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237）老之将至，生之追寻
闲话人生（237）老之将至，生之追寻
（2015年11月，高中毕业五十年后，于古稀之年，应母校《校友讲坛》邀请，回校向母校师长汇报“生之追寻”。）
2023年，五月底，美国长周末时间，女儿带着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从泽西市赶到宾夕法利亚州的东方大学。参加新泽西州若歌教会在那里举行的“生之追寻”福音营活动，来自附近几十个华人教会的近千人欢聚在东方大学校园。教会张儒民长老主讲《人生三问》：一、我从哪里来？二、我是谁？三、我将到哪里去？
张儒民長老在传道中自述出生在中国，重生在美国，永生在天国。 生於湘北农村，毕业於武汉大学生物系。1985 年來美，1990年获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张长老讲述时围绕主题“生之追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人生三问。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活在世上的意义，即“生之追寻”。东汉末年，曹操就有著名的诗句：“人生几何,对酒当歌。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们读高中时，被告知，这是消极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其实，何尝不是古人探寻人生的意义呢？两千多年来，不论是帝王还是草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探寻长寿之道，追寻生之永恒。据传，上世纪八十年代，运用克隆技术成功克隆的第一只羊与母体羊在同一天死去。这就告诉我们，现代科学技术也不能延长生物的寿命。这也许是孔孟之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出自《论语·颜渊》）延续至今的原因吧。
那就先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出处吧。
相传子夏是孔子晚年收下的最得意的弟子，他在很多方面都能和孔子保持一致，孔子提出的问题，他也能对答如流，并且都是与孔子心中所想的答案基本相同。所以子夏经常得到孔子的赞扬，这就让师兄弟们羡慕不已。有一天他的师弟司马牛感叹道“你们都有兄弟姐妹的照顾，还有老师的疼爱，自己却一直是孤单一人，身边连个说话的朋友兄弟都没有。”于是子夏便安慰他，说了这一句话。这个故事被记录在了《论语·颜渊》中。
原文是这样写的：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故事流传至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在华人中，几乎妇幼皆知。我妈妈是文盲，记得我刚懂事时，就不止一次听妈妈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一个“命”，你看，汉阳“归元寺”的菩萨，坐的坐一生，站的站一生。还有湖北农村人经常说的，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古代计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可见，从古到今，从文人到文盲，大家都关注人的“命”，且懵懵懂懂感觉到“命”由天定。人定胜不了天，“阎王要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
我们这代人，虽然生在“旧社会”，却长在“红旗下”，听到的都是《不怕鬼的故事》（1959年何其芳奉毛主席的指示编写的），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类说法，一律斥之为“封建迷信”。不信鬼神，不信邪，更不信命！那时，国土面积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大，百姓却如坐井观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虔诚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待到国门打开之时，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只是精彩，更让人脑洞大开的还有许多许多，而且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也不只是中国人。
大家都关注人的“命”，相信“生死有命”，正如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且人之生也，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也。”
天命不可改，就应顺其自然之道，即天道。 中华古老的天道，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核心名词。在中国古代儒学中天道常与人道相关联，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
我们常人理解不了哲学家们的各种“天道”之解说，只知道常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必有其规则，这大概就是哲学家说的“天道”。古人早有一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人之身心，唯有感悟一途，此乃天道也。”
何谓“感悟”？
说白了，就是通过模仿一些接近天道的东西，来实现体悟天道的目的。“模仿”，是人类特有的高级思维能力，钱学森在《关于思维科学》书中推出他的学生张光鉴的《相似论》，运用现代科学理论，阐释了相似思维方式。其实，这种相似思维方式古已有之，且不说古人的四大发明，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用具，也都是运用相似思维产生的结果。今人也常常运用它搞发明创造。政治家还用它来斗智，传说，基辛格在中美建交之前第一次访华，送给周总理的礼物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来的一抔土。周总理回赠的是象牙雕刻“嫦娥奔月”。如果不是中国古代神话“嫦娥奔月”启迪后人，哪有现代宇航员登月球呢？从古代中国神话到现代科技现实，就是几千年来人类感悟天道的结果。
现在，人类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之下。“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硕果累累，好像正在从“感悟”走向“体悟”。然而，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似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还停留在“感悟”阶段。不管怎样，人生七十古来稀，如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信命吗？反正我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信！
孔子说的“生死有命”之“命”，与《圣经》里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其实质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述方式不一样呢？表达方式不尽一样，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东西方空间的差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理解，因为那时没有微信！《论语》与《圣经》成书年代大约都在2500年前吧，孔子与耶稣对“生之追寻”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论仍然是我们认识人生意义之“福音”！
再说“人生三问”，也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的“灵魂三问”。我读中学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哲学就是明白学，越学越明白的学问。”而且，那个年代在我们湖北省还出了一位十几岁的“农民哲学家丁凤英”。但是，我们还是搞不明白“我从哪里来”，虽然也开设了“生理卫生课”，但是，老师都不讲“男女生殖"那一章节，让学生“自读”。因此，从生理上不懂自己来自哪里？怎么来的？而唯物主义教育我们，不怕鬼，不信神，也不懂什么“灵魂三问”。懵懵懂懂直到成年结婚生子后，才明白“养儿方知父母恩”，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父母不仅给予我生命，还养育了我；还送我去学校读书。于是，我慢慢知道了“我是谁”。
我的父亲是武昌通湘门外李家花园的老师傅，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的祖父从农村来到武昌城里打工，以种花为生。后来祖父在他亲妹妹、我的姑奶奶倾情全力资助下创建了“李家花园”，父亲就是自家花园的主劳力，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一切都听从祖父安排。我上学之后，才发现“李家花园”老宅只有一本有字的书，就是供在老宅“堂屋”（即客厅）神龛上的“李氏宗谱”。小学高年级的课本，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就在放学后到附近的湖北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去读书看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就是从通湘门外李家花园那条小路一步一步走向世界，逐步明白了，我就是一个花农的儿子。父母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老师教会我识字看书；书报打开了我的视野；知识开启了我的智慧。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是谁”，“组织”上教育“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当我这块“砖”，从中学“搬到”中学师资短训班之后，恰遇1967年5月16日开始“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不宜录取”上大学，“十年文革”盛行“唯成分”，我还是我，且坚信我的档案就在党组织的档案柜里，却被“选”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而且成为武汉市首批“红卫兵”。亲身经历让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那就是“需要”你是谁，你就是谁！对我来说，这思想上向前的一小步，实在是走向灵魂自由的一大步！
“十年浩劫”结束后，迎来教育的春天。当时经常阅读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的《语文学习》，看到许多老师的文章公开发表在刊物上，他们能做到把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我就不能做到吗？我虽然还没有项王看到巡游的始皇时，说出那样霸气的誓言：“彼可取而代之！”但是，生于武汉，长于武汉的楚人之后，血脉中却有“不服周”的传承，如陈胜吴广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真是苍天不负有精神追求的人啊！从1980年开始，相继在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的《语文学习》、还有《人民教育》、《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上发表了语文教育与教学的文章。我也慢慢明白了，我是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热爱写作的中学语文老师。也许我的教育人生，还不能诠释灵魂之问——我是谁？但是，芸芸众生中的我，回首往事，尽管一生坎坎坷坷，一路走来，还算顺畅，没有虚度年华，明年就步入髦耋之年了，争取期颐之年回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庆百岁寿辰！
灵魂之问最后一问，我将到哪里去？无须啰嗦，义无反顾，一定上天堂！
【附录】《我的语文教学改革之路》是1993年应山西《语文教学通讯》主编的邀请，做该杂志的“封面人物”而写的一篇语文教学改革总结性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第六期《语文教学通讯》上。
文章摘录如下：
我于 1965年从华中师大一附中毕业．参加当年高考，没有被理想中的大学录取，却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该局为了帮助像我一样本该读大学而又不让升学的这批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尽快完成从中学生到中学教师的“飞跃”，便把我们送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一年。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1967年12月才由武汉市教育局分配我到一所新办的普通中学任教。在那儿一混十年，虽“成家”却未“立业”。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后，执教重点班，为学校在高考招生中不剃光头而拚命。
1981年，在华中师大一附中袁福老校长的亲切关怀下，我回到母校任教。 ．
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编的一套分编型教材《阅读》和《写作》(试教本)，开始在全国进行第一轮试教。湖北省当时没有安排华师一附中参加这一轮实验，袁校长得到信息后，立即向省教研室报告，坚决要求参加教改实验，同时指定这个实验班由我执教并兼班主任。于是，从1982年8月28日起，到1988年7月10日止，我便在湖北省教研室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语文改革教材可行性试验。省教研室的彭慧敏主任，以及语文教研室的雷秋山、张良谟、谭爱旭等老师对我关怀备至，把我推向全省语文教改前沿经受锻炼，让我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帮我在理论上总结了经验。如果没有他们的重点培养和精心指导，也没有我的今天!我的所有教学改革的成果，都融进了他们的智慧和心血!
当然，我能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除了客观条件有利于我之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长达六年的语文教改实验过程中，我既没有因一时的成功而陶醉，也没有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更没有因人为的阻力而畏缩，始终坚定不移地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摸索。为了不愧对老校长的关怀和信任，不辜负实验班学生及其家长的期望，我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实验中了。每学年起始有计划，结束有总结，每学期有小结，每一单元有安排，每一天有班主任日记，每一课有“教学后记”。我无暇顾及别人的议论，有“争议”就让他们去“争议”吧，每天有干不完的事，哪有时间去听闲言碎语呢!
六年时间内，仅班主任日记和教学后记两项，就写了400多万字。根据这些记录，撰写有关语文教改的论文50多篇，公开发表在《人民教育》、《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汛》、《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等杂志上。其中，《语文教学要面向未来》一文，参加1985年全国中语会主持的教学论文评选，被该会确认“该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获“荣誉证书”；《敢说、多说、会说》一文，获 1985年武汉市中语会“优秀论文奖”同时被选为湖北省参加全国中语会的论文，后被选人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1985年6月3 日，语文教育家、人教社副总编辑刘国正先生和初中实验教材《阅读》责任编辑张定远先生亲临我们实验班考察，认为试教成效突出。刘国正先生还在《中学语文教学》(1987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武汉华师大一附中初中实验班的学生参加了1985年高考语文考试．结果是实验班的平均分数高于全市高考生的平均分数。”当年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审阅了学生的高考试卷答卷后，也撰文指出“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这些学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语文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0期)。经过高中三年试教后，这些学生参加1988年高考．语文人均分数高于湖北省考生10分．其它科目成绩也比较好．95％以上考取大学。
六年试教过程中．我们实验班还出了几个才华横溢的青少年。如“小市长”王江，她在读初二时写的一篇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和吴官正市长(现任江西省省长)的复信公开发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4年7月28日播发了新闻，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语文科代表孙涵同学初中毕业后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公开发表在大型文学从刊《长江》1988年第3期。高中实验班汪深同学代表中国中学生，参加1988年第二十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以93.5分的优异成绩夺得金牌第一名。
在进行语文分编型教材可行性试验的六年时间内,我结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全方位研究语文教学，逐步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的语文教学系列观，即语文教学是把《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通过教师创造的教学环境，运用比较科学的和艺术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心理素质、思维能力、基本技能训练的一个有机整体。
任何一个整体都是由部分组成的。语文教学这个整体由教材、教师和学生三部分组成，通过课内外教学活动构成有机联系。从纵向看，随着年级的递增，根据各年级的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点等，形成教育、教学和训练系统，各系统自有序列、有层次、有重点；从横向看，每一个教学单元又以教材内容为中心，形成教育、教学和训练的“单元微循环”结构，这个结构有模式、有重点、有反复。从教村内容来看，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有专家把这四种文体统称之为“实用文”)，从读写结合的角度设立单元；文学作品、文言文，从阅读角度设立单元；写作基本能力训练同文体知识相结合，与实用文阅读教学基本同步。现代语文课本(分编型和经过修订后的综合型)“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知识点和训练点少而精．求实效。纵向注意循序渐进的序列，横向注意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突出重点，由易到难，以简驭繁。”(见高中《语文》课本说明)当教师自觉地有意识地以课文这种结构体系为轴心，从纵向把教育、教学和训练系统与课本的纵向序列相结合，从横向运用“单元微循环”模式进行“单元教学”，再加上教师创造性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教学方法，就能使语文教学这个整体“活”起来。
现代语文读写能力训练凭借的是课本，课本的结构体系决定了教学的训练体系。众所周知，现代语文课本是由单元、层次排列组合起来的，因此，语文能力训练体系也应该是有层次的。“所谓层次，是指事物内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最为紧密的那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层次在微观上讲是结构、运动、时空的统一的表现形式，一般复杂的事物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形式”(引自钱学森先生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中张光鉴先生著《相似论》一文，见该书第386页)语文教学是当今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形式。在长达六年的教改实验过程中，我试着把语文能力训练体系从纵向分为心理素质、技能、能力三个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中，又尽可能使学生的各种能力训练基本同步，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这个网络的中枢神经是学生学语文的兴趣。所以，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千方百计引起和调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实现语文能力三步训练的根本方法。
三个层次的训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重点又有反复，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训练则贯穿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的全过程。六年教改实践表明，学生只要心理素质好，就会利用各种机会锻炼技能，只有熟练掌握听说读写技能，才能提高语文能力。因而也证明语文能力训练的三个层次，基本上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我参与的六年教改实验，由于教材体系比较科学，学生是经过筛选的比较好的，又曾得到许多前辈和专家的指导，所以教改实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然而也正因为有这样多的有利条件，所以还不能说我的上述探索就一定反映了语文教学的规律。仅借此机会，就教于前辈和同行。语文教改之路是艰难而漫长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