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送老朋友的礼物
回国送老朋友的礼物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四年多没有回国了。这次回国乘坐纽约——上海（中转台北）的航班，刚好前不久在网上联系上了四十年前的老朋友范守纲 ，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语文学习》的主编，他与现任主编易英华盛情邀请我到上海后聚一聚。几十年没见的老朋友，见面礼送什么呢？
突然想到，四十年前，我与范守纲先生在一起时留下许多照片，于是请我的学生肖晗帮我制作一个画册送给老朋友留作永久的纪念：
幸遇人生贵人范守纲
（1984年11月9日范守纲与李培永在桂林漓江的游船上合影）
我与《语文学习》主编范守纲在1984年11月“漓江之秋”语文改革研讨会相见。那是一次研究语文教学改革的全国性的盛会。参加会议的语文教育家、语文教学改革一线的中学老师、各省市的教育出版社负责人、各地的语文刊物的主编三四百人齐聚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我报到后，马上就分到一个“标间”，进门不一会，又来了一位中年人，非常礼貌地问我贵姓，我自报：“免贵姓李，名叫培永。”他立即上前双手紧握我的手说，“你好！你就是李培永呀！我是上海《语文学习》的范守纲。模范的范，遵守的守，语文教学大纲的纲。我就是模范遵守语文教学大纲的范守纲。”他不停顿地接着说：“我们九月初已经通过书信联系过了，没有想到大会把我们两人分到一起住了！太好了！我原来还想开完会后去武汉华师一附中找你呢！”我一听他快速说完之后，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他约我写稿！
范守纲主编九月初给我来信说，他们已经决定发表我的学生写的作文《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希望我继续提供学生的优秀作文。
他放下行李后说，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太好了，我先去找其他人谈事，晚上回来好好聊聊我打算找你约稿的事。
当天晚上，他忙得十一点左右才回来。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开始聊天。他先说约稿的事，觉得《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已经广为传播，现在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可不可以再找一篇该生的优秀作文，你也写一篇评点作文的文章，发在明年《语文学习》第一期。你我这几天有时间再研究一下选文和点评文章怎么写。
然后，他说这几天你跟着我去结识一些新朋友，以后多与他们联系，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他先后介绍我认识了魏书生、徐振维、钱梦龙等全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
（1984年11月10日范守纲邀约魏书生和我到桂林伏波山合影）
我与范守纲先生第二次见面在上海。
1986年4月上旬，湖北省高中语文实验班的执教老师，在教研员张良谟老师带领下，乘“东方红”客轮，从汉口顺江而下，先后到南京师大附中、扬州中学、苏州十中、上海育才中学听课学习，与实验班执教老师座谈，探讨高中实验教材的教学教法。
4月6日晚饭后，我与沙市三中的王昌明老师、公安县一中的史绍典老师去拜访《语文学习》主编范守纲先生。我们在他家客厅，就语文实验教材教学教法问题，请教范先生。在谈话过程中，范先生多次讲到叶圣陶老先生的教育思想理念，及叶老关于语文教学教法问题的精辟论述。特别令人兴奋的是范先生把珍藏的叶老给他的回信，拿给我们传看。
我手捧叶老的墨宝，仔细阅读，强记要点。当晚回到宾馆后，立即写下了1983年1月25日叶老给范守纲的回信要点：
·作文就是说话，作文是用笔说话；
·说话的内容和要求；
·作文命题很重要；
·作文评改方法要改革；
·讲深讲透与精批细改一样，学生吃亏。
叶老上述论述，是结合当时语文教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再次明确阐述他的教育理念。自从1982年，我执教人教社语文分编型实验教材以来，叶老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是必读著作。叶老的教育理念是：“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学习叶老的教育思想，结合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改革教学法，着力培养学生“自能读书”“自能作文”能力。
我与范守纲先生第三次见面在北京沙滩后街55号人教社招待所。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人教社邀请我参加实验教材《作文·汉语》第一册的修订工作，同时还邀请了北京著名语文教师张必琨和江苏著名特级教师朱泳燚。据该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说，这是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请三位中学老师参加教材修订工作。
（从左至右：朱泳燚、张必锟、《写作》责任编辑王连云、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1986年10月8日，范守纲先生来北京采访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和叶圣陶先生。
他与张必琨和朱泳燚也是老朋友了，他到人教社招待所住下后，我们欢聚一堂。
张志公先生就在人教社上班，第二天，范守纲带我一起去志公先生办公室时，志公先生非常热情，见面握手后就拿烟，一边点烟一边说，医生、亲人都劝我戒烟，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吃糖可以戒烟。没有想到，烟没有戒掉，吃糖又有瘾了。这不，原来只要烟、酒、茶，现在还要加上糖果。
范守纲先生真是一个采访高手，他在与志公先生的聊天中，不知不觉把他要问的问题都谈到了。我们在聊天时，志公先生还讲了一件趣事。他说，有一年，他陪吕叔湘先生参加北京市中学语文研讨会时，叔湘先生拿着会议议程单，指着一位发言人的名字问：“志公啊，这位老师的名字怎么读 呀？”志公先生一看，忙说：“不认识”。那位老师就是北京著名特级教师刘朏朏（fei)。我也因此又在范守纲先生的引荐下，到刘朏朏老师家中拜访了她和她的先生高原教授。后来还为他们夫妇办的《中学生说和写》写了几篇说话训练的文章。
范守纲先生还约我和朱泳燚一起去拜访叶圣陶先生。
叶老当年住的四合院，是北京市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正宗的四合院，属于“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朱泳燚老师按响门铃后，只见开门的是叶至善先生，他是叶圣陶老先生的儿子，那年也有七十多岁了，长相酷似叶老，满头白发，连眉毛都全白了。
（从左至右：朱泳燚、叶至善、范守纲、李培永）
范守纲以前曾多次采访过叶老，与他们一家非常熟悉。朱泳燚以前写《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那本书时，经常去叶老先生家请教，与叶老一家也非常熟悉。
至善先生一看范守纲和朱泳燚，就说：“很不巧，叶老住院了。”范先生连忙说：“没事，没事。我们就是来看望他老人家的，您去医院时，代我们问候老人家，我们就不去医院打扰了。”
范先生介绍我认识至善先生，他一边说：“年轻真好！”一边请我们进了客厅。
我们在客厅谈有关语文教学的一些事，谈话非常自然。谈到语文教材选文和修订时，讨论也非常热烈。
叶至善先生一生做编辑工作，他的文字功底深厚，是叶圣陶老先生培养和教育的结果。至善先生少年时代就喜欢练习写作，父亲的指导更给了他切实的帮助，使他知道了该写什么和怎么写；他们兄妹三人围着桌子看父亲给他们改习作，也让他比较早的就知道了应该怎样选编和修改稿子；所有这些都为他最终走上编辑这条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天下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我们谈到语文课本选用教材问题时，叶至善先生谈他父亲的说明文《景泰蓝的制作》的创作经过后，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不应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理由是文章的内容太专业化了，老师不容易讲清楚，学生也比较难理解。
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学教语文的普通教师来说，我非常赞成至善先生说的意见。后来人教社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再也没有选用叶老的这篇说明文了。
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临别时，至善先生一定要送我们出门，走到院子中，我们四人照了一张合影才依依惜别。
感谢范守纲先生引领我走近语文教育大家，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
晚上，我们一行三人再去拜访志公先生，志公先生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纵横捭阖，集中围绕《语文学习》当时读者的三个“兴奋点”，阐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
语文教育封闭型问题；
语文教育的辩证思维；
语文教师要学一点专业理论。
回到招待所，我们三人感触颇深，都觉得今天收获太大了，但又觉得志公先生意犹未尽。范先生说：“不要紧，我出门时，已经跟志公先生说好了，明天早上去先生的办公室，请先生继续讲，我带录音机去录下来。”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们准时到了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先生又足足讲了两个半小时。一起去聆听先生讲话的，还有人教社中语室主任张厚感编审、特约编审顾振彪、《作文·汉语》责编王连云等。
（左起朱泳燚、范守纲、刘国正、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左起朱泳燚、王连云、范守纲、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1986年10月9日范守纲与李培永在北京北海公园合影）
（1986年10月11日范守纲与李培永在北京慕田峪长城合影）
（1986年10月11日范守纲、朱泳燚、李培永在慕田峪长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