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
这个故事最简洁的版本可能是这样的：
1804 年 7 月 11 日上午，亚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分别乘船横渡哈德逊河，来到新泽西州威霍肯（Weehawken）附近的一个僻静处。在那里，按照决斗法的习俗，他们在十步距离内用手枪互射。汉密尔顿右侧身体中弹，次日不治身亡。伯尔虽然没有受伤，但他的名声受到了同样致命的伤害。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中，双方都是牺牲品。
虽然这个版本的故事中所有信息都是准确的，但其令人钦佩的简洁性却是一种不幸。毕竟，如果说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交锋，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这一戏剧性时刻的形象，一幅更加丰富的"决斗"图景。只有一个更全面的描绘，才能让这场被称为"威霍肯的会面"的决斗与"O.K.畜栏枪战 "或电影经典"正午"（High Noon）这些倍受吹捧的竞争者在评比时占据应得的优越地位。在这类问题上，简明扼要的总结是根本不应该的。因此，为了使这一事件具有必要的细节、必要的密度，尽量还原其全貌，让读者如临其境，我们在此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版本，试图包括所有现存的无可争议的证据【1】。
1804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天刚蒙蒙亮，亚伦·伯尔就离开了位于曼哈顿南端里士满山上的家。虽然当晚他是穿着衣服在沙发上睡的，但这位前美国副总统终生信奉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格言，即绅士可以自由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只要他做得有风格。因此，伯尔上校—这个军衔是他在美国革命中服役的骄傲象征—身着一套丝绸般的西装（实际上是用一种被称为”邦巴辛毛葛"的织物制成的），优雅地走向哈德逊河岸的驳船，带着一种天生贵族漫步赴命运之约的潇洒气度。
他的外祖父、伟大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堕落的生物，只是悬在无尽火焰上岌岌可危的蜘蛛。但是，伯尔的一生却像是在布道，告诉人们聪明的蜘蛛有能力使自己摆脱地狱般的困境，并能够织网以困住他人。没有人能够确定，当一名桨手划着他和他的忠实弟子和门徒威廉·范·内斯（William Van Ness）的船，驶向新泽西帕利塞德河的另一侧时，伯尔心中在想些什么，但后人的判断是，伯尔终于将汉密尔顿困在了他的恶魔之网中，而他现在要大开杀戒。【2】
与此同时，就在里士满山以北，即今天的华尔街附近，汉密尔顿正与两名桨手登上一艘小艇，他们是他的医生大卫·霍萨克（David Hosack）博士和他的忠实伙伴纳撒尼尔·彭德尔顿（Nathaniel Pendleton）。【译者：因为华尔街离曼哈顿南端也非常近，这里的描述似乎说明，两位主角住得并不远。】和伯尔一样，汉密尔顿衣着得体，举手投足间也流露出类似的绅士风度。他也拥有军衔，还有比伯尔更高的荣誉称号：”汉密尔顿将军”，这是他在 1799 年最后一次被任命为新军总督察时获得的。四十九岁的他比伯尔年长一岁，和伯尔一样，个子相对较矮—-比伯尔高一英寸，五英尺七英寸——手脚同样细小，骨骼结构有些纤细，头部和脸部确实与众不同。他被称为”联邦主义的小狮子”，因为他确实是个小个子。【译者：因为麦迪逊个子也矮，似乎革命前辈都不高，所以很容易对大个头的华盛顿臣服。】
但上帝在他们的头部将两人塑造成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伯尔有着爱德华兹祖先的黝黑肤色，黑发从前额垂下，深棕色的眼睛近乎黑色，仿佛是鹰和乌鸦的混合体。汉密尔顿的肤色是浅桃色和奶油色，眼睛是紫蓝色，头发是赤红色，所有这些搭配在一起，就像一束充满活力的光，对比着伯尔那有些像静止不动的影子般的头颅。伯尔整体举止显得低调，仿佛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压抑能量在他体内盘旋，伺机爆发，相比之下，汉密尔顿传递着源源不断的动能，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们各自的家谱也造成了气质和风格上的反差。伯尔显赫的血统赋予了他贵族气质的根基和生理上的正当性，而汉密尔顿则不同，他的风格更有冒险性，一贯胆大妄为，这是他对自己因贫穷出身而故意做个人赌注而形成的。鄙视汉密尔顿的约翰·亚当斯曾称他为"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亚当斯的用词虽然有诽谤之意，但字面上看却是准确的。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尼维斯，是一个法国血统的落魄美女和一个嗜酒如命的苏格兰商人的私生子。部分由于出身不显赫，汉密尔顿似乎总在证明自己；他需要用自己的优越打动优越的上司。无论是在约克镇率领步兵攻打坚固的英军据点—在拼命的刺刀冲锋中首先越过护栏，还是将自己对新国家的远见卓识强加给一个不太情愿的联邦政府，汉密尔顿都倾向于将这些世俗问题视为个人挑战，并将它们视为自己可以进行等距练习的固定目标，而这些练习通常以炫耀性的英勇行为为形式。尽管汉密尔顿并没有寻求与伯尔进行决斗，但在他的生活模式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自觉平淡地而又极有胜利感地拒绝挑战。当时他正穿过几乎平静的哈德逊河水向威霍肯前进，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法拒绝伯尔的挑战。【3】
实际上，我们对汉密尔顿在这一时刻的想法了解得更多。前一天晚上，他起草了一份个人声明，附在他最后的遗嘱中，声明他真诚地希望避免这次‘会面’。此外，他还声称”对伯尔上校并无恶意，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反对，我相信这种反对是出于纯洁和正直的动机”。更重要的是，他决定在伯尔的枪弹下暴露自己，而不进行报复："我已经决定，如果我们的‘会面’以通常的方式进行，而且上帝也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将延迟并放弃我的第一轮枪击，我甚至还想延迟我的第二次开火——这样就给了伯尔上校一个停顿和反思的双重机会"。他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自杀，而是他习惯于赢得的又一次英勇的赌博。【4】
通常对决斗地点——威霍肯平原——的描述会产生误导。事实上，如果人们重新走走伯尔·汉密尔顿穿越哈德逊河的路线，在现代林肯隧道的上游登陆，就会看到 150 英尺高的峭壁。任何试图攀登的人在到达山顶后都很难有能力再进行决斗。所以决斗的实际地点是一个狭窄的岩架，宽约 10 英尺，长约 40 英尺，离水面只有 20 英尺。正是因为这里相对偏僻，交通不便，所以是决斗的热门地点。按照事先的约定，伯尔一行人在早上 7 点前首先到达，并开始清理台阶上的灌木丛和石头。【5】
汉密尔顿的队伍很快就到了，两位二号人物——代表伯尔的范奈斯和代表汉密尔顿的彭德尔顿——商议了一下‘会面’规则。之所以称之为 "‘会面’"，是因为决斗在包括纽约在内的许多州都是非法的。因此，除了约定俗成的决斗礼仪外，资深决斗者还发展出一套难以捉摸的词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推诿语言"，这样一来，如果被带上法庭，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声称不知情。例如，没有一个桨手被允许站在岩架上目睹交火。医生戴维·霍萨克（David Hosack）也被要求背对现场。【6】
因为汉密尔顿是被挑战者，所以他可以选择武器。他选择了一对定制的装饰华丽的手枪，手枪的主人是他富有的姐夫约翰·丘奇（John Church）。除了华丽的外表，它们与众不同还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对手枪曾在两次决斗中使用过：一次是在 1799 年，丘奇射掉了伯尔外套上的一颗纽扣；另一次是在 1801 年，汉密尔顿的长子菲利普为了捍卫父亲的荣誉，在距离威霍肯决斗地点仅几码远的地方受了致命伤。其次，它们还包含一个暗藏的装置，可以触发发丝。如果没有这个发式触发器，枪需要 20 磅的压力才能开火。有了这个触发器，只需要一磅的压力。虽然汉密尔顿知道发式触发器，但伯尔几乎肯定不知道。
彭德尔顿和范内斯给手枪上膛，手枪是滑膛枪，需要发射很大的.54口径的子弹，彭德尔顿低声问汉密尔顿："我该不该放上发式触发器？"汉密尔顿回答："这次不用"。当他们准备就位时，两人都拿着威力巨大但极不稳定的武器。如果在如此近的距离被超大的弹丸击中要害，重伤或致命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从滑膛枪管中射出的弹丸本身就不准确，再加上释放上膛的击锤、点燃火药、然后将弹丸射向目标所需的强大冲击力，这意味着在这场决斗中，就像在当时的大多数决斗中一样，双方都几乎不可能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根本不会受伤【7】。
随后，伯尔和汉密尔顿在中间’会面’，接受最后的指示。汉密尔顿，因为他是被挑战的一方，还可以选择位置。他选择了上游，也就是北面，这是个糟糕的选择，因为早晨的阳光和河水的反光会照在他的脸上。参赛者之间必须有十步的距离，这让他们处于岩架的两端。双方约定，当都准备好时，彭德尔顿会说”开始"，然后每个人都可以举枪射击。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之前开火，未开火者的副手会说："一、二、三，开火"。如果数到最后他还没有开火，就失去了轮到他的机会。这时，或者如果双方都开了枪，但都没打中，就会举行一次商谈，决定是否需要再打一轮，或者双方是否都认为已经履行了荣誉义务从而结束。【8】
到达指定地点后，就在最后命令下达之前，汉密尔顿请求稍作延迟。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眼镜，调整了一下，然后眯起眼睛，对着强光举起手枪，瞄准了几个假想的目标，然后宣布准备就绪。伯尔耐心而沉着地等待着这一延迟。不仅没有证据表明他预先知道汉密尔顿宣称的保留或放弃第一枪的意图，而且汉密尔顿在这倒数第二个时刻的行为肯定暗示了他有伤害意图。如果他不打算向伯尔开枪，为什么还要戴上眼镜，这仍然是个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一个谜。事实上，接下来四五秒钟的决斗中出现的相互矛盾的版本，或许可以作为后现代论点的证据，即客观事实并不存在，历史现实本质上是一束自由浮动的感知的谜团，可以无休止地讨价还价。为了让我们的故事沿着开头确立的无可争议的路线进行下去，我们必须跳过最戏剧性的时刻，然后在叙述的最后部分就绪之后再回到这个时刻。
两声枪响，汉密尔顿被击中了。一盎司重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右侧，在他臀部上方四英寸处打出了一个直径两英寸的洞。弹丸击碎了他的肋骨，从肋骨上弹射而下，穿过肝脏和横膈膜，然后击碎了他的第二腰椎，弹丸落在了那里。即使拥有现代医学的所有优势，内部损伤也很可能会使汉密尔顿丧命或终生残废。鉴于当时医学的局限性，应该没有任何希望。汉密尔顿本人大概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伤情。当霍萨克医生冲上前为他检查时，汉密尔顿平静地说道："这是致命伤，医生"。随后便陷入了昏迷。【9】
与此同时，伯尔似乎对自己开枪的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他开始朝倒下的汉密尔顿走去，但范内斯拦住了他，并把他带离现场，朝自己的船走去，同时把伯尔挡在一把雨伞后面，这样汉密尔顿一行人就有了另一个’推诿’的动机，可以在未来的法庭上声称他们从未见过他。伯尔在往河边走的半路上停了下来，坚持要回去。他恳求道：”我必须去和他谈谈"。但范内斯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把伯尔送上了他的驳船，然后渡河返回纽约。【10】
霍萨克几乎以为汉密尔顿会当场死亡。然而，经过几分钟的治疗，昏迷中的汉密尔顿有了规律的呼吸，于是他们把他抬到了河边。在返回的途中，汉密尔顿一度恢复了意识，并喃喃地对霍萨克说：“彭德尔顿知道，我并无意向伯尔上校第一次开枪（Pendleton knows I did not mean to fire at Colonel Burr the first time.）”。当一名桨手试图移动放在座位上的汉密尔顿的手枪时，汉密尔顿警告他说："小心那把手枪，它还在上膛，可能会走火造成伤害"。这清楚地表明，汉密尔顿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武器已经开火。到达纽约后，他被抬到附近的詹姆斯·巴亚尔（James Bayard）家中，巴亚尔是汉密尔顿多年的朋友和政治弟子，霍萨克在那里给他注射了大量鸦片酊，并等待着他的死亡。1804 年 7 月 12 日下午两点，汉密尔顿在纽约圣公会主教本杰明·摩尔（Benjamin Moore）以及大卫·霍萨克、汉密尔顿的妻子伊丽莎白和他们的七个孩子的陪伴下去世。【11】
两天后的葬礼是一场哀乐盛典。红木棺材由汉密尔顿的灰马拖着，他的马靴和马刺倒插在空荡荡的马鞍上。他的遗孀和子女、纽约市的政治和法律界领袖、哥伦比亚学院的师生、银行行长、陆军和海军军官、当地神职人员和外国政要，以及数百名普通市民紧随其后。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是家族的老朋友，也是联邦党人的同事，他在坐满来宾的三一教堂发表了葬礼演说。【12】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伯尔冷血谋杀了汉密尔顿。报纸上反伯尔的报道助长了民众的狂热兴趣，其中不乏杜撰的说法（例如，伯尔为决斗特意穿了一套西装，西装的材料可以挡住子弹）和夸张的捏造（例如，当汉密尔顿的遗孀和孩子们为他的尸体流泪时，伯尔和他的追随者却在当地的小酒馆里为汉密尔顿的死干杯，伯尔对没有射中他的心脏表示遗憾）。决斗的蜡制复制品描绘了汉密尔顿被埋伏在暗处的伯尔和几名同伙射杀的场景。蜡像下方的标志写着：
伯尔啊，伯尔啊，你做了什么？
你打死了伟大的汉密尔顿。
你躲在一束蓟草后面
用一把大手枪打死了他。
伯尔因决斗和谋杀罪被起诉，报纸编辑将他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 相提并论，认为他是背信弃义的新典范，牧师们将他的行为作为布道的中心内容，说决斗是野蛮倒退的中世纪正义观念，必须反对。伯尔耻辱地逃离了这座城市，直到到达佐治亚州才停下来。 【13】
【译者：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1741年1月14日—1801年6月14日），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军官。起初为革命派作战，并且屡立战功，后来却变节投靠英国。】
就这样：汉密尔顿安然入土，成为传奇式的殉道者；伯尔悄然出城，最终前往美国西部进行奇异的冒险，但在政治上已被遗忘。这似乎是我们试图将"决斗"复原为一个著名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故事的最合适的结尾场景。
当然，故事中缺少的部分是实际开枪的四五秒钟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推迟复原这最关键的时刻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一致认可的版本可以复原—而且，在真正的决斗之后，事件的目击者（主要是彭德尔顿和范内斯）之间又展开了一场言语上的决斗，然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支持汉密尔顿和支持布尔的拥护者，他们在当时的报纸和小册子上为自己相互矛盾的版本提供辅助证据。
但在决斗的事后报道演变成它自己的决斗之前，仅有的两名目击者彭德尔顿和范内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的主要目的是声称两位主角的行为都符合决斗守则，因此尽管决斗的做法是非法的，但伯尔和汉密尔顿的行为却符合适合正直绅士的更高荣誉法则。彭德尔顿和范奈斯在达成这一原则性观点的过程中，在几个重要细节上达成了一致，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揭示了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这一势必出现的分歧。
首先，彭德尔顿和范内斯一致认为，两位主角都开了枪。开出的是两枪，不是一枪。这是一个需要建立的重要事实，因为汉密尔顿的朋友们发表的一些关于决斗的报道，无疑受到了他在决斗前保证不向伯尔开枪的说法的影响，先入为主地认为汉密尔顿根本没有开枪。由于霍萨克和桨手们虽然没有看到交火过程，但却听到了枪声，因此，除非两声枪响是同时发生的，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歪曲或伪造这一要点。彭德尔顿和范内斯都认为这两枪不是同时发生的。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也是最引人关注的一致意见—即两次射击之间有"几秒钟"的间隔。至于到底是几秒钟，他们无法达成一致。不过，他们一致认为，两声枪响之间有明显的时间间隔。两个人中的一个先开了枪，另一个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他开了枪。两枪不是同时开的。【14】
要将后来汉密尔顿版本的决斗与这一共识相统一并不容易。汉密尔顿说法的关键是伯尔先开的枪。如果像彭德尔顿和汉密尔顿的弟子们坚持认为的那样，汉密尔顿到达威霍肯时已经下定决心不向伯尔开枪，那么从逻辑上讲，汉密尔顿不可能先开枪。相反，伯尔开枪时，汉密尔顿的手枪应该还举在空中。据称，伯尔子弹的冲击力使汉密尔顿扣动扳机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子弹从伯尔上方飞过，落到了树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范·内斯声称，第二天他再次来到那个岩架，发现一棵雪松的树枝掉了下来，那棵树大约有 12 英尺高，在伯尔所站位置旁边的 4 英尺处。这一说法也与汉密尔顿事后在船上的说法相吻合，当时他似乎认为自己的手枪还上着膛。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伯尔的射击已经造成他自己枪的意外走火。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汉密尔顿这边的说法，又如何解释两次射击之间的间隔呢？按照他们的这个说法，交火就应该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虽然伯尔版本的说法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更符合大家公认的开枪时间。根据范·内斯的说法，汉密尔顿瞄准伯尔首先开枪，但没有打中。然后伯尔推迟了 “四五秒钟"才开枪，他在等待汉密尔顿周围的烟雾散去，同时也在等待彭德尔顿开始数数——"一、二、三，开枪"。但彭德尔顿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他的头身上，在这个拖延的戏剧时刻，显然他没能说什么。于是，伯尔毅然开了枪，不想让自己这一轮作废。汉密尔顿于是当场倒下。范·内斯对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态度坚决："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尤其是霍萨克教士（霍萨克医生）证明，两次射击之间间隔了几秒钟；大家还一致认为，H.将军在 B.先生开枪时当即倒下，这与 B.先生先开枪的说法相矛盾”。范·内斯接着提供了更多关于伯尔在戏剧性的间歇期间的行为细节：
关于第一次射击这个问题……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的感觉这样充满信心。如果还有任何怀疑，也会被以下情况所消除：第一，当H将军开火时，我观察到B先生的身体有震颤或轻微的运动，我想他是被震伤的，但看到他随后立即站稳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断定伤口不会很严重。然而，我仍然觉得他受伤了，一有机会我就询问他哪里被击中了——并向他解释了我这个印象的原因后，他告诉我，他的脚踩到了一块石头或木头上，疼痛难忍，扭伤了脚踝。
换句话说，伯尔对汉密尔顿开枪的本能反应明显是退缩和不由自主地身体抽搐，伯尔事后为了强调自己的镇定，将其归咎于脚下的一块石头或木头。
虽然这个版本中的细节有些真实度，而且伯尔的故事的轮廓与开枪的时间更吻合，但与两个证据并不吻合。首先，汉密尔顿事后在船上对霍萨克和彭德尔顿说，他从未开过枪，这显然是他的真心话，又如何解释呢？其次，如果汉密尔顿确实向伯尔开了枪，那么如何解释在伯尔所在位置这么高的上方的树枝折断并落在他的一侧？
【译者：汉密尔顿的话是：“彭德尔顿知道，我（第一次）并无意（第一次）向伯尔上校开枪（Pendleton knows I did not mean to fire at Colonel Burr the first time）”。按我的英文理解，这句英文不是指汉密尔顿没有开枪，这个”第一次”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按我说英文的习惯，就是说他第一次并不想对伯尔开枪。所以，他是开了一枪，而且，还有可能开了两枪。但这又不能解释为什么他自己被打中，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他觉得子弹还在枪膛里。而作者的英文能力99.9%是不应该有任何问题的，况且也没有读者指出他是错误的，所以我只能认为我对这句英文的理解是错误的。但我又不觉得自己的英文有那么差，下面再谈。】
对于第二个问题，有一个貌似合理而且颇具说服力的答案，它将引导我们对第一个问题也做出一个貌似合理但具有推测性的回答。决斗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双方的说法自相矛盾，而我可能有的关键的看法可能有助于揭开其中的谜团，这个关键在于双方都围绕着为了自圆其说和错误假设而做出解释。汉密尔顿一方需要声称他们阵亡的首领是一位烈士，他到达威霍肯时完全是为了不还击而暴露在伯尔的火力之下。伯尔一方需要声称，他的英雄行为很光荣，符合决斗守则的原则，在自己的生命暴露在汉密尔顿的手枪下后，以牙还牙，但更有准头。汉密尔顿派的故事需要扭曲开枪的顺序，说伯尔先开的枪，自己的枪响是飞向天空的，以维护汉密尔顿死后的声誉。伯尔的故事则扭曲汉密尔顿的光荣意图，说汉密尔顿不仅开了枪，而且先开了枪，以证明伯尔的致命回应是正当的。两个版本都很有可能歪曲了发生的真实情况。
我（作者）认为，汉密尔顿确实是有意开枪的，而且是他先开的枪。但他没有瞄准伯尔，而是把子弹打到了伯尔所在位置上后方的树上。这样做，他并没有扣留他的子弹，但他浪费了子弹，从而兑现了他在决斗前的誓言。与此同时，不知道誓言的伯尔却知道汉密尔顿枪里的一发子弹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打到了他身后的树上。根据决斗守则的原则，伯尔完全有理由致命地瞄准汉密尔顿并开枪将其击毙。【16】
【译者，这样说就符合了我对这句英文的理解。汉密尔顿在船上并没有说他没有开枪，只是说他开的这枪没有对准伯尔。但问题是，他后来又说，枪是子弹上膛的。这怎么理解呢？】
但他真的是这么做的吗？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在合理怀疑的范围内弄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秘密被永远地锁住在伯尔那著名的谜一般的脑子里了。但请看以下间接证据：杀死汉密尔顿对伯尔一无所获，却失去了一切，正如他当时几乎肯定知道的那样，后来的事件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彭德尔顿和范内斯的描述，伯尔对汉密尔顿的倒下最初反应是惊讶和遗憾，但很快他就想和受伤的汉密尔顿说话；此外，在决斗前谈判的后期阶段，当汉密尔顿一方提议由戴维·霍萨克担任双方的医生时，伯尔表示同意一名医生就足够了，然后又补充说："甚至连那也没有必要"；最后，当决斗者希望擦伤或浅伤对手时，最受欢迎的目标是臀部和腿部；伯尔的子弹只差两三英寸就击中臀部，那样的话就只是皮肉之伤，对汉密尔顿重要器官的伤害是由离开他肋骨上的跳弹造成的。【17】
我们最终还是无法确定这一切。也许，伯尔对汉密尔顿的仇恨已到了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至于一旦这个让他感到无比折磨的人无助地站在他的视线中时，他根本就不能理性地考虑自己的最大利益。几乎可以肯定，而且最符合所有现有证据的是，汉密尔顿先开的枪是故意打偏的。他在船上说手枪还有子弹，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受到了惊吓，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虽然不太可能，是彭德尔顿和霍萨克为了支持他们的说法而编造的这个情节。有可能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的是，伯尔真的没想击中目标，他的那致命一枪实际上也是意外。事实上，伯尔版本最令人信服的一点—也是提高其整体可信度的一点—就是它使伯尔的开枪行为更加蓄意和有意的。(如果是为了减轻伯尔的罪责，为什么要强调间隔时间呢？）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内，伯尔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将为所有关于他品格的问题提供最终答案。但是，这些想法就像伯尔最深刻的思想一样，永远地消失了。
【译者：这里坐着回答了我的第二个问题，即他在船上说手枪还有子弹，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受到了惊吓，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虽然不太可能，是彭德尔顿和霍萨克为了支持他们的说法而编造的这个情节。】
我们对发生在威霍肯平原下的那个岩石台上的事情的高度关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根本原因是汉密尔顿版本的故事在历史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在竭力还原这个故事的事实成分时，却无意中忽略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位杰出的美国政治家当初在那里在做什么？诚然，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伯尔向汉密尔顿提出了挑战，而汉密尔顿认为他不能拒绝这一挑战，否则会玷污自己的荣誉。但汉密尔顿到底做了什么激怒了伯尔？又是什么事如此影响到两人的利益，值得他们冒如此大的风险？
简短的回答是，正如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在决斗之后赢得了一场话语的决斗一样，在决斗之前也有一场话语的决斗，伯尔以同样的决断力赢得了这场决斗。稍长一点的答案是，交火之前的唇枪舌剑是长期的个人敌意和政治分歧的顶点，而这种敌意和分歧是在共和国早期激化的政治文化中自然产生的，回过头来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决斗前的言语交锋中，毫无疑问是伯尔先开火。1804年6月18日，他提请汉密尔顿注意近两个月前发表在《奥尔巴尼登记簿》上的一封信，作者查尔斯·库珀（Charles Cooper）博士在信中回顾了汉密尔顿在前一年2月对伯尔的抨击。伯尔当时正在竞选纽约州州长，汉密尔顿攻击了他的资格。汉密尔顿到底说了些什么，库珀的信中没有报道，但信的结尾有如下一段话："我可以向你详述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表达的更可鄙的看法"。"可鄙"是一个攻击性的词汇。伯尔希望汉密尔顿解释或否认这个词："先生，您可能会意识到，有必要立即无条件地承认或否认使用了任何可以证明库珀博士的断言的表达方式"。【18】
我们知道，伯尔的请求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威霍肯的致命枪声，但库珀的信和伯尔的请求都没有提到汉密尔顿的任何具体或明显的诽谤言论，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可以肯定的是，"可鄙"并不是一种褒义词。但是，信中提到的具体内容，或者汉密尔顿据称对伯尔说了什么，都没有指明。控诉的核心内容是空洞的。因此，汉密尔顿在这一有利时机所要做的就是否认自己说过任何可能符合这一描述的话，然后对报刊将这种诽谤性的影射归咎于他表达他个人的遗憾。那么伯尔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的解释。
然而，汉密尔顿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实际上，他利用攻击性声明固有的模糊性来回避对伯尔的任何直接回应。他解释说他”如果没有明显的不当之处，无法做出您似乎认为必要的肯定或否认"。他继续说，更何况，这个关键的词"有无限的深浅，从很浅到很深。我如何判断其程度？" 汉密尔顿就语法和句法的变化不定作了这样简短的说教，目的可能就是要激怒伯尔。然后他认为有必要反击，说他”原则上，反对被质问有关别人对他所说的任何话的推论是否合理，尤其这些话是有关在十五年竞争中的一个政治对手"。因此，【他认为】伯尔的信傲慢地坚持"你所采用的如此模糊的依据"是一种严重的侮辱。汉密尔顿确信，一旦伯尔恢复了理智，"你会和我一样看待这个问题"。否则，"我只能对当时的情况表示遗憾，并必须承担后果"。如果伯尔的意图是用决斗的可能性来威胁他，汉密尔顿是不会被动地接受这种威胁的，他将发出自己的威胁。【19】
汉密尔顿的命运实际上在他寄出这封信后就注定了。他不仅错失了否认对伯尔的冒犯描述的机会，还用轻蔑的语气和无端挑衅的反威胁提高了修辞力度。伯尔的回复非常简洁明了，他在信中写道："我仔细考虑过了，遗憾的是，我在你的信中丝毫找不到你自称珍视的真诚和细腻"。然后，他又将语言游戏提升到更高的侮辱水平："我毫无戒备地相信，从一个军人的坦率和一个绅士的坦诚中，我可能会期待一份巧妙的声明"。但是，【他说】对于汉密尔顿这样一个两面派的人来说，这种期望显然太过分了，他【汉密尔顿】缺乏"坚持自己言论的精神或收回自己言论的气度" 【20】。
此外，汉密尔顿还抱怨说，很难指望他记得自己在”十五年的竞争过程中”说过的每一句话，这无意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更大的冲突领域。伯尔在给范内斯的指示中解释说，库珀的信只是汉密尔顿对他的最新诽谤。范内斯成了他们交流的指定代表。而且伯尔声称自己在受到政敌批评时总是克制自己，”对于H先生，他也没有任何回应——几年来，他（指汉密尔顿）的名字一直被用来支持诽谤"。事实上，早在两年前，伯尔就曾向汉密尔顿提出过投诉，称汉密尔顿不断诽谤他的人格，而汉密尔顿也承认了自己的轻率。尽管汉密尔顿道了歉，并明确承诺会停止，但他随后又开始了背后捅刀子的活动。伯尔认为，眼前的事件只能证明汉密尔顿的诽谤行为是不可救药的。但现在，"这些事情必须有个了结"。【21】。
因此，伯尔现在要求的满足形式超出了在奥尔巴尼报纸上报道说一句话。范内斯于 1804 年 6 月 25 日转达了新的条件："伯尔上校要求汉密尔顿将军全面否认他在各种谈话中传达的有损伯尔先生名誉的印象。伯尔现在要求汉密尔顿将军对过去所有的不检点行为进行全面道歉。他承认这是一种升级，但鉴于汉密尔顿傲慢的回避态度，"现在的要求将比最初的要求更多"【22】。
此时，彭德尔顿作为汉密尔顿的代表参加了谈判。他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事实上这也是决斗礼仪所要求的，为打破僵局寻找出路。在彭德尔顿的劝说下，汉密尔顿同意发表一份声明，否认对库珀所叙述的对话有任何回忆。在汉密尔顿现在的记忆中，那次谈话"包括对伯尔上校的政治原则和观点的评论……没有提到过去的任何行为或私人性格"。汉密尔顿认为有必要重申他的主要观点，"库珀博士提到的那次谈话完全是关于政治话题的，并没有提到伯尔上校的任何不光彩的行为，也没有涉及他的私人性格"【23】。
严格说来，汉密尔顿的让步本应就此结束。荣誉事务本应只涉及个人指控。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论有多深，都不属于绅士可以要求满足的荣誉范畴。汉密尔顿区分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的目的是将与伯尔的争执从荣誉事务转变为政治意见分歧。从技术上讲，根据决斗守则的规定，伯尔应该觉得有义务接受汉密尔顿的解释，将其视为等同于道歉。
只不过，伯尔现在是血气正盛。如果汉密尔顿早一点提出他对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的区别，那么这件事很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然而现在，伯尔只想得到汉密尔顿对之前所有关于他个人和政治品格的言论做出全面、无条件的道歉：范·内斯解释说：”任何否认或声明都不会令人满意，除非它是一般性的，从而完全排除贬损伯尔上校名誉的谣言源自汉密尔顿将军，或者是从他说过的任何话中推断出来的"。汉密尔顿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做全面的道歉。范·内斯总结说："因此，收回或否认，不论时间和地点，任何意在诋毁伯尔上校的言辞，是唯一可以做出的赔偿"。后来，当双方通信的这一部分发表后，弗吉尼亚州的那位古怪的政治家和多次决斗的老手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评论说，汉密尔顿就像"一只沉沦的狐狸"，而伯尔则是"一只精力充沛的老猎犬"，他坚决地追捕猎物，"不屈不挠地追赶......不能被躲避或阻挠"【24】。
正如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决斗都不会以死亡或重伤告终一样，大多数关于荣誉问题的谈判也不会以决斗告终。伯尔·汉密尔顿事件注定在这两方面都是个例外。一旦伯尔把他的要求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公共生涯，并且拒绝承认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之间的传统区别，汉密尔顿就真的陷入其中了。在彭德尔顿寻求体面退出的过程中，双方又互通了几封信。他抗议伯尔的条件"大大改变和扩大了最初的调查理由"，来要求汉密尔顿对"在他与伯尔上校相识的整个期间......可能流传的任何谣言"承担责任。但伯尔没有让步，他再次指责十多年来"诋毁他的名声和有损他荣誉的秘语"，要求汉密尔顿无条件道歉，汉密尔顿所坚持【荣誉和政治的】区别和界定，"证明他确实造成了特定的伤害"。1804年6月27日，伯尔没有耐心了：范·内斯解释说："他认为提出任何建议都是无用的。这封信的长度只能证明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补偿......除了我现在有幸发表的简单致辞之外"。这就是"在威霍肯‘会面’"的邀请。
汉密尔顿请求短暂的延迟，以便他能够完成一些悬而未决的法律事务，并将个人事务安排妥当。两人都准备好了遗嘱，并留下了足够的证据来写下他们的一些想法，尽管还很模糊。伯尔写信给他心爱的女儿西奥多西娅和她的丈夫，得到她会继续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古典文学的承诺。然后，伯尔做出了一个典型的怪异举动，他要求，如果他有什么不测，他的女儿和女婿要向他以前的一位姘妇转达他的敬意，这位姘妇现在是一位住在古巴的已婚妇女。【26】
7 月 4 日，在辛辛那提学会举办的年度独立日晚宴上，伯尔和汉密尔顿居然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当时在场的艺术家约翰·特伦布尔（John Trumbull）记录了这一场景："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们举止的怪异之处，但很少有人怀疑其原因。伯尔一反常态，沉默不语，阴沉着脸，一副酸溜溜的样子；而汉密尔顿则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欢聚的欢乐之中，甚至还唱起了一首古老的军歌。汉密尔顿唱的这首曲子名为《沃尔夫将军之歌》，据说是这位伟大的英国将军于 1759 年在魁北克郊外的亚伯拉罕平原光荣牺牲前夕写的。因此，这是一首极具预言性的歌曲，尤其是其中的一节：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我们应该忧郁吗，孩子们？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他们的使命就是死亡
叹什么气？
该死的恐惧，喝吧，高兴点，孩子们！
是他，是你，还是我？
汉密尔顿最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了其他几件同样心酸的事情，不过只有在知道决斗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才能辨认出来这些事情。7月3日，辛辛那提学会晚宴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新乡间别墅格兰奇举行了一个晚宴。宾客包括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他曾是托马斯·杰弗逊在巴黎的私人秘书，也是杰弗逊的终身门徒。此外，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亚当斯的女儿和女婿阿比盖尔·亚当斯·史密斯及其丈夫也应邀出席。由于杰弗逊是汉密尔顿最主要的政敌，而亚当斯又是他在联邦党内最尖锐的对手，汉密尔顿曾公开称亚当斯精神错乱，不适合担任总统，因此从宾客的选择上看，汉密尔顿是在发表某种声明，将政治分歧和私人分歧区分开来。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为还在世的最大的儿子起草了一篇”关于谨慎的论文"。这篇论文特别指出谨慎"即使不是一种杰出的......至少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美德"，然后提出了一个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警告："最伟大的才能有时也会因这一缺陷而黯然失色，或无法获得应有的成功。有这种缺陷的人也容易树敌无数，偶尔会陷入......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境地"【28】。
【译者：前面提到过：1801 年，汉密尔顿的长子菲利普为了捍卫父亲的荣誉，在距离威霍肯决斗地点仅几码远的地方受了致命伤。当时他只19岁。这里说的这个儿子是二儿子亚历山大。】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将到来的与伯尔的决斗促使汉密尔顿对他过去政治分歧的激烈程度以及他自己在这些高度个人化的辩论中时常缺乏谨慎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反思。在汉密尔顿最后的日子里，那些容易察觉其自杀意图的人可能会对这些芝麻小事进行长时间的猜测。然而，从可见和现有证据的主要轮廓来看，汉密尔顿对自己特有的过激行为提出了质疑，这些过激行为不知何故使他走上了导致当前僵局的道路。汉密尔顿并不认为，他去威霍肯’会面’伯尔很可能是去见他的造物主。但迫在眉睫的可能受伤甚至死亡的威胁，确实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冒险风格的弊端上。他的自杀倾向少于悔恨，宿命论少于沉思。
【译者：作者这里为什么提到自杀倾向了呢？汉密尔顿对可能来到的死亡当然是有所知的，但是除了接受决斗，他有自杀倾向吗？这倒是引出了下面我的一个想法。】
然而，这种遗憾和沉思并没有传到亚伦·伯尔那里，证据不需要灵感的猜测或细微的分析就可得出。汉密尔顿写下了”关于即将发生的决斗的声明"，以回答那些批评者的质疑，他们不明白像他这样成熟而杰出的政治家怎么会允许自己被诱导到十步开外的稚嫩交火中。汉密尔顿在声明中解释说："这件事有一些内在的困难"，其根源在于"不可否认的现实。那就是，我对伯尔上校的政治原则、性格和观点的抨击"极为严厉，包括对这位先生私人行为的某些具体事例的非常不利的批评"。换句话说，伯尔关于汉密尔顿多年来一直诋毁他的指控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伯尔上校要求我以笼统和不确定的形式表示不承认，我无能为力"。如果不撒谎，他就无法道歉。汉密尔顿坚信他对伯尔的诽谤都是真实的："我没有以轻率的理由谴责他"，汉密尔顿总结道，"也没有出于不值得的动机。我说的话当然有充分的理由"【29】。
【译者：汉密尔顿的歌剧在百老汇很受人欢迎，观众一边倒的热爱他。从事实看来，他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这里也看得出来，换了别人，诽谤对手，这又有什么呢！】
那么，这两个杰出的美国政治家在威霍肯平原下的岩台上到底要做什么呢？伯尔在那里是因为汉密尔顿在他们交叉的公共生涯中一直在诽谤他。尽管汉密尔顿早先曾承诺停止这种做法，但他还是一意孤行。伯尔的耐心已尽。
汉密尔顿在那里是因为他无法诚实地否认伯尔的指控，他真诚地相信这些指控抓住了伯尔品格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汉密尔顿还相信，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自己”将来在公共事务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中，无论是在抵制恶行还是在实现善举方面，都可能会是有用之才，而在这一点上可能与符合公众的看法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如果他不回答伯尔的挑战，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众所周知的信念，这样一来，他就会失去那些他的声誉所依赖的政治同僚的尊重，这无异于退出公众生活。他不准备这样做。如果说伯尔去威霍肯是出于无奈，那么汉密尔顿去威霍肯则是出于野心和不安全感。
【译者：虽如此说，汉密尔顿已经在华盛顿内阁中人财政部长，而在这个时候，杰弗逊是总统，汉密尔顿已经靠边站，而且在党争中也走下坡路。难以理解他还有什么前途，虽然他还年轻。】
这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汉密尔顿成为联邦主义垂死事业的殉道者，而伯尔则成为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以来最受鄙视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决斗后不到一年，伯尔就与英国官员进行秘密接触，目的是夺取跨密西西比州的大部分领土，并将其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大概由伯尔本人担任总督。也许伯尔认为，既然他被当作新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那么他也可以享受类似的叛国罪果实。
【译者：这个时候联邦派在做垂死挣扎，所以坚持它就有点像殉道者。这样说来，就有个矛盾。汉密尔顿到底是想“将来在公共事务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中，无论是在抵制恶行还是在实现善举方面，都可能会是有用之才”，还是殉道呢？】
与此同时，神职人员、大学校长和其他自封的社区道德标准代言人利用伯尔·汉密尔顿的遭遇，在北方大部分州发起了一场反决斗的十字军东征。曾经看似光荣但非法的意志较量，沐浴在贵族魅力的迷雾中，身披中世纪骑士精神的盔甲，如今却被视为一种病态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自诩绅士的人相互射击，显示出彼此幼稚的不安全感。虽然决斗的习俗在南方得以保留，在西部边境也有其更民主的"炽热之战"版本，但与伯尔·汉密尔顿决斗相关的污名使决斗作为一种制度处于守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决斗会完全消亡，因为它汲取了非理性的冲动，而这种冲动的力量是文明制裁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它总是能在边境地区、犯罪黑社会和贫民窟社区中蓬勃发展，而在这些地方，法律的权威缺乏公信力。尽管如此，伯尔·汉密尔顿决斗还是为批评者提供了一个焦点，并为决斗的自我毁灭特性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客观教训，从而帮助扭转了反对决斗习俗的潮流。伯尔·汉密尔顿决斗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其中一个原因是它起到了警示作用，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不要决斗"的典范。
然而，这次决斗之所以具有传奇色彩，以及我们可以称其为"决斗"而不必担心被误解的主要原因，是两位参与者的相对地位。伯尔刚刚还是联邦政府的二把手。汉密尔顿是继乔治·华盛顿之后联邦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他的拥护者会补充说，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所象征的所有政治能量的思想源泉。他们的致命交锋代表了美国革命一代非暴力冲突主导模式的瞬间崩溃。
在其他国家的运动——法国、俄国和中国，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次民族独立运动——之后，革命成功的领导阶级在血腥报复中自我毁灭，其规模往往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但是，美国革命一代内部的冲突仍然是充满激情却不流血的，民族独立释放出的能量并没有吞噬自己的成果。伯尔与汉密尔顿的决斗是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也许这就是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心中所想的，他以其独特的风格描述了在威霍肯（Weehawken）的那一刻，"夏日清晨的阳光洒在岩石和树木丛生的高地、宁静的河流和遥远的天空，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道德的阴暗、双重叛国和政治的绝望"，他称其为"联邦早期政治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33】。
从亨利·亚当斯的意义上讲，使这场决斗真正具有戏剧性的，不是单纯的个人恩怨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而是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使这场决斗既如此凄美，又如此具有象征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不恢复美国早期共和国那些久违的价值观，就无法捕捉到决斗的全部意义，这些价值观塑造了伯尔和汉密尔顿相互不信任甚至憎恨的方式。除了两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为个人荣誉而争斗的悸动的自尊心之外，还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汉密尔顿相信—有大量证据支持他的信念—新生美国的存亡岌岌可危。了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夸张的想法，是理解决斗核心意义的关键。
【译者：确实，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这个决斗邀请。但是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挑战呢？如果说伯尔在副总统位置上实在闲的难受，而且对汉密尔顿实在气愤难忍，那么汉密尔顿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确实在枪杀伯尔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坏处，但被枪杀也不是好事。除非，他认为两个人都不会死，但这是一厢情愿，或者他的死让他成为一个事业的烈士。】
当伯尔第一次要求汉密尔顿道歉时，汉密尔顿拒绝了，他抱怨说，不可能指望他回忆起 15 年来与伯尔交往的所有言论。实际上，伯尔和汉密尔顿从年轻时在大陆军担任军官起就认识了，认识的时间几乎是15年的两倍。但是，汉密尔顿所说的"十五年"是对他们作为政治对手的历史的精确计算。他们的敌对始于1789年，当时伯尔在为汉密尔顿的候选人助选后，从乔治·克林顿州长手中接过了纽约总检察长的职位，但后者【汉密尔顿的候选人】却落选了。伯尔轻而易举地改变了自己的效忠对象，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几次类似的敏捷转变中的第一次，引起了汉密尔顿的注意，并产生了他第一次有记录的反伯尔言论，质疑伯尔缺乏政治原则。
如果说第一条裂缝出现在 1789 年，那么真正的决裂则发生在两年之后。1791年，伯尔在美国参议员竞选中击败了汉密尔顿富有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当时纽约的宗族甚至几个准封建政治中的对立派别联合起来，推翻了被普遍认为是汉密尔顿支持者的现任参议员。从此，他们关系的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伯尔利用他在参议院的地位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然后决定在纽约州州长选举中对汉密尔顿的候选人采取有争议的（可能是操纵的）行动。汉密尔顿则在1792年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两年后又阻止提名他担任美国驻法国公使。最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 1800 年，当时伯尔与杰弗逊一起参加总统选举—这是因为他为杰弗逊赢得了纽约大部分选举人票因而使杰弗逊胜选成为可能，所以得到了这个回报。由于选举人团的奇怪规则，伯尔和杰弗逊获得了相同数量的选票，但没有明确规定哪位候选人为领头的候选人，所以需要众议院来裁决。这个奇怪规则已经被宪法地十二条修正案矫正。汉密尔顿游说他在众议院的联邦党同僚支持杰弗逊而不是伯尔竞选总统，这一决定很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最后，1804 年，在竞选纽约州州长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反对伯尔竞选，这个过程中，汉密尔顿说了一些伯尔在决斗之前挑战中引用的他的话。这本来却是个伯尔可能无论如何都赢不了的职位。
以上对伯尔与汉密尔顿之争的简要回顾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背景，但要充分理解伯尔最终的指控以及汉密尔顿私下承认这些指控是合理的，就需要具体了解汉密尔顿是如何评价伯尔的。在同一时期，汉密尔顿还制造了一大批政敌，他对这些政敌的评价都非常尖锐（反之亦然）。事实上，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敌是杰弗逊而不是伯尔，紧随其后的是亚当斯。这在逻辑上和政治上都说得通，因为杰弗逊是共和党反对派的名义领袖，亚当斯则是联邦党温和派的领袖，而联邦党温和派认为汉密尔顿的政策有时太过分，其张扬的风格总是令人反感。但在汉密尔顿认定的流氓表中，伯尔始终是主要的流氓，汉密尔顿对他的评价确实与众不同。
汉密尔顿对杰弗逊的核心指控是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家，有着一套错误的政治原则，而他对伯尔的核心批评则是他完全没有任何原则。汉密尔顿声称，伯尔"在公在私都没有原则"，他唯一的政治原则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登上国家最高政治荣誉的宝座，只要形势允许，他就能走得更远"。汉密尔顿在 1790 年代的书信中对伯尔的人品也进行了同样的零星攻击—"私生活无原则，对财富不择手段"、"平时举止专横"、"无可救药"——这些攻击在汉密尔顿的书信中随处可见，可能只反映了他向联邦党同僚发表的未被记录的评论中的一小部分。
1800 年末和 1801 年初，在众议院就伯尔和杰弗逊之间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僵局进行辩论期间，汉密尔顿发出了全面的、更有记录的攻击。众所周知，杰弗逊是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的政敌，是上帝派到人间来颠覆汉密尔顿建立强大联邦政府的远见卓识的那种难以捉摸的目标，因此汉密尔顿极力支持杰弗逊，认为他"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那么危险的人"，杰弗逊拥有"坚毅的品格"，这只能更加凸显他对伯尔的蔑视。汉密尔顿说："对于伯尔，没有任何让人喜欢的地方：他最偏袒的朋友都不为他的个人品格辩护。除了对国家的掠夺，他已经破产，无法挽回。他的公共原则除了为自己谋取利益之外，别无他用....。如果可以，他一定会扰乱我们的制度，以确保自己的永久权力和财富。他真是美国的卡蒂林【Catiline】"【36】。
提到卡蒂林值得我们稍作停顿，部分原因是这一提法对现代人来说非常陌生，似乎毫无意义，而它对革命一代的领导人来说是如此熟悉，无需进一步解释。汉密尔顿指责伯尔是卡蒂林，这是对他的终极指控，因为卡蒂林是一个奸诈堕落的人物，他的阴谋诡计几乎摧毁了罗马共和国，他的放荡行为激发了西塞罗关于美德的雄辩演说，后来几代美国学生都背诵了这篇演说。在美国早期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层中，没有人需要被提醒谁是卡蒂林。他是一个才华横溢但却邪恶的共和政府破坏者。如果说革命一代的每个人都暗自思量着要成为古希腊或古罗马英雄的现代化身—华盛顿是卡托或辛辛纳图斯，亚当斯是索隆或西塞罗，那么没有人渴望成为卡蒂林。
伯尔适合这个角色吗？换句话说，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指控是否属实？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伯尔善于隐藏自己的动机、掩盖自己的行踪并销毁自己的许多私人信件，明确的答案并不现实。然而，伯尔的政治行为中经常出现的模式引起了汉密尔顿的注意，这使他极易受到卡蒂林的指控。无论是在纽约迷宫般的政治中，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新出现的党派之争中，伯尔都拥有将自己置于竞争派系之中的绝对天赋，以便随时为最需要他的一方提供服务。
1800 年的总统选举是最具政治意义和最能说明这种模式的例子：伯尔允许他和杰弗逊之间的投票在众议院持续进行了 36 次，但他从未表明自己原则上承认广大选民显然有意指定杰弗逊为总统。伯尔在为自己辩护时可能会指出，他从未积极寻求联邦党人的支持。但他也从未拒绝联邦党人的支持。然而，他谜一般的沉默无疑带来了恶果，因为这延长了众议院的阴谋，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让杰弗逊相信伯尔是不可信任的。
他善于在交战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夹缝中施展拳脚，这可能被解释为他独立的标志。他的辩护者可能会说，伯尔和华盛顿一样，拒绝让自己的政治信念为任何党派服务。但是，当华盛顿试图超越1790年代的意识形态之争时，伯尔却似乎倾向于在交战阵营的下方挖地道，然后在承诺给他更多贡品的一方出现。如果说华盛顿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贤明领袖的缩影，那么伯尔则是一种反华盛顿，他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纵公共利益。
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是这样。为了证明他在 1801 年总统危机中的可疑行为并非反常，伯尔在 1804 年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又重蹈覆辙。虽然伯尔仍在杰弗逊手下担任副总统，但他意识到共和党人打算在杰弗逊竞选第二任总统时将他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因此，当来自纽约的联邦党领导人找到他，希望他作为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时，他表示愿意转换党派，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参加家乡的竞选。正是这一决定导致汉密尔顿重复了他之前对伯尔的描述，称其为无原则的美国卡蒂林，进而导致报纸报道中出现"卑鄙"这一令人不快的字眼。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新英格兰的联邦党领导人有意拉拢伯尔，将其作为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无非是肢解美国共和国。(这就是亨利·亚当斯所说的"联邦早期政治中最戏剧性的时刻"）。他们的计划设想在杰弗逊连任后新英格兰分离，同时占领纽约，然后纽约加入分离主义运动，建立一个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北方各州邦联。伯尔一如既往地拒绝承诺将纽约交给分离主义者，但他也不否认这一阴谋。
汉密尔顿知道联邦党人的阴谋，这不是边缘人物策划的半生不熟的计划，它涉及来自新英格兰的几位联邦党参议员和前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汉密尔顿警告他的联邦党同僚说："我在这里只想表达一种感情，那就是，肢解我们的帝国将是一种明显的牺牲......没有任何好处"。当得知新英格兰的主要联邦党人正等待着听到他们的老首领致力于分裂主义阴谋时，汉密尔顿明确表示反对："看在上帝的份上，应我的请求，告诉他们停止这些关于分裂联邦的谈话和威胁。只要还能维持，就必须坚持下去"。汉密尔顿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在决斗的前一晚写的，专门用来压制联邦党人仍在萌生的东北部联邦分离的幻想，这个梦想直到1815年哈特福德会议上奄奄一息的努力才被揭露为一场惨败。
汉密尔顿在伯尔身上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在多个方面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拥有本能的战略触角和承担政治风险的意愿。汉密尔顿了解伯尔的影响力，因为他也感受到了这些个人品质在自己内心的悸动。两人还都敏锐地意识到，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共和国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依然脆弱的特点。汉密尔顿反伯尔的评论语气夸张，与其说是源于强烈的个人反感，不如说是源于他的强烈恐惧：新生国家岌岌可危的状况使其很容易受到伯尔巨大才能的影响。伯尔体现了汉密尔顿的大胆和精力，而汉密尔顿的政治文化仍在摸索稳定的形态。【译者：汉密尔顿的恐惧，来自对自身的了解，他觉得，只要他不加控制，他就成为伯尔。】
汉密尔顿将对伯尔的批评区分为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其内核就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汉密尔顿评价的准确表述。伯尔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好色之徒，也是一个挥霍无度、总能领先债权人一步的人，这些名声并没有给汉密尔顿带来困扰。让他担心不已的是，伯尔的政治才能与在一个法律和制度都还不完善的国家中明显存在的作恶机会之间的不祥契合。
然而，汉密尔顿区分的问题在于，个人批评与政治批评或私人行为与公共行为之间的假定屏障不断被现实选择所淹没。为了抵制公众诱惑，个人品格至关重要。以伯尔为例，1801 年，他决定支持还是背叛杰弗逊；1804 年，他决定与联邦党人合谋推动北方分裂；几年后，他决定将美国西南部从美国分离出去。在这些选择中，一个人的品格都很重要，因为在美国共和国的这一形成阶段，政治环境所带来的诱惑对国家领导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真正的考验。
【译者：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或者翻译为：为所应为。】
伯尔的独特之处在于，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他没能通过每一次这样的测试。在革命的一代人中，没有人想扮演卡蒂林的角色，而伯尔似乎一有机会就在试镜。换一种说法，如果伯尔与汉密尔顿之间的争端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决斗场上解决的，如果承认真相构成对诽谤指控的合法辩护这一法律原则（耐人寻味的是，汉密尔顿在他辩论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坚持了这一原则），他几乎肯定会获胜。
我们很难完全理解伯尔对汉密尔顿的威胁，因为我们【今天回望】知道美国的共和政体实验“注定”会成功。我们【回望】知道，一个如此构想、如此执着的国家能够而且确实经久不衰，甚至蓬勃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长寿的共和国。汉密尔顿和他的同时代人不仅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而且他们所看到的政治环境也是一个危险的多变之地，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制度都还没有形成永久的固定模式。或者说，如果不是从建筑学的角度，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政治体还没有发展出对困扰所有新国家的政治疾病的免疫力。因此，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批判性描述看似多虑和夸张，但这并不是汉密尔顿偏执狂的症状，而是对美国这棵尚且稚嫩的幼苗真正脆弱性的现实回应。之所以如此岌岌可危，是因为事实上确实如此。
【译者：这就是我认为枪声背后可能的另一个答案，汉密尔顿似乎是故意接受决斗挑战，成为烈士，从而干掉伯尔。直接杀死伯尔固然也成，但杀死不了其他伯尔，而且那样做自己会身败名裂，想传达的信息也不能传达出去，而在决斗中被伯尔杀死才是正道。没准，在伯尔第一枪的烟雾中，汉密尔顿自杀也不无可能。当然，自杀和他杀的枪口可能有别，但谁知道他们是否检查了呢！】
我们对决斗全部意义的探寻，使我们越过纯粹的个人猜忌，越过那一天在威霍肯平原下发生的仅能部分解开的谜团，越过决斗作为一种垂死制度的历史。在当时，真实的而不仅仅是想象的阴谋盛行，被称为美国的政治实体的存亡仍然悬而未决。任何著名事件或多或少都深植于一个特别时代和地点的历史土壤中，决斗的真正意义超出了事件本身的具体范围，超出了哈德逊河上那个狭窄的岩石台壁架。它扩展到了一个完整但仍在萌芽的世界，伯尔威胁着这个世界，而汉密尔顿则认为自己正在捍卫这个世界。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说过："一个伟人代表着历史战役中的一个战略要点，而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身处其中"。伯尔和汉密尔顿都认为自己是伟人，他们碰巧在美国革命时代这场历史战役中的一个战略节点上成年。1804 年夏天，历史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伯尔作为副总统的不忠疏远了杰弗逊和胜利的共和党，在竞选纽约联邦党州长时以压倒性劣势落败。汉密尔顿已经九年没有担任过国家公职，他所倡导的联邦党事业也正走向被遗忘的道路。即使在他的家乡纽约州，联邦党人也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的”少数派，而在这少数派中，只有少数人是汉密尔顿先生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伯尔和汉密尔顿两人在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前途。
【译者：两个人位居如此高的地位，不论是曾经的政治地位还是仍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又沦落到“如此低”的地位，使得他们选择决斗这种危险而又低级的方式（虽然人们经常说当时决斗的危险性不那么大）有了几分合理性，很显然杰弗逊或麦迪逊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落到这个地步。但无论如何，似乎伯尔是破罐子破摔，而汉密尔顿是用自己最低谷的人生换取与一个可能的破坏性很大的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通过在威霍肯平原下的’会面’，他们成功地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了戏剧性的最后陈述。荣誉很重要，因为品格很重要。品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共和政体实验的命运仍然需要有品德的领导者才能生存下去。最终，美国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由法律和既定制度组成的国家，能够经受住腐败或无能的政府官员的考验。但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它仍然需要光荣而贤明的领导人来维持。伯尔和汉密尔顿来决斗或“会面”，因为他们希望被视为这样的一员。
【译者：这最后一点对伯尔又美化过多，与之前的讨论有些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