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
*美国南方出版社让中文出版走向世界舞台*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了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城里的一件小事。故事曲折而惊险，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它读起来象一篇传奇；但对于千百万亲身经历过文革风雨的中国百姓来说，它读起来更象一页历史。不过作者的本意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写历史。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写历史需要有勇气，需要有太史令董狐那种"虽斧钺在前而其志不改"的大智大勇，讲故事则就轻松多了。不过作者还是希望，这个故事能够"为历史作见证，为死难者传心声"。
故事讲述了在红八月的血雨腥风中，一个干部子弟出自良知，救助一个落难的女孩的经过。
第一章（节选）
枪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撒向人间都是怨……
1966年8月22日，上午10时许。
在北京市第八中学高一（四）班的教室里，苏小农正在主持“八·一八座谈会”。两个多月来，全班同学以平等的身份坐在一起开会，这还是第一次。身为高一（四）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苏小农从心底感到欣慰。
坐落在城西按院胡同的第八中学是北京城里大名鼎鼎的重点学校。在六十年代初，所谓重点学校就是指那些高考升学率高，被市里有关部门列为重点扶持对象，在资金、师资配置方面予以优先照顾的学校。当时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享受重点扶持待遇的学校屈指可数，其中四中、师大女附中名列榜首，其次就要数八中、清华附中和101中学等几所学校了。
当年的八中是一所男校，除初一年级五个实验班中有不足一百名女生外，其他年级都是清一色的男生。八中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中上层，他们的父辈不是新社会的权贵——新中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就是来自旧社会的精英——文化学术界的名流、著名企业家、银行家和高级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归顺新中国的旧政府高级职员。说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然而在八中这样一所国家重点扶持的名牌学校中，工人——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的子女却少得有如凤毛麟角，农民——统治阶级的同盟军——的子弟在八中则更是找都很难找到一个。八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初中、高中的升学考试中，经过激烈竞争，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来的。他们无论从天赋还是从学习能力上讲都可以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也有少数学生不是凭借考试成绩，而是凭借父母显赫的地位，凭借市委,市教育局的条子,堂而皇之地挤进来的.也许是天赋聪颖，也许是受家庭的熏陶,在思想意识方面，八中的学生们大多成熟得比较早，远在“文化革命”爆发前，学校各个班，特别是在高年级各个班中，学生们便已在无形中分化为“两大阵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色阵营”，以及以知识分子子弟为核心的“白色阵营”。准确地说，红色阵营的形成是自觉的，是干部子弟有意识地团结在一起而形成的。白色阵营的形成则是被动的，是非干部子弟的同学们受干部子弟排斥，自然而然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
六十年代初，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中共高层领导已开始意识到，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是人才，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集体。在大跃进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际，他们痛定思痛，把抓好人才的培育作为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的重要措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抓教育就要从根本，从基础教育抓起。为提高北京市中学教育质量，市委年年搞高考升学率的校际评比，不惜拨巨款资助、奖励在竞争中达标或有突出进步的学校。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各个学校抓教育质量，抓高考升学率的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学习成绩的优劣便成为各个学校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最高标准。学习成绩优秀者成为老师的宠儿和同学们敬重的对象，而学习成绩低下者则成为老师们训斥和同学们嘲讽的对象，常常被各个学校视为包袱与负担。当然，在学习这一方面，干部子弟大多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子弟与来自旧社会名门望族的子弟。各个学校，特别是一些重点学校，为了安抚干部子弟，补偿他们心理上的失落感，根据市委有关领导的授意，有意识地在政治方面作出让步，大力培养干部子弟出任各班级团支部乃至学校团委会的领导职务，并在高二、高三年级吸收部分高级干部子弟入党。不过，这一切努力非但未能消除干部子弟心中的不满，相反更增强了他们“自来红”的优越感。干部子弟们学习成绩欠佳，在学校得不到同学与老师的尊重，并不认为是自己努力不够，相反，他们觉得这是由于学校当局对他们关心、爱护不够，重视、照顾不足，未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推行了一套认人唯分、分数至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种不满情绪长期孕育，终于在“文化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方式爆发了出来。
小苏还清楚地记得52天前，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在干部子弟中所引起的强烈震动。第二天，6月2日上午，高二（三）班的计三猛就率先在学校中厅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指名攻击校长温寒江和校党支部书记华锦，指责他们排斥、打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北京市彭真反党集团的马前卒。计三猛的大字报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打破了校园中的宁静。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反对党的基层领导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身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对此更有一层深切的体验。1957年，在伟大领袖发起的那场可怕的“阳谋”中，五十五万天真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给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仅仅因为看不惯大小官员的官僚作风便被打成了右派，打入了人间地狱。不少人至今仍在北大荒，仍在戈壁沙滩的各式监狱、劳改农场中服苦役。侥幸未入狱者亦被一顶右派的大帽子压得直不起腰来。教授烧锅炉，医生掏大粪，这还都算是对“罪行”较轻者的宽容。今天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是一场清除贪官污吏的伟大革命的信号，还是又一次请君入瓮式的新“阳谋”，全校师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然而那些身世显赫，多少了解一些党内斗争之内幕的干部子弟们却纷纷步计三猛的后尘，以大字报、小字报的形式猛烈攻击学校领导，攻击北京市委彭真集团的反党罪行。等全校师生从连篇累牍的报纸社论中意识到今非昔比，这是一场革命，一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涤污荡垢的“文化革命”时，干部子弟们已控制了全校局势。他们自行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边揪斗学校领导，一边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不仅在八中，同时亦在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及三百多所中学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共产党十七年来集权专政，大大小小的官员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民间早已积累了强烈的不满。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首都高等院校的师生率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锋芒所向，直指各高校党政领导和整个共产党官僚体系。当时在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制止动乱，稳定局面，一面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改组北京市委，改组北大党委，一面紧急从中央各部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各大中学校。
在各高等院校中，干部子弟毕竟是少数，以非干部子弟为主体的造反派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根本不把刘邓工作组放在眼里，继续大造学校当局的反，大造共产党的反。但在各个中学，特别是干部子弟人数众多的西城区各中学，工作组的进驻则受到了干部子弟们的热烈欢迎。在刘邓的直接指挥下，工作组审时度势，一边积极支持各校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边不动声色地把斗争锋芒向下引，从批斗各校党政领导逐步引向批判斗争出身不好的老师、学生，也就是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与受益者。一时间，各中学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甚嚣尘上。根据这幅著名的对联，同学们被划为三六九等。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子弟被称为“红五类”，是天生的革命者。政府小职员，各类知识分子的子弟则被划为有待加强思想改造，克服来自家庭不良影响的“黄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则被划为生而有罪，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彻底转变立场的“黑崽子”。
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理论，有问题的黄崽子和反革命的黑崽子们必须接受监督与改造。于是乎出身不好的同学和老师很快就成为干部子弟发泄多年来所积蓄的不满情绪的出气筒，成了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然而就在北京市各个中学里无产阶级专政秩序井然，黑崽子、黄崽子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之际，各高等院校内的造反派却闹翻了天。刘邓工作组非但压制不住中央文革暗中支持的造反派学生，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罪魁祸首”。7月下旬，毛泽东“周游列国”，取得各大军区的支持后施施然回到北京。他指责刘邓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下令撤退工作组。7月28日,刘邓狼狈不堪地匆匆下令撤出工作组。与此同时，国务院方面担心局势失控，悄悄抽调了一批干部，以总理联络员的名义进驻各大中学校，企图在幕后控制局势……
作者简介：紫竹，当年北京八中学生，如今是商务印书馆退休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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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通过自己的网站，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书店（Barnes& Noble），以及亚马逊（Amazon）等网上和实体书店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美国国会及各大地方图书馆均有收藏，美国南方出版社成功地把很多作者推向了更大更纷繁的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