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刘队长

   下乡第二年的初秋时节，带队干部换成了女的，当然也是木钟厂派下来的。新队长的名字叫刘敏，我们叫她刘队长，原先那个平时总见不到踪影的万队长被调回了厂里。带队干部通常都是厂里的科室人员，听说万队长是基建科的，不晓得刘队长是哪个科的。刘队长同样分管着附近三个村的青年点，但呆在我们石桥村的时间要更多些，学习室的里间小屋就是她的宿舍。可能是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原因，刘队长很喜欢跟我们知青一起聊天，与女知青相处得更融洽，有时候感觉她不像是个队长。

   带队干部下来后都会带一辆自行车用做交通工具，刘队长带下来的是一辆二八大杠加重自行车，车子很结实，适合在农村的土路上骑行。记得是刘队长下来后的第一个知青学习日，上午点长给大家念完报纸后，我打算利用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去公社买双球鞋，村里的供销社虽然也卖鞋子，但只有那种解放鞋，刘队长得知我要去公社，说她正好也想去公社看看，便搬出她那辆二八大杠，要我给她引路，说她载着我去。我说：“我载你吧。”她说：“那不行，你要出事我没法跟你家长交代。”我是下乡的前一天才突击学会了骑自行车的，骑的还不是太熟练，更没载过人，这也是我没再坚持我来载她的原因。她载着我沿着村里的颠簸小路行进，引来田间劳作的村民们观望，他们只认得后座上的我，好像都在疑惑前面载着我的那个女知青是哪个村的。从公社回来时，刘队长还是坚持她载我，理由还是一旦出事她无法向我家长交代。

   刘队长跟之前的万队长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万队长很少跟我们一起吃饭，有时会去大队办的那个小食堂里吃，而刘队长一般都在青年点里吃，有时饭菜只是简单的玉米饼子加腌白菜帮，刘队长也依然吃得很香，吃完后按照规定交给青年点四两粮票三毛钱；万队长注重大家的学习却较少关注伙房的事情，刘队长下来不久便要求我们每月都要填写伙食盘点表和收支结存表，并贴在伙房的墙上——知青享有每人每月十一元的生活补助，由县财政拨款到公社，再由公社划拨到大队，大队上专设了一个知青账户，我们需要用钱就填写一份收据去大队上支取，却从不知道账上的余额，刘队长便去大队会计那里查询知青账户的收支情况，然后回来告诉我们：“账上还剩很多钱，我们每月可以再多支取一些来改善生活。”要说还有与万队长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刘队长从没检查我们的日记。

   又是一个知青学习日，一早起来就发现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早饭后，刘队长没有组织大家学习，却嘱咐大家：“这么好的天气都把炕上的被褥搬出来晒晒，宿舍里也好好打扫一下，需要洗的衣服都拿出来洗一洗，咱今天只干这些事情。”于是大家便开始了一天的大扫除，忙到晚上虽然都很累，但收获却很大。虽然已是秋天，天气依然很热，晚饭后，刘队长招呼大家一起坐到院子里纳凉，让大家每人都讲一个笑话，如果讲的笑话不好笑，必须重新再讲一个。

   刘队长有时也会回到厂里办些事情，不同的是每次回去都会跟我们打招呼，并问我们需要捎些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她一个人带不了太多东西，一般都是托她捎书信，把写好的信装进信封里，但信封的封口一般都不黏贴，更不需要贴邮票，大家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在木钟厂里上班，刘队长转交这些书信也很方便，就这样刘队长多了个信差的角色。一次刘队长从厂里回来时，手里提了一个陶瓷罐子，里面装满了大块红腐乳，大家试着提了一下那个罐子，差不多也有三十斤了，虽然不是太重，但从公社下车后提着它走回村里，也不是件轻松的事。青年点按规定给她报销了豆腐乳的钱，那罐豆腐乳够大家吃几个月了。

   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正在地里干着活，就见南边有黑云压上山顶，接着一阵凉风徐徐吹来。农村人懂天象，就听生产队长喊道：“快跑！快回家！”大家于是赶紧扭头往家跑，跑得比兔子都快。见别人跑我也跑，跑回青年点，见其他小队的知青也都跑回来了。刚要坐下喘口气，瓢泼大雨就下来了。大家趴在窗上兴奋地向外张望，自下乡后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雨。正当大家都在庆幸及时赶了回来时，见大门口有人推着自行车闯了进来，原来是刘队长从邻村的青年点赶回来了——浑身上下的衣服全已湿透，狼狈地奔回她的宿舍。

   前几天下过一场大雨，自留地里的茄子可以摘了。晚饭后，大家提着竹筐，一起去自留地里摘茄子，刘队长高兴地跟在我们后面，她第一次去我们的自留地。自留地离青年点有些远，去一趟要走好长时间，没办法，离家近的菜地都分给村里人了，而且，我们知青在村里也算是大户了，可分给我们的菜地面积比村民的还要少。一路上我们将这些情况说给刘队长听，刘队长听了忙说：“这不行！这不公平，我明天就去支书那里说说这事。”大家赶紧阻止她：“不用了，我们不在乎。”其实大家心里清楚，地太多了我们还真忙不过来，我们可不像村民那般勤奋。摘完茄子天色已黑，好在天上还有月亮，大家轮流抬着装满茄子的竹筐往回走，进入九月后天气开始变得凉爽，夜晚时更加凉爽。

   秋收时节到了，得知我被队里安排领着小学生去地里捡花生，刘队长非要跟着我去体验一下。农村的小学生除了暑假和寒假，还有麦假和秋假，每年秋收时去刨过的花生地里捡花生便是小学生们干的活，没有工分，但捡的多的孩子会受到生产队的表扬。刘队长很乐意与小孩接触，一会儿帮这个小孩捡，一会儿帮那个小孩捡，休息时又挨个问小孩叫啥名字；只有一个小孩低着头不说话，坚决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其他小孩一齐对着刘队长嚷嚷：“他的爸爸是吃不花钱的饭的！”我赶紧去制止那些小孩不要再这么说。刘队长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便告诉她说，吃不花钱的饭是呆在监狱里的意思，那小孩的爸爸因为偷窃别人家的东西，如今仍呆在监狱里，也因为这个原因，别的小孩都歧视他，不肯与他一起玩。休息完后，小孩们开始继续捡花生，刘队长一直跟在那个不肯说自己名字的小孩身边，将捡到的花生全放在他一个人的篮子里。回来的路上，刘队长说我做的对，要我明天继续说服其他小孩不要再歧视那个孩子，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明天不跟你去花生地了，我要回厂里了。”她说的很认真，而我只是随便听着，因为她经常回厂里。第二天早上，厂里的汽车来接她了，司机帮着她把行李和那辆二八大杠搬到了车上，刘队长特地跟我们每个人都招呼了一遍，显得很郑重。

   几天后，青年点来了位姓谭的新队长，下来才两个月的刘队长被调回了木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