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十)
我的童年 (十)
曾华 写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四日
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那个小屋子所在的楼叫八角楼。位于川医附一院妇产科儿科旁边的医院家属区,是很久以前洋人修建的,在主体建筑上分别有八个一模一样的分支结构,怪不得那天晚上把我们找得那样的艰辛。本以为就临时让我父亲和哥哥短时间住一住,没想到突然又来了4个人,一共6口人这怎么也住不下。于是乎,爸爸的朋友又在隔壁宿舍找了一间大一些的空房,我们一大家子人才安顿下来。父母双方在成都的其他兄弟姐妹们也都相继帮助凑了一些必要的家用品和家俱,勉強也像个家了。
父亲还是持续的消瘦,心累气紧,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休息着。妈妈等到父亲的病情相对稳定一点后,又不得不返回西昌河西去上班。这次与母亲的分离,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尤如生死离别般的痛苦,我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幼小的我对与家人的分别及分离后的思念之情,比一般的小孩子浓烈而悲壮得太多太多。我是被左一分,右一离的弄怕了。刚刚才和爸爸和哥哥团聚,这才十几天的时间,心爱的妈妈又要离开我们,而且这一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相见。临走前,妈妈一再的叮嘱我,“别老哭,你是一个大孩子了,你很懂事,留在成都可以帮助照顾生病的爸爸,还要带好小妹妹”。
现在想来,易感的我在那个时候就患上了儿童创伤后压力综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DST),所以说,我对许多发生在我身边的负面影响特别的敏感。尤其是对家人的身体健康和分离,近乎是不能忍受。
妈妈还是离开了我们,从此孤身一人在河西待了七年之久,至到1972年调回成都。每年春节是母亲唯一能够回到成都探親的时候,这时我和妹妹都会粘着妈妈不放。争吵着要跟妈妈睡一个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妈妈的脸被四个小手搬来搬去,怎么样都不对,妹妹与我争着要妈妈的脸侧向自己那边,最后妈妈只好正着头,脸不偏向任何一方,才摆平我们俩个霸道的小女孩。
每次妈妈回家的时候,是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时间短暂!一家人在一起,我们会玩扑克牌游戏,下跳棋,简单的象棋,讲故事,当然还有去親戚家窜门。1967年秋季,已经八岁的哥哥终于如愿上了小学。我也在1968年九月份刚满七岁的时候,注册到川医附近黉门街的成都市第五中心小学,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这也是我变成了华西坝的坝娃儿原因。
幸好当初父母被下放到西昌去支援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时候,只下了父母俩人的户口,我们三个小孩子的户口一直留在了成都的姑妈家。这一招很重要,为以后我父母调回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个年代,从外地进一个成都户口非常的困难,堪比难于上青天。就算是为了调进父母这俩个户口,都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坎坷,况且还是因为我父亲这个要命的地方性心脏病,异地治疗和休养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活命的可能性。要想一下子调五个人的户口入成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经过父亲朋友的努力和各种关系,我们家从八角楼搬到了电信路老4号,这个我最熟悉并伴着我生长为成年人的地方。刚搬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叫瑯园,是一个独立的三层楼的小洋房,没有围墙,院子里栽满了果树。院子的后面和左面都是农田,右侧面是两个窜通的院子,一个叫晓园另外一个叫琳园,一共住了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川医的职工。我们院子正前方是一条马路叫电信路,听说是因为这条路上有一个很高的电信发射塔而取名的。马路前面有一条小河沟,小时候我们常常在这河沟里逮小魚捉泥鳅。小河旁又是农田。所以说,我们的院子三面被农田环抱着。
我们瑯园当时大概住了八户人家,除了我们家不是现职员工外,其余的七家人都是川医附一院的工作人员。我家住在洋房楼下的大厅里,大厅一分为二住了两家人,中间用的是简易竹子编的东西作为隔墙,把我们家和唐氏一家分隔开。比我大八岁的唐家二姐后来与我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大多数人家的门都开向着后院,唯独我家的门开在前院的大阳台上,很宽敞,阳台下面是一遍草地和果树林,这样一来好似大半个开阔的院子都是我家的了。阿伢和我父亲在那草地上种植了一些蔬菜和养了几只鸡,有时候还会有鸭和鸽子。虽然说父亲的身体仍然很虚弱,人也还是比一般人要消瘦的多,但至少没有什么休克晕倒之类的事情发生了。偶尔也能做点轻松的家务事,种点花草,喂喂鸡鸭什么的,看看书,学习一些中医的理论知识,生活渐渐走上了自己的一条路。
大约在1969年左右,我们的院子被成都市房管局接手,改建为后来由两栋两层楼结构组成的院子,大多数房子都是两个卧室加一个小厨房,没有客厅,仍然是公共厕所和公共自来水管。住户由以前的八家变为二十四家,阿伢也幸运的分到一套自己的房子,把他多年两地分居的妻子和一对儿女也安置在一起住。我的生活圈子也慢慢变大变广了,更多的邻居,更多的小伙伴。
这段时间我结识了院里和隔壁两个院子的小伙伴,有些也成了以后的好朋友和小学同班同学。哥哥和妹妹也分别交上了他们同龄的小朋友。除了经常想念远在西昌的妈妈以外,我也还比较开心的生活着,成长着。尤其是上小学以后,就像孤军奋战的地下党员找到了组织一样,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我的学校,我的同学和老师,更喜爱学习。由于天生聪慧伶俐,逐步地在班上显示了优秀的学习成绩,在读书学习中得到了生活的快乐,最重要的是,找回了自信心,渐渐地把童年的一些痛苦的往事淡忘掉,开始了我美好的学生时代。
1971年冬天,我父亲的两个在北京生活的妹妹回成都探親,眼见身体不好的父亲一个人吃力的带着三个小孩子,于是提议把我带到北京去领养。我当时已经在学校有了很多好朋友,舍不得离开她们。结果是我八岁的妹妹被带到北京与我其中的一个姑妈相依为命很多年。次年我母亲才调回成都,1977年我哥哥下放到农村去当知青,妹妹1981年考入重庆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回北京,之后我又出国留学。这一家五口人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再也没有一个团团圆圆的日子。
当年我的生活圈子就只有方圆几里路,家住电信路,小学是五中心小学,中学高中就读于成都市第十六中学,读大学读研究生和毕业后留校做皮肤科医生,兼任教学和科研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大儿子都是在四川医学院(后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一气哈成,至到1992年3月自费出国留学到加拿大多伦多,1997年移居美国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