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角地带

东山中学树千株，三角地区人物殊。

常见寒鸦争暖树，每逢雷雨达中枢。

东山中学的西南门，从外面看是一个三角地形，正处在东西山溪和南北灌溉渠的夹角里。从里面看，正处在南北围墙和东西围墙的夹角上。墙内有一口三角水井，饮马，灌园全靠它，墙外有一个三角石塘，夏天积水，可以洗澡。它们都处在三角线之内。因此，校内人都把这个地方叫三角地带。

三角地带住着四个人。一个是传达室的看门人姚师傅，脾气大，好骂人；一个也是传达室的，打钟人芮老师，没有脾气，常挨别人骂；一个是马车司机史师傅，有点脾气，有时也骂人；一个是“菜园子”赵望驰老师，毫无脾气，很少有人骂。在和平环境里，四个人相处还好，但在风雨时期，也会爆发矛盾。

有人说，《红楼梦》中有个看门人叫焦大，东山中学有个看门人叫姚三。姚师傅，名三友，且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故有人称其为姚三。三友者，大概是来自“岁寒三友“。取名之时，立意是好的，但是脾气不好，名不副实。因为识字不多，在学校里不能做教学工作，便安排他看大门。用现在的话叫”门卫“，或叫”保安“，还可以穿警服，戴大盖帽。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套规章制度，便直接称呼看门人，和焦大的职务差不多。别看职务不高，权限却不小。旧社会进衙门，不花几个钱，守门人是不让进的，现在进官府大门也不容易，处处严把死守，害怕有坏人闯入，乘机闹事，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比较起来那时的学校大门还是比较好进的，但有些时候也把守得很严。

有段时间，东山泉村的农民要进学校掏大粪挑尿，老姚常把门关死，不让进。不让进是有道理的，因为东山中学的厕所一直是山头镇环卫办安排人打扫的，一直搞得干干净净。但是自从东山泉村侵占了，就大变样，他们只顾挑粪尿种地，却不顾厕所卫生，弄得满校院臭气冲天。学校领导下令紧关大门，不准进入。于是挑尿的人就站在门外打门，先是打，后是骂，先不指名骂，后指名“姚三“骂。这一下惹恼了姚三，便跑出门去对着骂，挑尿的男男女女挤上前要揍他，他连忙又跑进门，隔着门骂，外面在隔着门骂，里面在跳着脚骂，互不退让。后经双方领导出面协商，才算解决矛盾，骂仗才停止。这次骂源于维护学校的利益，虽不文明，倒也情有可原。

有时则近乎无理，完全是欺负人。和他对门住着的是打钟人芮环琪老师，但他从来不叫芮老师。高兴时叫老芮，不高兴时喊“老右“。老芮主要负责打钟，可老姚常叫他去打开水，或者是开门、关门。老芮如不愿意，他就骂”老右你他妈的不好好劳动改造，迟早把你关起来。”好像他就是政府，说到就可以做到。老芮不管真假，也不生气，尽量照他指示去做。

芮老师名叫芮环琪，原是矿上的工程师，学校的布局和校舍建筑当初就是他设计的。1957年反右斗争时，矿上也在抓右派，而且还有指标。可是矿上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旧社会每人都有一本血泪帐，他们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哪儿有右派可抓？矿领导反复排查，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搞了两三个月也没有完成指标。向上级汇报，说煤矿情况特殊，没有多少右派。上级领导说不行，并批评他们思想保守，政治觉悟太低。矿领导回来以后又重新排查，排了几天，还是找不出来。正在领导犯愁的时候，却飞来了一只解忧鸟。芮老师心想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又是在国民党时代上的学，肯定思想中有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平时领导经常号召知识分子要自觉改造世界观，现在机会来了，何不表现积极一点，既表明自己愿意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又可帮助领导解决困难，免挨上级批评。想到此，便毅然写申请要求当右派。领导接到报告大吃一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矿领导马上开会慎重研究。多数领导不同意，他们说老芮平时一贯表现很好，为人老老实实，工作勤勤恳恳，从来是听党话，跟党走，他怎么能当右派呢？也有两个领导说，他这种思想认识本身就说明右倾，何况又是从旧社会来的，受的又是旧的教育，旧思想肯定不少。只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算作右派。为这事，害得他们争论了三天三夜，最后是少数服从多数，同意批准老芮的右派申请。但就是这样，矿上还是完不成指标。有的领导以为有了老芮这个榜样，估计还会有人自告奋勇当右派的，但是后继无人。最后只好再找上级领导商谈，领导还算是通情达理的，承认煤矿的特殊性，便说：“行了，你们算完成任务了。”

老芮这件事在矿上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说：“老芮神经肯定出毛病了！”

“你看他平时，只是埋头设计图纸，或者双手捧着书，报纸也不看，广播也不听，脑子能不出问题吗？”有人还替他分析得病的原因。

“领导真是糊涂，老芮这个人平时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他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资格当右派。”也有人这样责怪领导，说他们比老芮还糊涂。

“他没有资格，难道你有资格！我替你去向领导申请？”旁边一个人这样说。

“不，不，不————”责怪领导的人一听一阵风地跑了，害怕领导真会送他一顶右派帽子。

老芮申请“右派”事先没有和老婆商量。老婆是小学教师，还在争取入党。忽听老芮回家说自己当了右派，急得直跺脚，又哭又闹。追问他说了哪些反党的话，做了哪些伤害社会主义的事。

他说：“没有。”

老婆说：“那为什么？是不是你平时得罪了领导？”

 “没有！”

“我不信，我得去问问你的领导。”

“千万不要去，我已经同意了。”他张开双臂拦住老婆，不让她去打扰领导工作。

老婆急了，对他又捶又打，声言要和他离婚，吓得一对儿女抱住妈妈的腿大哭不止。这件事闹得全家一天未开锅。

反右运动进行到处理阶段，个别严重的被逮捕了，一般都是下放劳动。当处理到芮环琪的时候，领导犯难了，又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进行讨论研究，最后大家形成一致意见：老芮是位有功之臣，无论在矿山建设中，还是在反右斗争中都给矿上出了力，帮了忙。但毕竟是戴帽右派，不处理不行。但若处理他下放劳动，也不近人情，毕竟他是自己申请当“右派”的。最后决定：调出煤矿，下放到东山中学当教师。于是由人事部门负责人找老芮谈话，告诉他处理意见，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一听到学校教书，觉得也不错，正好传播自己的知识，何况东中又是自己设计建造的，本来就有感情，所以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老婆听说老芮要到中学教书，觉得处理不重，也就没有反对。

到了东中，开始几年，学校也知道他不是货真价实的右派，所以就安排他教物理，课教得很好，工作也认真负责，仍像未当右派之前一样，听党话，跟党走。自己觉得和平常人也没有什么两样，该说的说，该笑的笑。

谁知好景不长，1959年反右倾结束以后，学校来了尤书记。尤书记是抓阶级斗争的。到校后一查，听说还有戴帽子右派在课堂给学生上课，便批评学校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缺少政治头脑。向秘书向他解释，老芮这个右派不同于一般右派。

书记驳斥说：“不管是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都是萝卜。右派两字还有另一种写法吗？右派就是右派，本质都一样，赶快把他换下来。社会主义的课堂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

这一上纲上线谁也不敢再说了，只好把他换下来，让他到传达室搞报纸信件收发。他不理解，向秘书只好对他说，是工作需要，希望他服从安排。他心想，我连“右派”都服从安排了，还有别的什么不该服从吗？想到此，也就安然处之。谁知过了不久，书记又指示：收发室有一定保密性质，不宜让右派管。于是又调他去打钟，他仍然只有服从。直到此时，他也还没有怨言，还没有反悔。

使他难受的，使他懊悔的就是姚师傅的那些话————把他刺痛了，刺醒了。他反省当初为什么那样傻，那样心血来潮，为什么自投罗网。即使后来矿领导有所照顾，也有正确看法，但群众还是不相信，换了领导也不信任。现在右派的帽子想退也退不了。自己的心胸旷达，也还能想得开，可是这几年老婆孩子都受了很大影响。老婆入党没希望了，孩子上学也受影响，总有人在后面指着他们说：这是某某右派的孩子。无形的压力和有形的压力都在影响着家人。

从这以后，芮老师便心灰意懒，精神像煤矿的塌陷区一样，再也振作不起来。人们发现他只是默默地工作，有时终日不发一语。尽量不和人来往，极力避免到人多的地方。而且衣着也皱皱巴巴，生活也拖拖拉拉，说话也吞吞吐吐，走路也慢慢腾腾，五十来岁的人却像八十岁的老翁。

 姚师傅是那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人。俗话说买柿子拣软的捏，他见芮老师是右派，有辫子可以抓，动不动就使唤他，威胁他，责骂他。而老芮也认为自己是右派，低人一等，在所谓工人阶级面前，也只好俯首帖耳。但老姚这个人在赶马车的司机面前却另是一副模样：脾气小了，粗话少了，身子软了。

马车司机史大爷，平时不大骂人。但谁要惹了他，他也会发怒，甚至抡鞭子。有一次，他从合作社拉面粉回来，到学校门口，门没有开。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人答理，结果马车在门外足足停了一个小时。说起来，那天也合该有事，姚师傅先是指使芮老师去打开水，老芮打完开水没有直接回来，他看看表还有二十分钟下课，便在那里等打钟。打完下课钟，又等十分钟以后再打上课钟。而老姚在把老芮指挥走以后，自己又到各个办公室送报纸，跑了一圈，在往回走的时候，又遇见人，说了一会话。事有凑巧，姚师傅刚离开传达室，马车就到门口了，所以老史只好在门外停车一小时。待老姚回来，史大爷的火已经冒了几次。门一开，便劈头盖脸地责问姚师傅：“上班时候你死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开门？全校有像你这样不负责任的人吗？”

如果是识相的，老姚应该马上赔礼道歉，解释原由。但是，他平时习惯了对芮老师那样横鼻子竖眼，吆五喝六，今天，心想你老史算哪颗葱，充其量是个赶马车的。想到此，脾气又上来了，他冲着老史大嚷：“谁知道你不迟不早这时候死回来，你还批评我，凭什么？”

“就凭这个”老史抡起一鞭，连人带马都打着了，马车冲进了学校。

“好啊，你敢打我？”老姚捂着头在后面叫。

“等着，回来还得修理你！”老史头也不回，赶着车向食堂去了。

可是还没有等老史来修理，老姚已经到校长那里告状去了，校长正在找人谈话，分不开身，便把这事交给向秘书去处理。

向秘书把两位工人师傅找到一起，先问情况，两人各说各理。向秘书听来听去，觉得也不算什么大事，便进行调解。老姚不服，说：“老史打了我，不能拉倒。”

老史说：“他不开门，还骂我，责怪我。”

“我是脾气不好。”姚师傅说。

“我是手气不好。”史师傅也为自己那鞭子找理由。

 向秘书听了老史的话，差一点笑出声来。他平时也知道姚师傅脾气不好，好骂人，尤其动不动就欺负芮老师。便对他说：“姚师傅，今天的事原怪你事情没有处理好，让史大爷在外面等了那么长时间，他真的是急了。你是看门的，大门是学校的窗口，经常人来人往，一定要注意，待人接物，态度要和蔼，不要对人发脾气。”向秘书今天想趁机教育他几句，改改他的臭脾气。

说了姚师傅以后，向秘书又对史大爷说：“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遇事要冷静，不要发火，一火做事就会出格。今天，姚师傅也有特殊情况，所以耽误开门了，你要理解。今后要注意，话不能伤人，手更不能伤人。”

姚师傅觉得今天吃了亏，太失面子了，还想争出个子丑寅卯，但向秘书摆摆手，让他不要再说了，并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学校的老人，今后要搞好团结。住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闹别扭，对谁都不好。行了，你们回去吧，我这里还有别的事。”

他们知道秘书分明叫他们走了。便都起身出了秘书室。到了传达室，老姚见到芮老师，便责问他：“今天我不在，你到哪里去了？”

芮老师说：“不是你安排我去打开水的吗？”

“打了那么长时间水啊？”

“到了茶炉房，水还没有开，我等了几分钟，而后我又去打下课铃，而后又去打上课铃，而后才回来。”

“不要‘而后’了，你办事就是拖拉。”他本要再发一会火，把从老史那里吃的亏再从老芮身上捞回来，但忽然想起刚才向秘书的告诫，便把火熄灭了。

从此以后，老姚不敢再藐视马车司机，知道他不仅有脾气，还有好生气的鞭子。便不想和他再搞摩擦。

“菜园子”赵老师身兼三职。首先是生物老师；其次是菜园技术员，用现在的话叫园艺师；第三是劳动管理员，既管师生的劳动分配，也管劳动工具的保管与分发。职务仅次于总务主任。不过有职无权，他仅有领导菜园里劳动的权力。

赵老师生来脾气好，为人随和，任何时候不与人争吵。好到使脾气最坏的人在他面前也发不起脾气。

五十年代末，学习苏联学校的五级计分法，就连课堂提问也是采用五级计分。据说当时学生最喜欢赵老师上课。因为他的课堂轻松、活泼，没有压力。只要他一走进课堂，学生便立刻活跃起来，给老师倒水的有，帮老师擦黑板的有。讲课时，学生更自由了，有的交头接耳，老师批评他们讲话，学生说“不是讲话，是讨论老师刚才提的问题。”其实老师刚才根本没提问题。经学生这么一说，他糊涂了，以为自己刚才真的是提过问题，但又想不起是什么问题，只好作罢。有的学生下位乱跑，他又批评。学生说：“老师，我的笔丢到家里去了，没法记笔记，我想向别的同学借支笔用。”老师一听，理由是充足的，只好又收回批评。有的学生趴在桌上打瞌睡，老师见了，又不得不批评，学生站起来揉揉眼说：“老师，实在对不起，昨夜被蚊子闹得一夜没有睡觉，今天实在支持不住。”同学们一听都笑起来，老师却没有笑，他以为这是真的，便对这个学生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又停止了批评。

说到生物课的提问、考试、评分，学生更不必害怕，这不是因为学生可以作弊，而是老师给他们充分民主。课堂上老师提问：“小麦是怎样萌芽的？”学生答“是埋在土里发芽的。”老师又说“说得仔细一些，发芽需要什么条件？”学生答“需要泥土。”老师说“回答不准确，应该讲主要条件是水和温度。”学生辩解，“土里不是有水和温度吗？”老师反问“要是干沙土呢？”学生不服“谁会把麦种撒到干土里？”老师给学生评了“3分”。学生不愿意，说“老师，分太低了。”老师问全班同学，“你们看低不低？”一部分同学说“老师，是低了。”老师又问同学“你们看几分合适？”一部分同学又说“4分合适”。老师说“好吧，四分就四分吧！”如果是正式考试，学生也不怕，考得不好，分数低，学生事后会到赵老师那里纠缠。

“赵老师，我的分数太低了，查一查，你有没有搞错？”学生问。

老师真的又查一查，发现没有错误。

学生还是不相信。

老师只好将错的题一点一点给学生讲解，学生见找不到漏洞便来个曲线救国，对老师说：“老师，你平时常说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掌握知识，是学懂学会，分数不是重要的，我认为你的教学观点太正确了，比其他老师都高明。现在这些考题我都会做了，分数能不能抬高一点？”

“那不行，分数都评定了。”

“好老师，这不是你当家吗？况且分数还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上报教务处。”

“那也不行！”

“好老师，你是我们学生公认的最好的老师，最能体谅学生的老师，最能关心别人的老师······”

老师已经被缠得头晕 了，又被学生的几个“最”搞得飘飘然，于是真的拿起笔给学生加了十分。学生满意地走了，老师也满意自己得到了休息。

其他老师都住在教师宿舍里面，唯有赵望驰老师住在三角地带的劳动工具室里。这并不是学校领导与他过不去，而是他认为自己职责在身，要保管好工具就必须与工具同住。

他的家在山东，有老婆孩子，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可是他一直没有把他们接出来。因此，在学校，他也被列入到单身汉里，一切待遇与单身汉差不多。

 保管室两小间，里面一间存放劳动工具，外面一间为卧室。卧室的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字。一幅画是郑板桥的墨竹，另一幅画是宣统皇帝的弟弟溥杰的虬松，不过画面已经破损不堪，和他们的皇室家族一个模样。字是何绍基写的条幅，字画散发出一种翰墨香，但却掩盖不住工具中跑出的铁锈味，土腥味。人各有志，别人不愿呆的深山野谷却偏有人到那里隐居，还动不动写出许多感人诗篇。赵老师乐与锄头、铁锨、土筐为伍，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离菜园近，也好管理。二是这里安静，无人干扰。买个炉子，自己还可以烧点饭吃，他是山东人，喜欢吃煎饼大葱，常见他拿着小白棍似的大葱蘸着酱下饭，或者来张煎饼卷盐豆辣椒，吃得津津有味。所以他的屋子里不仅有工具味，还有大葱味，烟草味，因为他抽烟也很厉害，而且抽的是烟叶，使用的工具是烟斗，烟杆上坠着一个大大的烟荷包。有人说那是他老婆给缝的，但没有人考证，他自己也坚决否认。

“菜园子”年龄不算大，也就在五十岁左右，但记性相当不好。有一次，他到医院看病，回来时把别人的帽子戴回来了。到了住处，随手把帽子挂到墙上。过了两天，他躺在床上忽然看到帽子，便好生奇怪：这是谁的帽子？想遍学校所有人，也没有发现谁戴过这样的帽子。又过了十来天，他再到医院去看病。发现医院门口贴了一张寻物启事，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说某天某日在医院看病时把帽子丢了，希望拾者归还，一定当面感谢。这时老赵才忽然想起自己墙上的帽子，便立刻返回学校，拿了帽子再到医院，连忙交到医院传达室，向人说明某天某日拿错了帽子，也不好意思等丢失者当面致谢，也不敢留下姓名，然后连忙看病，看完病便连忙回家。此事后来被学校好事者打听到了，便演绎成两千字的故事，传遍整个学校，使老赵着着实实尴尬一大阵子。

还有一次，不知怎么一回事，老赵上澎州访友，竟把传达室老姚的一串钥匙拿走了，回来时却又把老姚的钥匙丢在澎州而把朋友家的钥匙又带回了学校。回来后，一掏口袋，发现一串钥匙，左思右想却想不起是哪里来的。此时老姚已经急了两天，快疯了。你们想，姚师傅的钥匙是一般钥匙吗？那是学校大门的钥匙，是保密重地传达室的钥匙，如果落到阶级敌人手里，岂不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老姚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老姚越想越怕，不得不向学校保卫部门汇报。其实学校当时并无保卫部门，只有负责保卫工作的向秘书。向秘书一听，觉得也是大事，便连忙到传达室查看，询问近几天有哪些人到过传达室。老姚把近几天来往人员苦思冥想一遍，其中就有“菜园子”老赵，两天前老赵来看报纸，不过走时候也没见他拿什么东西。向秘书觉得还是问问好，于是和老姚一起去找老赵。老赵把自己的和不知哪里来的两串钥匙都拿给他们看。两人一看，傻了，没有一串是老姚大门的钥匙。秘书走了以后，老赵还有些不高兴，心想这叫什么事啊，怎么怀疑我拿大门的钥匙。还好，两分钟以后，他就忘记这件不愉快的事了。

第二天，老赵忽然收到澎州朋友寄来的挂号信，信里有一串钥匙，还有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老赵回校时把钥匙丢在他家了，而他家的钥匙又不见了。问老赵有没有拿错了，若拿错了赶快寄回。“菜园子”这时才把前前后后联想一遍，才模模糊糊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把钥匙仔细一看，才认识到确实是学校大门的钥匙。他知道姚师傅脾气不好，现在又在气头上，如果把钥匙送去，不仅会被骂得狗血喷头，而且说不定还得吃他两拳。但又不能不赶快送去。想到此，他忽然想到向秘书，觉得那里倒是一个缓冲地带。便连忙带着钥匙去找向秘书，立刻作了检讨，并且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作了解释。大半天时间，向秘书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真是又生气又好笑。要不是知道他平时好忘事，脾气又好，真想将他立案审查审查。

老姚拿到了钥匙，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便大骂，要去找老赵，却被向秘书拦住了，说老赵好忘事，全校都知道，不要和他计较。

老姚说：“他是装糊涂，有的事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此后两三天，老姚每天都要对着老赵的屋子骂两三遍“混蛋”，“糊涂虫”。

老赵听见只当没听见， 他也认为自己确实是“糊涂虫”。但还是远远地避开姚师傅，免得自找没趣。而今当务之急，得赶快把朋友家的钥匙寄回澎州。这次他接受了教训，临寄之时特别反复检查了几遍，在确定万无一失的时候才把信和钥匙投寄出去。

赵老师确实糊涂，好忘事。但也正如姚师傅说的，有的事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一件事，是他的老婆年轻时和婆婆吵过嘴，老赵便认为这是不孝顺的表现，曾一连两年不回家。后来在他母亲的批评说服下，关系才又冬去春来。但他仍然不愿把老婆孩子接来一起生活，似乎以往的事还耿耿于怀。照理说，脾气好的人，不应该为此小事生好长时间的气。不过也有人说，天下没有不生气的人，就连笑和尚弥勒佛也曾生过两次气。

还有一件事他忘不了。那是三十年代他在北京上学时，日本人大搜捕，一个同乡的革命青年跑到学校找到了赵老师，他冒着危险把这位同乡掩护下来了。解放后，这位同志成了华东局的高干。所以一到政治运动来了，一到领导要审查出身和历史，他就把这件事拿出来证明解放前自己是清白的， 是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的。而领导派人去询问他的那位同乡，那位同乡说确有其事，并且写了一份证明，交调查人带回，并且还请代为问好。所以以后每到政治运动，他都会向领导提起这件事，这件事也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三角地带真正能够和平相处的是老赵和老芮，他们俩年龄相仿，都是解放前旧知识分子，都是被改造对象。虽然老赵比老芮干净一些，还有一点光荣历史，没有帽子，但老赵并未觉得自己比老芮高出一头。他总认为老芮不是真正的右派，而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到一起有共同的语言。而老芮觉得在学校里渐渐没有敢和自己讲话的人，只有老赵还一如既往，经常光临寒舍。所以既得安慰之意又生感激之情。也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老芮脸上才会偶然出现笑容，才会偶然听到笑声。

 马车司机史大爷虽未和老赵、老芮两人发生过什么矛盾，但对这两个人不感兴趣，也有点瞧不起。他瞧不起老芮那种窝囊样，认为人活着就得有人样，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应该低声下气。他其实不知道那顶“右派”帽子有多沉重。他也瞧不起老赵，认为年龄不大，却整天糊里糊涂，挨别人训斥却一声不吭，也缺少男人气味。像他老史就不一样，不欺负别人，也不让别人欺负。

新来的施惠雨，在上学时就是一个不问政治只爱读书的人。到了东中，虽然书记在欢迎会上简介了学校的政治情况，要青年们注意阶级斗争，防止受不良影响。但“书痴”并未放在心上。他听说赵望驰屋内挂有两幅古字画，便特地前去拜访。

施惠雨找到了“菜园子”的住处，敲门进去，发现打钟人也在那里，便向他们两位亲热地打了招呼。两位老师便忙站起来给施惠雨让座，说是让座，其实屋里只有一个凳子，还被芮老师的屁股占住了。施惠雨见赵老师坐在床沿上，便也坐到床沿上。芮老师还要让座，却被施惠雨伸手拦住了。

坐定以后，施惠雨环视一下室内，发现除了几张字画，地上一个炉子，桌上一双碗筷，几棵大葱，别无长物。嗅一下鼻子，还闻到浓浓的霉味和烟草味，觉得这里条件太差了。赵老师似乎觉察到施惠雨的想法，便客气地说：“我这个陋室平时很少有人来，今天施老师惠顾，实在感到惭愧。”

施惠雨一听，连忙站起身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汝德馨。”

施惠雨在这里把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几句话只改了一个字————把“吾“换成了“汝”便送给了老赵。老赵一听，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美滋滋。芮老师听了也为之高兴，觉得自己也沾了陋室的光。

其实，老赵的品德确实算得上芳香，平时老少不欺，贵贱不分，对谁都客客气气。学生喜爱，领导不烦，唯一不好之处————糊涂。但郑板桥也说过“难得糊涂”，认为糊涂是件好事。

客气之后，施惠雨便欣赏墙上的几幅字画，他特别喜欢郑板桥的竹子，认为把人的品德、节操都融进竹子里去了。在看到溥杰的残画时，他说：“这里画的虽然是虬松，但只有皇家气息，没有龙的风骨，皇族的败像已经一蹶不振。”

芮老师在一旁听着，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俗，见识不同一般。但又觉得自己是老右，不敢插嘴。

看完墙上的字画，施惠雨又问赵老师家中还有没有别的书画。老赵见他对字画很有兴趣，便拉出床下的柳条箱子，打开来，取出来文衡山书《吴公墓誌》。施惠雨说，文征明字，方正遒劲，力追唐人。他所书的王勃《滕王阁序》，更有智永笔意，行笔圆润而具神韵。不过 此是拓印，有些失真。

赵老师又取出《停云馆》所刻的祝枝山《古诗十九首》，施惠雨见一旁的芮老师一直未发一言，便请教说：“芮老师你看祝字如何？”

老芮没有想到这位青年老师还会向自己请教，既高兴又慌乱，便不自然地说：“祝枝山的字实有一种魄力，此诗帖，文衡山不能及。然而枝山又曾学怀素。怀素字瘦硬而有法度，但枝山则太邪诐，太离奇，所以又不及衡山。”

施惠雨听了，连声称赞“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他认为这两位老师确有真才实学，非平庸之辈。

老芮也特别高兴，认为今天居然有人赏识自己，这种情况从1957年以后就没有在自己身上出现过，今天好像是天上掉下了林妹妹了。

老赵也特别开心，终于向有识之士展示自己的陋室不光保管有镢头、铁镐、扁担，还藏有许多墨宝。来访的不仅有白丁，还有鸿儒。

送走了施惠雨，老赵老芮两人又说了一会话，两人脸上都挂着难以消失的笑容。

施惠雨也很激动，他认为今天造访“菜园子”获益匪浅。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到处都有老师，到处都有知识。此行更增强了他那一贯的虚心好学的精神。

回到宿舍，他又翻开本子写了一首诗：

莫把他人当愚痴，茅庐之内有吾师。

海中每见龙飞出，山谷常流碧水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