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60：华南特案组之（二）李代桃僵（中）
【尘封档案】系列之160：华南特案组之（二）李代桃僵（中）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05期
作者：迟婴、东方明
九、一网打尽
李老大对敌特针对其子李德馨采取的绑架行动的动机的猜测，可以说是基本到位——
2月21日晨，穆逸云在获悉龙吞云发动“武装暴动”失败被军方一锅端的消息后，果断作出“丧事当喜事办”的决定，把预先印好的传单散发街头，然后向台湾“保密局”总部拍发密电“报捷”。上蜂给“直行大队”配备的电台功率比较小，难以直接发往台北。据报务员区春锡说，这种电台只能跟珠江口外伶仃洋海面上游弋的国民党海军舰艇进行通讯，再由军舰上的电台中转，会耽搁些时间。穆逸云的“报捷电报”发出后，过了六小时方才收到“保密局”的回电。
把电报译出来一看，穆逸云不由一个愣怔。原以为“直行大队”弄了一出“武装暴动”的闹剧，还锦上添花加料散发了传单，上峰给个表扬嘉勉是少不了的，往下可以消停一下，休整休整。哪知，上峰回电中没有嘉勉不说，反而又下达了一桩让穆逸云感到汗毛直竖的使命——对付刚组建的华南特案组！
应该说，建国伊始，敌特对我方内部某些情况的刺探、分析是比较成功的。比如，敌特方不但知晓华南特案组已于2月上旬正式组建，在此刻给穆逸云的密电中还列明了七名侦查员的姓名。事后我方反特部门判断，这可能跟华南特案组是由之前刚刚圆满侦破“55专案”的班底成员组成有关，“55小组”成立时，上级并未打算将其改组为华南特案组，这宗系列重案一破，不仅坊间热议，公安系统内部更是有一番点赞，而且有些警员是跟亓舞牧等人打过交道的。当时，公安机关有一部分留用旧警察，敌特方肯定会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这些情况。另外，华南特案组展开工作后，也瞒不过同行，这个密在公安内部是保不住的。因此，被敌特获悉也不足为奇。穆逸云此刻收到的密电中，甚至还对除梁武道、侯烈以外的特案组侦查员的年龄、体貌作了基本准确的描述。
对付华南特案组自然是风险不小，好在“保密局”的密电中只要求“对其采取报复性行动”，至于采取何种报复行动及行动的规模、效果，并未作出规定，也就是说，可以由穆逸云自由裁量，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
于是，穆逸云跟区春锡商量应当如何实施。讨论下来，认为目前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掌握华南特案组的驻地和他们眼下的工作情况。说到这里，穆逸云突然想到一个情节：据对“耀祖旅馆”进行秘密监视的黎启蒙说，年初三午夜，旅馆伙计骑自行车出门，却跟一个骑摩托的男子回来。后来，该男子一并被军方抓走了。这人是谁？是否跟龙吞云一伙全军覆没有关？如果有关，这个案子是不是华南特案组在侦办？
穆逸云把这个念头一说，认为可以设法秘密查一查，遂把黎启蒙叫来，问他是否看清了那辆摩托的牌照号码。黎启蒙是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当然不会疏漏这一点，随口就报出了号码。穆逸云安排另一特务柏如山动用在旧警察中的关系，很快查到了三轮摩托车的车主李老大。穆逸云随即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李老大被军方逮捕，如今关押在哪里？还是已经释放了？这个情况也需要查一查。
柏如山再次出动，不久有了结果：李老大被捕后，随同龙吞云一伙被押解市公安局，当天就开释了。柏如山也是职业特工，并未到此为止，顺便让其关系查了一下那伙被捕者中当天被释放的有几人，都是谁。这个由其自作主张的“延伸调查”查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被捕的人犯中，除了李老大，另外还有一个年较人，他比李老大开释得还早，据说连监房也没进。当时在场的警员事后传言，别看这个年轻人貌不起眼，人家可是香港来的富商公子，人称“尹少爷”。
这一说，穆逸云马上想起密电中对华南持案组部分成员的介绍，其中有一个叫尹小白的，年龄不过二十出头，不会就是那个“尹少爷”吧？由此，穆逸云确认“武装暴动”穿帮跟华南特案组有关，估计那个姓尹的年轻人是被派去卧底的。
那么，李老大在其中又是什么角色呢？这个就暂时无法获知了。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三个下属倒颇积极，提出由他们通过各自的关系设法向关押在市局看守所里的龙吞云、费耀祖等人打听，被穆逸云断然否决——这是重大政治案件，公安局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可不像之前打听车牌或李老大是否已被开释这些情况那么简单。别说留用警员了，就是南下干部、地下党出身的警员，这种案子也未必能沾边，若是有哪个留用警员果真打听到了什么信息，那无疑就是人家在钓鱼，你就等着进局子吧。
但穆逸云并不想放弃李老大这条线索，毕竟这是目前了解内情唯一的渠道。据穆逸云所知，李老大这种角色在新政权眼里属于灰色人物，虽是帮会骨干，但并无民愤血债，一般不会算作恶霸或者反革命，但跟“开明绅士”也沾不上边。目的新政权虽然顾不上动他，以后怎样就难说了。既然此人是个资深老江湖，对自己的处境也应当是了解的，如若以江湖方式（加之暗示有台湾背录）约其见面，估计他会识时务的。
让谁出面约李老大见面呢？黎启蒙推荐了一个人，说他有个开米行的宋姓表兄，颇有魄力，胆子也大，可以让他给李老大捎一份年礼过去，顺便请他出来见个面。
回头跟“方头”宋鼎一说，米行老板果然一口答应。不过，他是半年前刚从新会来广州开米行的，他听说过李仁昌，，老大却未必知道他这种无名鼠辈，直接登门送礼捎话，只怕人家见都不会见他。那该怎么办呢？一打听，李老大的弟子洪非每天在街头挑着副担子叫卖糕点，于是决定请洪非转告。
其实“方头”是块什么枓，黎启蒙是清楚的。他之所以敢推荐“方头”接下这桩差事，是考虑到反正就是捎个话，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不是脑残，都不会出差错。哪里想得到他这个表兄太想在省会道上朋友面前表现一番了，竟然高调行事。见过洪非之后，“方头”寻思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就去给黎启蒙回话说没问题了。黎启蒙信以为真，返回“恩济阁”向穆逸云禀报。当晚七时，经过一番化装的区春锡，作为穆逸云的代表，前往西荣巷口的“怡福馆”，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李老大露面，只得无功而返。穆逸云得知后，倒也并不在意，说看来昌公有顾虑，没关系，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直行大队”掌门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不在意，有人在意。那个在意的人，自然是本该在这出戏里打酱油跑龙套，却误把自己当作主角儿的“方头”了。
如果给“方头”的黑道身份作一个定位，只有三字评价：“未入流”。他在新会待了三十余年，没有任何帮会组织待见他，他自己又没能力组建一个什么堂口，同时又自命不凡，平曰恃强凌弱，横行不法。这样一个家伙，从一个小县城进入省会定居，还独资开了一家比他在新会的规模大一倍的米行，其自我感觉之好可想而知。“方头”急于在广州扬名立万，成就多年梦想，结交了若干跟其在新会的状况差不多的“未入流”的地痞和混混儿。刚把小圈子建起来，就迎来了一个契机：广州解放了，原先的帮会骨干、流氓恶霸逃的逃、抓的抓、隐的隐，腾出了黑道舞台上的若干空间，“方头”就想趁机竖起自己的名头。
如今是新社会，靠打打杀杀已经行不通了，梦想成不了真不说，还会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所以，他想采取引而不发之计，既在道上亮出名号，又不真的干出够折进局子的事儿来，这需要有背景帮衬，还要有机会。没想到，表弟黎启蒙然把机会送上门来了。得知表弟请他去跟李老大打交道，“方头”寻思，如果借此机会把李老大给降服了，何愁在羊城道上出不了名？遂有了半道拦住洪非的那一幕。
“方头”虽然给表弟回话说李老大肯定准时赴约，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跟新结交的地痞混混儿商量，万一李老大不赴约怎么办。最后决定：如果李老大拒绝赴约，那就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当然，来硬的只怕不行，这主儿会武术，据说年轻时打架一人同时对付七个流氓都没吃亏。再说，他是洪帮人物，徒子徒孙不少，即使已经解放了，有事只怕还能叫得应。那就换个目标，对付他儿子李德馨吧。小李在铁路机务段干技术活儿，跟乃父完全不同，白面书生一个，老李的武术也没传给他，应该还是好对付的，把他请到米行作为贵客招呼就是了。李老大只有这么一个独子，还不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通知他去赴约，他还敢拒绝？
于是立即着手做准备：“方头”带两个弟兄去西荣巷口的“怡福馆”盯着，看李老大是否赴约；这伙地痞中最能说会道的“溜溜嘴”罗达旦冒充小李的亲友往铁路机务段打电话，询问李德馨今晚是否加班，如若加班，就在半道守伏，万一李老大不去赴约，那就动手绑人。
“直行大队”派出的特使区春锡不认识“方头”，自是不知这帮人在暗中做手脚。他离开饭馆后，“方头”便决定冲李德馨下手，率领罗达旦等三个地痞守候在铁路机务段附近，午夜过后，终于候得李德馨下班骑车路过，连人带车将其“请”至不远处小河边预先停着的一条木船上。这条木船是“福福米行”平时下乡收购粮食用的，此刻正好被“方头”用作绑架作案的交通工具。
在整个儿绑架过程中，李德馨充分配合，并未吃到什么苦头。由于其父的帮会身份，他童年、少年甚至成年后，曾遭过数次绑架，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这次他的反应也是比较淡定。到了米行，由绑匪陪着吃了准备好的夜宵，就进了“方头”给预备的卧室，倒头便睡。
苦主睡着了，“方头”倒失眠了，他对此举似有后悔之意，寻思事先应该跟表弟通个气的。万一李老大不吃这一套，那怎生奈何？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遂写了一纸落款具名“一叶”的帖子。别看“方头”混黑道不入流，却是上过三年私塾的，那手毛笔字竟然还看得过去。
却说李老大获悉儿子被绑，紧急联系警方。亓舞牧、麦善谋、陈君临赶到市局，听了老李一番陈述，组长亓舞牧马上表态：救人要紧，咱们这就行动。这样吧，我们先安排一处安全隐秘的地点，您去那边休息。那里有电话机，我们随时可以联系。您放心，我们肯定能把少爷营救出来。
亓舞牧之所以那么有信心，是因为他对绑架案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判断：此事不应是“LM”所为。现在是什么形势？“LM”无论做什么，首先要考虑自身安全。按照通常思路，面对李老大昨晚没有赴约的状况，作为一个职业特工，“LM”的第一反应是要弄清楚对方不赴约的原因。特案组侦查员中不乏从事过多年秘密工作的，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还没弄清楚原因就下令绑架，强迫对方见面，这应该不是“LM”这种高级特工的素质，倒像是些不入流的小混混儿所为。
跟副组长梁武道交换意见后，亓舞牧决定对“福福米行”采取行动。向领导请示，获批。考虑到宋匪落网后，有可能随即供出幕后指使者，特案组又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安排公安大队待命。稍后，特案组侦查员连同外援便衣共二十多人将“福福米行”悄然包围。下午五时许，行动开始，宋鼎、罗达旦等一干匪徒落网，李德馨被成功解救。
一小时后，年后刚刚开张的“恩济阁”被公安大队包围，穆逸云、区春锡、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五犯被一锅端。行动如此顺利，亓舞牧在欣慰的同时，也稍稍有些不放心。五名被捕的敌特身上没有搜出武器，就是在食客到不了的账房、伙房、库房，也没发现武器弹药。原来一应特务活动的武器、器材全在后院那株据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大榕树上的一个树洞里藏着，如果要使用的话，得架起梯子爬上去取。这就是说，穆逸云一伙根本没有料到他们干的事儿这么快就会穿帮。
特案组长心里犯嘀咕了：据宋鼎供称，前一天其表弟黎启蒙去找他，让他相帮约见李老大时显得很急迫，今天怎么对此不起劲了？不但一整天都没跟宋鼎联系，还若无其事地开门迎客做起生意来了。按说，羊城地面上这种规模的饭馆，通常都是元宵节过后才营业的嘛。这其中，是不是有问题？
十、李代桃僵
对被捕敌特的讯问连夜进行，原以为会有一番折腾，但穆逸云等人犯并无零口供的打算，有问必答，对受命潜伏、组织暴动、策划对付特案组等，都一一作了交代。关于亓舞牧先前感到不解的那个问题，区春锡等人都说是穆逸云下令停止对特案组采取行动的。穆逸云本人则供称，他昨天午夜让区春锡用电台跟台北“保密局”总部进行联系时，接到指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这也是今天“恩济阁”开始正常营业的原因。
汇总完审讯口供，尹小白跟亓舞牧组长有同感，也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个惊动北京，打着“保密局”、“二厅”牌子的双料特务“LM”就这样谢幕啦？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个穆逸云别是冒牌货吧。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亓舞牧目光炯炯看着尹小白：“黑仔，说说理由。”
尹小白的理由有三——
第一，据穆逸云供称，他是去年夏天受命潜伏羊城的，代号是“孟加拉国白虎”，当时他的老东家“国防部二厅”并未给其配备从事特务活动的一应器材。广州解放伊始，可能出于其身份转换的方便——一旦哪天他被我方盯上的话，他的饭馆老板身份是经不起调查的，敌特方就搞了个小伎俩，通知他外出避祸，利用国民党空军空袭广州的机会，炸毁了原先的“穆记饭馆”，以便“恩济阁”的开张。由此可以判定，“二厅”最初是要把“孟加拉国白虎”作为一枚“僵尸棋”，待日后需要时激活的。可是，穆逸云却在除夕突然接到命令，将其代号改为“LM”，指令其组织“武装暴动”，并暂时改受“国防部保密局”节制。这种从代号、隶属关系直到潜伏意图的系列性更改，别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是在国际特工界也是罕见的——尹小白在香港时至少跟七八个国家的特务打过交道，在特案组诸成员中，他对于“国际特工界”是有发言权的。
第二，即便撇开前述对于敌特两大特务机构联合采取行动之说“高度不靠谱”的质疑，权且当真有这么一回事，此次特案组抓到的这个“LM”，其资历、能力，还有他的气质，根本够不上一个具备“保密局”和“二厅”双重身份的双料大特务。
第三，再说“直行大队”策划组织的“武装暴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草率。穆逸云收到的密令竟然是“不求实效，重在影响”，这种指令不会是毛人凤凭空一拍脑袋就产生的。人家手下的中外特工专家就是专门搞这类策划的，对于他们来说，“重在影响”的特务活儿多的是，比如暗杀著名社会人士、爆炸电厂桥梁等重点目标，这些行动跟“武装暴动”相比，实施起来都比较简易，而且便于保密。可龙吞云折腾的这个“武装暴动”，烈马金刀，大开大合，恨不得雇一班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再竖一面招兵买马的大旗。这种动静怎么可能不被公安机关注意到？而且，这么简单的问题，“保密局”、“二厅”的那些专家能想不到？所以，尹小白认为所谓的“武装暴动”不过是敌特散布的烟幕弹，甚至是故意让这伙人栽到公安机关手里。
尹小白的观点对其他侦查员的思维有所触动，众人不由交头接耳。尹小白坐在那里喝着茶，心里有点儿得意，正努力控制着不让那份得瑟显露出来，忽见副组长梁武道伸手指着自己，似有话说。
尹小白吓了一跳，他私下跟张百行、侯烈和韦博秋嘀咕过，说他对老梁有些憷头。梁武道是个冷面人，天生沉默寡言，作为领导，似乎缺乏亲和力。而尹小白对他的憷头还来自另一方面：他一十二岁上被党组织寻找到后去了香港，从丐帮少帮主转变为职业革命者。他所在的党的秘密机关是以富商公馆为掩护的，他的身份是少爷。公馆的管家老卓，于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入党，海员出身，是一名优秀的钳工，手劲惊人，酷似一把德国产的老虎钳，他以管理远洋轮的规矩管理公馆，对每个人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像尹小白这样的调皮鬼，遇到老卓就算是遇到了克星，几乎留下心理阴影了。小白曾跟张、侯、韦说起，我只要一想起“卓叔”，就觉得浑身发虚。
而尹小白之所以对特组副组长老梁憷头，是因为老梁跟老卓极为神似。现在，老梁一指，小白赶紧下意识站起来，要去拿热水瓶给对方茶杯里添水，被对方摇手阻止。
老梁示意小白坐下：“你刚才的意见说得很好，你再分析分析，如果穆逸云是冒充‘LM’的假货，敌方的用意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尹小白还真没考虑过，一时张口结舌。这时亓舞牧开口了：“老梁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大伙儿也都发表一下意见吧。”
一番讨论之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可归纳为如下的思路——
目前基本可以判定，穆逸云并非2月12日北京那份情报中所说的“LM”。敌特方之所以要变更穆逸云“孟加拉国白虎”的代号，显然是为了掩护真正的“LM”。冒牌货“LM”——穆逸云所接受的指令，应该是敌方特工专家精心制订的，让穆逸云的“直行大队”策划“武装暴动”及对付“华南特案组”，以此吸引我反特力量的注意力。为保护真正的“LM”，敌特方宁可“牺牲”穆逸云一伙，也算下了血本。为什么要不惜代价，用这种“丢卒保车”的方式保护“LM”呢？肯定不是为了让其长期潜伏下来的目的，否则的话，何必指今“孟加拉国白虎”作为冒牌货露面？众侦查员推断，那个真正的“LM”肩负的使命对于敌特方来说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常敌特潜入内地，执行的任务无非“破坏”、“煽动”、“策反”、“布棋”这么几大类，如今看来，“煽动”和“布棋”可以排除，“策反”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那就只到剩下“破坏”这一类了。举凡爆炸、纵火、投毒，暗杀、暴动等，皆属于“破坏”，但特案组认为前四项均可以排除，因为这类行动不需要进行长期准备，用不着如此折腾。比如三个月前，“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点上校大特务、王牌杀手刘全德潜入上海执行暗杀陈毅的使命，事后查明，敌方并未使用“丢卒保车”等掩护刘犯执行暗杀使命的手段；再如之前敌特方还曾策划在永安公司顶楼“七重天”制造爆炸案，甚至已经将伪装成金属饼干箱的炸药运往现场，但还是让我方给粉碎了，其行动实施过程中也是秉着简单直接的原则，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掩护手段。
因此，特案组反复分析下来，认为“LM”潜入内地的使命是组织反革命暴乱。当然，肯定不是龙吞云之流进行的那种草率的行动。
1950年初，一些原先土匪势力猖獗的地区，尤其是广西部分地区、湘西、大别山及川西北，匪患依旧严重。其原因是“传统”土匪被国民党方面收买，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土匪，与新政权公然为敌。华南特案组在分析案情时，就很自然地往这类匪情严重的地区上靠。那么，“LM”会选在何地进行活动呢？结合政治气候、国际形势、地理位置等综合因素，特案组认为最有可能的应是广西。
“LM”潜入内地的路线肯定是由敌特组织的特工专家结合多方面因素充分论证过的，即先抵广州，然后由粤赴桂。有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从境外潜入广西呢？越南不是跟广西接壤吗？由越南进入广西，不是比到广州再到广西更安全吗？这是由其时越南的现状决定的——
1945年9月2日，越南宣布独立，仅仅过了三周，法国殖民军就卷土重来，越南国内重新燃起长达九年的战火。台湾特工专家在为“LM”制定潜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时，显然不会让其冒险穿越战区，也不敢派遣飞机从法国军队的防区上空飞越然后进入广西空投；即便能安全空投，也难以保证“LM”降落在十万大山的原始森林里能否生存下来。最安全的路线，就是从香港偷渡进入广东，先设法在广州立足。广州有“保密局”、“二厅”等多个潜伏特务组织，有电台可以跟台北联系，可以负责接应并提供安全落脚点，再安排“地下交通”妥送“LM”前往广西。
“LM”不是来广州观光的，按照特工活动的正常规律，他抵达后不应较长时间逗留。可是，从穆逸云的交代内容看，“LM”至少在广州待了十天，估计直到2月22日穆逸云接到上峰的密电命其“停止一切活动”前，方才离开广州。那么问题就来了：其一，“LM”为什么要违反特工活动的惯例，在羊城停留这么长时间？其二“LM”在广州破例超长时间逗留，台北特务机构是否知晓？
对于第二个问题，特案组诸侦查员分析，台北方面应该是知晓的。依据何在？很简单：安排穆逸云变更代号，临时客串“LM”进行近似于公开的特务活动，把我方反特人员的视线引向“直行大队”，如此作为，显然是为保证“LM”在广州意外逗留期间的安全。
至于第一个问题，迫使“LM”待在一个城市无法马上离开的原因很多，比如意外患病，或者遭遇突发事故受了伤；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和“保密局”总部失去了联系；甚至因和人发生争执动武折进局子，或者运气不济被匪徒绑架，等等。那么，“LM”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呢？特案组想到了一种可能：没准儿是特务活动器材出了问题。
特务通常配备的器材无非是武器弹药、电台（含密码本）、用于通讯联络的密写药水、间谍专用照相机、军用望远镜，及用于进行暗杀或其它破坏行动的毒药、定时炸弹等。上述器材中，对于“LM”这个“肩负重命”的高级特工来说，发生问题的是哪件或者哪几件呢？特案组反复讨论下来，定位于电台和密码本上。
当时在广州活动的潜伏特务，配备的电台功率都比较小。功率小，信号就不容易被我方的无线电监测仪器捕捉到，而且轻便、耗电少，便于携带和藏匿，缺点是信号发射和接收功能就相应差些。不过，这对于在广州活动的特务来说不是问题，只要发送出去的信号，能被在珠江口伶仃洋面上转悠着的国民党军舰上的电台接收到就行了，舰台有一项特别使命，就是负责中转广州潜伏特务跟台北总部之间的联络，相当于一个可移动的无线电信号中转站。根据之前对“LM”活动区域的推测，如果是广西内陆，那里跟珠江口隔得就远了，而且由于山区地形和气候等的影响，会导致信号发射和接收效果更弱，因此必须使用大功率电台，那就可以直接跟台北总部联络了，无须经舰台中转。
侦查员推测，“LM”偷渡时携带的大功率电台出了问题，具体是“损”还是“毁”暂时无法得知，反正是不能使用了，于是通过广州潜伏特务的电台向台北总部报告情况，请总部宽限一定的时间以便他进行修理，或者请总部重新送一部电台到广州来，只要电台一到，“LM”即可离粤赴桂。特案组认为，这同时也是侦查方向——
如果电台只是“损”，“LM”会首先会考虑进行检修，他不一定通晓这项活儿，得由台北总部为其配备的专职报务员着手操作，如果是部件损坏，那就要设法采购。收发报机的零部件市场上当然没有出售，不过，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得到解决，那就是去旧货市场淘破旧收音机之类进行拆解，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找到尚可使用的部件作为替代品进行改装。因此，特案组决定派员走访全城此类旧货市场和店铺，指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也有可能“LM”的电台并非损坏，而是干脆报废或者遗失了，比如偷渡时运气不好遇到盘查，为了避免暴露，那就只好放弃电台及其它随身携带的武器和特工器材。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他除了等候台北总部给他补配一部电台之外，没有其它法子可想。在穆逸云主持的“直行大队”胡乱折腾的这段时间里，“LM”就在等候补配电台运抵。至于“LM”离开广州后去了广西何地，目前特案组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甚至连模糊的估测也做不到。不过，一干侦查员认为，可以循着补配电台是如何运抵广州以及怎样送到“LM”手里这条线索来查，也许能顺藤摸瓜发现“LM”的踪迹。
特案组长亓舞牧拍板：以上两个侦查方向同时进行。“LM”已经去广西了，我们必须赶在他跟广西匪伙接上头之前，查明其下落！
十一、疑犯失踪
2月24日，特案组七名侦查员以及十八名外援便衣按照上述两个方向分头访查。当天，有三拨发现了疑似线索，是向电器仪表旧货商购买零配件的。可是，进一步调查下来，发现这三个对象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不过是淘旧货配装晶体管收音机而已，并不涉案。
当晚，特案组汇总各路调查情况，众人难免都有些沮丧，只有副组长梁武道照旧淡定，抽着那只据说以千年老树根为材料制作的奇形怪状的烟斗。待各人都发过言，他若无其事地嘟囔一句：“不着急，还有明天哩。”
亓舞牧被尹小白私下评为有一双“毒眼”，认为这主儿看人看事特别准。现在梁武道这话一说，其他人听过也就听过了，只有尹小白把眼光悄悄投注到老亓脸上。只见亓舞牧的双眼电光石火似的闪了一下，尹小白就知道老梁的淡定肯定是有原因的。
亓舞牧跟梁武道之前素不相识，甚至互相之间都不曾听说过对方的大名，决定组建华南特案组的时候，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也只是把增加的三名成员梁武道、侯烈和韦博秋的情况向亓舞牧做了个简单的介绍。可是，特案组长就是有这份直觉。老梁并未向他说起过自己当天调查的情况，刚才汇总时，与其搭档的张百行也没说出什么值得注意的线索，老亓却从梁武道的那句嘟哝中看到了希望。那么，亓舞牧的直觉是不是准确呢？好像是的。
老梁这一拨共有三人，他是头儿，下属是张百行和外援便衣华振勇。三人中，华振勇年龄最大，已经四十挂零了。老华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已经干了二十二年刑警。要说在刑侦方面的建树，在高手众多的羊城警界他是排不上名的，可是，这人袖中另有乾坤：他特别擅长跟江湖黑道上的底层角色打交道，手头掌握着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耳目班子”。
老华生性稳重，自二十年代末，在羊城每个历史阶段的警察局都干过，从来没做过欺压良善的事儿，凡是跟政治沾边的活儿，他是能推则推，不能推就消极怠工，再不行干脆休病假。他有哮喘病，只要吃一点儿发物就立马发作。凭着这几招，他干刑警没发财，没升官，却也一直太太平平。这种人物，不论何方执掌警务，都是对他敞开大门的。华振勇是羊城解放后被军管会留用的第一批旧警察。组建华南特案组时，领导让亓舞牧挑选外援便衣，老亓浏览了推荐名单，第一个圈出来的就是华振勇。在十八名外援便衣中只有三名留用旧警，老华是其中之一。
老梁这一拨接受的任务，是查摸从珠江口运送电台到广州的线索。他跟张百行、华振勇商量下来，认为从香港运送电台到广州，最稳妥的方式应是动用船只把电台运至南海、虎门或者中山这三个港口中的某一个，然后再到羊城。电台这种东西，不论怎么包装，仅从外观上就容易让人觉得敏感可疑，所以，从港口到广州这一段的运输方式，水路也是敌特的首选。广州这边负责接应的潜伏特务如果不会摆弄舟船，那就只有花钱雇佣船民。
老梁三个认为，要查摸这方面的线索，必须去找船民、渔民了解。这一整天，他们三个就在做这件事，但并无收获。要说老华的性格，跟老梁有一比，也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他一整天走访下来，话没说上几句，傍晚收工时，对老梁说组长我有点儿事，就不去驻地了。梁武道当时心里一动，暗忖老华可能是要去安排“耳目”了。不出所料，次日上午三人再去珠江边上走访，路过一家工厂时，老华请梁、张稍等，他去门房打个电话。这个电话耗时很短，也就不过两分钟，但老梁一看老华出来时的眼神，便知有戏。
老华果然有戏——昨晚他所谓的“有点儿事”，就是去找了他掌握的“耳目”景某。这景某是船民出身，原有一条五吨木船，专搞珠江水上运输。后来木船失事沉没，没钱再买，只好干起了船工。这人很讲义气，以前曾拜过南拳名师学武，手底下拿得出点儿东西，在道上比较兜得转。不过，兜得转就容易惹祸，即使自己不想沾边有时也会被动沾上。老华曾多次伸手帮他摆平麻烦，他因此管老华叫大哥。抗战牲利后，老华听说景某妻子患病，说老弟你经常行船在外照料不了家庭，我介绍你去码头上工作吧，离家近，也好有个照应，收入不会减少，活儿比船工轻松多了，就是帮着照管码头上的杂务，老板管三餐。景某自是感激不尽。之后，老华有时办案需要码头上的线索，就请景某帮忙打听，当然不会让他白干。渐渐，景某就成了老华掌握的一个很靠谱的“耳目”。经老华同意，他还发展了三个小兄弟作为助手。
昨晚老华约见景某，交代了急需打探的信息。刚才，华振勇往景某供职的码头打电话，景某果然打听到了一个疑似目标，跟老华约定一会儿过来。老华见对面有家茶馆，就让景某到茶馆见面。
当下，梁武道、老华、张百行在茶馆找了副座头，听老华一说情况，梁武道和张百行同时站起来，说咱们还是按照这一行的老规矩办事，应该回避，否则人家心里不踏实，以后就不肯干这一行了。于是，两人就去外面转悠了。一会儿，景某骑着辆自行车过来了，向老华报告了一个情况——
这个嫌疑对象名叫唐立栋，三十二岁，瑶族，一双眼睛因中毒一度失明，半年后方才恢复，人称“唐瞎子”。他早年在外国货轮上做过水手，喝醉酒打了洋船长被逐，索性投了一伙外国海盗，杀人越货的歹事儿料想没少做，后来金盆洗手回到广州老家。唐瞎子用带回的赃款买了套旧房子，娶了个老婆，剩下的买了一条三吨木船，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台柴油发动机，自己鼓捣着把木船改装成一条机动船，从此就做起了运输专业户。唐瞎子“国际海员”出身，水手、海盗都干过，原本胆子就大，加之多年在大海上混生活，见识颇广，回乡后驾着这条三吨小船在珠江上谋生活，有一种虎落平阳的感慨。
珠江口外面就是伶仃洋，虎门、南海、中山三地沿海区域乃是海盗、走私犯天然的大舞台。时间稍长，喜好结交朋友的唐瞎子难免会跟这些主儿接触。于是，他就有了第二份职业——给海盗、走私犯跑运输，捎带海上生活必需品和走私货。由于他是“国际海员”出身，会说点儿外语，与其他同行相比，有跟洋海盗、洋走私犯合作的优势。不过，唐瞎子钱赚得多花销也大，吃喝嫖赌无所不沾，手头并无积蓄。
这样一直混到解放，珠江这条黄金水道对于唐瞎子这样的人来说，含金量立马下降。因战事和治安形势严峻，作为水上运输专业户的收入也减少了，唐瞎子颇不习惯，经常在珠江广州段各码头东窜西跑，到处打听是否有“外活儿”需要合作。景某跟唐瞎子相识多年，有点儿交情，虽然慑于法律没给他介绍过“外活儿”，但遇到唐瞎子多日没能出航，导致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时，也会慷慨解囊。唐瞎子心存感激，有时到码头上来坐坐，两人喝茶聊天，他有什么话都肯对景某说。
年初一那天，唐瞎子突然来到码头上拜访景某，送来两瓶白酒、两条香烟和两罐茶叶，说是来拜年。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景某说我快下班了，你别急着走，咱哥儿俩去对面小酒馆喝一杯。唐瞎子说不瞒老弟，今晚我已经跟朋友约了，在“三合饭馆”聚餐。明天我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到时候咱哥儿俩不醉不休。景某随口问，新年头上，你去哪里发财？唐瞎子说我接到一桩轻松活儿，开船去一趟虎门海边，替朋友接一件货物，酬金还可以，给一百万呢，另加二十万作为路费。
景某一听就觉得不对头——虎门？那肯定是从伶仃洋运来的，必是从香港、澳门那边来的走私货了。他知道唐瞎子以前没少干过这种活儿，再说那个年代，在广州地面上，别说替别人接件走私货了，就是自己走私点儿货物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问题是，那是什么货？怎么放在新年的当口儿走私过来呢？
前面说过，景某以前曾拥有一条五吨木船，常年行驶于珠江上，自然也干过跟唐瞎子相同的走私勾当，对于这种情况的判断有些经验。他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想了想，认为货主竟以一百二十万元的高价雇佣唐瞎子把一件货物从虎门运到广州，说明这不是一般的走私货，很有可能是跟特务活动有关的器材。不过，在初解放时的广州，敌特分子、散兵游勇、土匪恶霸之流实在太多，即便是留用警员在大街上遇到此类对象也不会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因现行犯罪正被通缉的目标，基本是不会跟人家过不去的。景某对于唐瞎子接下这样一桩活儿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也不说破，只是说新年出门，最好先去算个卦，谨防前途凶险。
年初五，景某听别人说唐瞎子重新露面了，为其松了一口气。按照做“耳目”的规矩，别说唐瞎子疑似为国民党特务运输了一件什么货物，哪怕真的是特务，他也不会主动向老华报告，只有老华来问时，他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这一点老华也清楚，不会因此为难他。
昨晚，老华来找他了解情况，他马上想到了唐瞎子，于是答应留意。之所以没有立刻告知，一是清理思路，二是他要确认唐瞎子是不是真的已经返回广州了。老华走后，景某派跟着他做“耳目”的徒弟小蒋去打听。今晨，小蒋禀报唐瞎子确实已经回到广州。
景某离开后，梁武道、张百行返回茶馆。听华振勇把上述情况一说，两人都觉得景某提供的线索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老梁思忖片刻，决定直接跟唐瞎子接触。没想到，唐瞎子却不见了！
侦查员先是去了唐住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下来，其历史情况与景某所说的相符。至于其近日的动向，派出所就不清楚了。唐瞎子并非监控对象，他有活动的自由，四处奔波不必跟派出所打招呼；况且，他所从事的职业本就是经常外出不归的。侦查员寻思，莫不是这主儿挣到了那一百二十万，返回广州后迫不及待就去找平时与其来往的那班狐朋狗友了？
唐瞎子已返广州的消息，景某是间接所获，现在侦查员要查线索，那就得坐实了信息再往下进行。于是，三人便去找了景某的徒弟小蒋。那么，小蒋的消息来源是哪里呢？小蒋告诉侦查员，他从朋友小丁口中得知，前天晚上小丁曾与唐瞎子在街头排档一起喝过酒。寻找小丁的难度就有些大了，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出身资本家家庭，虽然已经成年，却游手好闲，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闲着无事，就结交了一些类似唐瞎子那样的朋友，经常不着家，没人知道他到哪里去混了。侦查员问明当天是其祖父七秩大寿，已在附近“德隆馆”包了席，料想老头儿唯一的孙子当晚必定要到场，就去“德隆馆”等着。
小丁是在寿宴开始前十来分钟才抵达饭馆的，被侦查员候个正着。侦查员跟他在账房间聊了一会儿，弄清了他跟唐瞎子的关系——
今天庆生祝寿的丁老爷子身体素健，估计再活十年没有问题，可是其子，即小丁之父，丁老板却自幼多病，这几年又患上了肺结核。这毛病在当时比较凶险，弄得不好是要走人的。传统的中医中药对结核菌束手无策，唯一的特效药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不过，盘尼西林当时中国无法生产，得靠进口。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搞经济封锁，民间要想获得这种“仙药”，只有依赖走私货。小丁打听到唐瞎子有法子弄到，就跟其交上了朋友。丁少爷有钱，隔三差五请唐瞎子吃饭，唐瞎子也不是那种一味吃白食的主儿，手头宽裕时也会回请。这次，唐瞎子说他收到一笔可观的运输费，2月22日晚上就请小丁在街头排档喝了顿小酒。
侦查员问小丁，喝酒时总要说说话的吧？说了些啥呢？唐瞎子是否跟你说起过他前几天去了哪儿呢？小丁答称聊的都是些琐事，唐瞎子没说过他近期的去向，他也没问——如果不是小蒋来向他打听，他甚至都不知道唐瞎子前几天不在广州。
跟小丁谈完话，三侦查员认为该跟唐瞎子当面聊聊了，遂请派出所出面传唤。民警骑车前往唐宅，一会儿返回报告：据唐妻邢氏说，其夫大前天傍晚外出跟人喝酒，说是又有货物要运，连夜就要上船，可能有段时间才能回来。这一去，至今未归。
侦查员闻之觉得奇怪：大前天傍晚？那不就是2月22日晚上在大排档跟丁少爷喝酒那次吗？小丁说那天两人喝得比较尽兴，特别是唐瞎子，临分别时说话舌头都大了，小丁特地招了一辆三轮车，让车夫将其送回家的。这等情状，唐瞎子怎么可能驾船呢？再者，据小丁说，两人喝酒时唐瞎子根本没说过要连夜出发的事儿。
梁武道、张百行、华振勇三位侦查员越分析越觉得情况似乎不妙：小丁所言应该属实，这年轻人没必要对警方说谎。如果唐妻所言也属实，唐瞎子22日晚上没有回家而是直接驾船外出就显得可疑了。这主儿当时已经喝得有点儿高了，根本不可能驾船在珠江上夜航。那么，他去了哪里呢？三人议来议去，都产生了一种担心：该不是被“LM”灭口了吧？也或者是被“LM”看中，跟着一起去广西了？
往下如何走？梁武道遂向驻地打了个电话，向特案组长汇报上述情况。亓舞牧听了老梁的介绍，问唐的那条机动船还在不在，另外，邢氏是什么时候听唐说他“又有货物要运”的？为此，有必要去唐宅走一趟，顺便还要向邢氏了解一下其夫平时跟人交往的情况。
三侦查员在派出所所长和三名民警的陪同下前往唐家。唐家的院落坐落于跟珠江相通的一条小河畔，显得比较破旧。唐瞎子买的是二手房，之前的房主是经营水果地货的，房子前后两进，前面临街，后面有一个面积不比两进平房小的院子。院子有后门，后门外就是小河，一行人过去查看，唐瞎子自己搭建的简易船坞里空空荡荡，不见那条三吨机动木船的踪影。三侦查员面面相觑，难道唐瞎子真的酒驾出航了？会不会在航行中发生事故？
接下来就该跟女主人聊聊了。邢氏名叫邢芸潇，广东韶关人，无业，嫁给唐瞎子后未曾生育，两口子的生活全靠唐瞎子经营水上运输。原本日子应该还过得去，可唐瞎子喜欢折腾，不肯顾家，邢氏只好在街头摆个小摊头，替人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顺带出售一些唐瞎子从走私贩子那里弄来的香港小百货，挣到一点儿是一点儿。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一干警员敲门而入时，邢氏犹在灯下做针线。之前派出所民警去过，她对于此刻侦查员再次光临并未表示惊奇，神情自如地回答侦查员的询问。据邢氏说，唐瞎子除夕下午从外面回来时告诉她，有朋友请他后天去外埠接趟货，因是过年期间，给的酬劳比较高，但和往常一样没向她透露具体金额，只是掏了十万元钞票给她。他回来时带了一个纸箱，里面装的是酒烟茶叶，说这是货主送给他的年节礼品，他准备明天去送给景师父。唐瞎子是年初二上午吃过早餐出门的，邢氏像平时一样送丈夫到船坞，看他上了船发动机器离开，这才回家。
年初五中午，唐瞎子回来了。邢氏听见机器响声出去迎接，船上的货物已经卸了——这是水上运输的行规，必须在第一时间把货物卸到货主指定的地点，由事先指定的经办人接收，不允许把货物带回家。唐瞎子显得很轻松，不像平时外出运货回来那样疲惫不堪。所以，他就不想待在家里，午饭后就到外面去了，直到半夜才满身酒气地回来。
第二天，2月22日年初六，唐瞎子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午餐在家喝酒。下午去鼓捣了一会儿船上的机器，说是保养，傍晚又出去了，出去干什么没说，几时回来也没说。那天晚上，邢氏觉得身体不适，有一种像要发烧的感觉，就早早歇息了。不知睡到几时，忽然听见后窗外有人在低声叫她的名字：“芸潇！芸潇！”她听着好像是丈夫的声音，不过似乎不甚真切，便问是哪个。窗外的声音变得清晰了，果然是丈夫，说你已经躺下了吧？不必起来，别开灯，也别开窗。我又接了一桩活儿，这回可能要在外面多待几天，十天半月也说不定，这就要动身。货主预付了酬金，我给你留下五十万元，搁在窗台上，一会儿你拿进去。说罢，唐瞎子就走了。
侦查员问邢氏，外面有几个人的脚步声？邢氏说当时觉得头晕头痛，迷迷糊糊，怀疑是在做梦，根本没有留意外面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完全醒过来了，这才开窗，窗台上果然有一沓钞票，这才确认刚才不是做梦。这时应该是下半夜一点多钟。天亮后，她特意去后面船坞看了看，船开走了。她觉得有点儿奇怪，半夜里好像没听见开船时的机器声响。以往老唐不论白天黑夜出航，把船撑出船坞就会发动引擎，可这次却不同以往，似乎是撑离船坞一定距离后才开动机器的。邢氏说完，从抽斗里取出一个信封，从中抽出那沓钞票让侦查员过目。
侦查员就去后院查看，发现整个儿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泥地上看不见脚印之类的痕迹。再看邢氏所说的唐瞎子放钞票的窗台，上面也没有灰尘。张百行突然想起22日下半夜曾下过雨，刮的是西风，这个窗台应该被雨水打湿过，可是，邢氏给他们看的那个装钞票的信封却干干净净，不像是沾过雨水的样子。记得那天下半夜一点多好像已经在下雨了，怎么……张百行想到这儿，手指着窗台刚要发表意见，却被老梁一个眼色制止了。
接着看院内的后门，那是一道已经裂缝的木板门，原是两扇，估计后来原房主的水果地货行倒闭了，用不到那么大的门以供抬卸货物进出，就把一半门框用砖头封住，只用一扇门了，里面的门闩也截短了一半。据邢氏说，后院的门闩每晚都是她从里面插上的。于是问题又来了：22日晚，邢氏既然已把门闩上了，下半夜唐瞎子又是怎么进的后院呢？
张百行向邢氏请教，邢氏眼里掠过一丝惊惧，继而迅速恢复正常，说估计他是翻墙进来的，老唐当过“国际海员”，攀爬能力还是很强的。三侦查员找来梯子架在围墙上，登上去查看。墙头长满了在瓦楞草，虽已枯萎，却没倒伏，并无攀爬过的痕迹。梁武道跟武张百行小声嘀咕了几句。张百行对邢氏说，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做一份笔录，把那个装着钞票的信封也带上。与此同时，老华也跟派出所民警低声交代，让他们暂时在此处留守。
把邢氏带到市局，径直去了审讯室。邢氏略识文字，进门一见白色墙壁上写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本就似悬了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的心脏再也支持不住，脚下一软，就地跪倒：“我坦白，我坦白……”
十二、午夜命案
邢芸潇时年二十八岁，孤儿出身，十六岁沦为娼妓，1942年被日伪广州市府的汉奸文官夏某赎出，养在偏宅。抗战胜利后，夏某被判重刑入狱。最初邢氏一并被囚，三个月后获释。无处可去，经人撮合嫁给唐瞎子，由于邢氏不能生育，两人并无感情。唐瞎子做水上运输挣的钱钞，并不交归邢氏掌握，只给其一部分持家用，其余全用于花天酒地。邢氏原本是青楼女，不受丈夫待见，也就破罐子破摔，桃树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撞运气，趁唐瞎子外出跑水上运输的空当儿做起了暗娼。
唐瞎子是海员出身，对船只的安全非常重视，每次出航回来，总要自己动手检修保养，每隔一段时间便更换柴油发动机零件以及缆绳、靠球、竹篙、铁锚等，他懒得自己一趟趟跑商店，就开出单子让邢氏去买，还指定必须在“平安行”买，一是过个好口彩，二是“平安行”的商品价格公道质量可靠，还有售后服务。氏邢经常跑“平安行”，就跟该行老板史重迁混熟了。
史老板比邢氏大八九岁，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粤语，但一听就是外埠人。“平安行”的全称是“平安船舶渔具用品商行”，开设于1941年，全行老板帐房伙计共有七人，其中两人是广州本地人，其个都是外埠人。史老板在广州没有家眷，跟他四个外埠员工一样，都是以店为家，终年住在行里。邢氏跟史老板交道打得多了，没多久就跟史勾搭上了，成为史的固定情人。
为了将唐瞎子支开以便两人苟且，史老板经常利用其社会关系给唐瞎子介绍业务。时间稍长，唐瞎子跟史老板也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史老板常受朋友之托弄些西药、时尚衣衫、稀奇小百货之类的舶来品，就托唐瞎子跑运输时捎带，当然，每次他都是付酬劳的。唐瞎子有钱拿，还时不时可以去“平安行”蹭酒饭，何乐不为？
年前，2月15日，史老派行里伙计小陈给唐瞎子捎话，请他过去一趟。唐瞎子最近运气差，活儿不多不说，出航还坏了机器，付了一大笔修理费，有点儿肉疼。听说史老板请他，有些犹豫。以往每到过年，他跟“平安行”都会互赠年礼，可眼下他手头拮据，拿不出钱来。唐瞎子是个要面子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大愿意向别人开口告贷，就想装一回糊涂，过年就不去跟史老板见面了。哪知史老板等了一天没见唐瞎子赴约，次日午后忽然骑了自行车登门拜访，送了比历年都丰盛的年礼，还说受人之托，有一桩不甚费力却可以挣大钱的活儿，问唐瞎子是否愿意接。
这桩活儿，就是去虎门海边接运从香港那边偷运过来的大功率电台。当然，史重迁不会跟唐瞎子言明，后者是老江湖，更不会开口询问是什么货物。过年期间出航接货是唐瞎子从未干过的活儿，但他听说这桩活儿的酬劳高（一百二十万元），而且史老板当场支付全款，因此几手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
根据史老板的安排，唐瞎子于2月18日年初二驾船出航，年初五返回，直接把木船驾驶至“平安行”后门外的河埠，把那个用渔网兜裹着的沉重木箱卸下。史重迁留下他吃了酒饭，又额外给了五枚银洋。
唐瞎子外出期间，史老板过来跟邢氏幽会，不过没说及唐瞎子出航的只言片语。邢氏是青楼出身，懂得跟男性相处的规矩，也没提起。上述情况，是唐瞎子回来后告诉她的。唐瞎子这次回来，还发生了一个意外——邢、史之间的关系被唐瞎子发觉了。
以往邢氏跟史老板幽会，地点都是在自己家里，从来不曾被丈夫发现过。哪知，这次新年幽会，史老板在她家喝酒喝得有点儿多，早晨三四点钟离开时酒还没醒透，竟把随身携带的两年前由唐瞎子赠送的舶来品打火机忘在卧室床上了，要说邢氏也算得上细心，每次幽会过后都是把床铺彻底整理，被单床单枕头套枕巾都要统统调换，这次也是这样，就是没想到查看一下床头和床架之间的缝隙，打火机恰恰掉落在那条缝隙里。更巧的是，唐瞎子年初五回来后，想好好睡一觉，倚在床头时忽然想起史老板额外相赠的五枚银洋，便从解下的肚包里取出，拿在手里把玩，不慎把其中一枚掉落到床头那条缝隙里去了。当下使掀起床板寻找，银洋找到了，还有意外发现。唐瞎子一眼认出这个打火机是自己送给史老板的，立刻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
不过，唐瞎子没跟邢氏发作，他把打火机悄悄收了起来，和银洋一起放在一个马囗铁糖果空盒里。邢氏当时出去买东西了，没看见丈夫掀床板那一幕，回来后唐瞎子已鼾声如雷。之后夫妇俩相安无事，唐瞎子还跟妻子说了说这次去虎门运货的一应情况。
转眼到了年初六，傍晚，唐瞎子对邢氏说他今晚约了丁少爷去吃排挡。丈夫出门后，邢氏独自吃了晚饭，闲着无事，去卧室擦拭家具，顺便整理一下。哪知道无意间发现了那个马口铁糖果盒里的打火机，寻思自己和史老舨的来往定然败露了，心里好生惊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九点钟左右，唐瞎子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邢氏竭力掩饰自己的惊慌，刻意装得跟平日一样，把事先沏好的茶水端给他，又去厨房打水让他洗脸洗脚。等她端了水进入客堂，唐瞎子却已进了卧室，往床上一倒呼呼大睡了。
这一夜，邢氏自是辗转反侧。好不容易迷糊过去，忽听前面有人叫门。邢氏吓了一跳，寻思别是丈夫在外面闯了什么祸，人家半夜三更登门算账来了，赶紧把丈夫推醒。唐瞎子跟“平安行”的老板伙计都很熟，当下虽是一脸迷糊状，却已经听清来人的声音，说这不是小袁嘛，半夜三更地跑来干啥？边说边下床去开了门，把两个不速之客——史老板和小袁迎入，请他们在客堂里落座。
邢氏也从卧室出来了，见到史老板和伙计小袁，颇觉意外。按照规矩，男人谈事她是不应当待在现场的，便给他们沏了茶水，端上几样过年待客的瓜子花生蜜饯之类，就会到后面卧室纳鞋底。
邢氏不知史老板夤夜登门所为何事，从两人的脸色又看不出什么来。如果先前没有发现那个打火机已被唐瞎子“妥为收藏”的话，邢氏根本不会为此动什么心思，此刻就另当别论了。史老板当然不可能是为奸情之事而来的，她此刻担心的是唐瞎子因她红杏出墙冲史老板发作。邢氏一边纳鞋底，一边竖起耳朵想听前面客堂里三人在说些什么，但隔得远，那三个说话声音又轻，她即使把卧室房门打开，也没听见传来什么声音。
过了一会儿，邢氏终于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转眼已到了门外，竟是史老板。此刻的史重迁脸上没了先前进门时的轻松，邢氏哪里想得到就这么点儿时间，唐瞎子和她已经阴阳两隔，只是想不通史老板为何独自来到卧房——老唐还在堂屋，史老板此举是不合礼数的，难道说，两人已经把事情挑明了？当下起身走出房门，强自镇定：“史老板，你们谈好啦？我去下汤圆，你们吃了再走吧？”
史老板轻轻叹了一口气，用的是两人厮混时的称呼：“芸潇，老唐他……已经走了！”
邢氏不解：“走了？你又给他接了急活儿？”
史老板扯了邢氏一下：“随我来。”
邢氏跟着史老板来到前面客堂一看，只见唐瞎子歪着身子躺在墙角，脸面青紫，全身发软，已经断气了！邢氏尽管跟唐瞎子没有感情，但两人毕竟是夫妻，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数年，当下便欲号啕，被史重迁伸手捂住嘴巴，在其耳边轻声道：“不能出声，惊动了邻里，咱们都倒霉！”
接着，史老板简单说了说他们杀死唐瞎子的经过——
他和小袁夤夜而至，确实是为一桩朋友临时委托的活儿，对方催得急，要求天亮就得动身前往外埠，他们只好此刻赶来。因为是新年出航，这桩活儿的酬劳本就比平时高许多，没想到的是，唐瞎子要求把酬劳再提高一倍。这个，史老板做不了主，况且在他看来，人家的出价已经不低了，也不好意思再跟人家开口要求加价。史老板把这层意思比较婉转地一说，唐瞎子却发作了：“我当初送你的那个港货打火机你还记得吧？相信史老板此刻已经拿不出来了吧？嘿嘿，因为你已经把它还给我姓唐的了，还附上了一顶绿帽子！这笔账，是不是需要跟你姓史的算一算？还有那个贱货，我也得跟她好好算一算账！”
此话一出口，史重迁便知这笔买卖没法儿谈了。用他的说法，听唐瞎子的语气，即使答应他加价的要求，也阻止不了此后他对邢氏甚至包括自己的报复。无奈之下，他只好先下手为强了。当下冲站在唐瞎子身后的小袁一个眼色，后者疾如闪电地伸出粗壮的胳膊，勒住了唐的脖颈。以小袁的膂力，单独干掉唐瞎子不成问题，只是担心其挣扎时双脚乱蹬发出声响惊动邻里，史老板就搭了一把手，将唐瞎子的双脚抱住了提离地面。史、袁都是练家子，合力对付唐瞎子，而且一出手就是抱定要将其送回老家的决心，唐瞎子绝无幸免之理。
邢氏不禁一阵后怕，若是唐瞎子不死，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这么想着，原本就比较淡薄的夫妻之情转瞬间烟消云散。这件事出了也就出了，该是唐瞎子的命。不过，这个现场该怎么处理？往后唐瞎子不露面，亲戚邻里肯定要问长问短，又该怎么应付呢？
史重迁看透了邢氏的心思，说芸潇你不用担心，我会把这事处理好的。你家里有挖土工具吧？邢氏说船上有。史老板点点头，说那就取来，在后院挖个坑把尸首埋了。那条船，小袁一会儿去处理掉，沉进珠江就是了。别人如果问起来，不管是谁，哪怕是警察问你，也只能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自然就是之前邢氏对侦查员说的那一套。
史还向邢氏许诺，邢今后的生活，就由他来负责照料。如果邢想找个活儿干，就以员工的名义待在行里干些杂活儿。说着，从兜里取出一沓五万元面值的人民币交给邢氏。接着，就和小袁一起处理了现场。
原本这个计划也算是天衣无缝，可惜还是忘了天气这一节，被侦查员发现了漏洞。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情杀案，史老板一伙显然是一个潜伏特务组织，是不是“LM”不好说，但至少与“LM”有过接触，很可能就是负责接应“LM”的。
十三、“梅花22”
梁武道、张百行、华振勇返回驻地向亓舞牧当面报告一应情况，亓舞牧随即决定：一是向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汇报进展；二是立刻派员前往唐瞎子住宅挖掘尸体；三是对“平安行”进行秘密监视，同时协调市局，派遣公安大队在“平安行”附近的一所小学内集结待命，准备配合特案组抓捕史重迁等一伙特务分子。
话分两头，“平安行”的史重迁一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史重迁，浙江舟山人氏，这年三十五岁。少年时随父来到宁波谋生，开了家店铺门经营渔具。1936年春，父病殁，店铺传到他手里。听说广州生意好做，就把店铺变卖后携款赴粤，仍做渔具生意。1940年，其时广州已经沦陷，史重迁经“军委会二厅”在粤地下潜伏人员、舟山同乡童有和的介绍，成为该特务机构的一名成员。“二厅”之所以看中史重迁，倒不是他个人有什么罕见的特工天赋，而是看中了他经营的那家店铺：开张于宁波，战前迁来羊城，一贯经营渔具，子承父业已经做了四十年生意，行业里知根知底，这样的背景比较容易应付日军宪兵队特高课的调查。于是，史重迁的店铺在“二厅”的资助下，扩充为兼营船舶用品的商行，店名不变，仍是“平安”。
“平安行”的职能是利用其生意掩护地下交通，按规定，跟其它同属“二厅”的行动、情报特务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互相之间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自己人”，“平安行”在“二厅”内部的代号是“梅花22”，专门负责由“二厅”总部下达的交通使命。这种使命并不是很多，史重迁和行里的属下六名特务在抗战期间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外界和同行都以为“平安行”乃是一家本本分分只管埋头做生意赚钱的商行。鉴于其隐蔽性，战后，“军委会二厅”改组为“国防部二厅”，“梅花22”作为一枚深埋在地下的棋子，仍旧保留编制，但直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并未执行过什么使命。
广州解放后大约两个月，史重迁才接到“二厅”的密令：“梅花22”恢复活动，仍旧接受“二厅”的直接领导。密令要求“梅花22”检查电台、密码是否完好，如果能够继续使用，那就以原密码和呼号联络。史重迁遂安排专职报务员、行里的伙计庄炳祥检测电台，庄报告说机器完好无损，确保能够继续使用，但需要配备备用电子管、手摇发电机和专用电池，另外，建议更换原有的密码。一周后，“组织上”送来了一台崭新的美制收发报机，把原来那台收走了。报务员调试后感到非常满意，说新电台体积小，耗电也少。不过，该电台的功率比原来的小，史、庄马上想到这应是近距离通信所需。两人还为之感到高兴，这表明形势是向党国方面倾斜的，否则就应该配备大功率电台；而现在配备小功率电台，说明珠江口伶仃洋海面上的国军舰艇还在自由游弋，顺便起着“信号中转站”的作用嘛。
拿到新电台之后，连续一个月没有动静，“平安行”一伙还是按部就班做生意。2月10日，正是跟上峰约定联络的日子。当晚，史重迁收到了以“国防部二厅”和“保密局”双重名义下达的指令，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即日起，“梅花22”暂归“保密局”节制，由“保密局”指挥其一应活动，直到再次接到“二厅”和“保密局”的联名指令通知其回归原建制为止；二是命令史重迁亲自出马，以推销商品为名前往珠江口太平市（原东莞县第五区，1949年10月东莞全境解放后置为东莞县辖市，1950年5月改为太平镇），将“保密局”特派员谢先生妥善接往广州，暂栖于“平安行”内。需保证谢先生的绝对安全，并服从其一切指令；谢的去留时间、目的地及路线选择、途中安全等，均遵其本人意愿。
史重迁虽然不是科班特工出身，但毕竟也干了十年特工活儿，当然明白这位谢先生来头不小，马上向六名下属传达了指令内容，强调说“二厅”和“保密局”的联合行动在你我的特工生涯里恐怕都没见过，想必诸位都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可以说，谢先生的安危跟我们七人的性命是捆绑在一起的，谢先生安全我们也就平安无事，谢先生若是有半点儿差池，我们包括全家老小只怕就危险了。因此，咱们必须全力而为。此次前往太平市迎接谢先生期间，“平安行”停止营业。庄先生和老胡两个留守，袁守量、何亮福、姜涌、蔡康，你们随我出行。一旦发生危险，我们都须做好牺牲准备，千方百计保护谢先生的安全。当然，只要我们小心行事，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行业公会出具的前往太平市联系业务的证明，沿途军警没理由对我们产生怀疑。
接下来的情况诚如史重迁的估料，他们顺利接到了从香港偷渡过来的谢先生——代号“LM”的“保密局”特派员。2月12日晚，谢先生抵达“平安行”后，立刻起草了一份估什是报平安的密电，交由报务员庄炳祥拍发，然后住进了事先给他安排好的后院小楼，全行下精心伺候，日夜轮班担任警卫。按照原先的安排，谢先生是途经羊城，他是要去广西的。可是，2月14日“平安行”接到一份注明由“LM”亲译的密电，谢先生阅后，神色有异。史重迁当然不敢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稍后，谢先生向他透露：他这一拨人的另一路，昨晚偷渡时遭遇共党边防巡逻艇，迫不得已，报务员和警卫把电台扔入伶仃洋，这样一来，即使他们被捕，共党反特人员也没法儿认定他们是派遣特务。好在有惊无险，他俩乘坐的汽艇借着黑夜的俺护逃脱了边防巡逻艇的追缉，天亮前抵达广州郊区另一交通点。不过，电台损失掉了，他们只能待在广州，等候台北总部补配的电台运到后，方能动身。
2月15日，谢先生又接到密电，称有情报显示中共方面可能已经获悉“LM”潜赴广州，作为防范需要，总部决定激活“二厅”在羊城的一枚“棋子”，指令其以“LM”的名文立即开展行动，吸引中共反特人员的注意力，以确保谢先生的安全。密电还指示，假冒“LM”之事应由谢先生亲自向“棋子”当面交代。
除夕那天，“平安行”开始休假。史重迁善烹饪，叫了两个下属做下手，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说要陪谢先生好好吃一顿年夜饭。上午，史重迁刚从外面采购食材回来，就被谢先生唤去，说刚才庄先生收到一份密电，总部告知补配的电台将于2月18日夜间送抵虎门镇，让“梅花22”届时派可靠人员前往接应，问史重迁有什么人选。史遂把接应人员（即唐瞎子）的情况详细说了说。
当天傍晚，一切准各妥当，正准各开厨温酒炒菜，谢先生却说要出去转转。史重迁赶紧放下勺子，要换了衣服随行，谢先生婉言谢绝，也不许史老板另派别人陪同，就一个人貌似悠然地踱了出去。这下把史重迁吓得不轻，赶紧到行里供奉着的如来瓷像跟前上香磕头。佛祖看来还是好说话的，谢先生果真平安归来，史重迁悬着的心方才落地。
转眼到了2月21日，唐瞎子把电台运回广州。当天晚上，电台就随同谢先生被一辆汽车接走。临行时，谢先生对史重迁说，那个姓唐的编外交通，我觉得蛮中意的，这几天史老板抽个空去跟他聊聊，希望他到我那里去待一段时间，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他去做。你跟他说，酬金上我是不会亏待他的。随即口述唐瞎子赴桂后的联系点——八桂区东华路“有福茶楼”找潘老板，又掏出一件信物让史重迁届时交给唐瞎子。
送走谢先生，因为还有唐瞎子的事，史重迁还不敢轻松下来。2月25日傍晚，报务员庄炳祥接到谢先生发来的密电，让“梅花22”跟唐面谈赴桂之事。当晚，史重迁就叫上小袁去见唐瞎子。
之前他们已经打听过，知道唐在大排档跟小丁喝酒，干脆到午夜前才过去。原以为此事一说准行，这主儿遇到这类活儿，甚至还会有“猫掉了爪子——巴不得”的那份巴结相哩。不料对方竟掌握了史老板跟邢氏奸情的证据，想坐地起价捞一笔。以史重迁的江湖经验，知道这种角色遇到此类情况，绝对不会只开一次价就结束了，肯定还要不断索取，甚至会把谢先生也作为敲诈对象。这可就闹大了！因为自己延误了重大行动，搞不好上峰来个密裁也说不定！此时此刻，史重迁只有一条路可走：让唐瞎子永远沉默。
对于“梅花22”来说，杀一个唐瞎子易如反掌，杀人之后的善后也比较容易解决，难的是怎样向谢先生交代。人是谢先生看中的，人家是大人物，无论看中谁，料想必有原因。现在唐瞎子挂了，若是追根究底，史重迁难辞其咎，谁让他勾引唐瞎子的老婆呢？当然，这话绝对不能说出去。像谢先生这样的特工专家，如果知道真实原因，再往下联想，肯定会得出不利于“梅花22”的结论，只要一份密电发往台北，只怕数日之内，这世上就再也找不到史老板这个人了。
自昨晚从现场回来，史重迁直到午前都没法儿合眼。入夜后继续辗转反侧，仍是不得要领。这会儿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寻思干脆把一众弟兄召拢，把此事摊开，听听大伙儿的意见。于是，他就让小袁把人都召至店堂，沏茶递烟刚刚安定下来，史老板还没道出开场白，外面突然一阵嘈杂，紧接着，特案组等一干军警已经冲进来了！
“梅花22”一伙不同于穆逸云的“直行大队”或者龙吞云搞“武装暴动”的那些乌合之众，当即抄家伙反抗，可惜他们的武器没带在身边，只是随手拿起铁叉木棍之类的渔具和军警对抗，经过一番博斗，人人挂彩，皆被生擒。此时是2月26日零点四十分。
讯问工作随即展开，亓舞牧说特案组侦查员七人，正好一人对付一个，每个侦查员配各两名便衣助手。至于哪个侦查员讯同哪个特务，亓舞牧是有安排的——
由张百行讯问袁守量，因为抓捕时，张、袁两个格斗高手劈面相遇，几个回合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来，眉骨受伤鲜血直流的张百行终于以一记北派谭腿将袁击倒。袁被戴上手铐时，目光须臾不离张百行：“兄弟贵姓，这一手在下拜服！”所以，安排张百行讯问袁守量应该最为合适；“梅花22”的报务员庄炳祥，同时也是史重迁的副手。这人看上去似是有点儿城府，可能不大好打交道，亓舞牧考虑下来，决定让麦善谋去对付他；那个史老板是梁武道抓的，就让老梁讯问，况且老梁已经讯问过邢芸潇，对情况比较熟悉；老胡，胡思仕，一看便是个烂牛筋滚刀肉式的主儿，亓舞牧问尹小白有没有把握拿下，小白拍胸脯保证“交给我吧”；剩下的何亮福、姜涌、蔡康三个，则是亓舞牧、陈君临、侯烈每人一个。
亓舞牧给内勤小姑娘韦博秋打了个电话，说小韦听说你老是埋怨留守驻地闷得慌，这回让你出来溜溜，派车接你来市局，你给咱们跑腿吧。韦博秋大喜，一迭声“谢谢组长”。亓舞牧所谓的“跑腿”，就是让每个侦查员在讯问时如获突破，即把内容写成条子传递给讯问相关人员的侦查员。这份差使相当于“听差”，但韦博秋却很开心。
整个儿审讯过程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出现大波折，这跟亓舞牧的精心安排是分不开的。讯问结束，汇总七名人犯的口供，众人皆喜：史重迁供称的那位谢先生也即“LM”留下的名址“桂林市八桂区东华路‘有福茶楼’潘老板”——绝对是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啊！另外，“LM”竟然看中了唐瞎子，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一篇锦绣文章？用尹小白的话来说：史重迁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由特案组帮他解决，咱们何不让唐瞎子‘起死回生’，尽快前往桂林向谢先生报到？”
这么一说，众人的思路都被尹小白带了节奏。张百行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正要自告奋勇冒充唐瞎子，被尹小白扯了扯衣角：“哥，刚刚抓捕的时候您老挂了彩，脸面青紫成片，左右眉骨还让人家小袁给烙上了两个印记，这副尊容，不把谢先生吓着？”
亓舞牧瞪了尹小白一眼：“黑仔别私下嘀咕，有话当着大伙儿大声说！”
尹小白清清嗓子：“遵命！小白要说的是，关于让唐瞎子‘死而复生’，不是随口说说就可以决定下来的，是不是有可行性，该由上级领导拍板，然后我们再制订具体方案。”
话音刚落，一向惜言如金的老梁拍案赞叹：“说得好！”
亓舞牧也表态：“小白说得对，此事必须慎而又慎！大伙儿昨晚没合眼，今天一晃儿又过去半天，一会儿午餐后全体休息，晚上我们再开会具体研究，究竟有没有可能派人冒充唐瞎子去桂林卧底。”
当天深夜，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亓舞牧立刻驱车前往华南分局社会部，向领导汇报特案组的卧底设想。领导对此高度关注，也极为慎重，不可能就当场拍板。按照组织原则，这种情况是要上党组会议研究的，于是领导对亓舞牧说，小亓你今晚就在这边吧，尽管放心，有事儿会叫你的。
亓舞牧去了一间空值班室，亓舞牧往床上一倒，还真的很快就睡着了。不过，也就睡了不到三个小时，被领导唤醒时一看表，凌晨四点四十分。一看领导那副神态，就知道是彻夜未眠。领导第一句话问的是：“如果批准这个方案，你准备派哪位同志去执行卧底任务？”
这个问题，在特案组的会议上并没有提起过。不过，老亓作为特案组长，心里自然对此有所考虑。特案组七名侦查员中，亓舞牧、梁武道、张百行三人不必考虑，他们连粤语都不过关，更别说广西话了（唐瞎子是广西瑶族人）；以此标准，陈君临、麦善谋也不合格，最后就下尹小白和侯烈了。这两人中，若论机智，尹小白略胜一筹，但他跟唐瞎子年龄相差悬殊，体态也大相径庭——尽管史重迁供称，“LM”并未打听过唐瞎子的体态，可这种事儿不能大意，因此尹小白也不合格。剩下的就是侯烈了，尽管侯烈比唐瞎子小四五岁，不过他长得显老。而且侯烈还有一个优势：他是瑶族，正宗山民出身，攀山越岭、狩猎下套、野外生存、泅水驾舟样样精通。综合评估下来，亓舞教认为侯烈最为适合。
此刻，亓舞牧就说出了侯烈的名字。领导思忖片刻，点点头：“好！就是他了！请特案组迅即制订具体行动方案后上报，同时做好赴桂办案的一应准备工作。”
次日上午，亓舞牧接到通知：方案获批。
1950年3月3日凌晨四时，四辆军用卡车悄然驶离广州，前往桂林。中间两辆载着华南特案组八名成员（包括内勤小韦）、华南分局社会部为特案组配备的报务员郑小炯，以及十八名随同特案组行动的外援便衣；前后两辆卡车内则是担任警卫使命的一个排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完成护送任务后，他们将随车返回广州。
3月3日中午，特案组离开广州大约八个小时后，广州城区遭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以黄沙火车站为中心的区域遭到敌机的集中轰炸、扫射，死伤人员上千。这次空袭史称“三三惨案”。稍后，华南特案组受命承担该案相关的侦办工作，本文按下不提。
当天，特案组在广西梧州过夜，次日傍晚抵达桂林，进驻“华园”——这是中共桂林市委社会部奉华南分局社会部之名专门给特案组安排的驻地。
十四、“LM”——雪鸡
让我们先回到1950年3月2日。桂林第四区自由路（旧称“东旭路”，本案侦办期间，1950年2月21日，由市长何伟、副市长王全国等签署桂林市人民政府建字第八号布告，对桂林市七条道路、桥梁予以更名，将该路改为“自由路”）上的“和春国医馆”后院，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数日，并以中医身份安顿下来的谢先生，正在其与报务员、卫士三人居住的独立小楼内，焦急地等候台北总部的复电。
谢先生其实并不姓谢，真名陶省惕，字守恒，生于江苏苏州，童年随中医祖父、父亲移居杭州，一直在杭州待到1936年二十一岁时离开。其时，他的身份是中华民国浙江警官学校唯一一个能够坚持读完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旁听生。这年6月3日，中华民国行政院第265次院务会议通过《整理警政原则》，其中第七条规定：警官教育应统一于中央警官学校，各省已办的少数警官学校一律停办。同年8月4日，行政院第272次院务会议修正通过有关规定，同意北京警官高等学校与被认为办得较有成效的浙江警察学校合并，成立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原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的中央警官学校。陶省惕闻之，即赶往南京报考，要求以浙江警官学校旁听生毕业的资格插班重读中央警校，遭拒。不得已，他间托了张静江的关系向蒋介石直接提出要求，蒋介石认为“其志可嘉”，特许其作为正式学员入学警校高年级班。
陶氏祖上曾是清廷官员，被闹事灾民所杀，从此后代遵奉祖训不再做官。其曾祖父陶吾昀已经中举，毅然放弃仕途，四处游历，亲朋好友对其行为不解，颇有微词。
几年后，这个前清高干子弟突然在苏州平江路上盘下一套三进深三开间门面的宅院，挂出了中医诊所的牌子，并在报纸上连日刊登广告，宣称“迭拜名医，内外科兼通，包治包愈，不愈奉还诊金，且另奉一倍金额以示歉意”。
“包治包愈”这种说辞在江湖游方郎中里比较普遍，游方郎中从不在一个城市停留过长时间，所以才敢如此夸口。而在一地坐诊的郎中，即使真是名医，也没人敢这样说。现在，这位从未为人开过一纸方子的青年竟敢以这种广告作为创业宣言，人们都以为他要么脑子进水了，要么闲得实在无聊以此作为噱头。哪知，陶吾昀这番广告语竟然字字真言，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开业一月，收治内外科病家逾四百人，其中不乏身患痼疾顽症甚至绝症的，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登门撞撞运气，凡是陶吾昀肯收治开方的，诊治后竟然都有显著效果，顿时轰动全城。
从此，陶氏家族代代为医。到了陶省惕这一辈，三门中仅有他一个男丁。陶省惕自幼就被逼着学医，据说十一岁已能诊脉开方，十三岁时，经常在读书上学之余以及寒暑假随祖父、父亲出诊。可是，到了十六岁上，陶省惕突然宣布放弃继承祖传医技，立志从警。父辈对他的决定大感意外，但兄弟三人竟颇开通，尊重陶省惕的选择，同时修改祖训，允许收家族中的女性小辈作为弟子，也可以在社会各界有志传承国医之青年中遴选佼佼者收为入室弟子。此事曾被报界作为热门新闻炒了一阵。
陶省惕原本就是一个容易受到新闻记者注意的青年，此番又有蒋介石、张静江以及中央警官学校等敏感词加持，自然再次受到追捧。但是，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日报》在内的所有媒体，竟然极为罕见地全部吃了空门，这倒不是其本人摆谱拒绝接受采访，而是校方指派专人待在警校大门口甚至学员宿舍门口，禁止记者以任何方式接近陶省惕。如此行径，不但使新闻界惊讶莫名，连陶省惕本人也殊为不解，后来才知道，这是戴笠派人出面跟中央警校负责人李士珍沟通的结果。
其时戴笠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正为其“特务王”羽翼的日益丰健不懈努力。戴笠与陶省惕之父陶应悟相识，不过那是病家与郎中之间的关系，并无其他交情。戴笠是化名前往陶应悟的诊所求诊的，去之前还暗中派特务调查其政治面貌，陶郎中却不知道“金先生”的真实身份，只以为是一个寻常商人。当然，戴笠对陶省惕的兴趣跟陶郎中没有关系，他认为像陶省惕这样的青年是一名奇才，不但有才，还怀“殊志”，理应收罗至麾下，日后堪当大用。呈报蒋介石后，戴笠想把还有一年方可从中央警校毕业的陶省惕先控于其手，免得到时候各方都来争抢，弄得他这个最先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处于尴尬境地。戴笠为陶省惕设计的前程是从事情报工作，而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默默无闻，所以，陶省惕就不能被媒体报道，于是才有了上述措施。
转眼一年过去，陶省惕以优异成绩从中央警校毕业。果然，各地警界、军界乃至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董局警务机构都对他产生了兴趣，连李士珍也想挽其留校任教，更有甚者，跟警界、军界搭不上任何关系的国民政府卫生署也来凑热闹，这当然跟陶省惕当初是被蒋介石钦点的特招生有关。戴笠对此了如指掌，稳坐钓鱼台。他早就派特务跟陶省惕交上了朋友，差不多进行了一年游说，不断向陶省惕灌输投奔戴先生后可以如何如何的理念。据定期呈递的报告显示，陶省惕明确表示，对警界、军界、租界都没有兴趣，医务界更不用提了。戴笠遂认为胜券在握、不必出面争抢，以免弄得吃相难看传到蒋校长那里。
没想到，戴老板这回却失算了，陶省惕固然没接受警界、军界、租界、卫生界的邀请，但也没投奔戴笠。他不声不响去了美国，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具有正式编制的华籍雇员。戴笠闻报，目瞪囗呆。不过，姜毕竟还是老的辣，戴笠马上有了新的想法——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军统”正计划派遗特务去美国进行秘密工作，陶省惕在美国有合法身份，而且是联邦调查局的人，那岂不更方便了？
陶省惕对戴笠派去的以外交官身份跟他接触的特务态度冷淡。戴笠对此并不介意，只让人给陶省惕捎话说：“令尊令堂爱国之心可圈可点，誓死不做亡国奴，近日已至汉囗，并准备去重庆大后方定居。”陶省惕怎不知其中含义，只好妥协。不过，他只同意作为“军统”的雇员进行秘密情报工作，战争结束即脱离。戴笠答应了他的条件，陶省惕就在为美利坚效力的同时，按照“军统”的要求收集国际情报。
抗战胜利后，陶省惕方才携妻子儿女回国，其妻是他在美国娶的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此前，陶省惕的父母双双死于日寇对重庆进行的那场著名的大轰炸，两个叔父一个在上海定居，另一个去了欧洲，杭州只有几家远亲了。陶省惕正考虑如何安排将来的生活，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戴笠！
戴笠屈尊拜访陶省惕，自是看中了陶在联邦调查局服务多年积累的资源——他在联邦调查局负责的事务，是秘密调查战时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以及旅美华侨的情况，脑子里肯定保存着许多对于戴笠来说非常重要的情报。戴笠邀请陶省惕正式加入“军统”，许诺将成立一个情报研究所，由陶省惕担任该所下辖的美国科主任，授予上校军衔。陶省惕答应考虑，等戴笠一走，却一溜烟去了香港。
陶省惕跟戴笠斗心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戴笠还是祭出了当年的法宝，只不过把对其父母的威胁（其父母已死）改为对其妻子儿女的威胁，陶省惕只得乖乖就范。
不过，这当口儿戴笠也开始走下坡路。战时“军统”特务飞扬跋扈横行不法，军方不少吃过亏的将领，向蒋介石建议裁减“军统”人员，财政部也大幅度削减“军统”的专项经费，蒋介石对戴笠的态度似乎不像战时那样亲热了。所以，戴笠把陶省惕逼回内地后，暂时先放在一旁，什么“情报研究所”根本不提了。又过了一阵儿，1947年3月中旬，戴笠飞机失事，亡于南京郊外的戴山。陶省惕以为从此得以解脱，哪知不久“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新头目毛人凤又想起了他。
毛人凤这人据说比较和善，跟任何人说话都是笑吟吟的，颇具亲和力。可是，做起事来就不亲和了。他没有像戴笠那样纡尊降贵拜访陶省惕，连送份请柬的心思也没有，直接差特务把陶省惕的妻子儿女软禁在杭州武林门的一处庭院。正在上海着手准备开诊所的陶省惕闻讯星夜返杭，竟不知应该找谁求情，又马不停蹄驱车南京，前往鸡鹅巷“保密局”总部求见毛人凤。
之后他毫无悬念地成为“保密局”的上校情报专家，具体职责是分析跟美国有关的情报（指“保密局”针对美国收集的情报以及美方向台湾提供的情报），以及在“保密局”跟美国方面合作时，为毛人凤当顾问。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先是“迁都”广州，继而又败逃台湾，陶省惕以及家眷随同去台。原以为从此就老死岛上了，哪知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竟然又把他打发到内地来了，还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势中回来的。
陶省惕被点名派遣大陆执行特别使命，始作俑者并非毛人凤，而是美国派赴台湾为“国防部”出谋划策的特工专家组的主意。在说到具体使命内容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其时广西的情况——
1949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经过三十九天激战，于12月14日胜利结束。该战役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十七万余兵力，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对于一向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各派系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其时，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但李并未去台湾岛，而是于11月28日飞美国“养病”；之前风头正劲的白崇禧，则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长官。因此，广西战役的失败无论对正处于“赋闲状态”的蒋介石及其追随者，还是由李、白两人掌控的新桂系来说，无疑都有极大意义。白崇禧为圆自己“东山再起”之梦，在广西战役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安排伏笔，利用自己盘踞广西多年的资本，指使下野旧部、残军败将、土匪恶霸、封建帮会等，趁中共刚解放广西立足未稳之际，发动反革命暴乱。
白崇禧是职业军人，十四岁即入清廷桂林陆军小学堂，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行伍，带兵数十年，官至一级陆军上将，能战善谋，人称“小诸葛”。他当然知道暴乱是翻不了盘的，但他同样知道，事到如今，只有此举才能带来希望，争取美国的援助，这一点，白氏在12月8日广西战役尚未结束时就已通过公开广播向美国政府发出呼吁，引起美国朝野的反响。当然，要想把画在纸上的饼变成真实的饼，那就不能只是喊喊而已，这当口儿如果能够果断发起“暴动”，哪怕没几天就给镇压下去了，对于白崇禧来说也是一项争取美国支特的资本。况且，以白祟禧多年经营广西的影响力，只要有人首先“揭竿而起”，自会有人响应。
在广西战役尾声阶段，白崇禧就着手对这方面进行布置，派人分别联系了旧部郭宏炳、钟祖培，两人没打半点儿隔顿，立刻表示愿意“追随白长官”。
郭宏炳在之前白祟禧担任国防部长时，被任命为“国防部少将视察官”，现因积极响应老长官的号召，又被任命为“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纵队司令长官”。郭受命后火速行动，纠集了国民党柳州交警大队大队长莫荣猷，以拥有三百人及各种轻重武器的柳州交警大队为主力，另外召拢拼凑了千余名民团、土匪成员，于1950年1月9日晚包围象县（今象州县）中平区政府。我方力量只有以区委书记（兼副县长）崔耀华、区长（县委委员）覃显及中共桂中游击支队第八团一营营长林立为首的区政府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共约五十来人，经激烈战斗，坚持到次日晚，以四人牺牲、四人负伤的代价突围。
暴乱发生时，由于敌人切断了通信，中共象县县委、县政府未能及时获悉，得到消息后虽然极为重视，但县里武装力量有限，离柳州又远，远水难救近火。巧的是，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在解放睦南关（今友谊关）后奉命北上休整，正好路过当地，县委即向部队求援。该团立即进行战斗部署，于11日晚十时抵达中平乡良山村，在独崖寺附近渡江，拂晓前，已分四路把敌人包围；中共桂中游击支队八团二营的一百多名战士也前来配合作战。
当天中午，暴乱平息，击毙敌团长王岖以下一百七十人，活捉少将指挥官郭宏炳、交警大队长莫荣猷等四百余人。
对于白崇禧来说，这次“暴动”虽然发动得很快，但“谢幕”也快，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没产生什么影响，海外根本不知道。所以，白长官就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旧部钟祖培身上。
在白崇禧的旧部中，钟祖培算是个老资格的“牛人”。钟生于1890年，广西恭城县人氏，十八岁考入清廷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第一期步兵科，与李宗仁是同学。1917年时，他己是反袁护国军军官，后又在李宗仁手下历任连长、营长、纵队司令。1926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旅长，该旅是北伐先锋旅，多有战功。之后，其仕途顺畅，历任第七军中将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新编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中将高参、梧州警备司令。抗战时期，出任湘桂边区抗日总指挥。
抗战胜利后，钟祖培在乡闲居，又耐不住寂寞出面活动，于1947年11月当选广西恭城选区的“国大代表”。随着形势的迅速变化，钟祖培的“政治步伐”也迈得愈加急促：1949年10月12日，国民党桂东区军政司令甘丽初奉白崇禧之命致电钟祖培，要求其迅速组织民团，扼守龙虎关、定岗坳、黄茅岭等军事关隘，阻止解放军由灌阳、湖南入境。11月中旬，国民党广西绥靖公署派督导室主任吴立宾到恭城与其密商“反共”。11月24日，白崇禧致电钟祖培，命其组织“恭城县自卫委员会”。钟即依命行动，自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广西战役结束后，逃到香港的白崇禧指派特务梁赓潜赴恭城与钟祖培联络，鼓动其着手“暴动”准备，并发给了黄金二十两作为启动经费。
白崇禧的上述活动当然逃不过“保密局”的情报网，一份份情报迅速由毛人凤报往蒋经国，又出现在已“下野”的蒋介石的案头。以蒋介石的政治敏感，当然知道白崇禧胡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蒋氏父子俩反复研究下来，认为对于白崇禧的做法不能掉以轻心袖手旁观。白氏策划“暴动”给中共添乱自是好事，这也正是蒋介石想做的，但白的目的是向美国方面展示其反共立场和积极态度，以获取政治资本，企图动摇蒋氏的执政根本（其时，台湾由何人当政，美国政府是有能力左右的，美方曾有过抛弃蒋介石的打算），这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
于是，“保密局”、“二厅”紧急商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既要使白崇禧在桂的破坏行动继续执行，又要让这些行动的效果和影响有利于蒋总裁。这时，受蒋经国邀请，美国方面派出的一个由五名情报专家组成的“情报工作顾问团”进驻台北，直接跟“保密局”、“二厅”进行合作，其实说穿了就是互相利用。美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给蒋出主意，蒋则“接受建议”，借机向美方索取经费、武器，同时给外界造成“美国是强大后盾”的印象。毛人凤和“二厅”磋商下来，报小蒋老蒋批准，决定联手操作这项课题，给美方顾问团一个加入的理由。这同时也是一个试探，如果美方积极响应，那说明美国政府是准备继续支持蒋介石执政的，蒋介石就可找到体面的复出理由。
这个建议向美方顾问提出后，仅仅两天就得到了响应。三方随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以“中华民国国防部”名义向广西派遣一名“特别视察官”，代表“国防部”对广西全省的“党国综合武装力量”进行考察，一应结果将在“国防部”备案。凡是备案的武装力量，都将获得台湾方面的正式任命，享受与在台“国家官员”相同的待遇，其所率队伍可获取一应经费、武器弹药、后勤物资，“特别视察官”在确认被考察对象的资格后，可以根据需要直接向该对象下达工作指令，后者应无条件服从。
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就该物色“国防部特别视察官”的人选了。这个所谓的“视察官”，听上去显赫，其实也就不过是个传声筒，在桂的所有行动都须通过电台向台北总部请示，获准后方可施行。但这并不意味着随便找个角色就可以胜任——“特别视察官”打的是“国防部”的名义，由“保密局”和“二厅”共同委派，而“保密局”、“二厅”早在抗战伊始（那时还是“军统”和“军委会二厅”）就有矛盾，互相不买账是常态。这次派出的“视察官”必须在“保密局”或“二厅”的特务中遴选，可究竟选哪家的特工呢？尽管对于“视察官”本人来说，这差使绝对算不上是个美差，不仅风险大，也没有私人油水可捞，但对于其东家而言，无疑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借机发展自己的秘密力量。蒋氏父子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出了一个办法：请美方顾问团决定“特别视察官”人选。
采取这个办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顾问团是清一色的美国专家，他们中间没人跟“保密局”有私交。不过，也并不是说如此一来，顾问们的选择就一定不会“夹带私货”，毕竟他们是美国的顾问，他们会考虑到自己国家和部门的利益。比如，让“视察官”私下向顾问团提供美国需要的相关情报，如果发现可以作为美国直接掌握的特务人选则代为秘密发展，等等。因此，他们一致把目光投注到被毛人凤忽悠进“保密局”坐冷板凳的陶省惕身上。他们认为陶省惕是“唯一合适人选”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这人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供职多年，虽然不能说是哥们儿，也算半个自己人吧。
就这样，陶省惕被任命为“国防部特别视察官”。2月6日，代号“LM”的陶省惕从台北飞赴香港。陶被捕后交代了该代号的含义：岩雷鸟，别称“雪鸡”，因其冬夏两季会自行改变颜色，又称“变色鸟”；“LM”系其拉丁文学名Lagopusmuta的缩写。
2月11日，“保密局”香港站安排陶省惕偷渡内地，在珠江口登岸后被史重迁等特务接往广州，藏身“平安行”。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坏消息：其报务员、卫士偷渡时遇险，迫不得已将电台抛入大海。无奈，陶向台北总部报告情况，要求补配。这就需要若干天的时间，另外，台北方面可能担心派遣“LM”前往内地之事已被中共察知，为防万一，决定在广州安排一个“LM”的替身，吸引中共警方的注意力。这个替身自然就是倒霉的穆逸云了，穆逸云及其手下几个特务直到被捕，也不知他们是被“组织上”作为牺牲品抛出来的。
2月21日，补配的电台运达广州，陶省惕随即离开广州前往桂林。“保密局”已经为他在桂林的落脚作了安排：陶省惕早年学过中医，诊脉、开方、出诊，已经达到了一个合格中医的水平，就让其投奔在桂林开设“和春国医馆”的当地名医尤友堂，此人是陶省惕的父亲陶应悟的结拜义弟。早在1月下旬，“保密局”就已安排信使前往桂林，向尤友堂递交了由陶省惕亲笔所书的信函，同时为陶准备了一应证明——自然都是经得起警方检验的。
陶省惕抵达桂林安顿下来后，按照台北的密电指令，他应该尽快与钟祖培取得联系。钟祖培已于1月25日在其家乡、距桂林大约百里的恭城县公开组织“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由其任中将总指挥。当天，纠集三千余名旧部及恶霸土匪，在该县的嘉会、和平等地发动“暴动”。
据《恭城县志》记载：“1950年1月25日，嘉会、和平等地土匪发动暴乱，次日起3000余匪众围攻县城。解放军驻湖南（省）第四十六军一三师四〇九团派兵弛援，30日县城解围。此次土匪暴乱，解放军、县大队战士和干部群众164人牺牲，全县损失公私财产10万元（该金额系按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币值计算）、公粮2.2万余公斤……”
钟祖培在残兵败将的护卫下逃进了瑶山一个唤作“香叶坪”的地方暂时栖身，想等待白崇禧方面的援助。可是，已经飞逃台湾的白崇禧这当口儿已经没了昔日那份重权在握的自信，他是败军之将，早已进入蒋介石不待见的黑名单，哪里还顾得上答理钟祖培？其时，广西已经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为加强全省各地剿匪力量，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连同地方武装在桂林、柳州、平乐、宜山、梧州、玉林、宾阳、武鸣、百色、龙州十个地区建立军分区。在这种形势下，钟祖培于2月27日走出深山，向当地政府自首。
陶省惕通过“保密局”配备给他的由当地五名潜伏特务组成的“桂字04小组”收集到上述情报后，不得不佩服离开台北前跟他进行密谈的美方顾问史密斯的预测。当时，史密斯告诉他，你抵达目的地后，可能会面临几种情况，其中一种会有很大概率，那就是钟将军在发动后迅速失败（恭城地理闭塞，暴乱发生时海外并不知晓），他本人被俘或者死亡，抑或逃亡。据我们收集的情报显示，钟将军出身桂地大家族，中共方面可能会做其眷属及亲朋好友的工作，劝说其向政府投诚，以获从宽处理。
没想到，史密斯先生竟然预测得那么准，钟祖培真的向中共投降了。陶省惕即起草密电交由报务员郁庆邦拍发，向台北报告了上述情况，请示接下来是离开内地前往香港待命，还是返回台北，或者留在内地执行其它使命。
午夜过后，台北回电终于来了，指令“LM”暂留桂林，继续以“国防部特别视察官”的名义，视察和联络全省各地已经发起和正准备发起“暴动”的武装，理顺其与台湾的关系，不论以前隶属于何机构何人，都一律归口“国防部”，“国防部”将根据他们各自的功勋发给相应的委任状和奖赏，并提供武器装备、活动经费，云云。随电发来了一些联络对象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陶省惕马上想到，此事得依靠当地潜伏特务组织“桂字04小组”进行，否则，他只怕是寸步难行，什么情况都摸不到，什么事都办不成，甚至连安全都成问题。陶省惕虽然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他对国民党特务的德性是了解的，料想如果按照台湾方面的指示行事，不仅是“大权旁落”的问题，还会导致这帮特务把陶的每一个命令都作为营私舞弊的机会，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心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晚三时，陶省惕再次唤醒报务员郁庆邦，把一份已拟好的电文稿递给他：“立即发台北！”
（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05期
作者：迟婴、东方明
九、一网打尽
李老大对敌特针对其子李德馨采取的绑架行动的动机的猜测，可以说是基本到位——
2月21日晨，穆逸云在获悉龙吞云发动“武装暴动”失败被军方一锅端的消息后，果断作出“丧事当喜事办”的决定，把预先印好的传单散发街头，然后向台湾“保密局”总部拍发密电“报捷”。上蜂给“直行大队”配备的电台功率比较小，难以直接发往台北。据报务员区春锡说，这种电台只能跟珠江口外伶仃洋海面上游弋的国民党海军舰艇进行通讯，再由军舰上的电台中转，会耽搁些时间。穆逸云的“报捷电报”发出后，过了六小时方才收到“保密局”的回电。
把电报译出来一看，穆逸云不由一个愣怔。原以为“直行大队”弄了一出“武装暴动”的闹剧，还锦上添花加料散发了传单，上峰给个表扬嘉勉是少不了的，往下可以消停一下，休整休整。哪知，上峰回电中没有嘉勉不说，反而又下达了一桩让穆逸云感到汗毛直竖的使命——对付刚组建的华南特案组！
应该说，建国伊始，敌特对我方内部某些情况的刺探、分析是比较成功的。比如，敌特方不但知晓华南特案组已于2月上旬正式组建，在此刻给穆逸云的密电中还列明了七名侦查员的姓名。事后我方反特部门判断，这可能跟华南特案组是由之前刚刚圆满侦破“55专案”的班底成员组成有关，“55小组”成立时，上级并未打算将其改组为华南特案组，这宗系列重案一破，不仅坊间热议，公安系统内部更是有一番点赞，而且有些警员是跟亓舞牧等人打过交道的。当时，公安机关有一部分留用旧警察，敌特方肯定会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这些情况。另外，华南特案组展开工作后，也瞒不过同行，这个密在公安内部是保不住的。因此，被敌特获悉也不足为奇。穆逸云此刻收到的密电中，甚至还对除梁武道、侯烈以外的特案组侦查员的年龄、体貌作了基本准确的描述。
对付华南特案组自然是风险不小，好在“保密局”的密电中只要求“对其采取报复性行动”，至于采取何种报复行动及行动的规模、效果，并未作出规定，也就是说，可以由穆逸云自由裁量，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
于是，穆逸云跟区春锡商量应当如何实施。讨论下来，认为目前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掌握华南特案组的驻地和他们眼下的工作情况。说到这里，穆逸云突然想到一个情节：据对“耀祖旅馆”进行秘密监视的黎启蒙说，年初三午夜，旅馆伙计骑自行车出门，却跟一个骑摩托的男子回来。后来，该男子一并被军方抓走了。这人是谁？是否跟龙吞云一伙全军覆没有关？如果有关，这个案子是不是华南特案组在侦办？
穆逸云把这个念头一说，认为可以设法秘密查一查，遂把黎启蒙叫来，问他是否看清了那辆摩托的牌照号码。黎启蒙是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当然不会疏漏这一点，随口就报出了号码。穆逸云安排另一特务柏如山动用在旧警察中的关系，很快查到了三轮摩托车的车主李老大。穆逸云随即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李老大被军方逮捕，如今关押在哪里？还是已经释放了？这个情况也需要查一查。
柏如山再次出动，不久有了结果：李老大被捕后，随同龙吞云一伙被押解市公安局，当天就开释了。柏如山也是职业特工，并未到此为止，顺便让其关系查了一下那伙被捕者中当天被释放的有几人，都是谁。这个由其自作主张的“延伸调查”查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被捕的人犯中，除了李老大，另外还有一个年较人，他比李老大开释得还早，据说连监房也没进。当时在场的警员事后传言，别看这个年轻人貌不起眼，人家可是香港来的富商公子，人称“尹少爷”。
这一说，穆逸云马上想起密电中对华南持案组部分成员的介绍，其中有一个叫尹小白的，年龄不过二十出头，不会就是那个“尹少爷”吧？由此，穆逸云确认“武装暴动”穿帮跟华南特案组有关，估计那个姓尹的年轻人是被派去卧底的。
那么，李老大在其中又是什么角色呢？这个就暂时无法获知了。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三个下属倒颇积极，提出由他们通过各自的关系设法向关押在市局看守所里的龙吞云、费耀祖等人打听，被穆逸云断然否决——这是重大政治案件，公安局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可不像之前打听车牌或李老大是否已被开释这些情况那么简单。别说留用警员了，就是南下干部、地下党出身的警员，这种案子也未必能沾边，若是有哪个留用警员果真打听到了什么信息，那无疑就是人家在钓鱼，你就等着进局子吧。
但穆逸云并不想放弃李老大这条线索，毕竟这是目前了解内情唯一的渠道。据穆逸云所知，李老大这种角色在新政权眼里属于灰色人物，虽是帮会骨干，但并无民愤血债，一般不会算作恶霸或者反革命，但跟“开明绅士”也沾不上边。目的新政权虽然顾不上动他，以后怎样就难说了。既然此人是个资深老江湖，对自己的处境也应当是了解的，如若以江湖方式（加之暗示有台湾背录）约其见面，估计他会识时务的。
让谁出面约李老大见面呢？黎启蒙推荐了一个人，说他有个开米行的宋姓表兄，颇有魄力，胆子也大，可以让他给李老大捎一份年礼过去，顺便请他出来见个面。
回头跟“方头”宋鼎一说，米行老板果然一口答应。不过，他是半年前刚从新会来广州开米行的，他听说过李仁昌，，老大却未必知道他这种无名鼠辈，直接登门送礼捎话，只怕人家见都不会见他。那该怎么办呢？一打听，李老大的弟子洪非每天在街头挑着副担子叫卖糕点，于是决定请洪非转告。
其实“方头”是块什么枓，黎启蒙是清楚的。他之所以敢推荐“方头”接下这桩差事，是考虑到反正就是捎个话，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不是脑残，都不会出差错。哪里想得到他这个表兄太想在省会道上朋友面前表现一番了，竟然高调行事。见过洪非之后，“方头”寻思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就去给黎启蒙回话说没问题了。黎启蒙信以为真，返回“恩济阁”向穆逸云禀报。当晚七时，经过一番化装的区春锡，作为穆逸云的代表，前往西荣巷口的“怡福馆”，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李老大露面，只得无功而返。穆逸云得知后，倒也并不在意，说看来昌公有顾虑，没关系，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直行大队”掌门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不在意，有人在意。那个在意的人，自然是本该在这出戏里打酱油跑龙套，却误把自己当作主角儿的“方头”了。
如果给“方头”的黑道身份作一个定位，只有三字评价：“未入流”。他在新会待了三十余年，没有任何帮会组织待见他，他自己又没能力组建一个什么堂口，同时又自命不凡，平曰恃强凌弱，横行不法。这样一个家伙，从一个小县城进入省会定居，还独资开了一家比他在新会的规模大一倍的米行，其自我感觉之好可想而知。“方头”急于在广州扬名立万，成就多年梦想，结交了若干跟其在新会的状况差不多的“未入流”的地痞和混混儿。刚把小圈子建起来，就迎来了一个契机：广州解放了，原先的帮会骨干、流氓恶霸逃的逃、抓的抓、隐的隐，腾出了黑道舞台上的若干空间，“方头”就想趁机竖起自己的名头。
如今是新社会，靠打打杀杀已经行不通了，梦想成不了真不说，还会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所以，他想采取引而不发之计，既在道上亮出名号，又不真的干出够折进局子的事儿来，这需要有背景帮衬，还要有机会。没想到，表弟黎启蒙然把机会送上门来了。得知表弟请他去跟李老大打交道，“方头”寻思，如果借此机会把李老大给降服了，何愁在羊城道上出不了名？遂有了半道拦住洪非的那一幕。
“方头”虽然给表弟回话说李老大肯定准时赴约，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跟新结交的地痞混混儿商量，万一李老大不赴约怎么办。最后决定：如果李老大拒绝赴约，那就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当然，来硬的只怕不行，这主儿会武术，据说年轻时打架一人同时对付七个流氓都没吃亏。再说，他是洪帮人物，徒子徒孙不少，即使已经解放了，有事只怕还能叫得应。那就换个目标，对付他儿子李德馨吧。小李在铁路机务段干技术活儿，跟乃父完全不同，白面书生一个，老李的武术也没传给他，应该还是好对付的，把他请到米行作为贵客招呼就是了。李老大只有这么一个独子，还不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通知他去赴约，他还敢拒绝？
于是立即着手做准备：“方头”带两个弟兄去西荣巷口的“怡福馆”盯着，看李老大是否赴约；这伙地痞中最能说会道的“溜溜嘴”罗达旦冒充小李的亲友往铁路机务段打电话，询问李德馨今晚是否加班，如若加班，就在半道守伏，万一李老大不去赴约，那就动手绑人。
“直行大队”派出的特使区春锡不认识“方头”，自是不知这帮人在暗中做手脚。他离开饭馆后，“方头”便决定冲李德馨下手，率领罗达旦等三个地痞守候在铁路机务段附近，午夜过后，终于候得李德馨下班骑车路过，连人带车将其“请”至不远处小河边预先停着的一条木船上。这条木船是“福福米行”平时下乡收购粮食用的，此刻正好被“方头”用作绑架作案的交通工具。
在整个儿绑架过程中，李德馨充分配合，并未吃到什么苦头。由于其父的帮会身份，他童年、少年甚至成年后，曾遭过数次绑架，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这次他的反应也是比较淡定。到了米行，由绑匪陪着吃了准备好的夜宵，就进了“方头”给预备的卧室，倒头便睡。
苦主睡着了，“方头”倒失眠了，他对此举似有后悔之意，寻思事先应该跟表弟通个气的。万一李老大不吃这一套，那怎生奈何？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遂写了一纸落款具名“一叶”的帖子。别看“方头”混黑道不入流，却是上过三年私塾的，那手毛笔字竟然还看得过去。
却说李老大获悉儿子被绑，紧急联系警方。亓舞牧、麦善谋、陈君临赶到市局，听了老李一番陈述，组长亓舞牧马上表态：救人要紧，咱们这就行动。这样吧，我们先安排一处安全隐秘的地点，您去那边休息。那里有电话机，我们随时可以联系。您放心，我们肯定能把少爷营救出来。
亓舞牧之所以那么有信心，是因为他对绑架案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判断：此事不应是“LM”所为。现在是什么形势？“LM”无论做什么，首先要考虑自身安全。按照通常思路，面对李老大昨晚没有赴约的状况，作为一个职业特工，“LM”的第一反应是要弄清楚对方不赴约的原因。特案组侦查员中不乏从事过多年秘密工作的，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还没弄清楚原因就下令绑架，强迫对方见面，这应该不是“LM”这种高级特工的素质，倒像是些不入流的小混混儿所为。
跟副组长梁武道交换意见后，亓舞牧决定对“福福米行”采取行动。向领导请示，获批。考虑到宋匪落网后，有可能随即供出幕后指使者，特案组又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安排公安大队待命。稍后，特案组侦查员连同外援便衣共二十多人将“福福米行”悄然包围。下午五时许，行动开始，宋鼎、罗达旦等一干匪徒落网，李德馨被成功解救。
一小时后，年后刚刚开张的“恩济阁”被公安大队包围，穆逸云、区春锡、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五犯被一锅端。行动如此顺利，亓舞牧在欣慰的同时，也稍稍有些不放心。五名被捕的敌特身上没有搜出武器，就是在食客到不了的账房、伙房、库房，也没发现武器弹药。原来一应特务活动的武器、器材全在后院那株据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大榕树上的一个树洞里藏着，如果要使用的话，得架起梯子爬上去取。这就是说，穆逸云一伙根本没有料到他们干的事儿这么快就会穿帮。
特案组长心里犯嘀咕了：据宋鼎供称，前一天其表弟黎启蒙去找他，让他相帮约见李老大时显得很急迫，今天怎么对此不起劲了？不但一整天都没跟宋鼎联系，还若无其事地开门迎客做起生意来了。按说，羊城地面上这种规模的饭馆，通常都是元宵节过后才营业的嘛。这其中，是不是有问题？
十、李代桃僵
对被捕敌特的讯问连夜进行，原以为会有一番折腾，但穆逸云等人犯并无零口供的打算，有问必答，对受命潜伏、组织暴动、策划对付特案组等，都一一作了交代。关于亓舞牧先前感到不解的那个问题，区春锡等人都说是穆逸云下令停止对特案组采取行动的。穆逸云本人则供称，他昨天午夜让区春锡用电台跟台北“保密局”总部进行联系时，接到指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这也是今天“恩济阁”开始正常营业的原因。
汇总完审讯口供，尹小白跟亓舞牧组长有同感，也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个惊动北京，打着“保密局”、“二厅”牌子的双料特务“LM”就这样谢幕啦？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个穆逸云别是冒牌货吧。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亓舞牧目光炯炯看着尹小白：“黑仔，说说理由。”
尹小白的理由有三——
第一，据穆逸云供称，他是去年夏天受命潜伏羊城的，代号是“孟加拉国白虎”，当时他的老东家“国防部二厅”并未给其配备从事特务活动的一应器材。广州解放伊始，可能出于其身份转换的方便——一旦哪天他被我方盯上的话，他的饭馆老板身份是经不起调查的，敌特方就搞了个小伎俩，通知他外出避祸，利用国民党空军空袭广州的机会，炸毁了原先的“穆记饭馆”，以便“恩济阁”的开张。由此可以判定，“二厅”最初是要把“孟加拉国白虎”作为一枚“僵尸棋”，待日后需要时激活的。可是，穆逸云却在除夕突然接到命令，将其代号改为“LM”，指令其组织“武装暴动”，并暂时改受“国防部保密局”节制。这种从代号、隶属关系直到潜伏意图的系列性更改，别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是在国际特工界也是罕见的——尹小白在香港时至少跟七八个国家的特务打过交道，在特案组诸成员中，他对于“国际特工界”是有发言权的。
第二，即便撇开前述对于敌特两大特务机构联合采取行动之说“高度不靠谱”的质疑，权且当真有这么一回事，此次特案组抓到的这个“LM”，其资历、能力，还有他的气质，根本够不上一个具备“保密局”和“二厅”双重身份的双料大特务。
第三，再说“直行大队”策划组织的“武装暴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草率。穆逸云收到的密令竟然是“不求实效，重在影响”，这种指令不会是毛人凤凭空一拍脑袋就产生的。人家手下的中外特工专家就是专门搞这类策划的，对于他们来说，“重在影响”的特务活儿多的是，比如暗杀著名社会人士、爆炸电厂桥梁等重点目标，这些行动跟“武装暴动”相比，实施起来都比较简易，而且便于保密。可龙吞云折腾的这个“武装暴动”，烈马金刀，大开大合，恨不得雇一班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再竖一面招兵买马的大旗。这种动静怎么可能不被公安机关注意到？而且，这么简单的问题，“保密局”、“二厅”的那些专家能想不到？所以，尹小白认为所谓的“武装暴动”不过是敌特散布的烟幕弹，甚至是故意让这伙人栽到公安机关手里。
尹小白的观点对其他侦查员的思维有所触动，众人不由交头接耳。尹小白坐在那里喝着茶，心里有点儿得意，正努力控制着不让那份得瑟显露出来，忽见副组长梁武道伸手指着自己，似有话说。
尹小白吓了一跳，他私下跟张百行、侯烈和韦博秋嘀咕过，说他对老梁有些憷头。梁武道是个冷面人，天生沉默寡言，作为领导，似乎缺乏亲和力。而尹小白对他的憷头还来自另一方面：他一十二岁上被党组织寻找到后去了香港，从丐帮少帮主转变为职业革命者。他所在的党的秘密机关是以富商公馆为掩护的，他的身份是少爷。公馆的管家老卓，于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入党，海员出身，是一名优秀的钳工，手劲惊人，酷似一把德国产的老虎钳，他以管理远洋轮的规矩管理公馆，对每个人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像尹小白这样的调皮鬼，遇到老卓就算是遇到了克星，几乎留下心理阴影了。小白曾跟张、侯、韦说起，我只要一想起“卓叔”，就觉得浑身发虚。
而尹小白之所以对特组副组长老梁憷头，是因为老梁跟老卓极为神似。现在，老梁一指，小白赶紧下意识站起来，要去拿热水瓶给对方茶杯里添水，被对方摇手阻止。
老梁示意小白坐下：“你刚才的意见说得很好，你再分析分析，如果穆逸云是冒充‘LM’的假货，敌方的用意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尹小白还真没考虑过，一时张口结舌。这时亓舞牧开口了：“老梁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大伙儿也都发表一下意见吧。”
一番讨论之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可归纳为如下的思路——
目前基本可以判定，穆逸云并非2月12日北京那份情报中所说的“LM”。敌特方之所以要变更穆逸云“孟加拉国白虎”的代号，显然是为了掩护真正的“LM”。冒牌货“LM”——穆逸云所接受的指令，应该是敌方特工专家精心制订的，让穆逸云的“直行大队”策划“武装暴动”及对付“华南特案组”，以此吸引我反特力量的注意力。为保护真正的“LM”，敌特方宁可“牺牲”穆逸云一伙，也算下了血本。为什么要不惜代价，用这种“丢卒保车”的方式保护“LM”呢？肯定不是为了让其长期潜伏下来的目的，否则的话，何必指今“孟加拉国白虎”作为冒牌货露面？众侦查员推断，那个真正的“LM”肩负的使命对于敌特方来说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常敌特潜入内地，执行的任务无非“破坏”、“煽动”、“策反”、“布棋”这么几大类，如今看来，“煽动”和“布棋”可以排除，“策反”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那就只到剩下“破坏”这一类了。举凡爆炸、纵火、投毒，暗杀、暴动等，皆属于“破坏”，但特案组认为前四项均可以排除，因为这类行动不需要进行长期准备，用不着如此折腾。比如三个月前，“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点上校大特务、王牌杀手刘全德潜入上海执行暗杀陈毅的使命，事后查明，敌方并未使用“丢卒保车”等掩护刘犯执行暗杀使命的手段；再如之前敌特方还曾策划在永安公司顶楼“七重天”制造爆炸案，甚至已经将伪装成金属饼干箱的炸药运往现场，但还是让我方给粉碎了，其行动实施过程中也是秉着简单直接的原则，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掩护手段。
因此，特案组反复分析下来，认为“LM”潜入内地的使命是组织反革命暴乱。当然，肯定不是龙吞云之流进行的那种草率的行动。
1950年初，一些原先土匪势力猖獗的地区，尤其是广西部分地区、湘西、大别山及川西北，匪患依旧严重。其原因是“传统”土匪被国民党方面收买，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土匪，与新政权公然为敌。华南特案组在分析案情时，就很自然地往这类匪情严重的地区上靠。那么，“LM”会选在何地进行活动呢？结合政治气候、国际形势、地理位置等综合因素，特案组认为最有可能的应是广西。
“LM”潜入内地的路线肯定是由敌特组织的特工专家结合多方面因素充分论证过的，即先抵广州，然后由粤赴桂。有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从境外潜入广西呢？越南不是跟广西接壤吗？由越南进入广西，不是比到广州再到广西更安全吗？这是由其时越南的现状决定的——
1945年9月2日，越南宣布独立，仅仅过了三周，法国殖民军就卷土重来，越南国内重新燃起长达九年的战火。台湾特工专家在为“LM”制定潜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时，显然不会让其冒险穿越战区，也不敢派遣飞机从法国军队的防区上空飞越然后进入广西空投；即便能安全空投，也难以保证“LM”降落在十万大山的原始森林里能否生存下来。最安全的路线，就是从香港偷渡进入广东，先设法在广州立足。广州有“保密局”、“二厅”等多个潜伏特务组织，有电台可以跟台北联系，可以负责接应并提供安全落脚点，再安排“地下交通”妥送“LM”前往广西。
“LM”不是来广州观光的，按照特工活动的正常规律，他抵达后不应较长时间逗留。可是，从穆逸云的交代内容看，“LM”至少在广州待了十天，估计直到2月22日穆逸云接到上峰的密电命其“停止一切活动”前，方才离开广州。那么问题就来了：其一，“LM”为什么要违反特工活动的惯例，在羊城停留这么长时间？其二“LM”在广州破例超长时间逗留，台北特务机构是否知晓？
对于第二个问题，特案组诸侦查员分析，台北方面应该是知晓的。依据何在？很简单：安排穆逸云变更代号，临时客串“LM”进行近似于公开的特务活动，把我方反特人员的视线引向“直行大队”，如此作为，显然是为保证“LM”在广州意外逗留期间的安全。
至于第一个问题，迫使“LM”待在一个城市无法马上离开的原因很多，比如意外患病，或者遭遇突发事故受了伤；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和“保密局”总部失去了联系；甚至因和人发生争执动武折进局子，或者运气不济被匪徒绑架，等等。那么，“LM”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呢？特案组想到了一种可能：没准儿是特务活动器材出了问题。
特务通常配备的器材无非是武器弹药、电台（含密码本）、用于通讯联络的密写药水、间谍专用照相机、军用望远镜，及用于进行暗杀或其它破坏行动的毒药、定时炸弹等。上述器材中，对于“LM”这个“肩负重命”的高级特工来说，发生问题的是哪件或者哪几件呢？特案组反复讨论下来，定位于电台和密码本上。
当时在广州活动的潜伏特务，配备的电台功率都比较小。功率小，信号就不容易被我方的无线电监测仪器捕捉到，而且轻便、耗电少，便于携带和藏匿，缺点是信号发射和接收功能就相应差些。不过，这对于在广州活动的特务来说不是问题，只要发送出去的信号，能被在珠江口伶仃洋面上转悠着的国民党军舰上的电台接收到就行了，舰台有一项特别使命，就是负责中转广州潜伏特务跟台北总部之间的联络，相当于一个可移动的无线电信号中转站。根据之前对“LM”活动区域的推测，如果是广西内陆，那里跟珠江口隔得就远了，而且由于山区地形和气候等的影响，会导致信号发射和接收效果更弱，因此必须使用大功率电台，那就可以直接跟台北总部联络了，无须经舰台中转。
侦查员推测，“LM”偷渡时携带的大功率电台出了问题，具体是“损”还是“毁”暂时无法得知，反正是不能使用了，于是通过广州潜伏特务的电台向台北总部报告情况，请总部宽限一定的时间以便他进行修理，或者请总部重新送一部电台到广州来，只要电台一到，“LM”即可离粤赴桂。特案组认为，这同时也是侦查方向——
如果电台只是“损”，“LM”会首先会考虑进行检修，他不一定通晓这项活儿，得由台北总部为其配备的专职报务员着手操作，如果是部件损坏，那就要设法采购。收发报机的零部件市场上当然没有出售，不过，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得到解决，那就是去旧货市场淘破旧收音机之类进行拆解，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找到尚可使用的部件作为替代品进行改装。因此，特案组决定派员走访全城此类旧货市场和店铺，指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也有可能“LM”的电台并非损坏，而是干脆报废或者遗失了，比如偷渡时运气不好遇到盘查，为了避免暴露，那就只好放弃电台及其它随身携带的武器和特工器材。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他除了等候台北总部给他补配一部电台之外，没有其它法子可想。在穆逸云主持的“直行大队”胡乱折腾的这段时间里，“LM”就在等候补配电台运抵。至于“LM”离开广州后去了广西何地，目前特案组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甚至连模糊的估测也做不到。不过，一干侦查员认为，可以循着补配电台是如何运抵广州以及怎样送到“LM”手里这条线索来查，也许能顺藤摸瓜发现“LM”的踪迹。
特案组长亓舞牧拍板：以上两个侦查方向同时进行。“LM”已经去广西了，我们必须赶在他跟广西匪伙接上头之前，查明其下落！
十一、疑犯失踪
2月24日，特案组七名侦查员以及十八名外援便衣按照上述两个方向分头访查。当天，有三拨发现了疑似线索，是向电器仪表旧货商购买零配件的。可是，进一步调查下来，发现这三个对象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不过是淘旧货配装晶体管收音机而已，并不涉案。
当晚，特案组汇总各路调查情况，众人难免都有些沮丧，只有副组长梁武道照旧淡定，抽着那只据说以千年老树根为材料制作的奇形怪状的烟斗。待各人都发过言，他若无其事地嘟囔一句：“不着急，还有明天哩。”
亓舞牧被尹小白私下评为有一双“毒眼”，认为这主儿看人看事特别准。现在梁武道这话一说，其他人听过也就听过了，只有尹小白把眼光悄悄投注到老亓脸上。只见亓舞牧的双眼电光石火似的闪了一下，尹小白就知道老梁的淡定肯定是有原因的。
亓舞牧跟梁武道之前素不相识，甚至互相之间都不曾听说过对方的大名，决定组建华南特案组的时候，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也只是把增加的三名成员梁武道、侯烈和韦博秋的情况向亓舞牧做了个简单的介绍。可是，特案组长就是有这份直觉。老梁并未向他说起过自己当天调查的情况，刚才汇总时，与其搭档的张百行也没说出什么值得注意的线索，老亓却从梁武道的那句嘟哝中看到了希望。那么，亓舞牧的直觉是不是准确呢？好像是的。
老梁这一拨共有三人，他是头儿，下属是张百行和外援便衣华振勇。三人中，华振勇年龄最大，已经四十挂零了。老华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已经干了二十二年刑警。要说在刑侦方面的建树，在高手众多的羊城警界他是排不上名的，可是，这人袖中另有乾坤：他特别擅长跟江湖黑道上的底层角色打交道，手头掌握着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耳目班子”。
老华生性稳重，自二十年代末，在羊城每个历史阶段的警察局都干过，从来没做过欺压良善的事儿，凡是跟政治沾边的活儿，他是能推则推，不能推就消极怠工，再不行干脆休病假。他有哮喘病，只要吃一点儿发物就立马发作。凭着这几招，他干刑警没发财，没升官，却也一直太太平平。这种人物，不论何方执掌警务，都是对他敞开大门的。华振勇是羊城解放后被军管会留用的第一批旧警察。组建华南特案组时，领导让亓舞牧挑选外援便衣，老亓浏览了推荐名单，第一个圈出来的就是华振勇。在十八名外援便衣中只有三名留用旧警，老华是其中之一。
老梁这一拨接受的任务，是查摸从珠江口运送电台到广州的线索。他跟张百行、华振勇商量下来，认为从香港运送电台到广州，最稳妥的方式应是动用船只把电台运至南海、虎门或者中山这三个港口中的某一个，然后再到羊城。电台这种东西，不论怎么包装，仅从外观上就容易让人觉得敏感可疑，所以，从港口到广州这一段的运输方式，水路也是敌特的首选。广州这边负责接应的潜伏特务如果不会摆弄舟船，那就只有花钱雇佣船民。
老梁三个认为，要查摸这方面的线索，必须去找船民、渔民了解。这一整天，他们三个就在做这件事，但并无收获。要说老华的性格，跟老梁有一比，也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他一整天走访下来，话没说上几句，傍晚收工时，对老梁说组长我有点儿事，就不去驻地了。梁武道当时心里一动，暗忖老华可能是要去安排“耳目”了。不出所料，次日上午三人再去珠江边上走访，路过一家工厂时，老华请梁、张稍等，他去门房打个电话。这个电话耗时很短，也就不过两分钟，但老梁一看老华出来时的眼神，便知有戏。
老华果然有戏——昨晚他所谓的“有点儿事”，就是去找了他掌握的“耳目”景某。这景某是船民出身，原有一条五吨木船，专搞珠江水上运输。后来木船失事沉没，没钱再买，只好干起了船工。这人很讲义气，以前曾拜过南拳名师学武，手底下拿得出点儿东西，在道上比较兜得转。不过，兜得转就容易惹祸，即使自己不想沾边有时也会被动沾上。老华曾多次伸手帮他摆平麻烦，他因此管老华叫大哥。抗战牲利后，老华听说景某妻子患病，说老弟你经常行船在外照料不了家庭，我介绍你去码头上工作吧，离家近，也好有个照应，收入不会减少，活儿比船工轻松多了，就是帮着照管码头上的杂务，老板管三餐。景某自是感激不尽。之后，老华有时办案需要码头上的线索，就请景某帮忙打听，当然不会让他白干。渐渐，景某就成了老华掌握的一个很靠谱的“耳目”。经老华同意，他还发展了三个小兄弟作为助手。
昨晚老华约见景某，交代了急需打探的信息。刚才，华振勇往景某供职的码头打电话，景某果然打听到了一个疑似目标，跟老华约定一会儿过来。老华见对面有家茶馆，就让景某到茶馆见面。
当下，梁武道、老华、张百行在茶馆找了副座头，听老华一说情况，梁武道和张百行同时站起来，说咱们还是按照这一行的老规矩办事，应该回避，否则人家心里不踏实，以后就不肯干这一行了。于是，两人就去外面转悠了。一会儿，景某骑着辆自行车过来了，向老华报告了一个情况——
这个嫌疑对象名叫唐立栋，三十二岁，瑶族，一双眼睛因中毒一度失明，半年后方才恢复，人称“唐瞎子”。他早年在外国货轮上做过水手，喝醉酒打了洋船长被逐，索性投了一伙外国海盗，杀人越货的歹事儿料想没少做，后来金盆洗手回到广州老家。唐瞎子用带回的赃款买了套旧房子，娶了个老婆，剩下的买了一条三吨木船，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台柴油发动机，自己鼓捣着把木船改装成一条机动船，从此就做起了运输专业户。唐瞎子“国际海员”出身，水手、海盗都干过，原本胆子就大，加之多年在大海上混生活，见识颇广，回乡后驾着这条三吨小船在珠江上谋生活，有一种虎落平阳的感慨。
珠江口外面就是伶仃洋，虎门、南海、中山三地沿海区域乃是海盗、走私犯天然的大舞台。时间稍长，喜好结交朋友的唐瞎子难免会跟这些主儿接触。于是，他就有了第二份职业——给海盗、走私犯跑运输，捎带海上生活必需品和走私货。由于他是“国际海员”出身，会说点儿外语，与其他同行相比，有跟洋海盗、洋走私犯合作的优势。不过，唐瞎子钱赚得多花销也大，吃喝嫖赌无所不沾，手头并无积蓄。
这样一直混到解放，珠江这条黄金水道对于唐瞎子这样的人来说，含金量立马下降。因战事和治安形势严峻，作为水上运输专业户的收入也减少了，唐瞎子颇不习惯，经常在珠江广州段各码头东窜西跑，到处打听是否有“外活儿”需要合作。景某跟唐瞎子相识多年，有点儿交情，虽然慑于法律没给他介绍过“外活儿”，但遇到唐瞎子多日没能出航，导致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时，也会慷慨解囊。唐瞎子心存感激，有时到码头上来坐坐，两人喝茶聊天，他有什么话都肯对景某说。
年初一那天，唐瞎子突然来到码头上拜访景某，送来两瓶白酒、两条香烟和两罐茶叶，说是来拜年。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景某说我快下班了，你别急着走，咱哥儿俩去对面小酒馆喝一杯。唐瞎子说不瞒老弟，今晚我已经跟朋友约了，在“三合饭馆”聚餐。明天我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到时候咱哥儿俩不醉不休。景某随口问，新年头上，你去哪里发财？唐瞎子说我接到一桩轻松活儿，开船去一趟虎门海边，替朋友接一件货物，酬金还可以，给一百万呢，另加二十万作为路费。
景某一听就觉得不对头——虎门？那肯定是从伶仃洋运来的，必是从香港、澳门那边来的走私货了。他知道唐瞎子以前没少干过这种活儿，再说那个年代，在广州地面上，别说替别人接件走私货了，就是自己走私点儿货物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问题是，那是什么货？怎么放在新年的当口儿走私过来呢？
前面说过，景某以前曾拥有一条五吨木船，常年行驶于珠江上，自然也干过跟唐瞎子相同的走私勾当，对于这种情况的判断有些经验。他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想了想，认为货主竟以一百二十万元的高价雇佣唐瞎子把一件货物从虎门运到广州，说明这不是一般的走私货，很有可能是跟特务活动有关的器材。不过，在初解放时的广州，敌特分子、散兵游勇、土匪恶霸之流实在太多，即便是留用警员在大街上遇到此类对象也不会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因现行犯罪正被通缉的目标，基本是不会跟人家过不去的。景某对于唐瞎子接下这样一桩活儿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也不说破，只是说新年出门，最好先去算个卦，谨防前途凶险。
年初五，景某听别人说唐瞎子重新露面了，为其松了一口气。按照做“耳目”的规矩，别说唐瞎子疑似为国民党特务运输了一件什么货物，哪怕真的是特务，他也不会主动向老华报告，只有老华来问时，他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这一点老华也清楚，不会因此为难他。
昨晚，老华来找他了解情况，他马上想到了唐瞎子，于是答应留意。之所以没有立刻告知，一是清理思路，二是他要确认唐瞎子是不是真的已经返回广州了。老华走后，景某派跟着他做“耳目”的徒弟小蒋去打听。今晨，小蒋禀报唐瞎子确实已经回到广州。
景某离开后，梁武道、张百行返回茶馆。听华振勇把上述情况一说，两人都觉得景某提供的线索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老梁思忖片刻，决定直接跟唐瞎子接触。没想到，唐瞎子却不见了！
侦查员先是去了唐住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下来，其历史情况与景某所说的相符。至于其近日的动向，派出所就不清楚了。唐瞎子并非监控对象，他有活动的自由，四处奔波不必跟派出所打招呼；况且，他所从事的职业本就是经常外出不归的。侦查员寻思，莫不是这主儿挣到了那一百二十万，返回广州后迫不及待就去找平时与其来往的那班狐朋狗友了？
唐瞎子已返广州的消息，景某是间接所获，现在侦查员要查线索，那就得坐实了信息再往下进行。于是，三人便去找了景某的徒弟小蒋。那么，小蒋的消息来源是哪里呢？小蒋告诉侦查员，他从朋友小丁口中得知，前天晚上小丁曾与唐瞎子在街头排档一起喝过酒。寻找小丁的难度就有些大了，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出身资本家家庭，虽然已经成年，却游手好闲，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闲着无事，就结交了一些类似唐瞎子那样的朋友，经常不着家，没人知道他到哪里去混了。侦查员问明当天是其祖父七秩大寿，已在附近“德隆馆”包了席，料想老头儿唯一的孙子当晚必定要到场，就去“德隆馆”等着。
小丁是在寿宴开始前十来分钟才抵达饭馆的，被侦查员候个正着。侦查员跟他在账房间聊了一会儿，弄清了他跟唐瞎子的关系——
今天庆生祝寿的丁老爷子身体素健，估计再活十年没有问题，可是其子，即小丁之父，丁老板却自幼多病，这几年又患上了肺结核。这毛病在当时比较凶险，弄得不好是要走人的。传统的中医中药对结核菌束手无策，唯一的特效药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不过，盘尼西林当时中国无法生产，得靠进口。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搞经济封锁，民间要想获得这种“仙药”，只有依赖走私货。小丁打听到唐瞎子有法子弄到，就跟其交上了朋友。丁少爷有钱，隔三差五请唐瞎子吃饭，唐瞎子也不是那种一味吃白食的主儿，手头宽裕时也会回请。这次，唐瞎子说他收到一笔可观的运输费，2月22日晚上就请小丁在街头排档喝了顿小酒。
侦查员问小丁，喝酒时总要说说话的吧？说了些啥呢？唐瞎子是否跟你说起过他前几天去了哪儿呢？小丁答称聊的都是些琐事，唐瞎子没说过他近期的去向，他也没问——如果不是小蒋来向他打听，他甚至都不知道唐瞎子前几天不在广州。
跟小丁谈完话，三侦查员认为该跟唐瞎子当面聊聊了，遂请派出所出面传唤。民警骑车前往唐宅，一会儿返回报告：据唐妻邢氏说，其夫大前天傍晚外出跟人喝酒，说是又有货物要运，连夜就要上船，可能有段时间才能回来。这一去，至今未归。
侦查员闻之觉得奇怪：大前天傍晚？那不就是2月22日晚上在大排档跟丁少爷喝酒那次吗？小丁说那天两人喝得比较尽兴，特别是唐瞎子，临分别时说话舌头都大了，小丁特地招了一辆三轮车，让车夫将其送回家的。这等情状，唐瞎子怎么可能驾船呢？再者，据小丁说，两人喝酒时唐瞎子根本没说过要连夜出发的事儿。
梁武道、张百行、华振勇三位侦查员越分析越觉得情况似乎不妙：小丁所言应该属实，这年轻人没必要对警方说谎。如果唐妻所言也属实，唐瞎子22日晚上没有回家而是直接驾船外出就显得可疑了。这主儿当时已经喝得有点儿高了，根本不可能驾船在珠江上夜航。那么，他去了哪里呢？三人议来议去，都产生了一种担心：该不是被“LM”灭口了吧？也或者是被“LM”看中，跟着一起去广西了？
往下如何走？梁武道遂向驻地打了个电话，向特案组长汇报上述情况。亓舞牧听了老梁的介绍，问唐的那条机动船还在不在，另外，邢氏是什么时候听唐说他“又有货物要运”的？为此，有必要去唐宅走一趟，顺便还要向邢氏了解一下其夫平时跟人交往的情况。
三侦查员在派出所所长和三名民警的陪同下前往唐家。唐家的院落坐落于跟珠江相通的一条小河畔，显得比较破旧。唐瞎子买的是二手房，之前的房主是经营水果地货的，房子前后两进，前面临街，后面有一个面积不比两进平房小的院子。院子有后门，后门外就是小河，一行人过去查看，唐瞎子自己搭建的简易船坞里空空荡荡，不见那条三吨机动木船的踪影。三侦查员面面相觑，难道唐瞎子真的酒驾出航了？会不会在航行中发生事故？
接下来就该跟女主人聊聊了。邢氏名叫邢芸潇，广东韶关人，无业，嫁给唐瞎子后未曾生育，两口子的生活全靠唐瞎子经营水上运输。原本日子应该还过得去，可唐瞎子喜欢折腾，不肯顾家，邢氏只好在街头摆个小摊头，替人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顺带出售一些唐瞎子从走私贩子那里弄来的香港小百货，挣到一点儿是一点儿。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一干警员敲门而入时，邢氏犹在灯下做针线。之前派出所民警去过，她对于此刻侦查员再次光临并未表示惊奇，神情自如地回答侦查员的询问。据邢氏说，唐瞎子除夕下午从外面回来时告诉她，有朋友请他后天去外埠接趟货，因是过年期间，给的酬劳比较高，但和往常一样没向她透露具体金额，只是掏了十万元钞票给她。他回来时带了一个纸箱，里面装的是酒烟茶叶，说这是货主送给他的年节礼品，他准备明天去送给景师父。唐瞎子是年初二上午吃过早餐出门的，邢氏像平时一样送丈夫到船坞，看他上了船发动机器离开，这才回家。
年初五中午，唐瞎子回来了。邢氏听见机器响声出去迎接，船上的货物已经卸了——这是水上运输的行规，必须在第一时间把货物卸到货主指定的地点，由事先指定的经办人接收，不允许把货物带回家。唐瞎子显得很轻松，不像平时外出运货回来那样疲惫不堪。所以，他就不想待在家里，午饭后就到外面去了，直到半夜才满身酒气地回来。
第二天，2月22日年初六，唐瞎子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午餐在家喝酒。下午去鼓捣了一会儿船上的机器，说是保养，傍晚又出去了，出去干什么没说，几时回来也没说。那天晚上，邢氏觉得身体不适，有一种像要发烧的感觉，就早早歇息了。不知睡到几时，忽然听见后窗外有人在低声叫她的名字：“芸潇！芸潇！”她听着好像是丈夫的声音，不过似乎不甚真切，便问是哪个。窗外的声音变得清晰了，果然是丈夫，说你已经躺下了吧？不必起来，别开灯，也别开窗。我又接了一桩活儿，这回可能要在外面多待几天，十天半月也说不定，这就要动身。货主预付了酬金，我给你留下五十万元，搁在窗台上，一会儿你拿进去。说罢，唐瞎子就走了。
侦查员问邢氏，外面有几个人的脚步声？邢氏说当时觉得头晕头痛，迷迷糊糊，怀疑是在做梦，根本没有留意外面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完全醒过来了，这才开窗，窗台上果然有一沓钞票，这才确认刚才不是做梦。这时应该是下半夜一点多钟。天亮后，她特意去后面船坞看了看，船开走了。她觉得有点儿奇怪，半夜里好像没听见开船时的机器声响。以往老唐不论白天黑夜出航，把船撑出船坞就会发动引擎，可这次却不同以往，似乎是撑离船坞一定距离后才开动机器的。邢氏说完，从抽斗里取出一个信封，从中抽出那沓钞票让侦查员过目。
侦查员就去后院查看，发现整个儿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泥地上看不见脚印之类的痕迹。再看邢氏所说的唐瞎子放钞票的窗台，上面也没有灰尘。张百行突然想起22日下半夜曾下过雨，刮的是西风，这个窗台应该被雨水打湿过，可是，邢氏给他们看的那个装钞票的信封却干干净净，不像是沾过雨水的样子。记得那天下半夜一点多好像已经在下雨了，怎么……张百行想到这儿，手指着窗台刚要发表意见，却被老梁一个眼色制止了。
接着看院内的后门，那是一道已经裂缝的木板门，原是两扇，估计后来原房主的水果地货行倒闭了，用不到那么大的门以供抬卸货物进出，就把一半门框用砖头封住，只用一扇门了，里面的门闩也截短了一半。据邢氏说，后院的门闩每晚都是她从里面插上的。于是问题又来了：22日晚，邢氏既然已把门闩上了，下半夜唐瞎子又是怎么进的后院呢？
张百行向邢氏请教，邢氏眼里掠过一丝惊惧，继而迅速恢复正常，说估计他是翻墙进来的，老唐当过“国际海员”，攀爬能力还是很强的。三侦查员找来梯子架在围墙上，登上去查看。墙头长满了在瓦楞草，虽已枯萎，却没倒伏，并无攀爬过的痕迹。梁武道跟武张百行小声嘀咕了几句。张百行对邢氏说，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做一份笔录，把那个装着钞票的信封也带上。与此同时，老华也跟派出所民警低声交代，让他们暂时在此处留守。
把邢氏带到市局，径直去了审讯室。邢氏略识文字，进门一见白色墙壁上写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本就似悬了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的心脏再也支持不住，脚下一软，就地跪倒：“我坦白，我坦白……”
十二、午夜命案
邢芸潇时年二十八岁，孤儿出身，十六岁沦为娼妓，1942年被日伪广州市府的汉奸文官夏某赎出，养在偏宅。抗战胜利后，夏某被判重刑入狱。最初邢氏一并被囚，三个月后获释。无处可去，经人撮合嫁给唐瞎子，由于邢氏不能生育，两人并无感情。唐瞎子做水上运输挣的钱钞，并不交归邢氏掌握，只给其一部分持家用，其余全用于花天酒地。邢氏原本是青楼女，不受丈夫待见，也就破罐子破摔，桃树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撞运气，趁唐瞎子外出跑水上运输的空当儿做起了暗娼。
唐瞎子是海员出身，对船只的安全非常重视，每次出航回来，总要自己动手检修保养，每隔一段时间便更换柴油发动机零件以及缆绳、靠球、竹篙、铁锚等，他懒得自己一趟趟跑商店，就开出单子让邢氏去买，还指定必须在“平安行”买，一是过个好口彩，二是“平安行”的商品价格公道质量可靠，还有售后服务。氏邢经常跑“平安行”，就跟该行老板史重迁混熟了。
史老板比邢氏大八九岁，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粤语，但一听就是外埠人。“平安行”的全称是“平安船舶渔具用品商行”，开设于1941年，全行老板帐房伙计共有七人，其中两人是广州本地人，其个都是外埠人。史老板在广州没有家眷，跟他四个外埠员工一样，都是以店为家，终年住在行里。邢氏跟史老板交道打得多了，没多久就跟史勾搭上了，成为史的固定情人。
为了将唐瞎子支开以便两人苟且，史老板经常利用其社会关系给唐瞎子介绍业务。时间稍长，唐瞎子跟史老板也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史老板常受朋友之托弄些西药、时尚衣衫、稀奇小百货之类的舶来品，就托唐瞎子跑运输时捎带，当然，每次他都是付酬劳的。唐瞎子有钱拿，还时不时可以去“平安行”蹭酒饭，何乐不为？
年前，2月15日，史老派行里伙计小陈给唐瞎子捎话，请他过去一趟。唐瞎子最近运气差，活儿不多不说，出航还坏了机器，付了一大笔修理费，有点儿肉疼。听说史老板请他，有些犹豫。以往每到过年，他跟“平安行”都会互赠年礼，可眼下他手头拮据，拿不出钱来。唐瞎子是个要面子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大愿意向别人开口告贷，就想装一回糊涂，过年就不去跟史老板见面了。哪知史老板等了一天没见唐瞎子赴约，次日午后忽然骑了自行车登门拜访，送了比历年都丰盛的年礼，还说受人之托，有一桩不甚费力却可以挣大钱的活儿，问唐瞎子是否愿意接。
这桩活儿，就是去虎门海边接运从香港那边偷运过来的大功率电台。当然，史重迁不会跟唐瞎子言明，后者是老江湖，更不会开口询问是什么货物。过年期间出航接货是唐瞎子从未干过的活儿，但他听说这桩活儿的酬劳高（一百二十万元），而且史老板当场支付全款，因此几手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
根据史老板的安排，唐瞎子于2月18日年初二驾船出航，年初五返回，直接把木船驾驶至“平安行”后门外的河埠，把那个用渔网兜裹着的沉重木箱卸下。史重迁留下他吃了酒饭，又额外给了五枚银洋。
唐瞎子外出期间，史老板过来跟邢氏幽会，不过没说及唐瞎子出航的只言片语。邢氏是青楼出身，懂得跟男性相处的规矩，也没提起。上述情况，是唐瞎子回来后告诉她的。唐瞎子这次回来，还发生了一个意外——邢、史之间的关系被唐瞎子发觉了。
以往邢氏跟史老板幽会，地点都是在自己家里，从来不曾被丈夫发现过。哪知，这次新年幽会，史老板在她家喝酒喝得有点儿多，早晨三四点钟离开时酒还没醒透，竟把随身携带的两年前由唐瞎子赠送的舶来品打火机忘在卧室床上了，要说邢氏也算得上细心，每次幽会过后都是把床铺彻底整理，被单床单枕头套枕巾都要统统调换，这次也是这样，就是没想到查看一下床头和床架之间的缝隙，打火机恰恰掉落在那条缝隙里。更巧的是，唐瞎子年初五回来后，想好好睡一觉，倚在床头时忽然想起史老板额外相赠的五枚银洋，便从解下的肚包里取出，拿在手里把玩，不慎把其中一枚掉落到床头那条缝隙里去了。当下使掀起床板寻找，银洋找到了，还有意外发现。唐瞎子一眼认出这个打火机是自己送给史老板的，立刻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
不过，唐瞎子没跟邢氏发作，他把打火机悄悄收了起来，和银洋一起放在一个马囗铁糖果空盒里。邢氏当时出去买东西了，没看见丈夫掀床板那一幕，回来后唐瞎子已鼾声如雷。之后夫妇俩相安无事，唐瞎子还跟妻子说了说这次去虎门运货的一应情况。
转眼到了年初六，傍晚，唐瞎子对邢氏说他今晚约了丁少爷去吃排挡。丈夫出门后，邢氏独自吃了晚饭，闲着无事，去卧室擦拭家具，顺便整理一下。哪知道无意间发现了那个马口铁糖果盒里的打火机，寻思自己和史老舨的来往定然败露了，心里好生惊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九点钟左右，唐瞎子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邢氏竭力掩饰自己的惊慌，刻意装得跟平日一样，把事先沏好的茶水端给他，又去厨房打水让他洗脸洗脚。等她端了水进入客堂，唐瞎子却已进了卧室，往床上一倒呼呼大睡了。
这一夜，邢氏自是辗转反侧。好不容易迷糊过去，忽听前面有人叫门。邢氏吓了一跳，寻思别是丈夫在外面闯了什么祸，人家半夜三更登门算账来了，赶紧把丈夫推醒。唐瞎子跟“平安行”的老板伙计都很熟，当下虽是一脸迷糊状，却已经听清来人的声音，说这不是小袁嘛，半夜三更地跑来干啥？边说边下床去开了门，把两个不速之客——史老板和小袁迎入，请他们在客堂里落座。
邢氏也从卧室出来了，见到史老板和伙计小袁，颇觉意外。按照规矩，男人谈事她是不应当待在现场的，便给他们沏了茶水，端上几样过年待客的瓜子花生蜜饯之类，就会到后面卧室纳鞋底。
邢氏不知史老板夤夜登门所为何事，从两人的脸色又看不出什么来。如果先前没有发现那个打火机已被唐瞎子“妥为收藏”的话，邢氏根本不会为此动什么心思，此刻就另当别论了。史老板当然不可能是为奸情之事而来的，她此刻担心的是唐瞎子因她红杏出墙冲史老板发作。邢氏一边纳鞋底，一边竖起耳朵想听前面客堂里三人在说些什么，但隔得远，那三个说话声音又轻，她即使把卧室房门打开，也没听见传来什么声音。
过了一会儿，邢氏终于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转眼已到了门外，竟是史老板。此刻的史重迁脸上没了先前进门时的轻松，邢氏哪里想得到就这么点儿时间，唐瞎子和她已经阴阳两隔，只是想不通史老板为何独自来到卧房——老唐还在堂屋，史老板此举是不合礼数的，难道说，两人已经把事情挑明了？当下起身走出房门，强自镇定：“史老板，你们谈好啦？我去下汤圆，你们吃了再走吧？”
史老板轻轻叹了一口气，用的是两人厮混时的称呼：“芸潇，老唐他……已经走了！”
邢氏不解：“走了？你又给他接了急活儿？”
史老板扯了邢氏一下：“随我来。”
邢氏跟着史老板来到前面客堂一看，只见唐瞎子歪着身子躺在墙角，脸面青紫，全身发软，已经断气了！邢氏尽管跟唐瞎子没有感情，但两人毕竟是夫妻，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数年，当下便欲号啕，被史重迁伸手捂住嘴巴，在其耳边轻声道：“不能出声，惊动了邻里，咱们都倒霉！”
接着，史老板简单说了说他们杀死唐瞎子的经过——
他和小袁夤夜而至，确实是为一桩朋友临时委托的活儿，对方催得急，要求天亮就得动身前往外埠，他们只好此刻赶来。因为是新年出航，这桩活儿的酬劳本就比平时高许多，没想到的是，唐瞎子要求把酬劳再提高一倍。这个，史老板做不了主，况且在他看来，人家的出价已经不低了，也不好意思再跟人家开口要求加价。史老板把这层意思比较婉转地一说，唐瞎子却发作了：“我当初送你的那个港货打火机你还记得吧？相信史老板此刻已经拿不出来了吧？嘿嘿，因为你已经把它还给我姓唐的了，还附上了一顶绿帽子！这笔账，是不是需要跟你姓史的算一算？还有那个贱货，我也得跟她好好算一算账！”
此话一出口，史重迁便知这笔买卖没法儿谈了。用他的说法，听唐瞎子的语气，即使答应他加价的要求，也阻止不了此后他对邢氏甚至包括自己的报复。无奈之下，他只好先下手为强了。当下冲站在唐瞎子身后的小袁一个眼色，后者疾如闪电地伸出粗壮的胳膊，勒住了唐的脖颈。以小袁的膂力，单独干掉唐瞎子不成问题，只是担心其挣扎时双脚乱蹬发出声响惊动邻里，史老板就搭了一把手，将唐瞎子的双脚抱住了提离地面。史、袁都是练家子，合力对付唐瞎子，而且一出手就是抱定要将其送回老家的决心，唐瞎子绝无幸免之理。
邢氏不禁一阵后怕，若是唐瞎子不死，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这么想着，原本就比较淡薄的夫妻之情转瞬间烟消云散。这件事出了也就出了，该是唐瞎子的命。不过，这个现场该怎么处理？往后唐瞎子不露面，亲戚邻里肯定要问长问短，又该怎么应付呢？
史重迁看透了邢氏的心思，说芸潇你不用担心，我会把这事处理好的。你家里有挖土工具吧？邢氏说船上有。史老板点点头，说那就取来，在后院挖个坑把尸首埋了。那条船，小袁一会儿去处理掉，沉进珠江就是了。别人如果问起来，不管是谁，哪怕是警察问你，也只能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自然就是之前邢氏对侦查员说的那一套。
史还向邢氏许诺，邢今后的生活，就由他来负责照料。如果邢想找个活儿干，就以员工的名义待在行里干些杂活儿。说着，从兜里取出一沓五万元面值的人民币交给邢氏。接着，就和小袁一起处理了现场。
原本这个计划也算是天衣无缝，可惜还是忘了天气这一节，被侦查员发现了漏洞。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情杀案，史老板一伙显然是一个潜伏特务组织，是不是“LM”不好说，但至少与“LM”有过接触，很可能就是负责接应“LM”的。
十三、“梅花22”
梁武道、张百行、华振勇返回驻地向亓舞牧当面报告一应情况，亓舞牧随即决定：一是向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汇报进展；二是立刻派员前往唐瞎子住宅挖掘尸体；三是对“平安行”进行秘密监视，同时协调市局，派遣公安大队在“平安行”附近的一所小学内集结待命，准备配合特案组抓捕史重迁等一伙特务分子。
话分两头，“平安行”的史重迁一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史重迁，浙江舟山人氏，这年三十五岁。少年时随父来到宁波谋生，开了家店铺门经营渔具。1936年春，父病殁，店铺传到他手里。听说广州生意好做，就把店铺变卖后携款赴粤，仍做渔具生意。1940年，其时广州已经沦陷，史重迁经“军委会二厅”在粤地下潜伏人员、舟山同乡童有和的介绍，成为该特务机构的一名成员。“二厅”之所以看中史重迁，倒不是他个人有什么罕见的特工天赋，而是看中了他经营的那家店铺：开张于宁波，战前迁来羊城，一贯经营渔具，子承父业已经做了四十年生意，行业里知根知底，这样的背景比较容易应付日军宪兵队特高课的调查。于是，史重迁的店铺在“二厅”的资助下，扩充为兼营船舶用品的商行，店名不变，仍是“平安”。
“平安行”的职能是利用其生意掩护地下交通，按规定，跟其它同属“二厅”的行动、情报特务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互相之间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自己人”，“平安行”在“二厅”内部的代号是“梅花22”，专门负责由“二厅”总部下达的交通使命。这种使命并不是很多，史重迁和行里的属下六名特务在抗战期间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外界和同行都以为“平安行”乃是一家本本分分只管埋头做生意赚钱的商行。鉴于其隐蔽性，战后，“军委会二厅”改组为“国防部二厅”，“梅花22”作为一枚深埋在地下的棋子，仍旧保留编制，但直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并未执行过什么使命。
广州解放后大约两个月，史重迁才接到“二厅”的密令：“梅花22”恢复活动，仍旧接受“二厅”的直接领导。密令要求“梅花22”检查电台、密码是否完好，如果能够继续使用，那就以原密码和呼号联络。史重迁遂安排专职报务员、行里的伙计庄炳祥检测电台，庄报告说机器完好无损，确保能够继续使用，但需要配备备用电子管、手摇发电机和专用电池，另外，建议更换原有的密码。一周后，“组织上”送来了一台崭新的美制收发报机，把原来那台收走了。报务员调试后感到非常满意，说新电台体积小，耗电也少。不过，该电台的功率比原来的小，史、庄马上想到这应是近距离通信所需。两人还为之感到高兴，这表明形势是向党国方面倾斜的，否则就应该配备大功率电台；而现在配备小功率电台，说明珠江口伶仃洋海面上的国军舰艇还在自由游弋，顺便起着“信号中转站”的作用嘛。
拿到新电台之后，连续一个月没有动静，“平安行”一伙还是按部就班做生意。2月10日，正是跟上峰约定联络的日子。当晚，史重迁收到了以“国防部二厅”和“保密局”双重名义下达的指令，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即日起，“梅花22”暂归“保密局”节制，由“保密局”指挥其一应活动，直到再次接到“二厅”和“保密局”的联名指令通知其回归原建制为止；二是命令史重迁亲自出马，以推销商品为名前往珠江口太平市（原东莞县第五区，1949年10月东莞全境解放后置为东莞县辖市，1950年5月改为太平镇），将“保密局”特派员谢先生妥善接往广州，暂栖于“平安行”内。需保证谢先生的绝对安全，并服从其一切指令；谢的去留时间、目的地及路线选择、途中安全等，均遵其本人意愿。
史重迁虽然不是科班特工出身，但毕竟也干了十年特工活儿，当然明白这位谢先生来头不小，马上向六名下属传达了指令内容，强调说“二厅”和“保密局”的联合行动在你我的特工生涯里恐怕都没见过，想必诸位都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可以说，谢先生的安危跟我们七人的性命是捆绑在一起的，谢先生安全我们也就平安无事，谢先生若是有半点儿差池，我们包括全家老小只怕就危险了。因此，咱们必须全力而为。此次前往太平市迎接谢先生期间，“平安行”停止营业。庄先生和老胡两个留守，袁守量、何亮福、姜涌、蔡康，你们随我出行。一旦发生危险，我们都须做好牺牲准备，千方百计保护谢先生的安全。当然，只要我们小心行事，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行业公会出具的前往太平市联系业务的证明，沿途军警没理由对我们产生怀疑。
接下来的情况诚如史重迁的估料，他们顺利接到了从香港偷渡过来的谢先生——代号“LM”的“保密局”特派员。2月12日晚，谢先生抵达“平安行”后，立刻起草了一份估什是报平安的密电，交由报务员庄炳祥拍发，然后住进了事先给他安排好的后院小楼，全行下精心伺候，日夜轮班担任警卫。按照原先的安排，谢先生是途经羊城，他是要去广西的。可是，2月14日“平安行”接到一份注明由“LM”亲译的密电，谢先生阅后，神色有异。史重迁当然不敢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稍后，谢先生向他透露：他这一拨人的另一路，昨晚偷渡时遭遇共党边防巡逻艇，迫不得已，报务员和警卫把电台扔入伶仃洋，这样一来，即使他们被捕，共党反特人员也没法儿认定他们是派遣特务。好在有惊无险，他俩乘坐的汽艇借着黑夜的俺护逃脱了边防巡逻艇的追缉，天亮前抵达广州郊区另一交通点。不过，电台损失掉了，他们只能待在广州，等候台北总部补配的电台运到后，方能动身。
2月15日，谢先生又接到密电，称有情报显示中共方面可能已经获悉“LM”潜赴广州，作为防范需要，总部决定激活“二厅”在羊城的一枚“棋子”，指令其以“LM”的名文立即开展行动，吸引中共反特人员的注意力，以确保谢先生的安全。密电还指示，假冒“LM”之事应由谢先生亲自向“棋子”当面交代。
除夕那天，“平安行”开始休假。史重迁善烹饪，叫了两个下属做下手，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说要陪谢先生好好吃一顿年夜饭。上午，史重迁刚从外面采购食材回来，就被谢先生唤去，说刚才庄先生收到一份密电，总部告知补配的电台将于2月18日夜间送抵虎门镇，让“梅花22”届时派可靠人员前往接应，问史重迁有什么人选。史遂把接应人员（即唐瞎子）的情况详细说了说。
当天傍晚，一切准各妥当，正准各开厨温酒炒菜，谢先生却说要出去转转。史重迁赶紧放下勺子，要换了衣服随行，谢先生婉言谢绝，也不许史老板另派别人陪同，就一个人貌似悠然地踱了出去。这下把史重迁吓得不轻，赶紧到行里供奉着的如来瓷像跟前上香磕头。佛祖看来还是好说话的，谢先生果真平安归来，史重迁悬着的心方才落地。
转眼到了2月21日，唐瞎子把电台运回广州。当天晚上，电台就随同谢先生被一辆汽车接走。临行时，谢先生对史重迁说，那个姓唐的编外交通，我觉得蛮中意的，这几天史老板抽个空去跟他聊聊，希望他到我那里去待一段时间，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他去做。你跟他说，酬金上我是不会亏待他的。随即口述唐瞎子赴桂后的联系点——八桂区东华路“有福茶楼”找潘老板，又掏出一件信物让史重迁届时交给唐瞎子。
送走谢先生，因为还有唐瞎子的事，史重迁还不敢轻松下来。2月25日傍晚，报务员庄炳祥接到谢先生发来的密电，让“梅花22”跟唐面谈赴桂之事。当晚，史重迁就叫上小袁去见唐瞎子。
之前他们已经打听过，知道唐在大排档跟小丁喝酒，干脆到午夜前才过去。原以为此事一说准行，这主儿遇到这类活儿，甚至还会有“猫掉了爪子——巴不得”的那份巴结相哩。不料对方竟掌握了史老板跟邢氏奸情的证据，想坐地起价捞一笔。以史重迁的江湖经验，知道这种角色遇到此类情况，绝对不会只开一次价就结束了，肯定还要不断索取，甚至会把谢先生也作为敲诈对象。这可就闹大了！因为自己延误了重大行动，搞不好上峰来个密裁也说不定！此时此刻，史重迁只有一条路可走：让唐瞎子永远沉默。
对于“梅花22”来说，杀一个唐瞎子易如反掌，杀人之后的善后也比较容易解决，难的是怎样向谢先生交代。人是谢先生看中的，人家是大人物，无论看中谁，料想必有原因。现在唐瞎子挂了，若是追根究底，史重迁难辞其咎，谁让他勾引唐瞎子的老婆呢？当然，这话绝对不能说出去。像谢先生这样的特工专家，如果知道真实原因，再往下联想，肯定会得出不利于“梅花22”的结论，只要一份密电发往台北，只怕数日之内，这世上就再也找不到史老板这个人了。
自昨晚从现场回来，史重迁直到午前都没法儿合眼。入夜后继续辗转反侧，仍是不得要领。这会儿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寻思干脆把一众弟兄召拢，把此事摊开，听听大伙儿的意见。于是，他就让小袁把人都召至店堂，沏茶递烟刚刚安定下来，史老板还没道出开场白，外面突然一阵嘈杂，紧接着，特案组等一干军警已经冲进来了！
“梅花22”一伙不同于穆逸云的“直行大队”或者龙吞云搞“武装暴动”的那些乌合之众，当即抄家伙反抗，可惜他们的武器没带在身边，只是随手拿起铁叉木棍之类的渔具和军警对抗，经过一番博斗，人人挂彩，皆被生擒。此时是2月26日零点四十分。
讯问工作随即展开，亓舞牧说特案组侦查员七人，正好一人对付一个，每个侦查员配各两名便衣助手。至于哪个侦查员讯同哪个特务，亓舞牧是有安排的——
由张百行讯问袁守量，因为抓捕时，张、袁两个格斗高手劈面相遇，几个回合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来，眉骨受伤鲜血直流的张百行终于以一记北派谭腿将袁击倒。袁被戴上手铐时，目光须臾不离张百行：“兄弟贵姓，这一手在下拜服！”所以，安排张百行讯问袁守量应该最为合适；“梅花22”的报务员庄炳祥，同时也是史重迁的副手。这人看上去似是有点儿城府，可能不大好打交道，亓舞牧考虑下来，决定让麦善谋去对付他；那个史老板是梁武道抓的，就让老梁讯问，况且老梁已经讯问过邢芸潇，对情况比较熟悉；老胡，胡思仕，一看便是个烂牛筋滚刀肉式的主儿，亓舞牧问尹小白有没有把握拿下，小白拍胸脯保证“交给我吧”；剩下的何亮福、姜涌、蔡康三个，则是亓舞牧、陈君临、侯烈每人一个。
亓舞牧给内勤小姑娘韦博秋打了个电话，说小韦听说你老是埋怨留守驻地闷得慌，这回让你出来溜溜，派车接你来市局，你给咱们跑腿吧。韦博秋大喜，一迭声“谢谢组长”。亓舞牧所谓的“跑腿”，就是让每个侦查员在讯问时如获突破，即把内容写成条子传递给讯问相关人员的侦查员。这份差使相当于“听差”，但韦博秋却很开心。
整个儿审讯过程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出现大波折，这跟亓舞牧的精心安排是分不开的。讯问结束，汇总七名人犯的口供，众人皆喜：史重迁供称的那位谢先生也即“LM”留下的名址“桂林市八桂区东华路‘有福茶楼’潘老板”——绝对是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啊！另外，“LM”竟然看中了唐瞎子，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一篇锦绣文章？用尹小白的话来说：史重迁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由特案组帮他解决，咱们何不让唐瞎子‘起死回生’，尽快前往桂林向谢先生报到？”
这么一说，众人的思路都被尹小白带了节奏。张百行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正要自告奋勇冒充唐瞎子，被尹小白扯了扯衣角：“哥，刚刚抓捕的时候您老挂了彩，脸面青紫成片，左右眉骨还让人家小袁给烙上了两个印记，这副尊容，不把谢先生吓着？”
亓舞牧瞪了尹小白一眼：“黑仔别私下嘀咕，有话当着大伙儿大声说！”
尹小白清清嗓子：“遵命！小白要说的是，关于让唐瞎子‘死而复生’，不是随口说说就可以决定下来的，是不是有可行性，该由上级领导拍板，然后我们再制订具体方案。”
话音刚落，一向惜言如金的老梁拍案赞叹：“说得好！”
亓舞牧也表态：“小白说得对，此事必须慎而又慎！大伙儿昨晚没合眼，今天一晃儿又过去半天，一会儿午餐后全体休息，晚上我们再开会具体研究，究竟有没有可能派人冒充唐瞎子去桂林卧底。”
当天深夜，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亓舞牧立刻驱车前往华南分局社会部，向领导汇报特案组的卧底设想。领导对此高度关注，也极为慎重，不可能就当场拍板。按照组织原则，这种情况是要上党组会议研究的，于是领导对亓舞牧说，小亓你今晚就在这边吧，尽管放心，有事儿会叫你的。
亓舞牧去了一间空值班室，亓舞牧往床上一倒，还真的很快就睡着了。不过，也就睡了不到三个小时，被领导唤醒时一看表，凌晨四点四十分。一看领导那副神态，就知道是彻夜未眠。领导第一句话问的是：“如果批准这个方案，你准备派哪位同志去执行卧底任务？”
这个问题，在特案组的会议上并没有提起过。不过，老亓作为特案组长，心里自然对此有所考虑。特案组七名侦查员中，亓舞牧、梁武道、张百行三人不必考虑，他们连粤语都不过关，更别说广西话了（唐瞎子是广西瑶族人）；以此标准，陈君临、麦善谋也不合格，最后就下尹小白和侯烈了。这两人中，若论机智，尹小白略胜一筹，但他跟唐瞎子年龄相差悬殊，体态也大相径庭——尽管史重迁供称，“LM”并未打听过唐瞎子的体态，可这种事儿不能大意，因此尹小白也不合格。剩下的就是侯烈了，尽管侯烈比唐瞎子小四五岁，不过他长得显老。而且侯烈还有一个优势：他是瑶族，正宗山民出身，攀山越岭、狩猎下套、野外生存、泅水驾舟样样精通。综合评估下来，亓舞教认为侯烈最为适合。
此刻，亓舞牧就说出了侯烈的名字。领导思忖片刻，点点头：“好！就是他了！请特案组迅即制订具体行动方案后上报，同时做好赴桂办案的一应准备工作。”
次日上午，亓舞牧接到通知：方案获批。
1950年3月3日凌晨四时，四辆军用卡车悄然驶离广州，前往桂林。中间两辆载着华南特案组八名成员（包括内勤小韦）、华南分局社会部为特案组配备的报务员郑小炯，以及十八名随同特案组行动的外援便衣；前后两辆卡车内则是担任警卫使命的一个排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完成护送任务后，他们将随车返回广州。
3月3日中午，特案组离开广州大约八个小时后，广州城区遭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以黄沙火车站为中心的区域遭到敌机的集中轰炸、扫射，死伤人员上千。这次空袭史称“三三惨案”。稍后，华南特案组受命承担该案相关的侦办工作，本文按下不提。
当天，特案组在广西梧州过夜，次日傍晚抵达桂林，进驻“华园”——这是中共桂林市委社会部奉华南分局社会部之名专门给特案组安排的驻地。
十四、“LM”——雪鸡
让我们先回到1950年3月2日。桂林第四区自由路（旧称“东旭路”，本案侦办期间，1950年2月21日，由市长何伟、副市长王全国等签署桂林市人民政府建字第八号布告，对桂林市七条道路、桥梁予以更名，将该路改为“自由路”）上的“和春国医馆”后院，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数日，并以中医身份安顿下来的谢先生，正在其与报务员、卫士三人居住的独立小楼内，焦急地等候台北总部的复电。
谢先生其实并不姓谢，真名陶省惕，字守恒，生于江苏苏州，童年随中医祖父、父亲移居杭州，一直在杭州待到1936年二十一岁时离开。其时，他的身份是中华民国浙江警官学校唯一一个能够坚持读完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旁听生。这年6月3日，中华民国行政院第265次院务会议通过《整理警政原则》，其中第七条规定：警官教育应统一于中央警官学校，各省已办的少数警官学校一律停办。同年8月4日，行政院第272次院务会议修正通过有关规定，同意北京警官高等学校与被认为办得较有成效的浙江警察学校合并，成立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原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的中央警官学校。陶省惕闻之，即赶往南京报考，要求以浙江警官学校旁听生毕业的资格插班重读中央警校，遭拒。不得已，他间托了张静江的关系向蒋介石直接提出要求，蒋介石认为“其志可嘉”，特许其作为正式学员入学警校高年级班。
陶氏祖上曾是清廷官员，被闹事灾民所杀，从此后代遵奉祖训不再做官。其曾祖父陶吾昀已经中举，毅然放弃仕途，四处游历，亲朋好友对其行为不解，颇有微词。
几年后，这个前清高干子弟突然在苏州平江路上盘下一套三进深三开间门面的宅院，挂出了中医诊所的牌子，并在报纸上连日刊登广告，宣称“迭拜名医，内外科兼通，包治包愈，不愈奉还诊金，且另奉一倍金额以示歉意”。
“包治包愈”这种说辞在江湖游方郎中里比较普遍，游方郎中从不在一个城市停留过长时间，所以才敢如此夸口。而在一地坐诊的郎中，即使真是名医，也没人敢这样说。现在，这位从未为人开过一纸方子的青年竟敢以这种广告作为创业宣言，人们都以为他要么脑子进水了，要么闲得实在无聊以此作为噱头。哪知，陶吾昀这番广告语竟然字字真言，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开业一月，收治内外科病家逾四百人，其中不乏身患痼疾顽症甚至绝症的，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登门撞撞运气，凡是陶吾昀肯收治开方的，诊治后竟然都有显著效果，顿时轰动全城。
从此，陶氏家族代代为医。到了陶省惕这一辈，三门中仅有他一个男丁。陶省惕自幼就被逼着学医，据说十一岁已能诊脉开方，十三岁时，经常在读书上学之余以及寒暑假随祖父、父亲出诊。可是，到了十六岁上，陶省惕突然宣布放弃继承祖传医技，立志从警。父辈对他的决定大感意外，但兄弟三人竟颇开通，尊重陶省惕的选择，同时修改祖训，允许收家族中的女性小辈作为弟子，也可以在社会各界有志传承国医之青年中遴选佼佼者收为入室弟子。此事曾被报界作为热门新闻炒了一阵。
陶省惕原本就是一个容易受到新闻记者注意的青年，此番又有蒋介石、张静江以及中央警官学校等敏感词加持，自然再次受到追捧。但是，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日报》在内的所有媒体，竟然极为罕见地全部吃了空门，这倒不是其本人摆谱拒绝接受采访，而是校方指派专人待在警校大门口甚至学员宿舍门口，禁止记者以任何方式接近陶省惕。如此行径，不但使新闻界惊讶莫名，连陶省惕本人也殊为不解，后来才知道，这是戴笠派人出面跟中央警校负责人李士珍沟通的结果。
其时戴笠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正为其“特务王”羽翼的日益丰健不懈努力。戴笠与陶省惕之父陶应悟相识，不过那是病家与郎中之间的关系，并无其他交情。戴笠是化名前往陶应悟的诊所求诊的，去之前还暗中派特务调查其政治面貌，陶郎中却不知道“金先生”的真实身份，只以为是一个寻常商人。当然，戴笠对陶省惕的兴趣跟陶郎中没有关系，他认为像陶省惕这样的青年是一名奇才，不但有才，还怀“殊志”，理应收罗至麾下，日后堪当大用。呈报蒋介石后，戴笠想把还有一年方可从中央警校毕业的陶省惕先控于其手，免得到时候各方都来争抢，弄得他这个最先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处于尴尬境地。戴笠为陶省惕设计的前程是从事情报工作，而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默默无闻，所以，陶省惕就不能被媒体报道，于是才有了上述措施。
转眼一年过去，陶省惕以优异成绩从中央警校毕业。果然，各地警界、军界乃至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董局警务机构都对他产生了兴趣，连李士珍也想挽其留校任教，更有甚者，跟警界、军界搭不上任何关系的国民政府卫生署也来凑热闹，这当然跟陶省惕当初是被蒋介石钦点的特招生有关。戴笠对此了如指掌，稳坐钓鱼台。他早就派特务跟陶省惕交上了朋友，差不多进行了一年游说，不断向陶省惕灌输投奔戴先生后可以如何如何的理念。据定期呈递的报告显示，陶省惕明确表示，对警界、军界、租界都没有兴趣，医务界更不用提了。戴笠遂认为胜券在握、不必出面争抢，以免弄得吃相难看传到蒋校长那里。
没想到，戴老板这回却失算了，陶省惕固然没接受警界、军界、租界、卫生界的邀请，但也没投奔戴笠。他不声不响去了美国，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具有正式编制的华籍雇员。戴笠闻报，目瞪囗呆。不过，姜毕竟还是老的辣，戴笠马上有了新的想法——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军统”正计划派遗特务去美国进行秘密工作，陶省惕在美国有合法身份，而且是联邦调查局的人，那岂不更方便了？
陶省惕对戴笠派去的以外交官身份跟他接触的特务态度冷淡。戴笠对此并不介意，只让人给陶省惕捎话说：“令尊令堂爱国之心可圈可点，誓死不做亡国奴，近日已至汉囗，并准备去重庆大后方定居。”陶省惕怎不知其中含义，只好妥协。不过，他只同意作为“军统”的雇员进行秘密情报工作，战争结束即脱离。戴笠答应了他的条件，陶省惕就在为美利坚效力的同时，按照“军统”的要求收集国际情报。
抗战胜利后，陶省惕方才携妻子儿女回国，其妻是他在美国娶的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此前，陶省惕的父母双双死于日寇对重庆进行的那场著名的大轰炸，两个叔父一个在上海定居，另一个去了欧洲，杭州只有几家远亲了。陶省惕正考虑如何安排将来的生活，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戴笠！
戴笠屈尊拜访陶省惕，自是看中了陶在联邦调查局服务多年积累的资源——他在联邦调查局负责的事务，是秘密调查战时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以及旅美华侨的情况，脑子里肯定保存着许多对于戴笠来说非常重要的情报。戴笠邀请陶省惕正式加入“军统”，许诺将成立一个情报研究所，由陶省惕担任该所下辖的美国科主任，授予上校军衔。陶省惕答应考虑，等戴笠一走，却一溜烟去了香港。
陶省惕跟戴笠斗心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戴笠还是祭出了当年的法宝，只不过把对其父母的威胁（其父母已死）改为对其妻子儿女的威胁，陶省惕只得乖乖就范。
不过，这当口儿戴笠也开始走下坡路。战时“军统”特务飞扬跋扈横行不法，军方不少吃过亏的将领，向蒋介石建议裁减“军统”人员，财政部也大幅度削减“军统”的专项经费，蒋介石对戴笠的态度似乎不像战时那样亲热了。所以，戴笠把陶省惕逼回内地后，暂时先放在一旁，什么“情报研究所”根本不提了。又过了一阵儿，1947年3月中旬，戴笠飞机失事，亡于南京郊外的戴山。陶省惕以为从此得以解脱，哪知不久“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新头目毛人凤又想起了他。
毛人凤这人据说比较和善，跟任何人说话都是笑吟吟的，颇具亲和力。可是，做起事来就不亲和了。他没有像戴笠那样纡尊降贵拜访陶省惕，连送份请柬的心思也没有，直接差特务把陶省惕的妻子儿女软禁在杭州武林门的一处庭院。正在上海着手准备开诊所的陶省惕闻讯星夜返杭，竟不知应该找谁求情，又马不停蹄驱车南京，前往鸡鹅巷“保密局”总部求见毛人凤。
之后他毫无悬念地成为“保密局”的上校情报专家，具体职责是分析跟美国有关的情报（指“保密局”针对美国收集的情报以及美方向台湾提供的情报），以及在“保密局”跟美国方面合作时，为毛人凤当顾问。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先是“迁都”广州，继而又败逃台湾，陶省惕以及家眷随同去台。原以为从此就老死岛上了，哪知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竟然又把他打发到内地来了，还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势中回来的。
陶省惕被点名派遣大陆执行特别使命，始作俑者并非毛人凤，而是美国派赴台湾为“国防部”出谋划策的特工专家组的主意。在说到具体使命内容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其时广西的情况——
1949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经过三十九天激战，于12月14日胜利结束。该战役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十七万余兵力，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对于一向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各派系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其时，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但李并未去台湾岛，而是于11月28日飞美国“养病”；之前风头正劲的白崇禧，则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长官。因此，广西战役的失败无论对正处于“赋闲状态”的蒋介石及其追随者，还是由李、白两人掌控的新桂系来说，无疑都有极大意义。白崇禧为圆自己“东山再起”之梦，在广西战役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安排伏笔，利用自己盘踞广西多年的资本，指使下野旧部、残军败将、土匪恶霸、封建帮会等，趁中共刚解放广西立足未稳之际，发动反革命暴乱。
白崇禧是职业军人，十四岁即入清廷桂林陆军小学堂，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行伍，带兵数十年，官至一级陆军上将，能战善谋，人称“小诸葛”。他当然知道暴乱是翻不了盘的，但他同样知道，事到如今，只有此举才能带来希望，争取美国的援助，这一点，白氏在12月8日广西战役尚未结束时就已通过公开广播向美国政府发出呼吁，引起美国朝野的反响。当然，要想把画在纸上的饼变成真实的饼，那就不能只是喊喊而已，这当口儿如果能够果断发起“暴动”，哪怕没几天就给镇压下去了，对于白崇禧来说也是一项争取美国支特的资本。况且，以白祟禧多年经营广西的影响力，只要有人首先“揭竿而起”，自会有人响应。
在广西战役尾声阶段，白崇禧就着手对这方面进行布置，派人分别联系了旧部郭宏炳、钟祖培，两人没打半点儿隔顿，立刻表示愿意“追随白长官”。
郭宏炳在之前白祟禧担任国防部长时，被任命为“国防部少将视察官”，现因积极响应老长官的号召，又被任命为“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纵队司令长官”。郭受命后火速行动，纠集了国民党柳州交警大队大队长莫荣猷，以拥有三百人及各种轻重武器的柳州交警大队为主力，另外召拢拼凑了千余名民团、土匪成员，于1950年1月9日晚包围象县（今象州县）中平区政府。我方力量只有以区委书记（兼副县长）崔耀华、区长（县委委员）覃显及中共桂中游击支队第八团一营营长林立为首的区政府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共约五十来人，经激烈战斗，坚持到次日晚，以四人牺牲、四人负伤的代价突围。
暴乱发生时，由于敌人切断了通信，中共象县县委、县政府未能及时获悉，得到消息后虽然极为重视，但县里武装力量有限，离柳州又远，远水难救近火。巧的是，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在解放睦南关（今友谊关）后奉命北上休整，正好路过当地，县委即向部队求援。该团立即进行战斗部署，于11日晚十时抵达中平乡良山村，在独崖寺附近渡江，拂晓前，已分四路把敌人包围；中共桂中游击支队八团二营的一百多名战士也前来配合作战。
当天中午，暴乱平息，击毙敌团长王岖以下一百七十人，活捉少将指挥官郭宏炳、交警大队长莫荣猷等四百余人。
对于白崇禧来说，这次“暴动”虽然发动得很快，但“谢幕”也快，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没产生什么影响，海外根本不知道。所以，白长官就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旧部钟祖培身上。
在白崇禧的旧部中，钟祖培算是个老资格的“牛人”。钟生于1890年，广西恭城县人氏，十八岁考入清廷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第一期步兵科，与李宗仁是同学。1917年时，他己是反袁护国军军官，后又在李宗仁手下历任连长、营长、纵队司令。1926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旅长，该旅是北伐先锋旅，多有战功。之后，其仕途顺畅，历任第七军中将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新编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中将高参、梧州警备司令。抗战时期，出任湘桂边区抗日总指挥。
抗战胜利后，钟祖培在乡闲居，又耐不住寂寞出面活动，于1947年11月当选广西恭城选区的“国大代表”。随着形势的迅速变化，钟祖培的“政治步伐”也迈得愈加急促：1949年10月12日，国民党桂东区军政司令甘丽初奉白崇禧之命致电钟祖培，要求其迅速组织民团，扼守龙虎关、定岗坳、黄茅岭等军事关隘，阻止解放军由灌阳、湖南入境。11月中旬，国民党广西绥靖公署派督导室主任吴立宾到恭城与其密商“反共”。11月24日，白崇禧致电钟祖培，命其组织“恭城县自卫委员会”。钟即依命行动，自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广西战役结束后，逃到香港的白崇禧指派特务梁赓潜赴恭城与钟祖培联络，鼓动其着手“暴动”准备，并发给了黄金二十两作为启动经费。
白崇禧的上述活动当然逃不过“保密局”的情报网，一份份情报迅速由毛人凤报往蒋经国，又出现在已“下野”的蒋介石的案头。以蒋介石的政治敏感，当然知道白崇禧胡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蒋氏父子俩反复研究下来，认为对于白崇禧的做法不能掉以轻心袖手旁观。白氏策划“暴动”给中共添乱自是好事，这也正是蒋介石想做的，但白的目的是向美国方面展示其反共立场和积极态度，以获取政治资本，企图动摇蒋氏的执政根本（其时，台湾由何人当政，美国政府是有能力左右的，美方曾有过抛弃蒋介石的打算），这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
于是，“保密局”、“二厅”紧急商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既要使白崇禧在桂的破坏行动继续执行，又要让这些行动的效果和影响有利于蒋总裁。这时，受蒋经国邀请，美国方面派出的一个由五名情报专家组成的“情报工作顾问团”进驻台北，直接跟“保密局”、“二厅”进行合作，其实说穿了就是互相利用。美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给蒋出主意，蒋则“接受建议”，借机向美方索取经费、武器，同时给外界造成“美国是强大后盾”的印象。毛人凤和“二厅”磋商下来，报小蒋老蒋批准，决定联手操作这项课题，给美方顾问团一个加入的理由。这同时也是一个试探，如果美方积极响应，那说明美国政府是准备继续支持蒋介石执政的，蒋介石就可找到体面的复出理由。
这个建议向美方顾问提出后，仅仅两天就得到了响应。三方随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以“中华民国国防部”名义向广西派遣一名“特别视察官”，代表“国防部”对广西全省的“党国综合武装力量”进行考察，一应结果将在“国防部”备案。凡是备案的武装力量，都将获得台湾方面的正式任命，享受与在台“国家官员”相同的待遇，其所率队伍可获取一应经费、武器弹药、后勤物资，“特别视察官”在确认被考察对象的资格后，可以根据需要直接向该对象下达工作指令，后者应无条件服从。
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就该物色“国防部特别视察官”的人选了。这个所谓的“视察官”，听上去显赫，其实也就不过是个传声筒，在桂的所有行动都须通过电台向台北总部请示，获准后方可施行。但这并不意味着随便找个角色就可以胜任——“特别视察官”打的是“国防部”的名义，由“保密局”和“二厅”共同委派，而“保密局”、“二厅”早在抗战伊始（那时还是“军统”和“军委会二厅”）就有矛盾，互相不买账是常态。这次派出的“视察官”必须在“保密局”或“二厅”的特务中遴选，可究竟选哪家的特工呢？尽管对于“视察官”本人来说，这差使绝对算不上是个美差，不仅风险大，也没有私人油水可捞，但对于其东家而言，无疑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借机发展自己的秘密力量。蒋氏父子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出了一个办法：请美方顾问团决定“特别视察官”人选。
采取这个办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顾问团是清一色的美国专家，他们中间没人跟“保密局”有私交。不过，也并不是说如此一来，顾问们的选择就一定不会“夹带私货”，毕竟他们是美国的顾问，他们会考虑到自己国家和部门的利益。比如，让“视察官”私下向顾问团提供美国需要的相关情报，如果发现可以作为美国直接掌握的特务人选则代为秘密发展，等等。因此，他们一致把目光投注到被毛人凤忽悠进“保密局”坐冷板凳的陶省惕身上。他们认为陶省惕是“唯一合适人选”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这人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供职多年，虽然不能说是哥们儿，也算半个自己人吧。
就这样，陶省惕被任命为“国防部特别视察官”。2月6日，代号“LM”的陶省惕从台北飞赴香港。陶被捕后交代了该代号的含义：岩雷鸟，别称“雪鸡”，因其冬夏两季会自行改变颜色，又称“变色鸟”；“LM”系其拉丁文学名Lagopusmuta的缩写。
2月11日，“保密局”香港站安排陶省惕偷渡内地，在珠江口登岸后被史重迁等特务接往广州，藏身“平安行”。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坏消息：其报务员、卫士偷渡时遇险，迫不得已将电台抛入大海。无奈，陶向台北总部报告情况，要求补配。这就需要若干天的时间，另外，台北方面可能担心派遣“LM”前往内地之事已被中共察知，为防万一，决定在广州安排一个“LM”的替身，吸引中共警方的注意力。这个替身自然就是倒霉的穆逸云了，穆逸云及其手下几个特务直到被捕，也不知他们是被“组织上”作为牺牲品抛出来的。
2月21日，补配的电台运达广州，陶省惕随即离开广州前往桂林。“保密局”已经为他在桂林的落脚作了安排：陶省惕早年学过中医，诊脉、开方、出诊，已经达到了一个合格中医的水平，就让其投奔在桂林开设“和春国医馆”的当地名医尤友堂，此人是陶省惕的父亲陶应悟的结拜义弟。早在1月下旬，“保密局”就已安排信使前往桂林，向尤友堂递交了由陶省惕亲笔所书的信函，同时为陶准备了一应证明——自然都是经得起警方检验的。
陶省惕抵达桂林安顿下来后，按照台北的密电指令，他应该尽快与钟祖培取得联系。钟祖培已于1月25日在其家乡、距桂林大约百里的恭城县公开组织“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由其任中将总指挥。当天，纠集三千余名旧部及恶霸土匪，在该县的嘉会、和平等地发动“暴动”。
据《恭城县志》记载：“1950年1月25日，嘉会、和平等地土匪发动暴乱，次日起3000余匪众围攻县城。解放军驻湖南（省）第四十六军一三师四〇九团派兵弛援，30日县城解围。此次土匪暴乱，解放军、县大队战士和干部群众164人牺牲，全县损失公私财产10万元（该金额系按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币值计算）、公粮2.2万余公斤……”
钟祖培在残兵败将的护卫下逃进了瑶山一个唤作“香叶坪”的地方暂时栖身，想等待白崇禧方面的援助。可是，已经飞逃台湾的白崇禧这当口儿已经没了昔日那份重权在握的自信，他是败军之将，早已进入蒋介石不待见的黑名单，哪里还顾得上答理钟祖培？其时，广西已经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为加强全省各地剿匪力量，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连同地方武装在桂林、柳州、平乐、宜山、梧州、玉林、宾阳、武鸣、百色、龙州十个地区建立军分区。在这种形势下，钟祖培于2月27日走出深山，向当地政府自首。
陶省惕通过“保密局”配备给他的由当地五名潜伏特务组成的“桂字04小组”收集到上述情报后，不得不佩服离开台北前跟他进行密谈的美方顾问史密斯的预测。当时，史密斯告诉他，你抵达目的地后，可能会面临几种情况，其中一种会有很大概率，那就是钟将军在发动后迅速失败（恭城地理闭塞，暴乱发生时海外并不知晓），他本人被俘或者死亡，抑或逃亡。据我们收集的情报显示，钟将军出身桂地大家族，中共方面可能会做其眷属及亲朋好友的工作，劝说其向政府投诚，以获从宽处理。
没想到，史密斯先生竟然预测得那么准，钟祖培真的向中共投降了。陶省惕即起草密电交由报务员郁庆邦拍发，向台北报告了上述情况，请示接下来是离开内地前往香港待命，还是返回台北，或者留在内地执行其它使命。
午夜过后，台北回电终于来了，指令“LM”暂留桂林，继续以“国防部特别视察官”的名义，视察和联络全省各地已经发起和正准备发起“暴动”的武装，理顺其与台湾的关系，不论以前隶属于何机构何人，都一律归口“国防部”，“国防部”将根据他们各自的功勋发给相应的委任状和奖赏，并提供武器装备、活动经费，云云。随电发来了一些联络对象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陶省惕马上想到，此事得依靠当地潜伏特务组织“桂字04小组”进行，否则，他只怕是寸步难行，什么情况都摸不到，什么事都办不成，甚至连安全都成问题。陶省惕虽然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他对国民党特务的德性是了解的，料想如果按照台湾方面的指示行事，不仅是“大权旁落”的问题，还会导致这帮特务把陶的每一个命令都作为营私舞弊的机会，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心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晚三时，陶省惕再次唤醒报务员郁庆邦，把一份已拟好的电文稿递给他：“立即发台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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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信笔由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