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有关公安部长李震自杀原因的另一说法（一）

 

李震的自杀，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说：“李震是个好同志，他不可能自杀，一定是他杀。”

于桑、刘复之侦查后得出李震自杀的结论，却因此被关押。众多法医专家签名的尸检报告仍是自杀，但还是迟迟下不了结论。李震性格内向，身处高位更趋寡言，他自杀的原因始终成谜。1977年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不仅不能盖棺论定，反而以妄加的“畏罪”之罪，导致谜上加谜。

2023年1月30日，在李震自杀半个世纪后，周根龙（正军职离休干部、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笔者有幸看到周根龙的回忆录《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上下册（自印本）。原来李震自杀前一个月，曾奉命赴山东枣庄调查一攻击中央领导人的匿名信案。调查回来后，李震对周根龙说：“某某（江青）好狠呀！要打我为反革命……”

笔者认为，调查枣庄冤案，就是从精神上压垮李震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震等一批军队干部到公安部任职

 

1966年8月，公安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布，狄飞（公安部12局局长）为反革命分子，徐子荣（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为右派分子，刘复之（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公安部副部长）、尹肇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等人是徐子荣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和“罗瑞卿地下公安部的主要成员”，会后停职检查，与公安部一批局级干部相继被批斗。公安部许多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和一批正副局长被关进监狱。

周恩来向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提出，选调一些优秀干部到北京任职。

1966年9月，李震被任命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有说是谢富治把李震要到公安部的，也不是不可能。抗战时期李震和谢富治同在太行地区，与刘湘屏也相当熟悉，死前几天李震还到过刘湘屏家。

李震铁面无私，到公安部任职连秘书都没有带，是光杆司令一个。他还规定部队干部到公安部任职不升迁。李震掌管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兼管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安部是一个烂摊子，李震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受到周恩来的赞赏，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毛泽东一向重视公安部，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是他点的名。1959年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将军衔的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1969年4月，公安部领导小组７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是候补委员，此后他们很少过问公安部，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由李震主持。1970年6月，谢富治因癌症住院。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李震接任，毛泽东则提议曾山（内务部部长）。李震简历中有清华大学肄业生的记载，说明他是当时高级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并不感兴趣，以下事实可以佐证。

 

中央专案组居然把李震排除在外

 

1970年9月12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康生前一天的报告。报告提到政治局会议除专题报告外，议了下列几个问题。一、陈伯达案专案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三人负责，具体工作由王良恩、杨德中、李鑫三人处理。……

1971年9月21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拟同意汪东兴关于成立林彪、陈伯达专门小组的报告，批示“同意”。报告说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林、陈专案工作小组，掌握和整理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摘要呈送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审阅。这个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文件[71]62号《中共中央通知》下发。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病逝。4月16日曾山病逝。李震出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参与了中央专案组审理林彪案的工作，甚至亲自审理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却没有进入中央专案组，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说李震的少将资历不够，李德生、汪东兴、吴忠不也同为少将吗？更何况李德生是军级干部，而李震是大军区一级干部……

1973年8月，李震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但没有进入第十届中央政治局，而他的前任谢富治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周恩来清楚毛泽东对李震的态度。江青要把李震打成反革命，显然不是随口一说，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震自杀与公安部“算旧账”无关

 

1969年初，公安部以机构改革为名，由1200人减至100人左右，除留下40个造反派成员外，包括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连同家属在内，都被下放到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和湖北沙洋农场（五七战校）劳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于桑、刘复之等下放干部陆续返回公安部。

公安部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于桑（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首先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主要是“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战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为此，李震有检讨，和公安部“批林整风”情况简报上报国务院。纪登奎说：“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

公安部“算旧账”（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反“算旧账”（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的矛盾焦点。李震在核心小组传达过纪登奎对他的批评。一部分人认为于桑、刘复之带头“算旧账”，而另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周恩来指示，统一思想后报告国务院。

因为文化大革命不允许有任何否定，这个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最终流产。有人说，李震自杀是因为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刘复之否认。他说：李震比于桑和我大一岁，社会经验很丰富。“算旧账”的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与李震自杀相隔将近一年，因此它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但是，刘复之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他讲了两件事。

叶剑英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派人盯梢，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李震很紧张，让刘复之查问，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当时有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中规矩都被破坏了。李震、刘复之亲自上叶帅家道歉。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叶帅没有在意，而且是下面人阴差阳错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来的路上，他对刘复之说：“唉呀，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

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感到很奇怪，问怎么回事。刘复之打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1973年9月，李震奉命到山东枣庄调查匿名信案。这时距离李震自杀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之后就发生了周根龙所说李震和他的深谈。

 

李震突然失踪，公安部大院大搜查

 

10月20日晚，李震召集核心小组开会。因意见不一，于桑同曾威（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原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55年少将）拍桌子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决定下星期一接着开。

10月21日是星期日，施义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原21军政治委员）回忆：我因发低烧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会李震就走了。

这时，李震自杀已经进入倒计时。

10月22日，公安部核心小组继续开会，李震缺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李震家人说：昨晚李震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说去开会就走了。李震半夜被叫到国务院开会是常有的事，可是并没有查出谁打的电话，门岗反映李震没有走出公安部大院。

施义之回忆：“10月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径直到五号楼（核心小组开会地点），看见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刘湘屏（住公安部院内）、张其瑞等人都聚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在人群里还有李震秘书郑爱萍和其他干部。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工人出来时，刘湘屏回家正路过，刘马上叫人通知我们。得到通知以后，我和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一同赶到那里。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二人上来后告诉我们，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李震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法医解剖发现，李震服了30多片安眠药，然后用绳子勒脖子，可见必死的决心。

周恩来立即告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并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周总理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 周恩来秘书当晚曾给李震打过电话，李震还谈笑风生，所以周恩来不相信李震自杀。于桑、吴忠、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刘传新等人组成破案组。

施义之也认为李震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不过，施义之说：李震在他的位置上负责的事情多，了解的事情深，自身的工作压力和思想矛盾又极少透露，我对他的内心了解甚少。他死前，我看到他按中央要求处理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歧意见及争执进行不下去的困难处境，是很同情的。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初无法接受“自杀”一说。

 

周恩来委托华国锋负责李震案

 

1973年10月23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李震案情，并听取有关侦破情况的汇报。周恩来对李震印象不错，李震之死给他的压力很大，他专门请来熟悉李震的陈锡联。沈阳军区的干部说：中央要人，我们将最好的干部送去，怎么到了中央落了这样的下场？江青在会上大叫李震之死是阶级敌人谋杀，要追查凶手。会议研究决定，华国锋负责破案，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局内部进行整顿。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李震案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

破案组人员几经变化。10月22日，周恩来决定由于桑、吴忠、杨俊生、杨德中、刘传新成立破案组。10月23日下午，周恩来指定破案组增加张其瑞、郭玉峰、田维新（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说，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工作，主要是在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调查，结论是李震自杀。刘湘屏坚决不同意。她认为李震是“他人谋杀”，说于桑是老公安，却明知故犯，破坏了现场，他和刘复之就是后台。

10月24日18点，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开会。21点，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研究李震案情。周恩来说：“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

接着，周恩来要施义之汇报公安部“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施义之汇报时，纪登奎说：“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说：“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施义之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施义之汇报核心小组内吵架后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说：“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

10月25日，周恩来决定破案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负责，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张其瑞（造反派、核心小组成员），刘湘屏、刘传新及北京卫戍区副政委邹平光参加，限期破案。

10月26日下午，于桑接到开会通知，刚走进人民大会堂，就被架走了。接着刘复之也被架走，美其名曰“被保护审查”。围绕李震死亡原因，公安部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133人被审查，其中局级干部29人，处级干部31人。

10月27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汇报李震案情。周恩来提到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报告经毛泽东圈阅，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当晚7点，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李震案情。

10月29日，王洪文到中央读书班说：“公安部长李震死了，99%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王洪文专门去公安部，发现李震上吊的绳子上打了一个结，就老讲打结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绳子是从办公室窗帘上剪下来的，他抓住大做文章。华国锋后来谈到王洪文，用了“实在幼稚”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