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7：华东特案组之（八）品字三方会（上）
【尘封档案】系列之177：华东特案组之（八）品字三方会（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10期
文：东方明 魏迟婴
1950年底，我情报机关发现有不明身份者正在筹建一个名为“品字三方会”的匪特武装组织，企图获得台湾特务机关的支持，以配合其“反攻大陆”计划。华东特案组查明，此匪伙由解放前已覆灭的几个黑道团伙残余分子拼凑而成，各团伙之间的联络人系原太湖湖匪“品字堂”三号人物曾涉川。只有抓获此人，才能挖出“品字三方会”的幕后指挥者，但曾涉川为匪多年，身手不凡、思虑缜密，多次从警方的围捕中全身而退，还在一次遭遇战中开枪打伤特案组指导员郝真儒……
一、代号：“X”
1950年12月1日，沪上入冬以来的首个结冰日。
在华东特案组虹桥路驻地，以焦允俊为首的七名侦查员及内勤钟思捷齐聚会议室，围着那张开饭时兼做餐桌的墨绿色镶白边乒乓球台，正在讨论组织上一天前刚刚下达的那个被焦允俊称为“没头无尾”的任务。
11月30日夜间，正准备休息的特案组长焦允俊和指导员郝真儒被一个急电唤起：马处长召见，请即刻前往！焦允俊、郝真儒立即驱车直奔马处长的办公地点。那是一处有武装军人站岗的所在，特案组的车辆也必须进行登记方可入内。焦允俊照例在岗亭前停车，刚准备下车到门卫室打电话，马处长的秘书小杨已经从大门里跑出来，冲岗亭里的战士做了个手势，战士随即放行。
马处长夤夜召见焦允俊、郝真儒，确是有一项重要任务——据华东公安部收集到的一条秘密情报（马处长未透露该情报来源）显示，近日发现有自称“X”的不明身份之徒与台湾美蒋特务机关联系，报称正在筹划组建一个成员达上百人之多的匪特武装组织，名谓“品字三方会”。这个匪特团伙成立后，可在京沪杭区域内进行破坏活动，以配“蒋总统”利用“韩战大势”发动的“反攻大陆”计划（此处所谓的“京”，指的是南京。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沿袭旧时称谓，企图挂靠台湾特务机构的反革命分子与台湾方面联系时，为表忠心，也使用了旧时南京的简称）。自称“X”的不明身份之徒向台湾特务机关之一“国防部二厅”提出挂靠请求，希望获得“党国”的认可，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
根据目前形势及该情报来源分析，华东公安部高层认为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指数比较高，这个正在筹划组建的匪特组织的雏形，目前很有可能已经存在，其核心分子说不定已经完成初步策划，即将进入发展成员、筹建组织、制订破坏行动方案的阶段。马处长要求华东特案组对此进行调查。
返回虹桥路驻地，焦允俊、郝真儒没有去宿舍休息，而是进了办公室，每人沏一杯浓茶，一边喝着，一边交换看法。个把小时聊下来，似乎没找到感觉。焦允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太晚了，睡吧，明天上午再聊。”
郝真儒说，“也好，干脆明天把全组同志都集中起来，群策群力。老焦你主意多，就多费点儿心。”
焦允俊得意了：“老郝你平时难得夸我，兄弟真是受宠若惊啊！”话没说完，忽见老郝脸上的神情趋向“公事公办”，一声哈哈，人已到了门外。
如此，就有了第二天上午九点特案组的这个会议。焦允俊首先把情况简述一遍：“这是马头儿亲自下达的任务，咱们今天先消化一下。怎样消化？不瞒诸位说，我昨晚琢磨了许久，没有头绪。这桩活儿听着好像有血有肉，说是若干个不法之徒企图趁抗美援朝我们跟美帝开打了，台湾老蒋肯定不会消停，就琢磨着建立匪特组织，挂靠台湾‘国防部二厅’，伺机配合‘反攻大陆’，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区域搞破坏活动。
这些情况不用解释，大家都听得明白。可是，往下牵涉到咱们特案组的调查，那就‘没头无尾’了。按照常规路数来说，起码那个‘X’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几个人——总得有点儿影儿吧？诸如年龄、性别、外貌特征、职业、经历，等等，这方面的情况，或多或少也要有点儿靠谱的内容。比如一年前咱们寻访的那位情报专家‘北湖先生’，尽管也属于‘三无人员’，可毕竟我们知道他曾经给汪精卫当过私人顾问，顺着这条线，我们才找到了他的下落。可是这次呢，竟然什么也没有，而且范围还不小——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三角地带，这让咱们怎么调查呢？”
说到这儿，焦允俊瞥了主持会议的郝真儒一眼，觉得这位仁兄的嘴角似乎动了动，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赶紧言归正传：“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这种疑难杂症，马头儿也不会想到咱特案组这帮弟兄，咱特案组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所以，眼前这块骨头对于咱们来说，没有好啃难啃之分，只有必须啃这一种选择。今天咱们这个会，为的是碰碰想法，大家畅所欲言，什么都可以说。”
说着，焦允俊把一盒刚开封的香烟扔在桌上。“小谭你跟老郝换个座位，他老人家闻到烟味儿就咳嗽，让他坐窗口，一会儿太阳晒过来了，还可以暖和一点儿。”
特案组一共七名侦查员，除了焦、郝两个领导，另五位是支富德、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谭弦。能够成为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可想而知都是行业精英，用马处长的说法是，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无论哪一个下放到基层，其工作能力都能任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专案组长。一干侦查员你一言他一语，足足聊了个把小时、就渐渐厘清了思路——
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与会者都对这条情报的来源进行过猜测——当然，只能在心里猜，不能说出来，哪怕暗示也不成——认为这条情报很有可能是我方在南京、上海解放前夕派赴台湾的秘密情报工作者提供的。这里的“我方”，在当时的含义比较丰富，可以是中央社会部，也可以是华东局社会部（1950年改为华东公安部）或者其他行政大区的社会部，抑或军方情报部门。按照行规，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工作者，都是根据自己所接受任务的类别收集情报的，军方的收集军事情报，社会部的收集敌特情报，如无上线领导的指令，即便遇到很有价值但非自己分工范围内的情报，也不会越界伸手。否则，那就是违纪。这跟战争年代某支小分队奉命去敌占区接应一位身负重要使命的交通员，途中即使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轻而易举捉拿敌方的最高指挥官也不能下手是一个道理。
当时，侦查员对该情报来源的猜测是一致的：华东公安部高层事先已经对这份情报进行过详尽剖析，因此马处长昨晚召见特案组焦、郝二领导时，使用了“匪特”这个词汇。所谓“匪特”，乃是七十余年前我方相关部门内部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自创词汇，其意思并非“土匪和特务”，而是指这样一类敌对分子，他们原是土匪身份，在解放前后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搭上关系，接受特务组织的领导，由特务组织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其所有行动都是为特务组织的目的服务，其中部分悍匪还被特务机构授予军衔，其政治身份由土匪摇身一变成为特务。
特案组侦查员据此认为，首先，那个“X”要想在上海、杭州、南京这片偌大的区域内联络同伙，组建“品字三方会”，嘴上说说简单，真要付诸实施，那需要耗费的精力、财力以及工作量显然不可小觑。所以这个“X”应是数名骨干分子的组合，是这个“品字三方会”的核心领导层，其身份应是曾经活跃在长三角区域的土匪或江匪、湖匪，而且不会是一般的小头目，至少是匪伙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是老大老二之类的角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解放江南的战斗中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特务，以及逃亡的恶霸地主、“还乡团”骨干之类。至于“X”计划着急的上百名团伙成员，那成分就更复杂了，除了上述兵、匪、特的组合，可能还包括各类刑事犯罪分子。
其次，“X”将采取何种方式组建“品字三方会”。特案组侦查员“设身处地”对此进行推测，如今江南地区已经解放一年多了，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远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能比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在解前，“X”想在上海、杭州、南京这么大的范围内联络同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轻松搞定的。更何况如今广大人民群众都已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群防群治，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那防范意识不是一般的强。由此可以判断，“X”虽己开始组建团伙，但是距离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具体联络方式上来说，“X”首先要前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与以往熟识的狐朋狗党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将发展成员的任务下达给对方，由对方负责在其所在区域发展成员。这种活儿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X”要发展的匪特团伙成员不是上百，而不过是数十，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完成的。通常说来，哪怕是从事正当活动，要拜访的对象都是守法良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登门，那就有扑空的可能，有时甚至会连续扑空，何况要拜访的对象还不是一个两个。若是进行“X”那样的“大事业”，难度就更大了，别的暂且不说，其拜访的那些对象中少不得有一些在解放后迫于新政权的压力，前往公安机关作了登记（当然，不一定会交代罪行），这部分人就会被列为内控对象，“X”之流若是贸然登门，说不定就被群众举报了。
如此这般议下来，众侦查员形成了一个共识：“X”一伙为了达到目的，其“核心”成员最近肯定会频频出动，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外埠旅行。关注到这一点，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就有可能发现线索。毕竟，上述长三角区域内的泸上、苏南、浙东各地，对于流动人员是非常注意的，公安局、派所经常接到群众报告称发现特务，连小学生也学会了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跟踪。说不定“X”一伙的某个倒霉鬼正好摊上厄运，已有成员被某地公安机关扣留审查、遣返原籍什么的，那对于特案组来说，就可以作为一个调查方向。
由此引申开去，大伙儿又聊到了邮检、派出所临时户口申报、辖区居民外出旅行以及在押人犯最近的动态等有助于获得相关线索的渠道。
正议到这儿，负责会议记录的内勤钟思捷忽然举手。焦允俊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即用正在纸上划拉什么的铅笔冲姑娘一指：“小钟有话要说？”
有着地下团员身份的钟思捷站起来，很明显她有点儿紧张，犹犹豫豫、细声细气地说：“报告组长，我这儿有个情况，不知道是否可以反映一下？”
焦允俊看了郝真儒一眼：“这个我作不了决定，得向会议主持人老郝同志请示。”
钟思捷的目光随即转向郝真儒：“报告指导......”
郝真儒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到近乎刻板的人，钟思捷的这个请求，令他感到非常意外。当初成立华东特案组时，侦查员一共有七人，后来上级认为侦查员又要办案又要兼顾日常事务，难免手忙脚乱，就给特案组配备了两个内勤，钟思捷负责会议记录、案卷整理和证据的保管，蒋瑛则负责财务及组内的一应杂务。如需外埠出差或临时转移驻地，还配备电台和专职报务员。特案组的人员越来越多，内部管理自然要跟上。焦允俊和郝真儒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份内部文件，名曰《华东特案组内部工作条例》，其中对各人的职责分工、行使职权范围、保密要求、工作和生活纪律等都有明确规定。《条例》草案报送上级审阅，受到了马处长的表扬，说特案组这样做，就是正规军的做派了。可是，眼下问题来了，根据该《条例》规定，身兼材料、记录两项职能的钟姑娘，虽然可以与侦查员一起参加会议，而且事后还可以接触到所有成文的机密，但她却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此刻，当她表示有话要说的时候，按规定老郝就应该予以拒绝，当然，这种拒绝可以委婉一些，比如“小钟同志有话可以留到会后说”。
老郝的刻板，焦允俊早就领教了，也料到老郝会如何回答。但他却觉得有些不妥，小钟此举，应该跟大伙儿正在讨论的情况有关，眼下不说，难道回头再把人召集起来研究？这《条例》是咱们自己订的，总不见得自己弄个条例出来跟自个儿过不去吧？正这么想着，不料小钟姑娘开腔说的却是：“报告指导员，我想稍稍离开一下可以吗？”
这个当然可以。老郝一点头，钟思捷转身就往外走。特案组长心说这姑娘机灵，刚要起身跟出去，郝真儒却出声制止：“小钟等一下。”他的目光又转向两个支委焦允俊、支富德，“你们看这事......”
焦允俊寻思，看来这老郝也不是木头，关键时刻，还是可以变通的。他马上表态：“破例准许小钟发言。当然，也可以宣布休会，那她说的话就不是在案情分析会上的发言了。”
支富德表示赞同。郝真儒随即点头：“那就暂时休会。”
钟思捷要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一早她起床后，因为她不是侦查员，不必参加焦允俊他们的晨练，就把华东公安部专职机要员一大早送来的那包邮件打开，分门别类作了处理。根据职能分工，她有权查阅其中几份机密邮件，并须在午前把邮件简况向焦允俊汇报。
由于蒋瑛临时有事叫她过去相帮，今天她只拆阅了那份每天都必须首先开拆的《敌情通报》（由华东区上海、南京、浙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山东、江西这几个省级行政区公安机关报送，其时上海、南京两市直属中央管辖，原江苏省、安徽省则分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个省级行政区），把文首的“简况摘要”浏览了一遍。凭着过硬的记忆力，小钟就可以把内容梗概向领导进行汇报了。
刚才在会上，她负责记录侦查员的发言，听到决定采取的诸条调查措施时，马上联想：《敌情通报》中提及的一个情况——
前天，松江县政府因市政工程需要，临时向县看守所（同时也是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前往本地醉白池公园劳动，其间，发生人犯袭警脱逃事件，在现场执行公务的一名看守民警和一名民兵遇袭不幸牺牲，案犯脱逃，现正在布控追捕中。
案犯名叫曾涉川，系太湖惯匪，三天前在乘坐沪杭段列车时（后查明其所持车票是从上海前往杭州的），与旅客发生争执，曾涉川将对方打伤，被闻讯赶到的乘警扣留。车至松江站停车上下客时，曾涉川及随行旅伴史某一起被移交松江警方。按照惯例，在未曾确认被扣押者的身份时，车站派出所暂不处置，但派出所无羁押场所，故寄押地方看守所。当时，曾涉川并未暴露其惯匪身份，且有嵊泗县的居民身份证明，其殴斗后果不算严重，并不属于必须羁押的对象；但因是铁路公安临时寄押，地方上无权处置，看守所就按照规定收押了。
11月29日，松江县政府跟公安方面联系，临时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作为整治园林的劳动力使用，获准后，电话打到看守所。曾涉川与一同被收押的史某被视为“轻罪人犯”，且身强力壮，就被开出去参加劳动了。没想到，发生了这么一宗重大刑案
众人听钟思捷如此这般一说，都认为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郝真儒随即宣布继续开会。焦允俊似是自言自语地轻声嘟囔：“那个姓曾的主儿，身手还挺利索的，竟然杀了两个！曾涉川......我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在座哪位听说过吗？”
上海刚解放时，名牌大学出身的谭弦曾参加过地下党组织收集旧上海社情的工作，负责整理了部分内部资料，其经手的内容，不敢说过目不忘，但印象依旧深刻。焦允俊话音甫落，小伙子作出了回应：“估计此人就是一度在江南黑道小有名气的‘大曾’。”
据资料记载，曾涉川，民国三年出生于江苏吴县，读过私塾，喜好练武，生性凶残，十八岁上因抢劫作案时出了人命，受到官府通缉，遂入太湖匪伙。后与人合伙起香堂，名曰“品字堂”。抗战时，加入日伪政权的“清乡团”，同时仍从事“品字堂”匪伙的犯罪活动。抗战胜利后，“品字堂”因沦陷时期听命于日伪“附逆危害国家”，被国民党军队清剿，曾涉川下落不明。由于“品字堂”规模不大，也未曾作过什么震惊朝野的大案，加上被定性为“汉奸团伙”，为黑白两道所不齿，“品字堂”就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众侦查员听谭弦这么一说，认为有必要对松江这起案件予以关注。大伙儿怀疑，曾涉川可能是华东公安部那条情报中提及的“X”之一。抗战胜利后，曾涉川畏罪潜逃，估计是藏匿在上海市区或近郊，己经洗白了身份。此次从上海北站搭乘赴杭州的火车，很有可能是去跟杭州同道会面，联络以前的黑道朋友，为组建“品字三方会”而奔走。而其过去的团伙名曰“品字堂”也是众侦查员怀疑的理由之一。
有侦查员提出疑问，既然这个曾涉川已经改名换姓、洗白身份（被羁押于看守所时，所方并不知其系惯匪，否则就不会把他开出去参加劳动了），可是在《敌情通报》中，却提及其本名“曾涉川”，这是怎么回事呢？
谭弦随即向松江方面打电话进行了解，得知这个袭警杀人脱逃的人犯人所时，铁路公安开出的单子上名叫“褚飞帆”，但事后有个在押人犯检举，该犯其实是通缉逃犯曾涉川，所以上报的材料中就写了他的真名。
焦允俊说：“既然眼下没有关于‘X’的其他线索，那就先调查这个曾涉川吧。下午我和老沙、小谭去松江走一趟，具体了解一下相关情。不是说还有一个姓史的同伴吗？《敌情通报》里没说姓史的也一起逃跑了，那就是还关押，也许他能提供些什么线索，老郝你看如何？”
郝真儒想了想说，”跑一趟松江是必须的，不过，你是组长，应该留在驻地掌握综合情况，随时协调，还是我和老沙、小谭去吧。”
二、袭警脱逃
郝真儒、沙懋麟、谭弦三个随即驱车前往距上海市区大约百里的松江城厢镇。当时，松江县属于苏南行署松江专署管辖，专署驻地在松江县城厢镇。因此，城厢镇上有两级公安机关：松江专署公安处和松江县公安局，还包括一个县局的下辖单位城厢镇派出所。曾涉川和同伴史阿根是被车站派出所（隶属于上海铁路公安处）寄押于离火车站比较近的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的，所以老郝三人直接去了看守所。
老郝他们离沪时，华东特案组已请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出面跟松江方面进行了联系。郝真儒三个抵达时，专署公安处的刘副处长，看守所和车站派出所的领导，当初从乘警那里接收曾涉川、史阿根的经办民警老顾，以及刚刚成立的“11·29”袭警杀人脱逃案专案组组长柳长伟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松江警方介绍了此案的初步情况——
三天前，即11月28日下午两点左右，上海开往杭州的一趟慢车途经松江站停车时，老顾和实习警员小张在站台上跟乘警进行交接，办理了对曾涉川（当时自报姓名褚飞帆）、史阿根的收押手续。两人犯押解到车站派出所后，老顾、小张对他们分别进行讯问。曾涉川承认在列车上与旅客薛某发生争执，薛某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脾气很大，先动了手；史阿根上前阻拦，被薛一拳砸破鼻子，血流不止。曾涉川是忍无可忍才还的手，但出手过重，把对方的手臂弄伤了。后经旅客中的医生检查，薛某手臂骨折。乘警遂将他和史阿根扣留。
作为车站派出所民警，老顾对火车上发生频率最高的盗窃案、殴斗案司空见惯，凭经验觉得该案并无新意，按照通常处置程序，决定先对伤人者予以拘留，过几天发函薛某，询问其是否同意民事调解并约谈民事赔偿事宜。如双方均同意调解，待曾涉川拘留期满，具结悔过后可以释放。至于劝架被殴的史阿根，老顾认为他是受害人之一，薛某应当对他进行赔偿。当然，在对这一纠纷进行上述处置前，警方须对曾、史两人的身份进行核查。所以，尽管史阿根在该起纠纷中无须承担责任，还是被暂押在看守所里。
讯问记录显示，曾、史两人自报身份如下——
褚飞帆，三十八岁，江苏省无锡县人氏，少年拜师学了木匠活儿，满师后即以木工为业。因此，他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在路上”，足迹遍及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福建等地。抗战胜利次年，他在上海开了一家木器店，名曰“褚记木器店”，规模较小，注册地址在上海南市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该址也是曾涉川的住所地，他自称未曾娶妻，独自一人居住该处。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工商局对这家老板伙计概由一人兼职的小店进行重新登记，履行审查程序时，一次获得了通过。褚飞帆一直守法经营，没有任何不良记录。这次褚飞帆前往杭州，是为跟茶庄联系明年春茶供应时的茶叶包装盒业务。至于被警方认为是其同伴的史阿根，褚飞帆称并不相识。他和薛某发生争吵时，史上前劝解，薛某却不分青红皂白，连史一起打了。
史阿根，二十八岁，不善言辞，给人的感觉是老实得近乎木讷。民警老顾、小张认为他也是受害人，而且是为劝架受伤的局外人，所以做的是“询问笔录”，那就比较简单了。史阿根说话带有浓重的浦东口音，说他家住浦东南汇县周浦镇，是做土特产小生意的。早年间他有个邻居陈婆婆，是从杭州嫁到周浦的，听说他准备做沿街叫卖香榧子、山核桃、笋干、梅干菜之类山货的小贩，就给他介绍了杭州的一位从事批发此类货物的亲戚。初时史阿根做这种小生意根本没有信心，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干起来的。哪知两年干下来，竟然摸到了做这一行生意的路子，陈婆婆的那个亲戚对他也不错，除了提供价廉物美的土特产，还教了他一些行业中通常不外传的小窍门。史阿根渐渐由沿街叫卖的小贩做到了小业主，在沪上老城隍庙租了一个小店面，雇了两个伙计。到抗战胜利后，由于经营不善，小店被迫停业，史返回南汇周浦老家，重新挎起竹篮，干沿街叫卖的老本行了。这次，他是去杭州进货，为新年的年货供应做准备。
据史阿根称，他跟动手打架的两个人都素不相识，直到进了派出所，也不知道跟他一起进来的这位姓甚名谁。至于劝架，那是他为人热心。不过这回他算是长了记性，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乱出头了。
民警老顾照例填写了一份表格，上面是此案的基本信息以及对这两人的处置意见，送交车站派出所领导签批，把人送往专署公安处看守所寄押，接着，就着手核查那二位的身份。这不过是一起常见的纠纷，是否立案，可视情而定，被扣的两人也不在通缉名单上，这种情况，一般都通过公文来往的方式进行核查。他让小张起草了两份公函，报送领导盖了公章，装进专用公文信封，请过路列车上的乘警捎往上海，送交上海铁路公安处，再以挂号邮件的形式寄往曾涉川（褚飞帆〕、史阿根住址地的派出所。至此，车站派出所的工作暂告段落，往下怎么处置，要等几天后曾涉川、史阿根住所地派出所的回调函寄到松江后再说了。
然后就说到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了。看守所收押曾涉川、史阿根后，因为两人一个没犯事，另一个属于轻微犯事，就把他们关在同一个监房。当天无事。次日，11月29日上午八点多，看守所根据头一天接到的行署公安处的指令，从在押人犯中挑选二十人外出劳动。这种情况，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别说看守所的未决犯了，就是监狱的已决犯也有开出去参加当地政府安排的某种劳动的，各相关单位已经办熟了这种公务，街头百姓也早已见怪不怪。当然，看守所在挑选外出劳动的人犯时是有标准的，比如罪行轻微、身体强壮、服从管教，等等。按照这个条件，昨天收押的曾涉川和史阿根都被挑上了。
看守所指派了三名看守员，连同地方上派来的三个武装民兵负责看押，二十名人犯两人一副手铐列队出了看守所，前往劳动地点醉白池。劳动内容是疏浚池塘，按照计划，大约需要三周可完成，这天是第一天。塘水已经抽干，上午的活儿是铺设从池塘见底处到岸上的运送即将挖出的塘泥的阶梯形通道。人犯分为四个小组，每组五人，同时铺设四条通道。人犯干活儿时，看守员和民兵分站池瑭四周进行监视。
中午时分，人犯已经完成了运土通道的活儿，正好这时午饭也送来了。人犯外出劳动的伙食是由施工方提供的，醉白池公园的施工方是县政府，食堂炊事员骑着一辆三轮车，送来了装着大米饭和白菜肉丝的两个木桶，都用棉被裹着保温，还有一个竹箩筐装着碗筷。带队看守员小周吹响了开饭哨子，人犯从四个劳动点上到岸上，走向三轮车。
事后回想，那个袭杀警员后脱逃的曾涉川，这当口儿就已经露出了图谋不轨的端倪。他故意把脚上穿着的那双回力跑鞋的鞋带弄松，走了几步就散开了。于是，驻步蹲下系鞋带。就这么点儿时间，便成功地让自己落到了二十名人犯最末的位置。等他来到三轮车旁边领取自己的那份饭菜时，前面的十多个人犯已经打了饭蹲在看守员指定的位置开吃了。
曾涉川走到三轮车前，接过看守员老黄递过来的两个瓷碗一双筷子，几乎是同一时间，他倏地出手，左右开弓，拿筷子当暗器飞袭炊事员，两个瓷碗劈面掷向看守员老黄。炊事员头一歪，堪堪闪过了筷子，当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老黄是留用警员，二十年来干的始终只是一个岗位——看守员。这个岗位旧时也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好，都没有技能体能训练之说。但他还算敏捷，见人犯抬手掷碗，忙举手去挡，总算把瓷碗挡了开去，没有砸到脸上。但曾涉川还有后手，碗刚掷出，脚下快速移动，一个箭步窜到跟前。老黄挡开瓷碗的双手还没放下，下巴就挨了重重一拳，往后仰倒的同时，插在腰间的驳壳枪已被曾涉川抽去！
这一系列动作犹如电光石火，一气呵成。曾涉川夺枪得手，冲另一个已经拔枪在手向他扑来的看守员小周抬手就是一枪；转眼瞥见十几米开外一个民兵正端着步枪冲他瞄准，甩手又是一枪将其击倒。事发突然，正集中在一起用餐的犯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曾涉川迅速向这伙人的方向移动，向扔下手中碗筷一跃而起的史阿根开了一枪，转身朝公园后面奔逃。
此时，三个看守员中，一个下巴挨了一记重拳倒地昏迷，小周头部挨了一枪，生死不知；三个民兵中，有过参军经历能够熟练使用武器的小许胸部中弹，还剩下看守员小孔和两个民兵，他们虽然有枪，但仅仅是会开枪，根本没有实战经验。那两个民兵已经看愣了，只有看守员小孔总算是还能想起开枪，但曾涉川已经逃出十几米，窜进了一片树林。小孔喝令一众人犯“就地蹲下，不准乱动”，又招呼两个民兵“看住他们，谁乱动就开枪击毙”，自己提枪上前追赶。可是，就这么一个停顿，已经没了逃犯的影子。
警情发生后，松江专署公安处、松江县公安局、城厢镇派出所、华东军区松江军分区以及县城民兵闻风而动。那时还没有“紧急预案”制度，但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多是军方出身，实战经验丰富，处理突发事件反应快、决策准，命令下达后能够迅速有效实施。很快，松江城的水陆城门均被关闭，城内街道照常可以通行，但每个路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民兵值守，发现形迹可疑者即予盘查。居委会也悉数出动，配合户籍警在各自管段内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所有公私单位也都被发动起来，组织员工自查。考虑到案犯有逃出城区的可能，火车站、汽车站、各个码头也有军警巡查。总之，所有想得到的措施都用上了，一直折腾到天黑，也没发现逃犯的踪迹。
与此同时，军分区医院对负伤的看守员小周、老黄、民兵小许以及参加劳动的人犯之一史阿根的救治也在进行中。最先受到袭击的看守员老黄下巴挨了一记重拳，犹如格斗比赛中被KO，当场倒地失去知觉。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曾涉川逃离现场几分钟后就醒过来了，只是依然头晕目眩，行动困难，随即送医院留观。看守员小周和民兵小许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分别是头部、胸部中弹，刚刚送到医院即被宣告死亡。史阿根还算命大，尽管那一枪击中胸部，但没伤及心脏，子弹穿过左肺，形成气胸，加上失血过多，需要住院治疗。
对曾涉川的搜捕正在进行时，松江看守所中有一姓朱的在押人犯突然提出要求“监房提审”（此为监所专用术语，意即有情况要向看守所方面反映。如果获准，看守员会跟他单独谈话，故有“提审”之说）。当时，全城军警民正联手搜捕逃犯，看守所警员紧缺，自然不可能同意，看守员对该人犯的回答是“知道了”。
曾涉川杀人脱逃后，醉白池的池塘疏浚工程暂停，剩下的十八名人犯并未马上送回看守所，而是暂押于距离较近的一所学校里，看守所内关押的人犯并不知晓外面发生的情况。那个看守员将人犯要求“监房提审”的情况记录在案，但没有马上跟曾涉川之事联系起来。
傍晚，这个看守员巡查经过朱某监房时，朱某再次要求提审，终于引起了看守员的注意，向所领导请示获准后，把朱某开了出去。进了提审室，朱某只一开口，看守员就大吃一惊。朱某反映的情况是，昨天寄押进来的那个031，进了监房后自称姓褚，大伙儿就叫他“老褚”。这人朱某曾见到过，知道他姓曾，解放前是太湖“品字堂”匪伙的老三。朱某以前有段时间给太湖另一匪伙的老大杨四海当过跑腿，有天晚上，曾奉杨四海之命去给“品字堂”的老大送礼物，当时这个曾老三也在场。
就是由于朱某的揭发，警方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囚号031的人犯真名叫曾涉川，在江南黑道上一度还是一个不凡角色！
消息传到松江专署公安处，当晚，公安处决定组建专案组侦办“11·29”袭警杀人脱逃案。
专案组由专署公安处、松江县公安局抽调五名侦员组成，由专署公安处政保科副科长柳长伟担任组长。
专案组组建后，把调查曾涉川、史阿根的底细放在首位，前往军分区医院讯问住院治疗的史阿根，同时派员赴沪，到曾涉川和史阿根各自交代的住址地调查两人的一应情况。
史阿根之所以由治安纠纷受害人升级为犯罪疑人，是因为曾涉川在抢夺我警员佩枪后对史开了一枪，而且是冲着要害部位来的，欲将史置于死。这个情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灭口”，联系到二人同路同车厢同赴杭州之举，警方自然怀疑他们十有八九互有勾结，没准儿史阿根跟曾匪是一路货，也是“品字堂”匪伙成员。
经军分区医院抢救，史阿根没有生命危险，一天之后，基本恢复了意识。专案组两名侦查员昼夜守在他旁边，试着跟他说话，但他没有任何反应。军医说这种胸部受伤的情况，最初几天往往不能开口说话，倒不是嗓子或者声带出了毛病，而是伤口剧痛，变相阻止其开口，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生理反应。
侦查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意识基本恢复，不能说话是由于伤口疼痛引发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伤口不痛了，他就能够说话了？医院方面是否可以考虑适量施用一些既可以缓解疼痛，又不至于影响思维的药物？
医院方面同意尝试一下。为此，专案组长柳长伟还以专署公安处的名义，向军分区情报处提出请求，借用他们的那台美制磁带录音机，准备在讯问时将史阿根的口供录下来。
这法子听上去不错，也顺利实施了，可是，史阿根仍旧一言不发。军医再次对伤员进行检查，结论是：伤员意识正常，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听懂了你们的问题，其默不作声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回答问题。
专案组侦查员商量下来，说那看来是思想问题了，没别的办法，只有继续给他做思想工作，政策攻心，打消他的思想顾虑，另外，在生活上给予优待，来个怀柔感化，总之，一定要让他开口。
这时，前往上海南市董家渡和浦东周浦镇调查曾、史情况的侦查员反馈，曾涉川化名褚飞帆在董家渡赖义码头街开的“褚记木器店”确实存在，浦东南汇县周浦镇也确有史阿根其人，史阿根的邻居反映，大约一个月前，曾有符合曾涉川外貌特征的中年男子来镇上找过史阿根。这个结果对于彻底查明二人的底细以及此次由沪赴杭的真实目的并无参考价值；原指望通过这种调查，判断出曾涉川下一步可能的去向，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史阿根的口供，这个案子暂时就办不下去了。
松江同行将“11·29”案的一应情况介绍完毕，郝真儒、沙懋麟、谭弦三人就地交换了意见，认为逃犯曾涉川的个人历史完全符合马处长交办的那条重大线索中“X”的特征，其袭警脱逃及对史阿根的灭口之举，更印证了其杭州之行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联系同伙，密商组建匪特武装。如此看来，特案组有必要接手此案的调查。
郝真儒当即决定，先于焦允俊取得联系，通报情况。如果焦允俊的观点跟这边一致，则由他去向马处长当面报告，提出接手侦办该案的要求；侦办过程中，如发现该案与“品字三方会”并无关联，则移交松江专署公安处办理。
当时还没架设松江与上海之间的保密电话专用线路，只能拍发电报。当然，不能通过邮局，郝真儒遂向军方求援，通过松江军分区情报处拍发了由老郝用暗语起草的加密电报。
特案组长焦允俊收到电报后，当即驱车前往马处长的办公地点报告情况。马处长批准了特案组的请求。焦允俊说：“凭直觉，这个姓曾的家伙十有八九跟‘品字三方会’有关，我准备让特案组全体开赴松江。”
马处长点头：“这个没问题。我立刻指派一名报务员携电台向特案组报到，另外，加调一辆汽车、两辆摩托车给你们，都是民用牌照，至于自行车或舟船之类的交通工具，我会让人跟松江专署公安处联系，请他们都准备好，包括特案组的临时驻地、当地的支援警力和一应警卫措施。小焦，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安排的吗？”
焦允俊想了想：“老郝在电报里说，松江方面已经成立了侦办‘11·29’案的专案组，我想，就让那个专案组配合我们的工作吧？”
马处长说：“这样也好，万一该案跟特案组的调查工作没有关系，松江方面继续接手调查也容易得多了。”
一应准备工作就绪，已是当天下午五点。特案组四名侦查员加上内勤钟思捷、蒋瑛和临时调来的报务员姜宁波一行七人，驾两辆汽车离开上海虹桥路驻地，前往松江。这个时段市区的道路有些堵，因是民用牌照，不可能做出任何招惹路人注意的动作，只能耐着性子量地皮。出了市区后，才稍稍加快了速度。但公路年久失修，不到百里地，仍然走了近两个小时。抵达松江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松江专署公安处指派的联络员老封在约定点等候特案组一行，引领两辆汽车驶往专署安排的位于人民路的临时驻地。焦允俊刚下车，就从专署公安处领导那里获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郝真儒与疑似曾涉川的匪徒遭遇，在枪战中负伤！
三、军医院枪战
郝真儒在松江军分区向上海华东特案组驻地拍发了那份暗语电报后，即去松江专署公安处坐等焦允俊的回复电话。下午四时许，焦允俊让内勤钟思捷打来一个只有一句话的电话：“哥，您那生意黄了！”这话听上去很容易使人认为“生意没谈成”，其实意思恰恰相反，正是老郝在电报中约定的上级批准实施特案组方案的暗语。
接下来，老郝应该如何行动呢？他什么也没做，静静地坐在专署公安处给他们三个侦查员安排的临时办公室里。另两个侦查员沙懋麟、谭弦也是如此——他们要等马处长跟松江专署公安处协调好案件移交事宜。
马处长办事从不拖泥带水，眼下这桩活儿，自然更是快上加急。郝真儒三个没等很久，“11·29”案专案组组长柳长伟就来叩门了。一起来的还有专署公安处刘副处长，他是代表公安处把柳长伟介绍给特案组的。柳长伟仍是松江方面的专案组长，此刻又被公安处指定为松江警方与华东特案组进行工作联系的联络员。
刘副处长离开后，柳长伟问郝真儒，是先去专案组办公室呢，还是留在这里等候上海来人。
郝真儒说咱们那位焦组长是个急性子加工作狂，咱们不能干等着。眼下，咱们不去专案组办公室，也不必在这边等着，不如去特案组的临时驻地看看。焦组长的安全意识超前，对驻地环境有讲究，咱们先去看看，如果有觉得不合适的就立刻提出来，请这边的同志设法协调换一处地方。
专署公安处给华东特案组安排的驻地位于人民路，是一幢前后都有院子的两层小楼，共有十个房间，前后院子都有高高的围墙。郝真儒和老沙、小谭从安全角度上下查看一番，又向老柳询问了四邻八舍的基本情况，认为适合作为特组的临时驻地。当然，最后得由焦允俊拍板。
这时，专署公安处派来的公安大队警卫战士前来报到了，郝真儒让柳长伟出面，给他们介绍警卫工作内容和日常工作安排。老柳是新四军出身，他认为军人平时不能闲着，要么打仗，要么训练，抑或学习，再不就是干活儿。他指派一名战士去门外的岗亭里站岗，其余十来人收拾好自己的宿舍后，把各个房间都打扫一遍。
不久，专案组另两位刑警带着邮电局工人来安装电话。柳长伟把两名刑警带到郝真儒面前作了介绍。郝真儒一看只有两个，刚要问还有两位呢，忽然想起他们应该还在军分区医院值守，估计顺便还要对零口供的史阿根开展政策攻心。一问，果然。于是，特案组三位侦查员和专案组三位刑警便进了二楼正中那间面积最大的屋子，屋子里面已经用可能是从饭馆临时征用的几张八仙桌拼起一张会议桌，上面罩着估计是从公安大队营房里取来的崭新床单作为台布，大家围桌而坐，听老柳及另外二位刑警简博、小申介绍这两天的调查详况。
一会儿天就黑了，公安大队伙房送来了晚餐。用餐时，老郝问了问在医院值守的刑警老杜、小岳的用餐、休息、换班情况。餐后，郝真儒让沙懋麟留下等候特案组其他战友，自己叫上谭弦，说去军分区医院看看。柳长伟要陪同，老郝说不必，你留在这边等候焦组长他们吧。郝真儒、谭弦各骑一辆自行车前往医院。穿着便衣的老杜已经在大门口等候了，他一边回答老郝的问话，一边领着两人往医院里面走。这里原是一座废弃的祠堂，松江解放后被军分区征用修缮，并在部分建筑上加盖楼层，竣工后作为医院使用。这是一年半之前的事，如今随着形势的变化，该院的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部队伤病员少了，而周边乡镇甚至邻县前来求诊的群众却日益增多。军方正准备把该院迁至嵊泗列岛，驻守那一带的我军部队仍有战斗任务，经常遭遇美蒋战机的空袭，且众多官兵来自内地，对海岛生活很不习惯，因水土不服患病的很多，亟需得到治疗。因此，近段时间以来，医院的管理已经严重地方化，大门口白天不设岗哨，只有晚九点至次晨五点才有哨兵上岗值勤。
当下，老杜把郝、谭两人引领至位于医院后院的外科病区，上了二楼，穿过大半条走廊，来到史阿根所住的单人特护病房前。正要推门而入，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棉军服外面罩着白大褂的年轻女护士小跑过来：“哪位是郝首长？”
谭弦反应最快，一个侧转身迎上两步，问女护士有什么事。女护士一双风眼朝三人一瞟，估计已经认定郝真儒才是她要找的对象，驻步不动，眼光看着郝真儒：“楼上有位住院的首长看见郝首长来医院了，让我下来告知一下，说有个卖水果的常某在此住院，与您多年未见，今日有缘巧遇，希望能够见个面。他的一条腿因旧伤发作，没能及时医治，只好截肢了，是一周前做的手术。”
这位常某，郝真儒不但认识，两人还是同乡。郝真儒参加革命后，奉命打入沪上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了一名内勤，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捕房大门斜对面有一个常年推着一辆独轮小车卖水果的流动小贩，看似一副土里土气的近郊乡下人打扮，却能说一口蹩脚英语，专做中央捕房英美籍巡捕的生意。他的水果价格比市面上稍贵，但显著新鲜，而且外表处理得很干净。别人用旧报纸做的口袋作为包装，他却不惜成本，用牛皮纸袋或竹编小提篮装水果，还有彩色纸花装饰。
英美籍巡捕收入高，不在乎卖得贵，只要水果新鲜、卫生、包装漂亮，他们就愿意掏钱。加上这个小贩性格活泼，语言诙谐，英语虽然不标准，但沟通毫无问题，还能时不时来个段子，常常引得那些洋顾客捧腹大笑。由于他是受英美巡捕欢迎的小贩，那些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和华捕对他也比较客气，按说在捕房门前设摊是不允许的，他却从未被驱赶过。
老郝对此人作了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可以发展其为地下交通员。向组织报告后，经上级秘密审查，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这个名叫常求富的小贩，被老郝发展为交通员，后来，郝真儒因叛徒出卖被捕，就与常求富断了联系。
郝真儒被捕后，常求富接到组织上的紧急通知，即刻撤离上海，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组织上经过审查，征求其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见。他说想去前线打仗，遂被安排到战斗部队。当时他还没有入党，有无当兵打仗的经验，只能从大头兵当起。他的名字叫求富，“富”没富起来，但“福”确实不错，“皖南事变”新四军牺牲了那么些人，还有不少人被捕或者失联，他却随一只小部队突围成功。
然后，他就开始“官运亨通”了，从班长、排长一路升上去，最高职位是副团长。因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失误，好在后果轻微，没收到军法处置，被从副团长撸到了连长。渡江战役后，又因功晋升为营长。如果不是旧伤复发导致截肢，组织上原准备让他官复原职，去东海某岛担任守岛部队主官的。
在这里遇到失联多年的老战友，郝真儒当然要去见上一面，就让谭弦先进史阿根的病房，他上楼去看望常求富。没想到，郝真儒这一去，竟然与逃犯曾涉川撞个正着！
前面说过，这家医院的建筑原是当地一所废弃祠堂，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后，组织力量把祠堂连修带改，整成了军分区医院。祠堂后院原有一幢二层楼房，解放时已是残墙破屋，门窗俱无，只有屋顶、楼板、楼梯还没被人拆走。军方修缮时，改造成三层楼房，作为军分区医院的外科病区。常求富晚饭后无事可做觉得闷得慌，想拄着拐杖下楼溜达，被军医阻拦，连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都不许，说创口尚未愈合，不小心让人碰一下可不得了，更别说一个不慎摔一跤了。老常无奈，只好拄着拐杖在病房里来回走动。走了一会儿，累了，便驻步窗前，百无聊赖地看着外面的夜景，不曾想，正好看见刚刚进入医院的三位侦查员从路灯下走过。
尽管已经分别多年，常求富还是一眼认出三个侦查员中戴眼镜的老郝——当年中央捕房的内勤，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常求富自然明白老郝三个是来医院办事而不是看他的，而且，老郝也不可能知道他在这边住院。常求富生怕错过了这个机会，立马按铃唤来护士，命她下去找到那三位，如此这般说话。待护士返回，常求富拄杖就往外走，去楼梯口迎接老领导。这个理由，别说护士军医了，只怕院长都没法儿反驳。
这时，郝真儒已经走出二楼病区与楼梯之间的推拉式玻璃门，与从一楼上来的曾涉川劈而相遇。曾涉川穿一套半新的黑色棉衣裤，一顶灰色罗宋帽，帽檐压得很低，脚上穿一双蚌壳棉鞋（此指式样，并非材质），左手提着一个竹编篮子，篮子上蒙着厚厚的棉花套。这种装束在七十年前江南地区的冬季比较常见，上海周边郊县更是随处可见，多是平民百姓中经济条件一般的体力劳动者。
乍一看，这人应该是来医院给住院病人送饭的。可是，对于老郝这种资深情报工作者来说，就另有念头了。这个时间段早已过了饭点，住院病人大多休息了。看此人装束，住院者不论是他的亲属还是朋友，应该没有条件住单人病房。在这个时候送饭，不是要打扰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休息吗？这人可疑啊！
这个念头在脑中闪过的同时，老郝的动作却没停，佯装视若不见，加快脚步来到二楼与三楼之间的缓台，占据这个可进可退的位置，随即低喝一声：“站住！不许动！”
曾涉川正要掀开挡在玻璃推拉门前的防寒棉门帘，闻声就像电动玩偶被按下了停止开关似的，倏然僵住。郝真儒掣枪在手：“蹲下！放下东西，举起双手！”
曾涉川一边屈膝下蹲，一边用颤抖的声调说：“同志，我是来看病人的，我的兄弟昨天盲肠炎开刀了......”
郝真儒听这主儿说话带着苏州口音，心中顿时了然：这家伙不是松江本地人，保不齐是那个袭警杀人的逃犯曾涉川吧？难道说他要把灭口进行到底，潜入医院再次冲史阿根下手？
事后回想那一幕，老郝对焦允俊说，曾匪的身手还真是不可小觑——曾涉川在蹲下的同时，以放下竹篮的动作掩饰，电光石火间完成了从竹篮里掏枪、倒地、腾挪、开枪、一系列动作。其实郝真儒也算是神枪手，他当初打入沪上公共租界巡捕房后，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前往虹口老靶场练习枪法，为此还受到外籍督察长的表彰。不过，他缺乏实战经验，更不曾遇到身手如此迅捷的对手。两人几乎同时开枪，甚至可以说，郝真儒开火的速度比对方还稍稍快了那么一点儿，但曾涉川是太湖惯匪，具有在摇晃的船头、摇曳的芦苇丛中、月黑风高的夜晚等恶劣环境下进行生死战的丰富经验，开枪的同时，他的身形也在迅速移动。因此，郝真儒的子弹没能击中目标，而曾涉川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反击，居然能一枪命中。
万幸的是，这一枪只是打在了郝真儒的肩膀上。尽管没打中要害，但曾涉川使用的是从看守员手中夺来的驳壳枪，其冲击力远远大于寻常的手枪。郝真儒中枪后不由自主向后跌倒，手里的左轮也掉在了地上。
事后焦允俊分析，郝真儒倒地后，曾涉川原本应该马上补一枪，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驳壳枪适合在室外枪战时使用，估计曾涉川想到日后或许还会碰上意外情况，为了节省一颗子弹，意欲捡起掉在地上的左轮给郝真儒补枪。
就是这个念头，让郝真儒捡回一条命。
当下，这厮大步上前，俯下身子正待捡枪，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似乎不对头，这种直觉以前曾多次让他死里逃生，这次也是一样，当即下意识往后一缩。与此同时，“砰”的一声，一颗子弹自上而下射了过来。曾涉川来不及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立刻抱头鼠窜。楼梯上留下的一串血迹，表明这厮已经受伤。
这一枪，是常求富打的。枪战发生时，他正拄着拐杖从病房出来，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恰好撞见这一幕。他是多年在战场上拼杀的军人，哪怕锯掉了一条腿，平时也是枪不离身。郝真儒因此幸免于难。后来，为表示感谢，特案组长焦允俊特地请老常喝了一顿大酒。
在二楼病房的侦查员谭弦、老杜、小岳听见仓响，迅速作出反应。三人不约而同意识到，这不会是敌特故意制造混乱，企图调虎离山，把侦查员全部引离，再下手把史阿根灭口。谭弦让先负责在病房值守的专案组刑警老杜、小岳留下，自己则出门查看，发现老郝负伤，大惊。不过，他毕竟是侦查员中的精英，虽惊不乱，马上为郝真儒进行临时伤口处理。待医院的警卫战士赶到，他让两个战士留在现场保护老郝，自己带其余人追缉凶手。
这时，离枪响只有三四分钟。可是，就是这三四分钟的时间，曾涉川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
谭弦向松江专署公安处打电话通报案情，公安处随即下令出动公安大队全城搜捕凶手，并通知松江县公安局派出警员协助。松江军分区司令部保卫处也派员率领民兵参加搜捕行动。与此同时，松江专署公安处的刑事技术员赶到医院，勘查现场并提取指纹、足迹。稍后，经与“褚飞帆”在看守所留下的指纹、痕迹比对，确认这个化装患者家属潜入医院的男子确是曾涉川。这时，焦允俊一行抵达松江，闻讯立刻赶到医院。公安处、县局与军方代表在医院组建了一个临时追逃指挥部，由焦允俊主持一应工作。特案组长的思维方式一向与众不同，他跟已经处置好伤口、被一干战友半劝说半强迫按在病床上的郝真儒商量：“已经摆出这么一副阵势了，追逃也不在乎多几个人少几个人，倒不如开辟第二战场——对那个玩零口供的史匪进行审讯，没准儿能够从那主儿嘴里获取凶手藏身的线索。”
郝真儒点头赞同。于是，正在参加追逃的沙懋麟被紧急召回。焦允俊对他说：“老沙，您老兄是咱们华东特案组的审讯专家，现在给您压一副担子，设法把那个躺在病床上玩零口供的顽固堡垒拿下来。”
郝真儒说：“这主儿是浦东人，算是我的同乡，讯问中可能会冒出浦东土话，老沙不一定能听明白，我也参加审讯吧。”
焦允俊马上摇头：“老哥您这就是给兄弟出难题了，哪天要是传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你看华东特案组这伙人，审个小蟊贼都要老郝带伤上阵！岂不是坏了华东特案组的名头？还有，这事是必须一五一十向马头儿汇报的，他老人家的脾气您也知道，当然，他不会对你说什么，可保不齐事后找我算账啊。再说......”
郝真儒打断道：“行了，我服从焦组长的命令，要不让小谭出马吧，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周边郊区的土话他也听得懂。”
“知我者，老郝也！如果不是重任在身，我当......”
焦允俊转脸看着谭弦，“请教大学生，掉句书袋，叫什么一大口白酒？”
谭弦一怔，随即反应过来：喔——是浮一大白把？”
“对头！如果不是重任在身，我当浮一大白！唉，这古人也真是吃饱了撑的，不就是‘满上——干杯’的意思吗，原本是豪爽之举，这么一掉书袋，弄得我老焦话都说不利索了。行了，咱们忙去，老郝您好好休息，我让支富德同志保护您的安全，一切尽可放心。”
郝真儒微微皱了皱眉头：“我这么点儿小伤，原本是不必住院的，但马处长既然以组织名义下令让我休养，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住单人病房没有必要，不如到那个姓史的病房里去暂住一晚。医院的病房紧缺，能省就省嘛。”
“老郝，您是特案组遵守纪律的模范，要为我等弟兄带个好头，您的住宿和警卫都是马处长亲自叮嘱的，如果擅自变动，那就是违抗上命了。兄弟当着特案组长，此刻如果答应您的要求，那就是做了您的‘帮凶’。跟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我的纪律意识越来越强，胆子也越来越小，一想到马头儿心里就发憷。所以，您这个想法我可不敢支持。”
郝真儒叹口气：“好吧，今晚就这样。老焦刚才你也说了，咱俩都合作一年多了，我对你开口闭口称兄道弟的江湖气不知指出过多少次了，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也提出过批评，可你总是不听。”
焦允俊嘿嘿一笑：“平时你这么批评我，我没意见。不过这当口儿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有那么一点儿挟嫌报复的意思呢？”
郝真儒还要再说什么，一阵叩门声响过，病房门被推开，沙懋麟出现在门口。焦允俊立刻收起笑容：“老沙来了，我跟他交代一下工作，小谭跟我一起去，老郝，你要服从组织安排，好好歇着。”说罢，就出了病房。
对惯匪曾涉川的搜捕持续了一夜，这条太湖老泥鰍竟然踪迹皆无。不过，由沙懋麟、谭弦对史阿根的讯问倒是取得了突破。
在郝真儒三人从上海抵达松江前后，军分区医院应专案组要求，请来松江城里其他医院的两个闻名松（江）、金（山）、青（浦）地区的外科名医对史阿根进行会诊，结论是：其因枪伤形成的开放性气胸确实比较严重，但军分区医院的手术效果很好，伤口未发生感染，气胸状况也正在好转。目前，保住性命肯定没有问题，其思维意识也恢复了正常。至于能否说话，则无医学上的定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存在个体差异，还有伤员自己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的影响。
沙懋麟、谭弦接受审讯史阿根的任务后，根据上述结论研究审讯方案。他们认为，不管该人犯的零口供是由哪种原因产生的，都需要从最坏的结果进行考虑。所谓“最坏的结果”，那就是人犯主观上顽抗，面对侦查员的讯问，就是咬住牙关不吭声，不是说“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吗，我就试一下！所以，老沙、小谭制订的审讯方案，核心就是一条，盯着史犯的心理防线进攻。
于是，老沙、小谭两个分坐病床两侧，轮流开口，不紧不缓，语气平和，如果此时有外人进入病房，看到眼前这一幕，肯定以为是亲戚朋友来看望病人，压根儿不会跟“审讯”二字联系起来。
沙懋麟系国民党中央警校刑侦专业出身，曾供职于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在二十来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具备调查刑案的丰富经验，还先后在新四军的军法、保卫等部门工作过。在长期的实践锻炼中，这位同志渐渐练就了一项寻常同行不及的特长：擅长以软磨硬泡的方式攻克坚不吐口的案犯。
现在，他又施展出这项本领，把话题集中在史阿根被曾涉川枪击的情节上，结合专业知识和江湖见闻，看似闲聊样地向对方灌输自己的观点：曾涉川的那一枪并非“走火”或者“误伤”，而是蓄意谋杀，其目的是杀人灭口。
谭弦出身书香门第，一路顺风顺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专业，因积极追求进步，上了国民党党特务的黑名单，组织上紧急通知他撤离上海，前往浙江四明山根据地从事文书工作，直至上海解放。小伙子看似缺乏江湖历练，应该没法儿跟史犯进行沙懋麟式的“闲聊”。其实不然。谭弦自幼喜欢听故事，五六岁上就跟着外公天天去茶馆听说书艺人讲述那些充满江湖气息的故事、轶闻，在幼儿园里，经常学着茶馆说书先生的腔调给小伙伴讲故事，有时竟把老师也吸引过来做听众。上中学后，又大量阅读侦探、武侠小说。在校园里，适宜他发挥这项特长的地方就更多了。
待到进了大学，他把讲述江湖故事的舞台延伸到同学家里、老师的办公室，还上过学校举办的文娱晚会。试想，具有这种常人无法比拟的特长，再经过审讯高手老沙同志的临阵点拨，小伙子自然可以把“故事”讲得入心入脑，钻进史阿根的耳朵，哪怕他主观上不想听也难。况且，谭弦讲述的内容就是刚才发生在医院里的惊险一幕，重点是曾涉川此番冒险夜闯军方医院的目的——给史阿根补刀。
如此这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史阿根终于有了反应，他把一个手掌从被窝里伸出来，动了动手指。沙懋麟、谭弦问他是否想说话，如果是，可以眨一下眼睛。史阿根随即响应。
在医院的临时指挥部里指挥追逃工作的焦允俊，正一边了解追逃情况，一边见缝插针审阅松江方面送来的对史阿根的讯问笔录。这时，谭弦飞报史阿根表示愿意合作的情况。焦允俊脑子转得极快，马上说：“那看来他还真是没法儿开口说话，你们准备通过什么方式跟他交流？”
谭弦说：“人犯如果不能说话，那就由我们根据讯问需要设计问题，一道道问他，让他通过眨眼方式回答。”
焦允俊点头：“这是一个可行的法子，不过时间会拖得很长，人犯的精力可能难以支撑。这样吧，你去跟老沙商量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双管齐下，与另一个方式结合起来进行，效果可能会更好。”
焦允俊的另一个方式更加简单，准备一块夹着纸张的木夹板，把病床稍稍摇高一些，让人犯把要说的重要内容直接写出来。谭弦睁大了眼睛，一副不胜惊愕的样子：“就他那副土里土气的样子，还能写字？”
焦允俊笑笑，把松江专案组的那份讯问笔录放在谭弦面前：“看看他的签名。”
谭弦一看，不由得惊叹：“咦！这名字写得还挺端正的，像是临过帖呢！”
“没错，”焦允俊说，“他上过两年私塾。”
老沙、小谭照着焦允俊的法子一试，史阿根在纸板上写了三个字：止痛药。
谭弦理解，这意思就是给他用药物止痛后，他就能开口说话了。一问，果然！
咨询过军医，认为可行。那就立刻开药吧。
于是，特案组获得了以下情况——
史阿根早年在浦东周浦镇上做沿街叫卖浙江土特产的小贩时，有一次前往湖州进货，因周浦当地有一大户人家托其代购太湖的时鲜水产“太湖三白”（白鱼、银鱼、白虾），所以特地去了趟太湖畔，没想到由此结识了以“苏州老板”的假身份在那里踩点的曾涉川。
两人是在一家小酒馆见面的，当时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店堂里只有他们两个食客。两人都感到寂寞无聊，但又没法儿离开，就拼桌坐在一副座头上喝酒聊天。不知怎么，曾涉川对史阿根产生了兴趣，雨停后邀其去下榻的旅馆坐坐，其间摊牌亮明了自己“品字堂”老三的身份，邀史加盟。史阿根与江湖黑道向无接触，听说入伙后可以发财，就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不过，他要求先回周浦镇一趟，虽然他无家无口了无牵挂，但是他答应给那个大户人家带的“太湖三白”已经向船家预订，明天清早即可取货，他必须当天返回浦东把货给人家送去。曾涉川一口答应，还夸赞史阿根守信用，说话算话，值得交往。
就这样，史阿根做了曾涉川的跟班，其职责相当于军队里的勤务兵兼传令兵。半年干下来，他刚熟悉匪伙生活，曾涉川却让他回去。何故？倒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将其逐出香堂，而是另有委任。
这时，根方才明白“品字堂”邀其入伙的原因——
“口字堂”匪伙的作案范围是在太湖区域，以“水上作业”为主，其作业的对象则以上海、杭州居多。“品字堂”的三个头目及及手下二十多号匪徒军事苏州、吴县、无锡、昆山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到万不得己，不会向家乡人下手。这样做虽然安全系数较高，但类似靠天吃饭，作业对象的情况不明，不能确保下售后一定有丰厚的收获。“品字堂”三个头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反复商量，认为应当在上海、杭州发展当地人作为线人，专门收集情报。如此，在湖州小酒馆与曾涉川偶遇的浦东人史阿根，稀里糊涂地就被拉入了“品字堂”匪伙。
当然，匪伙不会一上来就信任他，还要进行考察，史阿根就做起了曾涉川的跟班。一段时间考察下来，匪伙认为此人完全可以胜任“品字堂驻沪情报站”的“站长”。具体做法是，由“品字堂”出资，让史阿根在沪上商户喜欢喝茶谈生意的老城隍庙开一家浙江土特产批零兼营的小商行，以此为掩护收集情报。小商行的本金由“品字堂”提供，赚得的钱，全部归史阿粮；如果发生亏损，也不需要史阿根赔偿，还会按月另给他开一笔不菲的津贴。
史阿根听着自是心动，但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一块什么料，肯定从事不了情报工作。但人家早有考虑，说这个不成问题，“品字堂”可以给你派两个助手，作为小商行的伙计，他们精于探风，整天待在老城隍庙，相信必有收获。
就这样，史阿根做起了“品字堂驻沪情报站”的“站长”。这个“站长”一直做到抗战胜利，“品字堂”被列为“附逆”悉数清剿的消息传到上海，史阿根立刻把小商行关闭，一应财产紧急处理，三个人平分钱钞，散伙一走了之。
“品字堂”在太湖地区小有名气，在长三角也还有些人知晓，但在整个江南来说，除了黑道，坊间就不清楚了。史阿根虽然是这个匪伙的成员，但真正待在匪伙的日子只有八个月，之后就被派往上海，只负责向匪伙传递情报，至于匪伙里发生的事，那就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了。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关闭“情报站”，是因为他那两个名义上的伙计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大老二老三都挂了”。散伙虽一个信息是他自作主张，但肯定也合那二位的意。
史阿根对老大老二没啥挂念的，对老三曾先生“挂了”这件事倒是有几分伤感，但也不至于潸然泪下。时间稍长，就把曾涉川从记忆中删除了。可以想象，一个被认为己经“挂了”的人，在一个大白天突然出现在周浦镇的街头，真真切切地站在史阿根面前，还向他致以“阿根兄弟，别来无恙”的问候，那该是何等令人震惊！后面还有更令他震惊的——不但曾涉川没死，本以为已经“挂了”的“品字堂”匪伙老大保福祥竟然也没死！
这一天，是1950年11月3日。
史阿根愣怔片刻，方才作出反应。他毕竟有一点儿江湖经验，而且在“品字堂”的那八个月里，还被逼着亲手杀过一个人（“品字堂”有规定，新入伙者必须亲手犯下人命，既是投名状，也断了其回老家过安生日子的念头），至于亲眼目睹的杀人放火抢劫等暴行那就更多了，也算有过历练，待回过神来，马上热情招呼对方。
正盘算着是把曾涉川往家里带还是去饭馆时，曾涉川使个眼色，示意跟他走。这一走，一直过了黄浦江，来到浦西外滩附近的一家饭馆。看来曾涉川混得不错，至少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他向跑堂要了一间面积不大的包房，点了几个硬菜，要了一瓶好酒。一顿饭吃完，史阿根就成了“被香堂召回的弟兄”。
曾涉川告诉史阿根，如今这个香堂名唤“品字三方会”，发起者就是原太湖“品字堂”的老大保福祥，此外，还有杭州、南京的两个老香堂，故有此名。“品字三方会”不像从前的“品字堂”那样是一伙乌合之众，相反，背后有强大的靠山，那就是老蒋，老蒋背后还有更大的靠山美国。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已经正式获得了“国防部二厅”的承认，很快就会派来特工专家，并提供武器、电台和经费。史阿根这样的老弟兄此刻“回归”，正是时候，他已被内定为副官，授予少校军衔。“国防部二厅”将按月下发薪饷和活动经费，老蒋已经决定借韩战之势“反攻大陆”，料想必定成功。届时，“品字三方会”众弟兄就是有功之臣，受赏升官不在话下。当然，眼下咱们弟兄都是要为“二厅”干些活儿的，具体干什么，回头再聊。接着，曾涉川交代了以后的联络方式。
酒足饭饱，曾涉川给了史阿根五百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说让他先花着，回头会按月发放薪饷和津贴，干得好，还另有奖赏。两人就在外滩马路旁握手分别。再一次见面，就是11月25号了。之前，史阿根按照曾涉川的叮嘱，每隔两天就前往黄浦江摆渡口叫卖小核桃、香榧子，轮渡站大门外有一根木头电线杆，如果曾涉川要见他，会在上面留下记号。11月25日，他在电线杆上发现了一组阿拉伯数字“112813”，后面画了一根火柴。这是曾涉川留下的暗号，让他11月28日下午1点到北站见面。
到了28日，史阿根依约前往北站，果然见到了曾涉川。曾涉川说你跟我去一趟杭州，到了那里可能要住几天，有差使派你去做。史阿根听了一阵紧张，说我跑跑腿还行，其他事情可不会做。曾涉川说我是量才录用，知道你几斤几两，不会差你去杀人放火绑票的。然后，就向他交代了这趟旅行的注意事项，如果有人盘问应该怎么回答，诸如此类。
史阿根听后放心了。没想到，火车还没到松江，他俩就让乘警给扣下了。
四、“品字堂”老大
12月2日上午，特案组在临时驻地开会研究史阿根的供词。大伙儿认为，之前对曾涉川的怀疑是准确的，这厮果然是“品字三方会”的组织者“X”之一，不过，算不上最重要的人物。其上至少还有三位，即原“品字堂”老大保福祥，以及另两个黑帮堂口的首脑。从该匪特组织把“品字”放在前面这一点判断，保福样应是该反动组织的主要头目，属于核心领导层。曾涉川跟史阿根说过，此次前往杭州要待上几天，可能还会让史跑腿，上述情况透露出几方面的信息——
早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的原“品字堂”然可以在这个新匪伙中名头占先，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杭州、南京那“三方”中的两方，很可能是两个在江湖上比“品字堂”还没有名气的匪伙。其二，就目前情况看来，无论是“品字堂”还是杭州、南京那两家，既然都是默默无闻的小匪伙，估计原本人数就少得可怜，如今，这个新组建的匪伙成员多半有限，大致上不会满十，甚至打个对折也有可能。否则，曾涉川不可能特地跑到浦东周浦镇亲自邀请史阿根出山。凭着他掌握的史阿根当年参与匪伙作恶犯有血债的把柄，哪怕派一个叫花子送一纸三指宽的条子，也足以让史乖乖服从了。
史阿根的交代中说到，曾涉川打算让他到杭州后充任跑腿差使。这里的“跑腿”指的是什么呢？沙懋麟、谭弦曾问过史阿根对杭州的熟悉程度。史阿根说，虽然他去杭州进货多次，但从未逛过西湖，也没去热闹地段转悠过。因为他对钱钞颇吝啬，每次去杭州都是买一张最廉价的棚车车票，列车走走停停，总得一个晚上方到杭州。下车后随即去进货，至少要跑两三家批发行，那一个白天就搭进去了。然后，挑着一担货前往火车站，再坐棚车返沪。这样，他就省下了住宿费。
根据其上述说法推断，如果曾涉川准备让史充任杭州的“地下交通员”，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假使赶鸭子上架，在解放后的这种形势下，史阿根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没准儿一茬交通还没跑完，人就折进局子了。那么，曾涉川准备让他干什么呢？结合马处长交代使命时提及的匪特团伙的活动范围在“京沪杭”这个三角范围内推测，或许曾涉川会指派史阿根去南京“出差”，向“品字三方会”在南京的“X”之一传递信息。
至于是何种信息，特案组侦查员也进行了合理的猜测。一般的信息，可以通过邮局寄送信函包裹之类来传递，让史阿根专门跑一趟，那说明这个信息属于重要机密。考虑到该匪特团伙向台湾“国防部二厅”提出挂靠要求，而台湾方面也做出回应，告知准备指派特工专家或者顾问之类前往杭州跟他们见面，如果真有这种情况，作为“品字三方会”头目的曾涉川和杭州的那个头目，当然要通知南京方面的“X”，届时一道晋见长官，聆听指令，共表忠心——史阿根要承担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项使命。
正是因此，曾涉川脱逃后，才会再次冒险潜入军分区医院，企图对史阿根实施补刀。由此可见，曾涉川深知自己向史透露的那些信息的重要性，必欲将其置于死地。
曾涉川在醉白池现场对史阿根的袭杀是一种十足的冒险，其时他处于多名看守员和民兵的包围圈内，而且近在咫尺的那十八名人犯中，也可能有人为立功赎罪向他出手，在这种情势下，他哪怕早逃一秒钟，也能多一分逃生希望，但他还是冒险向史阿根开了枪。而曾犯的第二次袭杀行动，更是困难重重，毕竟那是有解放军战士警卫的军方医院，在医院住院的伤病员中少不得有人持有武器（比如枪不离身的常求富），况且还有武装警员守着史阿根，可他竟敢冒险化装潜入行刺。
侦查员分析，这似乎不能仅仅用“穷凶极恶”来解释，也许，他面临着某种非常沉重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这种压力应该来自某个可以威胁到他生命的人，可能是“品字三方会”中掌握最高权力的老大，也可能是“国防部二厅”方面的特务。否则，曾涉川是不会这样疯狂的。
还有一个问题，侦查员探讨良久，却不得要领，那就是匪特组织“品字三方会”这个称谓的含义。“品字”已经没有疑问了，指的是原太湖匪伙“品字堂”，而“三方”的含义却有些模棱两可，有可能意为以原“品字堂”为首的三方匪伙，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匪伙名为“三方会”，“品字三方会”即这两个匪伙称谓的合并。至于为什么不嵌入第三个匪伙的名称，可能是那个匪伙的规模很小，在新组建的“品字三方会”中无足轻重，也或者是某种侦查员尚且想不到的原因。
分析至此，华东特案组这边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一干侦查员七嘴八舌议了一阵，最后决定同时实施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分出力量秘密前往杭州，调查旧时那里是否有“三方会”这样一个黑道堂口，如果有，那就设法查摸到这个匪伙的一应情况。
二是继续追捕曾涉川。考虑到曾涉川在松江可能有临时落脚点，需要在松江警方的配合下进行排查；同时，盯着“品字堂”的残余分子进行调查，寻找曾涉川的蛛丝马迹；另外，曾涉川在上海有掩护身份，即“褚记木器店”，这也可以作为调查其下落的一个切入点。如果在上述调查中发现曾涉川在杭州有亲朋好友之流，则可将此线索移交赴杭调查的那一路侦查员。
三是请求上级批准，从华东公安部政保部门临时抽调数名侦查员，继续在松江军分区医院蹲守，既可防范曾犯再度袭杀史阿根，也是一个守株待兔捉拿曾犯的途径。
最后进行人员分工，焦允俊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的特案组指导员郝真儒说：“老郝，这回您就不必跟我争了，杭州那边肯定是我去，可以让张宝贤、孙慎言跟我同行，另外，从松江这边的专案组抽调简博、小申两位同志协助。”
郝真儒说：“人手太少了吧？”
“够了。如果需要增加，我可以直接向浙江省厅或者杭州市局借调。”
“好吧。一路小心！还是老规矩，每天至少保持三次联络，电台留在这里作为特案组的指挥台，一号二号两个密码本你都带上，有情况可以通过浙江省厅或者杭州市局的电台联系。副本留在这里，我随身带着。”
焦允俊觉得郝真儒的语调略显沉重，猜测他是因为昨晚挨了曾匪一枪，对眼下即将赴杭的战友有些担心。为了让他放宽心，老焦又打起了哈哈：“老郝，咱俩预测一下，曾匪这次是栽在你‘郝组’手里，还是栽在我‘焦组’手上？”
郝真儒领会了焦允俊的意思，目光透过眼镜定定地望着焦允俊：“当然是栽在你‘焦组’手上。”
焦允俊大笑：“老郝，借你吉言！等着给咱们几个起草立功表彰报告吧！”
特案组在举行案情分析会的时候，一辆蒙着油布篷的卡车，风尘仆仆下了沪杭公路，进入杭州市区。途经一处加油站时，司机停车进了厕所。没有人注意到，从后面车厢里下来了一个健壮剽悍的中年男子，身穿外罩劳动布的薄棉袄，黑色灯心绒夹长裤的裤腿有点儿短，露出了里面墨绿色厚绒卫生裤的紧口裹边。这家伙，就是昨晚在松江军分区医院袭杀史阿根未遂，侥幸带伤逃脱的曾涉川。
乍一看，曾涉川的行为举止与常人无异。但若是仔细察看，就会发现这人的左臂似有些僵硬。这是昨晚郝真儒的独腿老部下常求富赏给曾涉川的那颗子弹造成的。那一枪，打中了曾涉川的左小臂。这主儿挨枪之后，立刻逃离医院。逃命要紧，胳膊上的枪伤一点儿也没影响他的奔逃。
曾涉川以前曾来过松江数次，对城内外的地形很熟，凭着为匪多年的经验，对怎样逃离像松江城厢镇这样的小城的路数了如指掌。整个镇子是被城墙围住的，只要把城门一关，那就基本上完了。因此，这当口儿的第一要务就是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去。这一点，在11月29日醉白池袭警杀人后做到了。昨晚，他再次成功地赶在城门关闭前逃出了城厢镇（其时沪郊周边县城因无匪患，并无部队守城，城门昼夜开启，无人值守，只有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方由部队或者警方关闭）。出城后，曾涉川用自制的金创药给伤口止血，这是太湖匪伙的保命秘方，不但有止血消炎特效，还能止痛。所以，他算是熬过来了。
曾涉川所在的“品字堂”，于1942年被苏州日伪“清乡指挥部”收编，经过集训，曾涉川作为老三被封了个参谋，老大保福祥、老二戚盛兴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参谋和“长”字头军官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实权，甚至连勤务兵也没有。原以为不过是临时安排，回头会重作调整，哪知过了一年半仍是这样。曾涉川遂动起了开小差的心思。
不久，他就实施计划，携枪逃离。不料中遭遇两个日本兵的盘查，曾涉川以为清乡团已经发现自己开了小差，向日军城防部队报告了，这是要捉拿回去严厉处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拔枪把那两个日军干掉了。随即逃往太湖南侧的浙江境内，改名换姓重操旧业，干起了湖匪。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品字堂”几个头目正在商量是继续为匪呢，还是改行做生意，举棋不定时，国民党军队将这伙人一网打尽，据说老大老二被当场击毙，其他落网的喽罗均以土匪、汉奸的罪名论处，悉数被判处死刑。
早在此前半年，曾涉川已经潜入上海，以“褚飞帆”的名义做起了木器生意。得知上述消息，不由得长吁一口气，暗道侥幸，寻思幸亏当初自己当机立断逃离清乡团，否则，肯定还跟老大老二混在一起，那也就逃不了上刑场挨子弹。
“品字堂”的覆灭对于曾涉川而言，等于是一段历史的结束，知道他底细的往日同伙都去了阎王殿，今后官府就不可能再来找他了。之后，曾涉川便一门心思经营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赖义码头街开的那家木器小店。应该说，这厮是心灵手巧的主儿，他有一手不错的细木工手艺，为减少与外界的联系，“褚记木器店”没雇人，也不进货，只是让附近的十六铺“顺天木行”定期送来他开单选定的木料，自己制作木盆、木桶、椅凳、匣子、玩具等货品出售，也为顾客提供定制业务。因为做工精致，价格公道，生意还不错。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管会勒令参加过敌伪党政军警特宪和反动会道门组织认人员前往公安机关登记，曾涉川置若罔闻，一副与己无关的淡定样子，照旧干他的木工活儿，卖他的盆桶椅凳等诸般商品。直到有一天，1950年10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一个人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他才淡定不下来了。
这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儿，身穿绸缎丝棉短袍，头戴一顶豹皮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浅色太阳镜，双手握一根从上到下镶着白铜条的红木手杖。之所以双手握杖，那是因为这老翁是坐在轮椅上的。推车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粗壮妇女，留着蓬松的狮子头发式，一副沪上大户人家专职女佣的模样。
只见那老翁由女佣扶着，从轮椅上下来，单手拄着手杖走进店堂，在店堂摆出的样品椅子上款款落座，微微仰脸，一双老眼透过浅色墨镜望着曾涉川。曾涉川初时以为是主顾上门来了，便放下手头的活儿起身相迎：“老先生想选购什么木器，如果店堂里陈列的样品中没有，您说出品名式样，我可以为您老定做。”
老翁打个哈哈：“老三啊，莫非你真认不出我了？”
曾涉川闻听之下，一个激灵，仔细端详，顿时目瞪口呆，这不是“品字堂”的老大保福祥吗？“大......大哥？”
“老三，是我！我没死，只不过腿瘸了，别说踩风踏浪船头打拳了，连走几步路都得拄‘斯的克’（洋泾浜英语，沪上坊间对手杖的称谓）啦！”
曾涉川深知保老大的禀性，既然敢在解放后的上海街头露面，肯定已经洗白了身份；敢以这种方式突访，自是料定自己这个原太湖“品字堂”老三会像以前一样对其臣服，若稍有出格举动，别看老大这副风中烛瓦上霜、日暮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溅当堂后全身而退不会是一句空话！于是口中连呼“大哥”，正要屈膝下拜，被老大用镶铜红木手杖拦住，那股力道，让曾涉川不由得暗暗吃惊。
保老大不动声色：“老朽就住在附近，听说老三在这里窝得还不错，今日出门溜达，顺便来买张矮凳。”
曾涉川便把店里的样品一件件拿过来请老大挑选，最后，老大挑了一张最贵的红木小椅子，照价付钱，招呼店门外等候的女佣拿出去挂在轮椅上。临末起身告辞时，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轻声道：“今晚七点，百老汇三楼餐厅四号包房。”
当晚七点，曾涉川准时前往位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即今上海大厦）。保老大已经等候在包房内，说今晚咱们兄弟俩久别重逢，小酌庆贺，顺便说点儿小事。
曾涉川深知老大的风格，他跟你说事，神情越轻松语调越淡定，要说的事儿就越大，越不会使人淡定得下来，所以，当下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想到，这准备做得还不够，因为老大开腔一说，曾涉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大说，他已经与杭州、南京的两个以前的江湖朋友说好，组建一个新的帮会组织，名唤“品字三方会”，他还是做老大，老二是杭州冯先生，老三是南京任先生。“至于老三你，”保老大说到这里，稍一停顿，看曾涉川对没有征求其意见就断然将其列入该组织之举有什么反应——曾的反应是没有反应，遂继续往下说，“原是‘品字堂’老三，现在降一档，占个老四座次，小曾，不知你意下如何？”
曾涉川对于保老大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拉你入伙，是看得起你；事先没征求他的意见，那不能往“尊重与否”上面去想，因为老大不必尊重他，如今是共产党坐天下，没往公安局打个电话或者寄一封检举信，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往下，保老大又说了一应构想，己经跟台湾“国防部二厅”取得联系，人家同意“品字三方会”挂靠他们，近日将会有特派员过来视察，如果一切属实，当即下达委任状，开展活动所需的经费、武器、器材等，也将不日运抵。
说完上迷“小事”，保老大这才征求意见，问曾涉川有什么想法。曾涉川说：“小弟的想法就是唯您老马首是瞻，活着干，死了算！”
保老大翘起大拇指：“多年没干这种活儿了，看来你的胆量犹存，本领我是知道的，就是不知记性还行不行？”也不等曾涉川回答，他继续说，“你听着，我给你一个杭州的联络地址，小河直街‘腾飞五金批发行’，你去那里报出联络暗号，他们就知道你是自己人。暗号是：请问，贵号是否有龙虎牌特种老虎钳卖？就是可变形的那种。对方的回答是：先生，抱歉，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牌子的老虎钳。这些，只能牢牢记在脑子里，绝对不能记在纸上！听明白了吗？”
曾涉川自是只有点头的份儿，好在他的记性真的不错，谈不上过目不忘，但是，还真没因为记性不好耽误过事。
保老大又交代了曾涉川在上海的联系方式，那就是老大直接跟他联系了，有事会找他，他有事则可在外白渡桥由南往北右手第五根栏杆顶部扶手的反面用粉笔画一个三角。保老大叮嘱，只有十万火急时方能要求联络。另有出事警号，那就是在曾涉川的木器店门口挂介绍商品小黑板的钩子上挂一根红色橡皮筋；警号解除则增挂一根其他颜色的橡皮筋。
随后，保老大下达了第一项使命一发展成保老大告诉曾涉川，原“品字堂”目前还健在的只有三人，你、我以及以前你的那个跟班史阿根。你可以先把史阿根拉进来，他已经回到浦东周浦镇老家去了，仍在干老本行卖浙江山货土特产，很好找的。
那天是1950年10月27日。几天后，11月3日，曾涉川就去周浦镇跑了一趟，完成了保老大交代的差使。
11月24日清晨，起来开门时，他发现了不知何时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片刨花，知道这是保老大的暗号，约其午前到外白渡桥见面。
这次，他见到的是那个留着蓬松狮子头发式的女佣，对方给了他一张纸条，让他当场拆阅，看完即毁。纸条的内容是，要他11月28日携史阿根前往杭州，数日后再由杭州赴南京，故须找好离沪赴杭的合适理由，以防有人盘问。
原以为由沪赴杭是一趟简单的旅行，又没带武器或其他违禁物品，途中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哪知，曾涉川一时没控制住情绪，还没到松江就出了事。折进局子后，曾涉川寻思自己此番只怕难逃厄运。尽管他有信心隐瞒历史罪行以及眼下刚搭上“国防部二厅”的现实罪行，可对于史阿根能否守口如瓶严重缺乏信心。那怎么办呢？只有越狱。当然得拉上史阿根，否则那主儿一旦供出“品字三方会”的重要机密，不论保老大的“大业”是否因此遭受损失，以其禀性，只怕也会记着这笔账，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跟他算清楚。
曾涉川反复思量，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越狱后逃往杭州，争取按老大的交代先接上头，然后老老实实把一应情况向保老大和盘托出，低头认错，请求宽恕。当然，自己这性子以后真的要改改了，不能动不动就跟人动拳头。
主意打定，曾涉川开始考虑如何越狱，想了半夜也没找到什么法子。次晨醒来，脑子像是灌了糨糊，还在犯迷糊。早饭后，看守员突然点名让人犯出去参加劳动，他和史阿根都被挑中了。他觉得机会来了，凭自己的身手，只要不是被圈在高墙内，滑脚总是有办法的，麻烦的是史阿根，不知道该怎样和他有个沟通，到时候机灵些，别笨手笨脚的误了事。
到醉白池劳动时，史阿根却没分在曾涉川这一组，两人没法儿借劳动之机进行沟通。曾涉川一边干活儿一边琢磨该如何行动，中午开饭时，终于找到了脱逃的机会。他对自己的身手非常自信，但史阿根就走不了了。这家伙走不了的后果很严重，警方肯定会盯着他逼问两人的关系。今天警方能把他开出来参加劳动，说明史阿根并没有把他的底细向警方抖出来，但他袭警脱逃后，情况就不同了。以曾涉川对史的了解，这厮肯定经不住警方的三板斧，所以，必须把走不了的史阿根灭口，来个一了百了！
对于他这样一个剽悍惯匪来说，既然念头形成了，立刻付诸实施就是一种“顺理成章”。袭警杀人后，曾涉川迅即逃离松江城，没敢奔火车站搭车赶路，而是顺着铁路往杭州方向步行两个小时，潜入石湖荡火车站，跳上一列顺道货车抵达杭州。
作为资深太湖惯匪，曾涉川对太湖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湖州等城市都很熟悉。他在杭州车站外跳下火车后，按照保老大交代的联系方式，前往小河直街“腾飞五金批发行”，用暗语顺利接上了头，对那个有着一张弥勒佛胖脸的冯老板说有急事需要马上见到老大。胖老板点头不语，冲伙计打了个手势。伙计去后面转了转，拿了一方黑色手帕出来，走到曾涉川面前弯腰作揖，道声“得罪”。
曾涉川是老江湖，熟悉这一套，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转过身，任那伙计用手帕蒙住了他的双眼。与此同时，旁边又挨上了一个人，往曾涉川手里塞了一根尺把长的绳索。这就是江湖上所谓的“接引索”，是黑道上具有“正规资质”的匪伙安全保密工作的常用道具。曾涉川对此自是心领神会，当下握住了一头，由伙计牵引着，进入五金行的里间。穿过内堂、后屋，进入后院。稍停，出了后门，上了一条小舟。
小舟随即起锚，划行了一段时间，靠岸。没有取下蒙面手帕，还是用接引索引领曾涉川上岸，估计是进入了某座宅院的后门。
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曾涉川的蒙眼布被摘下，揉揉眼睛，待看清对面的保老大，当即行了黑道坎子礼。不能不佩服保老大的眼力，他只一看曾涉川的脸色，就开口道：“老三，你遇上大事了吧？”
“大哥，兄弟确实遇到坎子了，出了大事！”
“坐！还没吃晚饭吧？”保老大用红木手杖那沉重的白铜包头往地板上敲了三下，书房门悄悄无声息地打开，曾涉川在上海见过的那个留蓬松狮子头发式的中年女佣出现在门口，口称“先生”，以目光请示有何吩咐。保老大让送上茶点，通知厨房准备几个菜，一会儿送来。
曾涉川就着香茗狼吞虎咽吃了两块糕点，然后向保老大一五一十报告了情况。保老大沉思片刻，红木手杖又在地板上敲了三下，女佣再次出现在门口。保福祥只说了两个字：“酒来！”
少顷，女佣端着托盘款款而入，把酒菜一一放在一张小圆桌上，又无声无息地退出。保老大从藤椅上站起来，曾涉川要去搀扶，他挥手示意曾涉川只管落座，自己拄着手杖移步桌前，在对面位置坐下，示意曾涉川斟酒，继而端杯在手与曾涉川对饮一杯。“老三，我并无责怪之意，时势艰难，我们是‘品字堂’老弟兄了，只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扬眉吐气享受人生。”
曾涉川听老大唤其“老三”而不是新任的“品字三方会”的老四，知道此系怀旧之意，想起以前在太湖“品字堂”那些一去不返的往事，不由一阵唏嘘。
两人再次碰杯。保老大说：“今天不说其他，就计议一下应该怎样料理往下的事儿。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史阿根究竟有没有被你那一枪打死。如果一枪毙命，那就万事大吉；没有打死，也不必着急，他的伤势是否严重，能不能开口说话，他的口供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进行一个整体评估，以便作出恰当的反应。总之一句话，确保安全为上！”
一餐酒喝下来，主意打定。保老大指令曾涉川重返松江，打探史阿根的生死，如果没死，则补刀为其送终，来个一了百了。于是，就有了松江军分区医院的枪战。
特案组侦查员事后回想起来，认为这个曾匪还真是不一般。试想，他袭警杀人越狱脱逃，抵达杭州后扭头又回到松江，在专署公安处、县公安局、松江军分区保卫处及民兵、群众全部动员起来全力追逃的情况下，打探到史阿根入住军分医院的情况，单身潜入企图补刀。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如此胆大妄为，心理素质又如此出众的对手，华东特案组鲜有遭遇。
要说曾涉川这厮，运气还不是一般的好。在松江军分区医院行刺失利负伤逃离后，竟然还能赶在封闭城门之前逃出城区。这回，不是步行两个多小时前往石湖荡车站了，而是在郊区偷了条江南乡村称为“看鸭船”的小舟，划了十几里水路，弃舟上岸。步行一程后上了沪杭公路，用匕首砍断树枝，设了个简易路障。那时沪杭公路夜间车辆稀少，等候多时，终于候得一辆过路货车。司机骂骂咧咧下车搬路障时，躲在路边排水沟里的曾匪趁机溜出来，悄无声息地爬进了罩着油布的后车厢。
曾涉川再次面见保老大的情况，回头再作交代。接下来，该说说特案组侦查员兵分两路调查“品字三方会”匪特团伙的进展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