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龟陈梦家和赵萝甤

王友琴

陈梦家，1911年生，诗人和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和“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抄家，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上吊身亡。时年55岁。

赵萝甤，陈梦家的妻子，1912年生，北京大学英文教授，翻译家。194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英文博士学位。她有众多译作。文革中她在北大遭到野蛮斗争和殴打，1998年在北京去世。时年86岁。

他们二人都有基督教家庭背景。

1980年代，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一些诗歌爱好者开始喜爱三十年代的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新月诗人”的诗。“新月诗人”是一个因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1931年，陈梦家20岁，编辑了《新月诗集》，收入十多人的诗作。书中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他们在中西文化研究中都有贡献。

1951年，共产党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需要“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全都关门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后，离开学校，1952年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年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曾借住在他们家中。巫宁坤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通知说，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后说：“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1948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其中有必须随指挥作体操一节。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分子”。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赵萝蕤受到刺激，一度精神分裂。

那一年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是“敌人”范畴的名称，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巫宁坤教授被划成“极右分子”，被逮捕入狱，开除公职，然后被送到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薪降职使用”。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罚分为六种等级。比起那些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1960年，在食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个亲戚由政府派往国外工作，从国外带来一些黄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黄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算不上昂贵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非常珍贵。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忍耐着，熬过了三年挨饿的日子。

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

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赵萝甤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东厂胡同的一个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百货大楼很近，穿过马路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挨打的两名老年妇女。（请看《文革受难者》书中《左奶奶和马大娘》）“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们正在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诗歌和学术研究，也远远不止是体面和尊严。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笔者当知青的时候看过杀猪。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捅死。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我查了日历。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8月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钱粮胡同家中自缢身亡。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平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实际上超过了《1984》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他属于社会中一个虽然很小却依然重要的群体。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过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

赵萝甤，在陈梦家去世之后独自生活了32年。

1944年，陈梦家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副教授，赵萝蕤是云南大学英文系的讲师。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他们从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是由洛克菲洛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北京的协和医院也如此）。他们在路上用了两个月。在学习四年后，1948年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得到学位。赵萝蕤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Ancestry of “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了美国作家亨利• 詹姆斯的作品。

陈梦家早赵萝蕤一年回中国。在美国时，他对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国青铜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查，照相，制作铭文拓片，并结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写下了英文的研究书稿。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在1948年5月清华校庆的时候，清华文物陈列室正式开展，陈梦家是主持文物展览的四位教授之一。他们在筹建清华博物馆。笔者看到陈梦家在从美国写回中国的一封信里说，看到美国“城市无论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或与大学美术部合作，或为中小学实地文化课程讲解之处，故博物馆实为民众教育之机构，同时又为讨论讲学之所。”他赞赏美国博物馆制度，并想要在中国推行。他是那种类型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有好东西，就想学习并在中国也做起来。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燕京大学共有五名英文教授：赵萝甤，俞大絪，胡家胎，巫宁坤，吴兴华。“院系调整”后，巫宁坤被调离，其他人都在占用了燕京大学校园的北大任教。1957年“反右派运动”，三名男教授，胡家胎，巫宁坤，吴兴华，和两名女教授的丈夫，陈梦家和曾昭抡，全被划成了“右派分子”。胡家胎被调到哲学系资料室再未讲课，巫宁坤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吴兴华还在北大，降三级工资。

到了文革，1966年夏胡家胎患重病被送去医院。医院要北大出具证明。北大哲学系写的是“我校右派分子胡家胎…… ”医院不收他住院，给了他一些药，他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巫宁坤在1962年解除“劳动改造“后到安徽师范大学当“临时工”，文革中在校中被批判斗争，后又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多年。1966年8月4日，吴兴华在北大校园“劳改队”中劳动时被逼喝污水，中毒昏倒，被说成“装死”。她当晚去世，时年45岁。他死后，红卫兵学生命令医院解剖以证明他“自杀”对抗文革。他的骨灰留在火葬场保管。后来他妻子被送江西劳动，他的骨灰被丢弃了。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在被抄家斗争后，在北大燕东园家中服毒死亡。她的丈夫曾昭抡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调到武汉工作，一年后死亡。

燕京大学的五位英文教授，只有赵萝甤和巫宁坤活过了文革。巫宁坤九十年代在美国写了两本书，《一滴泪》和《孤琴》。前者有英文版和中文版。他受到的处罚最重，但是他活到了一百虚岁（1920-2019）。他是个奇迹。

2006年，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甲骨文 — 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航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名记者1990年代到中国居住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陈梦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仅仅因为陈梦家是甲骨文专家，而且因为这名记者对他的命运和遭遇感兴趣。Hessler认真采访了认识陈梦家的人。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地质学家，讲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陈梦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红卫兵大喊“送上门来”，抓住他用铜头皮带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陈梦家的妻子赵萝蕤也被打。

陈梦家死后，赵萝蕤被关押在北大。北大西语系一名老师说，赵萝蕤精神失常，站在窗口大声唱歌。一个北大英语专业1964毕业留校的女助教用力打赵萝蕤耳光，强迫她安静下来。这名女老师也亲眼看到，西语系另一名女助教殴打一名女性“牛鬼蛇神”。

在北大校园里殴打任何人都不应该，都是罪过。然而听到这位女老师讲北大女助教打赵萝蕤，我感到特别难过和气愤。就像我以前听到在中央民族学院，在1966年8月红卫兵抄作家冰心和吴文藻教授家的时候，红卫兵命令他们夫妇跪在楼外的石子地上几个小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母亲小时候读冰心的书长大，一直到她晚年，常要我努力“写得像冰心那么好。”我母亲是大学普通物理教员，喜爱文学。我母亲喜欢的前辈女学者是我心中的花。侮辱和摧残她们，对我来说是特别丑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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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英语老师还说，西语系打人的女助教甚至有了打人经验：往被斗争的人的膝盖后面踢一脚或者顶一下，那人就跪下了。在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打人事件，一个月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宣布，毛泽东说618事件是“革命事件”。两年后，1968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纪念“1966年的暴力事件。这位老师被打了，跪在大食堂外，背上还放了四块砖。这令人悲愤，一是为被打者的惨痛遭遇，一是为当时北大人的堕落。

我还听一名1966年时北大附小五年级的女学生说，1966年夏她押解附小一名男副校长“游街”。她学到，把副校长的胳膊往后扭，再在肘尖上一按，副校长的手臂就不能动了。这是我听到的北大里发生过的最恐怖的场景之一：小学五年级的女学生，扭着男校长的胳膊“游街”。

Peter Hessler 采访了陈梦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着陈梦家被摧残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写文章攻击陈梦家的人。他同时还在观察今天的人怎么记忆或反应这个话题。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员对话。陈梦家被害死时，这个人是考古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谈到陈梦家的死亡。书中写道:

从这个人(被访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别他是否觉得负疚或者感到难过，或者是否有任何别的感受。(225 页)

Hessler 的含蓄的叙述告诉我们，当文革摧毁了陈梦家和其他受难者的生命之外，还有别的比较隐秘微妙的东西被毁灭了，那就是人的恻隐和怜悯之心以及进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暴力迫害是受难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人心和氛围也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

陈梦家被害，已经是历史，无法改变，可以说这是在毛泽东的强力之下中国人无法拒绝的一幕历史惨剧也是丑剧。但是，现在的人怎么来说、来谈、来看、来想历史，当下的中国人有选择。

Hessler 先生告诉我，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难者网站上关于陈梦家的文章。那是我经过调查后在 2003年写就的。他写书的时候，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先阅读了所有关于陈梦家的资料。我在那篇文章里只写了谁是陈梦家和陈梦家的悲惨遭遇，Hessler的书则增加了一个文革历史记录的新向度，即道德和心理的向度。这是重要的向度。

芝加哥美术馆的研究员 Elinor Pearlstein 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所从事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写得非常缜密的文稿，特别是其中比正文还长的详细注解，我被她的工作感动，也为陈梦家的工作得到今人研究而欣慰。

文革后，赵萝甤尽管身体不好，尽管有病，尽管孤独，她一直在做翻译和编写教科书，参加学术会议。在混乱的革命年代，一个孤身女人比别人遭遇更多难处。但是她坚持活了下来。1992年赵萝甤应邀参加芝加哥大学百年校庆。她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授予的“专业成就奖“。她的一生，悲苦，坚韧，有成就。她是一位集学问与坚毅于一身的知识女性。

上面说到的巫宁坤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时候，就把赵萝甤当成大姐。他在1980年代常去赵萝甤家看望她，和她一起翻译了书，和她一起参加了学术会议，关心她的健康。他们体现了一种纯粹的学者友情。下面是巫宁坤先生为赵萝甤写的一篇文章。让我们看到赵萝甤和巫宁坤两个人的襟怀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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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缅怀赵萝蕤大姐

一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一九四八年三月，我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是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赵萝蕤是西语界更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赞赏。

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一九四七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她有富余的时间常和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 S.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是“龙头”，我是“龙尾”。

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六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四九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作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 “新月派”诗人, 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赵老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二十岁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 S. 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 The Waste Land (《荒原》) 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她疲于奔命了。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七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它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亁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梦家在清华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亲在被长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别任教多年的燕园。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五六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五七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五八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问。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孓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是“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但她的灵魂能够不泣血吗？

我知道她为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

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一九八0年十二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一九八四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是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哙灸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

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祗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论文《小说的艺术》就由我完成了，一九八五年出版。和她合作的过程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可惜只有一次这样难得的机会。

一九八八年，我和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葛钢（Ed Gargan）谈起萝蕤大姐劫后馀生翻译《草叶集》全文的“壮举”，他深受感动，央我帮忙安排登门采访。葛钢在那间小屋里进行采访之后，写了长篇报道，登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的纽约时报的头版，引起美国研究惠特曼的学者极大的兴趣。为了表彰她毕生献身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和成就，一九九一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授予“专业成就奖”。

一九九三年九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九月廿四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我还是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是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祗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吧。

一九九七年秋，北京一所英语学院邀请我来年返京讲学，我指望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萝蕤大姐身边了。怎么也没料到，一九九八年元旦就传来了噩耗，萝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当年她领军的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中，如今祗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死于非命。

二00五年十月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八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五十五年前在他俩朗润园家中作客的光景，历历在目，物在人亡，恍若隔世。但愿萝蕤大姐在天之灵不再为我这个羁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