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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有关公安部长李震自杀原因的另一说法(三)

舒云:有关公安部长李震自杀原因的另一说法(三)

博客

周根龙说李震死于江青施压

 

山东枣庄发现匿名信,内容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类似,即是匿名信中有反对文化大革命,咒骂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李震奉命去山东枣庄调查的一个月后自杀。

李震自杀前,周根龙(时任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曾到他住所深谈。周根龙右图)坚持实事求是,几次遭遇政治危险,幸有同样注重实事求是的李震相救。因此二人有着肝胆相照的情谊。

 

 

在周根龙印象中,李震平时跟他在一起都谈笑风生、非常潇洒,而最后这次谈话却面带憔悴,一改往日风貌,似有难言之苦。周根龙在题为《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的回忆录中,记下了李震与他的最后一次面谈:

他出事前,在他的住所,我们有一次相会,在交谈到深处,流露了自己的苦衷,他说:“公安工作面窄,但很复杂……某某(江青)好狠呀!要打我为反革命……”这几句话留存在我的心里几十年了,除了我的妻子一直没有对人说过。李震是个谈笑风生,非常潇洒的人,这次谈话一改往日风貌,明显地看他面带憔悴,感到他有难言之苦,但决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

 

李震自杀后,周根龙就一直认定枣庄一案是导致李震自杀的重要原因。周根龙有一本自印诗集,他给很多熟人题过诗,却没有单独为李震写过一首。不过他在首诗中提到“山东枣庄”案。2012年5月6日,周根龙写《黄森画展观后感怀》一诗。诗中提到黄森、李震,他们同在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支左两年有余,周根龙却不知道黄森是一位画家。他诗中有两句:“枣庄事发走太急,一切尽在不言中。”此诗注解:“山东枣阳(庄)陷害老帅等一案事发,李震同志受牵连被迫害致死。”周根龙将《黄森画展观后感怀》一诗收入《周根龙诗词集》中,对诗和注释都有改动。他将“枣庄事发走太急”改为“枣庄冤屈人共愤”。在该诗注释中,周根龙写道:“枣庄冤屈是指江青诬告叶剑英等老帅的一大假案,公安部长李震奉命到现场调查,提出反证,受诬陷被迫害致死。”李震在与周根龙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江青竟然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这显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有所重托。周根龙本着“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的精神,如实写出李震最后遗言就是用纸和笔为李震冤。

 
 
苏振华(海军政委)向海军常委传达李震之死前,没头没脑地说:“周根龙呀!你可要提高警惕哟!不然的话,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从警卫连抽出一个排归保卫部管,由你直接指挥……”

周根龙意识到出了事,但没有想到事情会出在李震头上。过了两天正式宣布,还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李震怎么会自杀”的话。周恩来对李震在公安部的工作是满意的,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他杀,而不是自杀,所以才有苏振华对周根龙的那一番话。

但是周根龙认为,如果李震自杀,一定是被江青的诬陷害死的。周根龙用“枣庄冤屈人共愤”的诗句,表达他为李震伸冤的决心和态度。

 

李震与周根龙的历史渊源

 

周根龙老家山西临汾,13岁参加革命。他一入伍就在政治保卫队,参加第一次战斗就遇上让他难以忘怀的一个疑案。战斗打响前,特务连作为团后卫,接收了团政治处送来的七名“敌探”,由周根龙所在班看守。担任前卫的5连与敌人接火后,团里紧急决定,为防止“敌探”乘机逃跑,全部枪决。周根龙望着倒在路边的七具尸体,心想他们都是汉奸吗?我们作为后卫,难道非得采取紧急措施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若这七个人都是敌探,是应得的下场,如果其中有冤者,(我的回忆录)也算是对冤者的一种告慰吧。”

周根龙16岁担任译电员,他并不满足天天同十个数字打交道。三年后他出任机要科副科长,自行设计一本词典性质的密码本“统密”,这在太岳军区机要工作史上还是首创。抗战胜利后,周根龙调任太岳军区保卫部一科干事。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破坏军工厂案。嫌犯开始不承认,突击审讯后认罪。周根龙在报告上形容嫌犯的面部表情“惊恐状”。齐科长看出了问题,他亲自复审,嫌犯推翻了所有口供。周根龙才知道自己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他32年的保卫工作经历,这第一个案子印象极为深刻。

太原战役结束后,周根龙被任命为60军政治部保卫科长,他悟出了“说实话,创实迹,底为根”的人生真谛。

四川绵阳解放后,周根龙出任绵阳市军管会第一任公安局长。

1950年1月,周根龙调任军保卫科长。1月5日,他为副军事代表,宋佩璋(179师政治委员)为军事代表,负责整编国民党新编12军。其1师副师长李泽儒煽动叛乱,2师4团少数反动军官杀害军事代表平仲山、连军事代表朱某某,拉走了队伍。叛乱很快被平息,李泽儒等七大匪首被枪决,军长彭杰等几个头面人物审查一段后也被枪决。刑场验尸,周根龙发现朱光诲(机要科长、彭杰亲信)的袜底有一封遗书,上写:“……你们这些操生杀之权的人,看看国家颁发的《共同纲领》多少条……军长彭杰等人未参加叛乱,被判死刑是冤枉的。”周根龙反思朱光诲的“死诉”,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叛乱前,朱光诲的笔记本上有一首诗,从内容看有些可疑,但还构不成一首反动诗。当时地下党员反映有的军官散布反动言论,对武器入库不满……但并不能说明与叛乱有什么联系。周根龙认为叛乱只是局部性质,没有证据表明是新编12军全军性的叛乱,也看不出彭杰等主要领导人在幕后有什么阴谋活动。周根龙说:“让历史回归本来的面目,是后人的责任。不管过去多少年,错了就要纠正,应该勇敢地担当这个责任。”

那一段时间,周根龙夜以继日地破案,连续破获17个大案,忙得甚至连到车站接老婆孩子都忘了。三反五反,周根龙由紧张的侦破工作转入“打老虎”。军区政治部挖出三个科一级的“老虎”,一个偷自行车,一个嫖娼,一个吸大烟。周根龙将收缴的短枪、毒品都及时移交了,但没有索要收据。枪和毒品都在,没什么纠缠。罪犯赵良忠被枪毙后,其金银悉数退还其妻邓外桃。而此时邓外桃在香港,得不到证明。有人借机想挖周根龙的“金老虎”。周根龙想起被遣返原籍河北的郭秀存,她当时与邓外桃同居一室,是知情者。郭秀存很快回信证明,邓外桃赴香港时把金银放在高跟鞋底,同时转告了邓在香港的地址。邓外桃说的与郭秀存说的完全一致。这样,周根龙不但没有被打成“金老虎”,反而成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这也是李震信任他、重用他的缘由。

1957年反右时,周根龙任三兵团兼旅大警备区保卫部副部长、兵团“反右”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反右”办公室的具体工作。保卫部干事李关伟因一些言论受到批判,周根龙没有表态。兵团政治部党委会上要定李关伟右派,列席党委会的周根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李关伟只是认识问题,不应打成右派。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发言,都同意周根龙的意见。会后一位资深党委成员向周根龙表示,他是违心的,还有好几个部长也流露出这种心态。于是,周根龙好心找领导反映,第二次说了实话。

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是周根龙完全没有想到的。领导上纲上线,指责他背后煽动反党委、反领导。随后政治部张主任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突然袭击,展开对周根龙的批判。周根龙如实阐述,据理力争。到会的多数人持公正态度,认为领导讲的与事实不符。会议不了了之,领导下不了台。张主任把周根龙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动员他承认有“温情主义”色彩。周根龙明白这是要拿他当铺垫,他们好下台。年轻气盛的周根龙没有给领导这个面子。

沈阳军区如何批?关系到周根龙的政治命运。如果批李关伟右派,周根龙的问题性质就变了,变成包庇右派分子李关伟了。如果不批,有事也没事了。周根龙交代承办人刘镜在报告中列上两条:一是按照兵团党委成员的意见办,定李关伟右派,二是把李关伟的“错误言论”原始件附上。

李震时为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和尚景?(沈阳军区保卫部部长)非常重视,李震亲自出面做周根龙的工作,嘱咐他不要把关系搞僵。同时李震征求了三兵团党委的意见,并叫路文浩(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到沈阳来当面交底。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后,李震否定了三兵团政治部党委的意见,李关伟只是一般说错话,不定右派。经周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审批,李关伟没有被定成右派。如果不是李震亲自把关,李关伟的右派跑不掉,而“包庇右派”的周根龙不仅会被扣上反领导的罪名,还很有可能也被打成右派。当然周根龙也不是皆大欢喜,反领导的余音尚存。

1960年补调军衔,周根龙符合晋升上校军衔的条件,却没有调整。这时总政治部法院院长钟汉华和青年部长高天辉找周根龙谈话,拟将他调到总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处副处长。周根龙到职后,改任保卫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委秘书。他第一次参加保卫部党委会,部长蔡顺礼宣布第一项议程,讨论周根龙由中校军衔晋升上校军衔,结果一致通过。很快军委就公布了命令。周根龙不仅补调了上校军衔,还有力批判了挟嫌报复的恶劣行为。这一切都源于李震的出手相救,周根龙认为李震是他的贵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震和周根龙都是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很多年后,两位整过周根龙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他们重聚时谈起往事,领导说:“老周,反右我错了,你是正确的。”周根龙说:“不是什么正确,只是说了实话,我们还是朋友。”

1965年罗瑞卿、1966年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相继被揪出来后,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成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总政治部二级部部长。保卫部联名抛出大字报,题名《史进前的反党黑货》,天天有人签名。保卫部只有三个人没有签名。郝苏(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说:“我反对被冠以史进前黑司令部副司令,所以没签名。” 丛昌裕(总政治部保卫部处长)说:“我跟着‘副司令’走,他不签,我也不签。”周根龙(总政治部保卫部二处处长)说:“我认为这张大字报列举的史进前反党言行与事实不符。”周根龙没有就事论事,而否定了大字报的内容,于是他成了保卫部的重点批判对象。

祸不单行,不久周根龙又被扣上反林彪的帽子,立案审查。孙木(空军政治部创作员)到周根龙家串门,说“贺老总山头被削平了”。孙木因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牵连到周根龙。在持续一年多的审查中,周根龙始终坚守没听到这一句话的防线,没有作证交待。这样造反派就给他扣不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最后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保卫部领导、专案组三方找周根龙谈话,发配他到山西总政五七劳动学校,继续接受审查。

1969年7月,周根龙和妻子即将动身时,福从天,调周根龙到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支左。周根龙到负责支左的北京卫戍区报到时,得知是李震点的名。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是谢富治的联系点,李震非常重视,从公安部、北京市委、北京军区等单位抽调83名干部,周根龙是半路插进去的。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不放,说周根龙有政治错误,正式立了案,还没有了结,他还要继续接受审查。李震回话的口气很硬:“周根龙有错误也要。”看来李震一直在关注周根龙。周根龙被审查时他救不了,周根龙即将发配,这是救他逃出事非之地的最佳时机。李震在军宣队有两个职务,党委书记和军宣队政治委员,他把军宣队政治委员的职务让出来,由周根龙担任。朝夕相处两年多,李震始终没有向周根龙表露是自己救的他。周根龙称李震帮助他过了人生道路上一大险关,是他人生路上遇到的一位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真正大贵人,贵人相助的典范,一点也不过分。

在军宣队,李震是党委书记,李学毅(军宣队队长)和周根龙为副书记。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周根龙几乎每星期都要向李震口头汇报一次。李震指示非常具体,解决问题非常认真,他这个党委书记是实打实的,不是挂名的。

1971年10月,军宣队从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撤离,李震找周根龙单独谈话。他完全出于对周根龙政治上的爱护,千嘱咐、万叮咛:“公安部不留你了,总政治部也不要回,北京卫戍区那些显眼的地方也不要去,你是沈阳军区来的,还是回沈阳吧。”李震以“你死我活”四个字揭露派性的严重危害性,他自己也多次提出要回沈阳军区,只是不能如愿。李震亲自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副主任田维新写信,介绍周根龙支左的情况,建议他回沈阳军区安排工作。此时总政治部已经被军管,原总政治部的老人基本不用,但也没有放周根龙回沈阳。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根龙处于待业状态,无人理睬。

1973年,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易人,杜义德(海军政治委员)提名,周根龙被任命为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1975年4月,周根龙调回总政治部,担任保卫部副部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根据邓小平“掺沙子不行,要改组”的指示,总政治部干部部改组领导班子,周根龙调任干部部副部长……

周根龙离休后,以司马迁为榜样,奋笔疾书10年。其间他三次犯病,一次比一次重,是“无权带走的回忆”支撑他最终完成了上下两册回忆录,回忆了他一生,以及他一生中接触的人和事,尤其是留下了李震的临终之言,为研究李震之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应还李震以本来面目

 

1971年10月,李震结束军宣队的工作,担任林彪专案的主要负责人,开始审讯“九一三”案犯以及知情者,他多次审问过黄吴李邱,至于江腾蛟、李伟信、李文普等重要知情人,他即使没有亲自审过,也看过他们的供词,以及大量背景证言。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批“同意”,甚至连个圈也没有画。看来老人家是不满意这份报告啊,作为林彪案负责人,李震心中能不打鼓吗?

10月,涉及林彪案的有关工作人员团河学习班的一年期限到了,负责林彪案并管理团河学习班的李震却自杀了。团河学习班成了无人关照的孤岛。张云生认为李震可亲可敬,但又可怜可悲。他的死与他负责林彪专案脱不了干系。林彪案事关重大,疑点颇多。李震办事过于认真,他的实事求是触犯了“最高”,与上层产生了不和谐音,他可能发现走进了政治死胡同。绝望之下,李震只能以死解脱了自己。在那段文革史中,他扮演了一个没有前途的角色。他的出现和消失,本身就危机四伏,充满着疑惑。

周根龙(上图为遗像)认为:李震自杀时正是江青等人叫嚷批林批孔很凶的时候,实则批“周公”,其罪恶用心,难掩耳目。李震作为公安部长,自然是很敏感的。他的一切工作和行动证明,他是维护周恩来、邓小平的。有人想把他往林彪那里拉,说他是林彪“党羽”。他自杀要是能成立,只能说在这种压力下被迫走上绝路的。“四人帮”被粉碎后,还有人说李震是“四人帮”那个圈子的人。周根龙认为这都是诬蔑诽谤之言,应该坚决彻底地推倒,还他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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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绿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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