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旧文明的社会组织 （全文）
第三章 旧文明的社会组织
人类社会，无非是政治经济。政治，是政府公权力的组织运行，经济，是生存物资的社会生产和产出的分配。社会管理，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管一小群人，这一小群，每人也管一小群，这样一层一层往下。旧文明的社会组织，从东方到西方，就都是阶梯式金字塔型的组织架构。
金字塔型的架构，政治体系将生存物资的社会生产，压在最底层。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将全体社会成员，作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划分。被压在最底层的，是被统治阶级；他们上面，是统治阶级。孟子说这是做了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马克思的说法，强调阶级对立。相比之下，儒家社会分工的说法，要客观准确些。阶梯式金字塔型的组织和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是旧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
这一章讲旧文明的社会组织，分三节。 第一节讲社会成员的分工合作；第二节讲阶梯式金字塔型的社会组织；第三节讲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社会演变。
1. 旧文明社会的分工合作
护卫亲子的原则，使两个成年异性，产生了一致共同的利益。在护卫亲子的共同利益驱动下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是家庭形成的动因。但是，两个人共处一室耳鬓厮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组织单元，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核算单位。稳固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如何维护家庭持续稳定的存在，就成了文明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哪儿都一样，就是确立男性的主导地位。 父权社会，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男性对家庭的内外事务，有绝对的主导权。
为了稳固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设置，人类社会发明了完整细致的婚姻伦理制度。以中国为例，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使女性失去了自主生存的能力。男婚女嫁，将女性安置在孤立无援的日常环境之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了嫁，就失去了父母兄弟的庇护。 男欢女爱的两性关系，婚恋如果自主，男人讨好女人，女人就有优势。所以男女婚恋不能自主。
接下来说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劳心者是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一手拿着刀，拿着枪杆子，一手拿着宗教道德伦理，拿着笔杆子。劳心者的社会职责，是将秩序强加在劳力者身上，保证生存物资有序的社会生产和产出的有序分配。劳心者治人，社会组织，阶梯式金字塔型的架构，由上往下，一层压一层，将全体劳力者，压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劳力者顾名思义，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群体。农耕社会劳力者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土地上耕耘劳作，种植谷物的农民。劳力者治于人，他们是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的社会群体。总体上，政治活动社会管理是上层，是上层建筑；经济活动社会生产是基础，是经济基础。
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劳心者不劳力，不再需要从事日常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平等的分配制度，让劳心者们拥有了稳定宽松的生活环境。索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说他们是有闲阶级 (Leisure Class)。 有闲阶级吃饱了，不用劳作不用费力追逐异性，开始琢磨和吃饭穿衣生孩子不相干的事。唱个歌，跳个舞，画个画什么的，慢慢地，音乐诗词歌赋绘画，就都来了。大小多少，容易理解，但能用数比大小多少的，只有人类。有了整数，加减好懂，会乘除，想到有理数，就了不得。一来二去，就有了数学。日月升降是一天，月盈月亏是一月，冬去春来又一年。一月有几天，一年有几月？于是又有了天文历法。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一例外，都是吃饱了没事找事干的劳心者们的发明创造。
社会生产，性能良好的生产工具最重要。于是人类社会，就有了专注于工具制造维修的铜匠铁匠。有人画画得好，可以用画到别人那里换饭吃，他就不干其他，整天画画，越画越好，他就是画家。男女婚嫁，两家讲条件，有个中间人方便很多，做媒拉纤，就成了职业。孩子认字要人教。自己教太麻烦，这就有了教孩子读书识字的教书先生。久而久之，人类社会引进了各种形式的分工合作，铁匠篾匠剃头匠，百业工匠。社会生产，就有了五花八门的职业。全体劳力者，被划进了社会的生产组织中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各行各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的规模，逐渐扩大。在协调管理下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的分工合作，增加了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出，劳苦大众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社会文明，是最终造福人类的进步。
2. 旧文明社会的组织型态
科学兴起前的人类文明，人对人的征服管理，是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人与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被摆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上。文明发展几千年，人类的努力功夫，绝大部分花在如何征服他人，如何构建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如何保证日常社会运作的总体安定这样的问题上。做人的最高境界，在中国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就是治人，平天下就是征服天底下所有的人。这其间生产工具从石器，到铜器， 再到铁器的改进，并没有引发人类相对低效的生产手段和小生产的劳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几千年前，是刀耕火种，几千年后，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
先说欧洲。欧洲历史上，从奴隶社会直接向大统一的模式发展，最成功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衰落，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欧洲文明，进入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期。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度。同样是农耕社会，欧洲社会的生产力，总体上比同时期的中国，落后五六百年的样子。
一国之内，理论上都是国王的。但是国王一天就二十四小时，要吃饭要睡觉，管不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怎么办？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们找来，把国家分给大家。这可是说分就分了，分到你的就是你的。地是你的，人也是你的。分完了，国王说我给你们这么大好处，你们总要给些回报吧。什么回报呢？第一是我要打谁，你们必须带兵跟着去，随叫随到；第二你们要给我上点贡，给东西给钱；第三你们要按时到我这儿点名，我要是办个大爬梯，你们要来捧场。其他的，我就不管了。这些分到地的，就是封建贵族。搞个仪式，大家宣誓，说从今以后，大家唯国王的马首是瞻，都听他的。然后就一哄而散，到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去了。这和中国周朝的做法，大体上一样。
这些贵族的地盘也大，面对的问题，和国王一样，解决的办法，依样画葫芦，也弄些人来分，条件也是大同小异。这样一层一层分下去，分得大小差不多，能自给自足，行了。所以欧洲那时候，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相对独立。这样一层一层的大小贵族，就成了劳心者阶级。其他人就和地一起，给分了，被分了的劳力者就都有了主人。
大多数村庄，有山有水。村子的中心，是庄主建在坡上的城堡，旁边有河，河边有带风车的磨坊，山坡周围，是劳力者的居所。村子有带旅店的酒馆，劳力者们，一天劳作后，可以到那儿买点酒喝。有一座教堂，是给劳力者洗脑的地方，不是天天讲，也是每周讲。再往外，是大片被划成条发给劳力者们耕种的田地。那是他们终日劳作的所在。收成的一部分，缴给庄主，其余归劳力者自己。 劳力者，是被绑定在土地上，半自由半奴隶性质的农奴。这大体上就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里，很多文人雅士无限向往的田园风光。
这样的组织设置，实实在在，是王公贵族欺压剥削农奴们的天堂。对贵族农奴主，最要紧的，当然是一切稳固不变。所以欧洲封建社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是固化的原则。握有公权力的人群，应用固态的设计，指导社会生产，决定产出的分配。社会金字塔中的家庭，被固定在同样的位置上，做同样的事，代代不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农奴的子孙，命中注定是农奴；工匠的手艺，传子及孙；贵族的传承，世袭罔替。
下面说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也是阶梯式金字塔型的社会组织，也是固化的设置。但是中央集权的设置，和欧洲的农奴制度，有很大不同。它将全部的人事权财权，集中到了金字塔的最上层。最高统治者用强力掌控劳心者的群体。
金字塔的最高端，是皇帝。天下是他们家打下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管理，皇帝自然要找人帮忙。但是他找你，是让你帮他管理各方事务，不是把什么地方送给你。管理阶层是官，不是贵族。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是贵族，贵族有些与生俱来的特权，但是这些特权，不包括做官。管理层的结构位置权限，是固化的设置，每个官位，做什么事，有什么样的权力，有明确的规定。谁坐在这些位置上，坐多长时间，由皇帝决定。各级官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向社会大众收赋收税，但这是帮朝廷，帮皇帝收。按级别高低，皇帝给大家发工资。全天下的人事权和财权，都在皇帝手中。这就是专制集权。
社会成员的划分，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的群体，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做官，加入劳心者的群体。农工商人原则上没有资格做官。所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官做得好，可以慢慢往上升。读书人从小接受的，天天讲的，是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第一条，是忠君爱国。忠君，不是事事无脑听皇帝的，而是要帮皇帝做好事，劝阻他做坏事，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忠君的最高境界，是死谏，就是用自杀的方式，阻止皇帝做坏事。皇帝做坏事，你不可以造他的反，但是可以抗议，伸直了脖子让他砍。这就是所谓的文死谏。
你可能要问，这能有什么用？有用。皇帝也是读书人，从小读了一堆历史书。历史书从头到尾，都是帝王将相的行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的，不单是乱臣贼子，皇帝也怕。刘少奇说过的最伤毛泽东的话，是饿死这么多人，人相食，要上书的。犯颜直谏，皇帝杀了你，你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臣烈士，皇帝就成了昏君，要担千古骂名，了不得。皇帝活着的时候，什么都有， 但是死后的名声，由不得他。康熙皇帝，英明神武，天下的事没有他摆不平的，儿子们也一个比一个能干。但是这些能干的儿子，弄得他一天到晚心惊肉跳，担心他们谋反。 谁谋反，都成不了，但谋反是死罪，哪个儿子谋反，他都不得不担杀子的不慈之名。所以一个太子，立了废，废了立，立了又废。要说谁怕谁，楞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中国的读书人有为名不要命的臭脾气，所以一般讲来，倒是皇帝怕读书人多些。
农工商三业，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本国本；铁匠篾匠剃头匠，百业工匠，工是辅业；农民工匠，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大家都同意商人不是。社会的共识，是他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寄生虫。所以商业是末业，商人是末流。 中国列朝历代，全社会歧视商人。
3．欧洲中国不同的社会演变
旧文明的社会组织，权力金字塔，一层压一层，将劳力者社会生产，压在最底层。社会组织是政治，生产分配是经济。 政治是上层，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压迫经济基础，劳心者压迫劳力者，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
封建制度的问题，是金字塔的最上层，没有统一的财权军权人事权。上一层压下一层，压不太住。一群人打败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来的人和地方，分给亲戚朋友，分的时候，大家服从你。但是他们的子孙，凭什么要服从你的子孙？这些王公贵族，相互之间起了争执，他们有自己的人事权，有财权有武装，谁也不服谁，打起来了，你怎么处置？他们又凭什么听你处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里。西周覆亡，说是红颜祸水，幽王烽火戏诸侯，到了紧要关头没人来救命。 其实呢，是因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里，他有了大的危机，要靠诸侯们来救。即便是不戏诸侯，大家来救了你，接下来你还能有多大威势去管别人？
社会安定一层一层往下压压不住，就要另想办法。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总体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中世纪一千年，天主教会，全面垄断知识文化，扬善抑恶的基督教义天天讲，深入人心。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将圣经和古希腊的思辩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会理论。理论有了，后面就是天天讲，将这一套理论，灌输给社会大众， 建立统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会，依靠教会和神的精神权威，与王公贵族的武力和野蛮残暴对抗。教会教导普通人，日常事务，要服从世俗政府的权威，但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贵族，必须服从神，服从天主教会代表神的裁决。中世纪一千年，欧洲社会，从皇帝国王，到普罗大众，都对基督教义和天主教会代表神的权威，深信不疑。教会能够用破门出教，也就是死后下地狱作威胁，不准国王离婚，阻止皇帝发动战争。
天主教影响力最大的早期教父，是奥利根 (Origan), 圣杰罗姆 (Jerome), 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旧约是奥利根系统修订的，圣经使用至今的版本，出自圣杰罗姆之手，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教会超越世俗政府的权威的理论基础。 还有两位，圣安布罗斯（Ambrose）和圣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I），是行动的巨人。这五位，要说对基督教的贡献影响，最早最大的是奥利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他的发明。但是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圣，天主教会甚至不承认他早期教父的身份， 原因是他走极端，为了专注于神的事业，犯了挥刀自宫的错误。其他四位，没有走这样的极端，但是他们对教会和神的事业的献身精神，大同小异。这几位都是思想实践左右了欧洲历史过千年的杰出人物。
中国的社会发展，走了另一条路。中国没有一神教，七七八八的神尽有，都没有足够的威势给所有人定规矩。百家争鸣的社会理论，不能靠神立规矩，就不靠，子不语怪力乱神，直接人给人定规矩。中国人的社会理论，儒家法家，都是人本主义，没有神。儒家的社会理论，中心是礼，是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制度规范怎么推行？儒家说仁者爱人，说服教育为主，不到万不得已，靠教化不用刀。孔子有教无类，是为万世之表的教育家。教化为什么可行？因为人的本性都不坏，为大家好的道理，好好讲，人人自然会同意拥护。人之初，性本善，仁者无敌。儒家的立规矩，有不少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也是人给人立规矩，不过出发点完全不同。法家说儒家的社会理论是伪善，不切实际，人本质上不是好东西，社会管理，说服教育没有用。人管理人，关键是要利用个人贪利怕死的本性，用法来治。商君之道，严刑峻法，威逼利诱，是高效无比的人治人的法门。
周朝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战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秦国用法家治国，从商鞅到李斯，代代相传，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将财权人事权集中到了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用中央集权的体制，消弥区域之间的战争。但是秦始皇不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得了天下之后，焚书坑儒，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体逼反了。接下来项羽不搞集权搞封建，也不行；刘邦实用主义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权的四不像。后面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几代人的理论实践，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礼义用儒学的道理，听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系统地建立发展儒家的礼义道德伦理制度，两千年下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教化，蔚为大观，深入人心。 在争奇斗艳的人类文明中，中国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社会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是独树一织的原创。
封建农奴制和中央集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欧洲的封建农奴制度，对劳心者的制约，相对宽松，对劳力者的管理却是严厉苛刻。中国集权的社会制度，金字塔中，对劳心者的管理，要严格很多，但是对劳力者的约束，相对宽松。所以中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自由歌。在中国的集权社会里，当官和拥有土地财富，是两码事，拥有土地和拥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也是两码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这些都是一码事。中国的集权制度，人用统一的法规治理人。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统一的法规，社会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 集权制度之下劳力者的群体，对比封建制度下劳力者的群体，有本质上不同的人身和经济自由。
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者，生吞活剥，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把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中国历史上硬套，把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把商和周的封建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大学的时候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怎么读怎么糊涂，多年后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他指鹿为马，胡说八道。中国社会，夏和商不好说，但周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社会，应该没有疑义。井田制，和现代文明兴起前欧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回事。中国到了秦，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旧文明社会的总体安定，除了武力，还需要有统一的思想来维护。中世纪的欧洲，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中国过去的两千年，靠的是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伦理。有自由思想的人，不会无条件接受天天讲的说教，会对权威思想生出疑问，这些疑问，任其发展转播，会动摇普罗大众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的信仰。所以自由思想，是旧文明最大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焚书坑儒，汉武帝要废黜百家，欧洲有送异端邪说者上火刑架的宗教裁判所。雅典政府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因为他 “探究从地下到天上的事，把坏的说成好的并将他的这些黑白颠倒的结论传授给年轻人，腐蚀他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