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生活（20）理性和信仰的困境（之一）
理性和信仰的困境（之一）
——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认知
少年时代喜欢读文学作品，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写的《牛虻》，曾经让我很着迷。书中男主角亚瑟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位哲学系大学生，他对红衣大主教蒙泰里尼很是崇拜。但是，当他听说自己是蒙泰里尼的私生子后，他的信仰一下子幻灭，他拿起锤子把墙上的上帝雕像打得粉碎！因为按天主教的教规，教会的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所以，他心中的上帝和生活中的偶像刹那之间崩塌，从此远走天涯海角的南美，历经磨难，遍体伤痕，回到意大利，化名牛虻，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亚瑟对天主教信仰的破灭，以及他顽强不屈的英雄品格，给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学大学时期，通过世界历史学习和文学作品阅读（如揭露宗教腐败的《十日谈》），知道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教会专制腐败，迫害科学家和进步人士，社会暗无天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宗教被迫进行改革，有了基督教新教，并退出政坛，欧洲各国才陆续进入现代文明社会。
在中戏读书期间，看表演系同学演出法国莫里哀（1622——1673）的喜剧《伪君子》，舞台上的讽刺对象就是天主教传教士。所以，从我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来看，天主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糟糕的。
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我奉命做贵州省宗教情况调查，通过深入实地考察和阅读资料，我对宗教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首先是宗教的群众性。当年我到威宁县盐仓区板底乡，亲眼目睹当地彝族民众如何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活动，男男女女几百人，坐在他们自己修建的简陋礼堂中，坐在木板上，读经书，唱颂歌，场面十分感人。调查得知，板底乡有近一半的群众信仰上帝。在我写的《板底乡的宗教活动调查》一文中，比较详细记录了板底乡的彝族群众的信教情况。
其次，在威宁县档案局，我看到一本1938年武汉出版的小册子，名叫《苗族救星》，介绍英国传教士柏格里（1864 ——1915）到穷乡僻壤石门坎传教的经历。远在英国的柏格里，得知中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落后，迷信鬼师，如同迷途的羔羊，他放弃了自己的舒适生活环境，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贵州威宁的石门坎地区，为当地苗族群众修教堂，建学校，传播基督教文化，移风易俗，为当地苗族群众做了不少好事。51岁时，在为老百姓治病中，他不幸染病身亡。他去世后，当地教民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并为他树碑立传。他的感人事迹在毕节地区广为流传。柏格里的传教事迹，使我深受感动，知道柏格里这样的传教士如同白求恩一样，都是一些为信仰而献身的优秀人物。当时，我写了《柏格里与石门坎》一文，发表在贵州省《文史丛刊》上，得到贵州省一些苗族知识分子干部的肯定和认同。
80年代，又亲眼看到当时贵阳市黔灵西路的基督教会的教堂，每到礼拜日，可以容纳近千人的教堂里座无虚席，甚至在教堂的过道和走廊，都有人站在那里观看唱诗班唱颂歌，听牧师讲经传道。当时我虽然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已经知道宗教劝人向善，参加宗教活动可以结交许多好朋友，可以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对广大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
到了多伦多以后，进入基督教家庭教会学习，对基督教存在的意义和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关于基督教存在的意义，我在《参加基督教活动纪实》一文已经有所表述；至于在《圣经》学习中产生的问题，主要是《圣经》上讲述的许多故事，包括耶稣的降生和死而复活等等，违背现代科学常识，令人无法信服。
另外，在一本教会出版的小书《上帝与人间的苦难》（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中，提到从公元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4）到18世纪的哲学家休谟（1771-1776），直到20世纪的哲学家亚当斯夫妇，都对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全善提出过质疑。这些哲学家的质疑归纳起来是：既然上帝无所不知，那么他一定知道地震、海啸和瘟疫等灾难的发生，他为什么不提前发出警告，让人们躲避？如果他无所不能，他为什么不制止这些灾难的发生？如果他对人类有大爱，为什么对遭受苦难的人类不出手援救？这使我想起，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贵州省宗教情况调查中，得知在贵阳市郊青岩镇，一些基督教徒被清兵抓获，准备杀头，这些教徒跪地祈祷，祈求上帝救助，结果仍然死于清兵的屠刀。无处不在的上帝为什么对这些虔诚的教徒的祈求置之不理？
因此，我对基督教教会中所宣传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以及教会活动中的祈祷等，一直心存疑问和困惑。
在理性和信仰的困境中，我求助于科学家和哲学家。
当代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对上帝是如何看待的？网上维基百科的介绍是：“爱因斯坦从小也没什么宗教信仰，但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上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在学校里不知怎地突然狂热地信了天主教的上帝和耶稣（犹太教是不信耶稣的）。不过到了12岁左右，他看了一些科学和哲学著作后，就放弃了宗教信仰直到去世都没有再信仰任何宗教。但同时爱因斯坦并不承认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坚持自己是有信仰的，只是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
另一篇《爱因斯坦的信仰观》（作者临风）一文中称：“1929年，在他50岁生日后不久，他接受维埃里克的专访。维埃里克问他：你真相信耶稣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吗？爱因斯坦说：‘无可置疑！没有人读福音书会感受不到他的临在。他的个性在每句话中悸动。’又问，‘你相信上帝吗？’他的回答是：‘我不是个无神论者。我也不是个泛神论者。这个问题太大，不是我们小小的脑袋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奇妙地安排在一起，它遵照某些定律运转。而我们对这些定律只不过有非常朦胧的了解。”这就是说，爱因斯坦相信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但却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其次，他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但那个主宰世界的上帝，人们目前还是无法知道。
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1724——1804）对宗教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他的观点则是：上帝不属于人的认识范围，说上帝存在，无法证明：说上帝不存在，也无法证明。（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62页）但他认为：“我们虽不能以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人对上帝的信仰，却可在理性的实践内获得验证，人以理性实践善行，便自然地要求上帝的存在。”而且“只有在上帝存在的公设下，人的道德生活才可获得保障与满足。”（见西雅图大学神学与宗教学教授《康德与基督教》一文）
看来，从爱因斯坦到康德，他们都认为上帝的存在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但人类的社会生活还是离不开宗教信仰的。这种宗教信仰无论是上帝或者是天理良知，都可以让人保有敬畏之心，不至于人性泯灭，由人堕落为非人。实践证明，人一旦失去宗教信仰或宗教情怀，那么人的道德生活就无法保障。
《圣经》中指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等等。 （见《提摩太后书3》）这种末世的乱象，实际就人们心中失去信仰以后，社会道德崩溃的可怕景象。因此，我们心中不能失去对上帝、苍天、天理、良知和真善美的信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