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史料记载和亲历者的回忆，陈光发现日军的进攻势头已逐渐减弱，便于下午四点多钟离开六八六团阵地，匆匆返回位于肥猪山东麓的师部。见到师参谋处长王秉章后，派通讯员将时任师政治部副主任的黄励找来，三人一起商量研究如何突围。
从全天的进攻态势来看，南路日军的攻势最弱，似乎兵力也不多；东南方向虽然基本没有攻势，但很可能是日军设下陷阱——表面上，只要越过大汶河向东行进约二十华里，就可进入宁阳东部的山区。但这条路经过的是大汶河主渡口，日军很可能有重兵把守，部队一旦遭到阻击，位于安临站配备有骑兵、装甲车的追击部队，用不两个小时就可赶到！因此陈光等认为，还是向西南方向突围为宜。
实事求是地说，有关此战的文献资料留存下来的很少，很多具体细节大都是亲历者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受个人的文化水平及精神状态等方面影响和限制，难免存在某些记忆错误等，甚至相互矛盾与冲突之处。例如，据时任师参谋处长的王秉章回忆：“下午3时左右，接到罗荣桓政委从东汶宁支队发来的电报，他说那个方向没有敌情，建议我们向他所在的方位突围。”（注1）
但据时任一一五师通讯营营长张瑞回忆：“我们电台在10日晚上，向北转移前工作过，11日一天，我们在陆房没有架电台，电台没工作。”（注2）张瑞时任一一五师三科（通信）科长兼通讯营营长，他的专业就是无线电通讯——曾担任过瑞金红军通信学校技术教员、训练处主任，以及红一军团电台分队长。从逻辑与常理推断，他的回忆应该更为准确。但据时任六八六团团章张仁初回忆，罗荣桓政委的电台每隔半小时就同他们联系一次。
根据亲历者回忆，陈光等在做出突围决定之前还是很慎重的，三次打电话询问六八六团寻找突围路线的情况。根据亲历者回忆，当晚六八六团派出数拨侦察人员，对南和西南方向的日军情况进行实地侦察。最后是六八六团侦察参谋梁奉洲那一路，于天黑之前顺利返回团部，报告了西南方向的敌情及突围路线。师部得到六八六团的侦察报告以后，确定将部队分为两路，向西南方向突围。
时任115师通讯营营长的张瑞，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图片取自网络）
确定向西南突围之后，陈光等分头行动。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召集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一一五师赖可可、李作鹏、梁必业及津浦支队孙继先等前来师部开会，研究部署突围事宜。会议决定分两路连夜突围，要求立即回去进行传达动员。
据亲历者回忆，一一五师师部突围的战前动员是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作的，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的外面，没有灯火，四周黑黝黝的。他的声音低沉、惨痛、简洁明了：“同志们，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只有跟部队一起冲出去，才有生路！拼死拼活也要冲过去！” “八路军是打不垮、拖不垮的铁军！”“但不要恋战。”“不准丢弃伤员。”“不准丢弃武器。”“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不准咳嗽，不准说话，不准弄出响声，要互相帮助。”
动员结束前，黄励向各部提出要求：用白手巾敷在左臂作为识别信号，马匹的蹄子都要包起来，用雨衣、厚布、绳子缠上。马会嘶鸣，除了要包上蹄子外，马嘴也要包上。手电筒、行军锅、油桶、饭盆、缸子，这些容易发出响声的东西，统统丢掉。随即师部各部门及直属部队立即分头行动，紧张投入突围前的准备工作。
比较难办的是辎重队，按照师里下达的命令，弹药及银元不能丢，被服、粮食等可以就地掩埋，但那一百多辆马车及驮马及一些笨重的装备和辎重等均无法携带。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师机炮连的步兵炮和山炮及其炮车。那几门炮是多次作战缴获的，是东进时从山西一路带过来的。虽可分解开用马驮，但没有那么多驮马——重机枪、迫击炮与苏罗通机关炮等均须马驮。突围选定的路线主要都是山路或小路，且在突围过程中极有可能遭遇敌军，所以师里最终决定，将那几门炮选择较为隐蔽的地点进行掩埋。
据时任六八六团侦察队司号排长的陈目海回忆：在整个陆房作战中，师部的那三门炮没有参战。只有那两挺苏罗通机关炮布置在村口，大概是防止敌人的坦克车冲进来。实际战斗到最后，也没见日军有坦克、装甲车冲到陆房来。晚上突围之前，炮是我们六八六团团部派人帮助掩埋的——埋炮的土坑是我们六八六团团部的同志挖的，师炮兵连的同志负责拆卸包裹好，运到挖好的坑边来。山炮和步兵炮的掩埋地点，我记得大约是在西陆房村外，一片较为平坦的小河滩附近。
之所以选在这里，据老红军陈目海讲，是因为山上的土层很浅，一时间难以找到合适挖坑的掩埋地点。至于那几辆炮车，由于造型和个头较大，无法掩埋，只好扔在陆房村附近的空地上。炮车上拉的二十几发炮弹，也和炮一同掩埋了。
八路军山间行军。能够看出，骡马驮着的是重机枪。（图片取自网上）
由于必须要带走的弹药、银元以及电台等设备较多，师部要求悉数分派给下面部队帮助带走。一些无法带走的文件、书籍等，掩埋了一部分，焚烧了一部分。尽管做了周密的安排，但由于时间仓促，还是有些文件、枪支和物资等散落在陆房周围。估计除了暗夜等的原因外，也有一些是头天早晨后撤时，以及后来的作战过程中造成的。
在被掩埋的物品中，据说还有一口行军锅，是红一军团从井冈山带下来的，经过了万里长征都没丢，因在这次陆房战斗中被炮弹皮击穿，只好忍痛丢弃。师部辎重队的近二百匹骡马及大车，只能忍疼遗弃在陆房村外的山坡及空地上；少量带不走的无线电台以及迫击炮和枪支等，在老百姓帮助下掩埋起来。
有文章称，那两门苏罗通机关炮随同炮弹也被就地掩埋了，而后被日军挖走了。但据笔者考证，那两门苏罗通机关炮应该是都带走了，理由有三：
一是如前所述，单凭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等很难对付装甲车和轻型坦克，而20毫米口径的苏罗通机关炮却可以轻易将其击穿。所以，为了对付日军追击部队的坦克与装甲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断然不会放弃这两门苏罗通机关炮的！
二是苏罗通机关炮，还是十分有效地对付碉堡、炮楼等据点的武器，用不几下就能将其防护墙击毁！部队向西南方向突围必须要跨越大汶河，敌军很可能会在渡口设有堡垒与工事，要想在极短时间内打破封锁，苏罗通是必不可少的利器！
三是从史料记载看，一一五师这两门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应该是抗战之初国民政府配发的。苏罗通机关炮一般为配有三脚双轮式和支架式的（主用于防空），但也有去掉支架和三脚双轮、带有像轻机枪一样两脚架式简易型的。这种简易型的苏罗通机关炮重量较轻，大约只有120磅、约合54公斤重，分解开完全能够携带行军的。
简易型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图片取自网上）
有关一一五师所部陆房战斗突围计划，几乎所有的回忆及史料记载都语焉不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少数上层领导明了具体的突围路线，在突围过程中又出现混乱等意外情况。综合各种资料推测，最初的计划应该是分为两路：一路是一一五师师部等由第六八六团掩护，向西南过汶河去东平无盐村；另一路是由津浦支队掩护，护送泰西地委机关及国民党的县政府人员，向南面的汶上一带突围。
之所以如此安排，首先是因为整个部队人数众多，拥挤在一条小路上行进肯定十分缓慢。而分成两路的好处是，假如一路受阻、另一路就可能突出去，都挤在一路一旦受阻，就有可能都突不出去。这种安排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作战部队作用，各掩护一部分机关人员及非战斗人员。
是日当夜，日军为防止我军突围，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警戒部队，并燃起火堆照明。从其时两军的态势不难看出，西路的日军最多，北路日军次之，安临站有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及骑兵部队。所以八路军不可能从这三个方向突围，但由于另外四路——尤其是南路及东路日军没有赶到，推测防守南面的日军主要为从大汶河渡口抽调的第十混成旅团所部。如此一来，这个方向日军的防守兵力明显不足。
在开始突围之前，代师长陈光向各部强调：不准有光亮，不准有响声。可要做到没有响声很难，不说话可以，但不打喷嚏、不咳嗽就难了。老兵告诉新兵喷嚏忍不住就揉鼻子，手电筒、行军锅、油桶、饭盆、缸子，这些容易发出响声的东西统统丢掉。为防止马蹄铁碰出响声，用雨衣、厚布等做成“袜子”，套在马蹄子上；怕骡马嘶叫，有人建议用布把马嘴包上，但资深骑兵说可在马尾巴上系块砖头，坠着马尾巴就防止马啼。
当晚，整个部队完成突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后，随即按照突围的计划进行安排：机关等非战斗人员纷纷向其掩护部队所在的位置靠拢。
根据亲历者回忆，部队准备完毕后集合起来，各部领导宣布行军纪律并做了严格检查。突围之前为了迷惑敌军，津浦支队骑兵连佯作要向东南方向突围姿态，派出9人，分成3个小组，每组3人，飞马奔驰在阵地前，也打枪、也投手榴弹，引诱敌人仓促还击。留在陆房牵制敌军的六八六团二营，派出四支小部队，分别向西、北、东三个方向骚扰敌军。从战后看，这些行动的确起到了迷惑敌军的作用。
当晚二十二时许，两路突围部队分别开始行动：在当地熟悉路况的老百姓引导下，先头部队的战士们，弹上膛、枪上刺，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大概是出于为尊者讳，尤其陈光出事后，陆房一战一度甚少被人提起。因此，多年后亲历者的回忆中，有关突围部队的顺序等说法不一，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
由于整个队伍较为庞大，避开大路走小路，又是在暗夜，所以实际出发时，这两路大军很快根据实际情况变成了四路。
先说一一五师这一路。综合史料记载和亲历者回忆，陈光亲自带领骑兵连（实际不足两个排）及侦察连在前边探路，紧跟其后的是师参谋处长王秉章率领的特务营（负责掩护），之后由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师部机关、辎重营、通讯营等。六八六团一营担任后卫，在政委刘西元率领下走在前边，团长张仁初率领特务连、侦察队走在最后边。具体路线是沿岈山小路，绕过孙伯镇的守敌，从西南涉过大汶河。
另一路由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张北华及孙继先等率领，津浦支队担任前卫在前边开路，随后是部分地方部队和田家滨旅的剩余人员，掩护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以及国民党肥城县政府人员，担任后卫的是冀鲁边七团及山纵六支队二团二营那两个连，从寨子向南过摩天岭，突围至汶河以南的汶上一带。
此图为陆房两路部队突围的大致路线。（图片取自网络）
整个突围的过程，基本还算顺利，但第一一五师这一路出了些差错。出发不久，为加快行进速度，就变成了两路：一路是王秉章率领警卫连及师司令部机关等，沿小路穿过岈山向西南过汶河，这一路紧跟在陈光率领的骑兵后边；第二路是师直辎重营、通讯营等，在特务营掩护下，由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经下庄从孙伯西面向西南过汶河。
右（西）翼这一部分，未遇见什么大麻烦，较为顺利地突了出去。但左翼黄励副主任这一部分就不太顺利，虽然在特务营等掩护下也突出了包围，但中途被日军发现受阻，丢失了一部分机关人员。后在通讯营长张瑞的带领下，大部分从红山口向南突围成功，途中巧遇孙继先的津浦支队，下半夜一起渡过汶河，撤到了安全地带。
还有一小部分自行突围，跑到东边的望鲁山躲了起来——据其时在一一五师保卫处受训的张魁三回忆：“晚上又向东南突围。在师骑兵连掩护下，我们直属队沿一条大沟，向东南冲去，被敌人发现，机枪、小炮，一起朝我们打来，火力很猛，被迫退回来。我们保卫队受训的一部分人，突了出来，上了望鲁山，又向东南走，到了龙岗石，在那里呆了一天。还有许多逃难的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注3）这部分人员在望鲁山多了两三天后，才越过大汶河与大部队会合。
南路出发不久，也分为两路：大部队跟随津浦支队一路向南；另一路是六支队二团二营等部队在张杰营长的带领下，顺小路向南进至老鼠峪与张北华政委率领的六支队司令部会合，再向西突围，安全抵达荣华树。孙继先指挥津浦支队，采取骑兵骚扰、侵袭以及放枪、扔手榴弹等战术，骚扰把守路口的日伪军，并派小部队与日军打了一阵。掩护主力迅速而巧妙地绕过日军重兵把守的孙祖路口——据时任泰西青年部部长兼保卫部部长的袁振回忆：“记得有一位放羊的，知道一条小路，他带我们去了东平、汶上一带。”（注4）
1939年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左二）与中共泰西地委书记袁振（左五）等在泰西合影。（图片取自《烽火HOME》网）
据有些老同志回忆，在突围过程中，经过某个路口时，按说如此大一支队伍经过，不可能完全没有声响，但守在路口的日军和伪军，却只是咋咋呼呼在哪儿喊，甚至有意不往队伍这面看，所以后面的大部队，才能得以顺利地过了那个路口。根据这些情况判断，守在这个路口的，很可能是那个第十混成旅团的人。日军的这个第十混成旅团刚刚成立四个来月，是从日本国内刚刚调到中国来不久，没有什么战斗经历，大约看到白天日军进攻遭打击的情况，估计很可能是怯战、怕被消灭，故装作不知道有大部队经过。
相较于其他亲历者零碎简要的回忆，其时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运输队当勤务员孙家明前辈的回忆不仅生动，而且基本完整地回顾了突围的过程：
“晚上10点左右，开始行动，队伍分头向外突，师部从西南方突围。
鬼子在周围的村庄、道路、桥梁和高地，全部点起大火堆。我们就在火堆之间的黑影处往外钻，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只有300米左右，在火光的映照下，日本鬼子腿上的绑带，都清晰可见。
我们由向导带着，尽量沿着沟渠走。走山沟和沟渠的好处是，敌人不敢下去，坏处是下面是湿地，走路容易发出响声。大家非常小心，一不出声，二不咳嗽，多数时候，都是踮着脚尖走。
两天没有吃饭，已经饿过极限，不觉得什么，但两天没有水喝，嘴唇干裂，嗓子冒烟，却是极度难挨。走在沟里的时候，我发现骡马走过，蹄印里会渗出一些泥水，明知很脏，这时也顾不上了，捧起来就喝。
走到山崖口附近，不断有口令传来：‘跟上！’这些地方很容易迷路走错，天又黑，一不小心就离开队伍，不知跑到哪里了。
传口令时，要轻轻对着后面的耳朵说，但你一停下传口令，前面的人就不见了，急忙要跑着向前追，但又不能大踏步跑，以免弄出响声。
在一块麦地里，我刚刚卧倒，就听到要求跑步前进的口令，刚站起来，突然又传来‘卧倒’声，我急忙趴在小麦地里。当时小麦快成熟了，隐蔽不成问题。我刚刚卧倒，一队日军巡逻骑兵，就在距我们十几米的路上跑过。
由于走的不是道路，而是河沟、山崖和田埂，所以摔倒的人很多，身上滚的全是泥巴。
跑到平原上，遇到敌人的封锁壕沟，必须跳下去再爬上来，那些沟都有几米深，跳下去一跪，膝盖就破了，一夜下来，不知跳过几条沟，我的两个膝盖全烂了，血混合着泥沙结成了硬壳，棉裤腿也破成了两个大洞。我看到，有个战士跳下沟，被一截树枝戳进腿里，别人帮他把树枝拉出来，腿血淋淋的，但他忍着痛，不吭声，用毛巾扎上，一瘸一拐继续走。
快冲出包围圈时，遇到一条河，叫汶河。河水不算很深，只到大人的大腿根，但我一下去，水就淹到胸脯了。根本来不及脱衣、脱鞋，就那么趟过去。过了河，大人只是裤子湿，我是全身都湿透了。挎包里一包水，膝盖血淋淋的。
那天晚上，有些人迷路走错了，几天后才找到部队。但11岁的我，终于突了出来，没有掉队！
一直跑到第二天早上天亮，终于宣布，我们已胜利突出包围圈。然后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东平县无盐村，这才停下来。”（注5）
12日拂晓，绝大部分部队都突破了包围圈——第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等部，分别转移至东平以东的无盐村和南陶城；津浦支队、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等单位，则转至汶河以南地区，使敌之围攻计划未能得逞。据津浦支队司令员的孙继先回忆：“突围后，部队在汶河边树林内休息，这时张霖之派人去请我讲战斗故事，与此同时，我们电台与罗荣桓政委联系上了，罗政委指示我们立即向他们靠拢。”“我们按照命令，进驻东平南部山区，距离罗政委只有20里路。”（注6）
当晚没有突围的部队，除了张魁三回忆的那部分躲藏在望鲁山那部分同志外，再就是位于鸡冠山上的那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这部分同志躲在山上没有被发现，冲进陆房的日军傍晚撤走后他们才撤离。
最后一支从陆房突围的队伍，是留在后面担负牵制与掩护任务的六八六团二营所部。之所以这样安排部署，也是由于二营的战场位置决定的。二营一直在陆房的西北面——在黄土岭一带担负防守任务，这里是由北面进入陆房的要冲。北路这股日军也是一股比较大的，此处距离陆房较近，只有三公里左右，而且路比较直、容易行走。此外，整个队伍选择的突围方向基本上是向南，也要防止日军从身后兜过来。
大概是考虑到二营的任务十分艰巨，而且伤亡较重——特别是连排两级干部，团长张仁初和政委刘西元商量后，决定团参谋长肖家祯和政治处主任方国南留下指挥。待大部队突围行动开始后，二营一面派小部队四处骚扰日军，一面做好突围准备。时至下半夜，估计大部队突出去后，除七连一个排留在原地牵制敌人外，二营主力在向导（当地老百姓）带领下，从一条小路向西突出了重围！据时任二营七连司号员老红军柳玉路回忆，留在后面那个排撤离途中天已大亮，为了掩护主力的后撤，全排仅一名同志安全返回！
第二天八时许，经过一夜休整的日军大部队，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攻势——此时日军第一一四团那四路扫荡部队已经赶到，围攻陆房的日军已达八千多人。令日酋意外的是，炮击过后，日军的攻击部队未遇到任何抵抗，很顺利地冲上了各个阵地。当日军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陆房村，只见百多匹骡马散落在山坡等处吃草，周围是被丢弃的一些破破烂烂的物品及到处飘落的纸灰等，而昨日被围困的八路部队早已不见了踪影！
日军为了泄愤，不但枪杀了伤重被俘的五名八路军战士，还逼迫几十名村民穿上八路军的服装，然后当作八路军战士予以枪杀。其后不甘心的日军搜索了肥猪山等主要阵地，发现被遗弃的上百辆大车，尤其是看到那四辆炮车，禁不住欣喜若狂——有车必有炮！随即组织人力对可疑之处进行挖掘。
由于掩埋物资之处较容易发现，掩埋在河滩那四门火炮以及大批的被服等辎重被挖出后，日酋才感到有些释然。日军随后将阵亡者尸体收集起来，遵循惯例进行处理——如果死亡较多则在现场焚烧，将骨灰和遗骨装在骨灰盒里携行。待返回营地或战事告一段落后，由各级指挥官亲自主持慰灵仪式进行祭奠，然后择机运回日本本土安葬。
根据陆房村老百姓的回忆，由于此战死亡的较多，尸首无法带走，日军在东西陆房村周遭设置了三个焚烧场：“一处是岈山与肥猪山相接处，我六八六团一营三连和五连阵地前，寨子北沟；二是大董庄村中大桥旁（现为董贻美的院子），六八六团二营与一营四连阵地处；三是凤凰山庄北、安临站村西的布家林，我津浦支队阵地前、我特务营阵地侧，骑兵连冲杀之安临站处。他们烧死尸用的，都是老百姓的门板和桌椅木料等。”（注7）随后日军于傍晚时分，匆匆撤离。
在整个陆房战斗中，陆房一带人民救护八路军武装伤员和游散人员七十八名，突围部队在宁阳一带我掉队的二百余人，均被当地群众和抗日政府收留救助后归队。掩埋在黄土岭及肥猪山一带山上的，大都是六八六团的同志，其中二营牺牲的同志最多，除了牺牲在回撤路上的，基本掩埋在这里。他们是闽赣及四川籍红军指战员们，以及1936年东征参加红军的山西籍战士，遗憾的是他们绝大部分连姓名都没留下！
陆房突围结束不久，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最初的总结是胜利，为此政治部宣传部的部长赖可可还专门编写了一首歌曲。但很快就有不少同志就对胜利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此后赖可可编写的那首歌也不再唱了，代师长陈光也因此战背负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包袱——甚至到后来，陆房作战反而成为了陈光的一大罪状。
注1：见《东进抗日铸辉煌—纪念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暨陆房战斗70周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295页。
注2：见泰安党史办编辑的《陆房战斗有关问题》第16页。
注3、4：见泰安党史办编辑的《陆房战斗有关问题》第20页。
注5：摘自“金羊网”2007-08-18，纪念抗日战争胜利（1945，8，15）62周年特稿（摘编自作者未出版的回忆录《十岁当八路》）
注6：见泰安党史办编辑的《陆房战斗有关问题》第4页。
注7：见泰安党史办编辑的《陆房战斗有关问题》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