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值多少钱

冷明

姐夫在大院里与几个年轻人对弈，轻松自如，行云流水，自命不凡的高手们一个个被斩于马下，我心中不忿，臭棋篓子，来来来，我来。我自恃有点小聪明，插队时曾是公社里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双料冠军。

一来二去，拔得头筹。再来，再来。许多年未下棋，没想到自己功力不减。未及喜形于色，风云突变，只见血流成河，杀人于无形，我的天，再也没开和。后来他告诉我，文革中他乐得逍遥，西城区的冠军、市里的不少名家都败在他手下。

姐夫出身不好，他的父辈与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是近亲。传说中四大家族的万贯家财他们没享用过，与国民党大亨却有千丝万缕脱不清的干系。姐夫文革前就读于一所重点中学，因为家庭，脑门上被终身刻上了“此生不宜录取”的烙印。人贵有自知知明，他高中毕业好歹找了份工作。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建筑公司工人，苦力。

文革后，劫后余生的芸芸众生急于摆脱知识断层的沉疴，诺大的北京城更是求贤若渴，公司领导想起了这个老高中生，偶尔让他去职大代课。在许多老师眼里深奥的高等数学，天书般的微积分、数列，讲起来得心应手。英语没人教，他学的是俄文，教起这些工人大学生来，英语也说的一级棒。他成了没有名份的干部，没有学历的脱产教师。他告别了十几年的水泥、沙子、石块，告别了将他的大拇指打的粉碎的混凝土搅拌机。

人到中年，姐夫脱颖而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大学文凭，晋升过程一帆风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历史就是这样的诡异，一会儿说出身剥削阶级，一会儿说书香门第。本该飞黄腾达一飞冲天，他却我行我素，既不入党，也不当官，每天早起晚归，爬高楼，监督、检查一丝不苟。学生里心眼活泛的不少成了大老板，他却每天穿着一成不变的旧衣服，挤公交。迂腐的老夫子学不会与时俱进。

临到退休，他的“工程监理证”成了聚宝盆，街坊邻居个个羡慕，说，是金子总会发光，活该小李子要发财。

工程监理好似导演，大到钢筋的粗细，小到砖头的强度，一面墙平不平，一袋水泥合格不合格，事无巨细，挑个刺，找个茬，哪个老板不紧赶着上供。

姐夫名声在外，客户纷纷找上门，请他去当监理。都说工资好商量，你去把关我们一百个放心。

姐夫拿着双份工资，后来，晚辈中有人开上了奔驰、宝马，他依旧胸前挂着交通卡。

在寒风凛冽四面透风的半成品楼上，他这个总监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服一次次脱给冻得瑟瑟发抖的民工，一件，两件，三件，“对不起，我只有最后一件了。”

在冰冷刺骨的建筑工地，民工们揣着手冻成一团，偷奸取巧人之常情，何况天冷的实在有些伸不出手。有个贵州小伙子，衣衫褴褛，脚上的一双球鞋绽开笑容，露出里面的肉，唯独他一人，虔诚地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伸出黑瘦的手，哆哆嗦嗦坚持不懈地把钢筋缝里的烟头纸屑草棍一点点往外掏。“你把他叫过来。”姐夫冲包工头说。“过来过来。”小伙子吓坏了，以为犯了什么错，战战兢兢。姐夫掏出一百元大票，递给他，“明天去买双鞋。”第二天，所有的民工都乖乖地趴在地上干活，眼巴巴地望着他，分明在央求：老板，我们都老老实实干活，发钱吧。

没过几年，姐夫突然说，我不想干了。老板劝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往高楼上爬了，只要挂个名，签个字，工资照拿。在母亲家，酒酣耳热之后，他说，太黑暗了，我宁可不干也不签字，我得对的起自己的良心。我真想拽一句：朽木不可雕也，良心值几个钱！偷工减料司空见惯，唯利是图的又岂止建筑业一家。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安贫乐道恐怕要让人笑掉大牙。

当一座座新修的高架桥接二连三轰然崩塌，当惨绝人寰的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距震中近在咫尺，竟有一座学校的楼房没倒，我才掂量出良心的价值。

                                201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