官员念及龚晓君系参加过抗战的退役军人，网开一面。
老龚经此一折腾，还没等到上法庭接受审判就死在看守所里。龚晓君有个妹妹，1941年赴美留学，毕业后就留在纽约，嫁了个小开。回国料理了丧事，把老妈带到美国和她一起过。妹妹也征求过龚晓君的意见，问他是否有意同行，他不假思索就拒绝了。
龚晓君经营西医诊所，自然需要各种西药和医疗器械。正直战后百废待兴，这些必需品几乎全是舶来品，加之他的海外关系，想不跟走私货搭界也难。
自1947年底，他就做起了西药及医疗器械走私生意，其货物来源跟蓝锦花做舶来品小百货走私生意相同——托其在美国的妹妹代购，再通过私人关系请跑纽约至上海航线远洋轮的船员捎带。不过，龚晓君的经营方式跟蓝锦花不同。蓝氏有自己的实体店铺，一般商品放在店里，紧俏商品通过代理商出手。龚晓君开的是诊所，只能按处方开药，不能做药械买卖。
所以，他搞的是“代理进口”，即由做走私生意的朋友事先把款子打给他，他则通知纽约的老妹办理。药械走私进来后，交给委托方，人家则给他一笔代理费。
一般说来，只要官方不找上门来，这种买卖还是比较牢靠的。龚晓君的走私生意确实牢靠了一段时间，也挣了些钱钞。
今年4月上旬，一个跟龚晓君合作时间最长、要货数额最大的朋友忻某说他新交了一个北方关系，对方想进盘尼西林，要货量比较大，给的代理费也高。可是，核算下来，头寸周转不了，想请老朋友帮忙垫付。龚晓君不疑有他，一口答应。
这笔货款折合黄金四十两，龚晓君做走私生意时间不长，而且开销也大，积蓄有限，拿不出这么些钱钞，只好向亲戚朋友借了三十两黄金去外滩证券大楼兑换成美元汇给老妹美元汇给老妹。
5月上旬盘尼西林到货，龚晓君立刻转交那位朋友。对方言之凿凿，三天之内必把垫付款连同佣金一并付清，然后——就失踪了。
龚晓君被骗四十两黄金，损失自不必说，还没法儿向债权人交代。
往下就要说到祝美萍了。祝美萍去年春天患上内科慢性病，经常胃痛肝痛，皮肤也不时瘙痒起疹子。接二连三找了几家中医西医看过都没有效果，偶然路过文庙路龚晓君的诊所，病急乱投医，一头撞了进去。要说龚晓君的医术也就是一般水平，但他用的药都是舶来品，颇有效果，尽管不能根治，但症状也大为缓解。
此后，祝就经常去他的诊所。一来二去，两人熟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往下，反正都是单身，这方面没顾虑，干脆住到了一起。
5月上旬龚晓君被骗，压力甚大。祝美萍得知，说自己有点儿积蓄，大约十两黄金，愿意拿出来帮他还债。龚晓君却坚决不同意，说他自己想法子解决。他的法子，就是夜晚趁黑到黄浦江上停泊的外国轮船上摸一票，祝美萍竟然也表示赞同——丈夫和女儿死后，她的性情大变，从小家碧玉变成了倒卖走私货的“一级代理”，胆子也渐渐大了。
于是两人开始策划作案。祝美萍以前在家闲着无事，《福尔摩斯探案集》、《霍桑探案汇刊》之类的侦探小说读过不少，平时最关注报纸上新闻栏目刊登的案件报道。原是为消遣，此刻却派上了用场。她对船舶情况一无所知，在如何作案方面没有发言权，但对作案后如何逃避警方的侦查却给出了不错的建议，那就是把警方的侦查视线引向浦东洋泾。
这几年里，祝美萍作为蓝锦花的“一级代理”，其足迹踏遍了浦东二区三县，脑子里稍一搜索，就想到了洋泾镇是转移警方视线的最佳选择。除了洋泾镇地理位置的优势，还因为她曾多次搭乘过杜和尚的小舟，知道这个人有轻度智障，容易摆布。
把主意跟龚晓君一说，后者深以为然。其实以龚的水性，夜间泅渡到轮船上作案根本不需要杜和尚的小船，但他还是从赃物中拿了几枚银元和两支钢笔，作为雇佣杜和尚的酬劳，为的就是诱使杜把钢笔出手，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祝美萍毕竟是新手，遗失发夹后惊慌失措，才有了回现场贴“悬赏寻物启事”之举。等冷静下来，二人觉得继续待在祝家不太牢靠，还是祝出的主意，虚晃一枪，先去浦东转一圈，对俞老太太谎称要去广州，让警方误以为他们二人已经逃离上海。
至于龚的作案细节，前面都已作了交代，不再赘述。
1949年9月23日，上海市军管会对外轮系列盗窃案进行宣判：龚晓君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祝美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杜和尚被关押半年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