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批判斗争别人的老舍在文革红八月被毒打后投太平湖自杀
文/王友琴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在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还面临将要来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死后，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 同一时期，北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也有一大批的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斗争"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怎么运作？怎么会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那天和他一起被打的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在《肖军纪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斗者的名字，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斗争的。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是不是每个作家都受一样的惩罚的。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比如上述29人，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斗争"。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发生的对他们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老作家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下午三点，在8月的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1980年，笔者和肖军先生有一次谈话。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以致头上鼓起了大包，满背流血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关，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月底才获准许回家。
肖军曾经讲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家中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负担。他从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资比较低，每月110元钱。难得包一顿饺子，只能买五毛钱猪肉加在白菜馅儿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么活下去？他得忍辱负重活下去。他认为老舍和他不太一样，一直比较"顺"，前几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遭害，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较少准备。另外，老舍不但年纪已老，而且腿有残疾，走路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体力强壮与否，也与能否继续承受红卫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关系。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文集》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1994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场不让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曾经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没有说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作得这么一致。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寻找这样一个"规定"的线索。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人数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他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用文字写作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当局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都没有写到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他对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评说，也没有写到他对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写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他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写纪念文章的人没有认为应该写出他生前的真实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年7月10日， 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16卷，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打以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该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可以理解，巴金和舒乙二位都是愿意为老舍说好话的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按照他们的描述来推理，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着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吗？他的全部焦虑就限于此？有没有别的？当作家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文革的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他有没有别的关怀和思考？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原来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247－249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打被斗者。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就兴起并实施了，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他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可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毫无反省。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处处实行。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15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从"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到"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后，"斗争"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逼他选择了死而不是继续被"斗争"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他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他不该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
网上评论：“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里的遗书写到：“我实在交待不去（出），走了这条绝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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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杀鸡给猴看”策略搞死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伟大光荣”过程
翦伯赞之死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奇冷，寒风号叫着似是一阵阵的鬼嚎。夜已深了，昏黄的路灯在冬季的萧杀中颤抖，鬼气森森地似在招魂。
他用颤抖的手举起了药瓶……
我整日也忧心忡仲，总有一天这笔糊涂帐也要算到我的头上，于我或许不应叫糊涂帐了，只须翻一翻昨天的帐本。
晚上躺下时谷菱说：“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讲话提到不要对冯友兰，翦伯赞太苛刻，说不定以后对这两位先生会放宽一点。”我知道谷菱的焦急，我也知道她的无奈，她只是个无足轻重不为人道的平凡的小人物，和我一样。
“唉，谁知道呢，一天一个样，他们高兴怎样就怎样。”我是受了她重重的忧郁的感染，我不愿她这样地劳心，因为我不愿看见她迅速地老去，迅速地瘦弱下去。我也真正地对局势感到憎恨了，其间不免有很大的惶恐的成分，然而这次我没再想着逃，我知道因为我是谷菱的丈夫。
接下去的事实却不如谷菱所想，翦先生被勒令从北大燕东园搬往燕南园，他的专案组还不断地逼他交待问题。即使是我，也要觉得他们太过分了，他们蛮横之至，不给这位老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自尊。“刘少奇专案组”的人常来他家“启发教育”他，要他揭发“特务、叛徒”，他们肆言：“翦伯赞，我们早掌握了你和他的关系，这个问题你不揭发交待，我们马上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这是翦先生的一个学生告诉谷菱的，说的时候他一直用衣袖擦眼泪，我知道他和很多人一样，是无能为力的。
那天谷菱回来的时候眼睛红肿，她更加忧郁了。我已听说了，翦伯赞自尽了，夫人戴淑宛同时殉难。我们开始默默地坐着，我又想起齐亮的死……
“他也只有死了。承认加在身上的罪名，他会被当作叛徒特务打倒，是死路；坚持原则，他会因死不悔改而从严处治，仍是死路。”谷菱抹着泪幽幽地说。她眼睛深深的陷下去了，眼角不知何时已刻上了几道鱼尾纹，鬓上头发也有点灰白了。她今年才四十三岁，与我同龄，而我觉得说她五六十岁也会有人相信。
“唉，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做不了什么啊！”我是真诚的，我没有欺骗谁，我只想让她释然一点，我只想让她有一点点的解脱。
“听说昨天晚上‘刘少奇专案组’的两个人去过他家，威逼他‘不要太固执，汽车就在外面，马上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简直是强盗。”谷菱仍然在喃喃地说着。
我只是默默地搂着她的肩。她伏在我胸前啜泣。我不想再说什么，我怕引得她想起更多。她一向坚强。这次肯定是因为太伤心，我这样想。
我搂着她的时候心里无法平静，我总有种预感。谷菱是我生命中的一丝亮色，她一直使我感觉年轻。
我不愿再用笔写下去，我不愿碰触那块记忆的痛处，因为我不愿看到谷菱劳心、忧郁，我不舍得。我明白我虽然不能算作男人，而只能或说充其劳作为女性的异性，无论如何，我要保护谷菱。
关于翦伯赞的前后，还是让我用一般的史书记载写给大家，以免我玷污了所谓历史。当历史沦为政治的御用使女时，无论是历史还是历史学家，便被置于最为耻辱的境地。
1958年，“理论权威”陈伯达作了一个“以论带史”的报告，主张一切历史问题都可以用现在的理论去挂、去套，否则就是不突出政治，就不是政治挂帅。历史应该完全为政治服务。
很快，以论带史喧闹一时，不久又变为“以政代史”。
翦伯赞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当时是《北大学报》和《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主编，他告诉编辑部全体人员，组稿必须坚持三不方针：一不登扣大帽的文章，因为凡是扣大帽子的文章都不是好文章；二不登空论文章；三不登繁琐的文章。当有人说他或威胁他不要死板较真时，他依然坚定：撤我的职也不登！
他自己也立即撰写文章，写了《对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旗帜鲜明，不留情面地抨击了教条主义。
这自然引起陈伯达、康生之流的仇恨，压力随之而来，翦伯赞被逼迫作检讨，被逼迫放弃自己的史学观点。
历史学家毕竟是历史学家，他的回答简单明确：作检查可以，但我没有错，在真理问题上绝不能让步！
康生由此得出结论：史学阵地还被资产阶级占领着，要夺回来。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典型的影射史学使翦伯赞愤怒不已；粗暴、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妨碍百家争鸣！
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姚文元等人也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号召人们参加大辩论，实为收集打击知识界的“罪证”，并美其名曰“引蛇出洞”。
翦伯赞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
他轻蔑地对待来自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攻击和诬蔑：南姚北戚休想把我赶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队伍！他们的行为只能是彻底暴露他们自己。
“学术讨论”果然很快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不善言辞的他震怒了：这么不严肃，信口胡说，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武器”的批判，自诩为“最革命”的人们用棍棒、拳头、毒打来对付他，来解决他的思想政治问题。已近70岁的翦伯赞被批斗100多次，已患有严重肺病他在台上只能靠气化喷药剂维持不再有力的呼吸……
对于翦先生的死，方小竹甚是悲痛，他作了一诗道：
年少不更事，翻书断韦编。
京兆坐廊里，东莱柴门前。
拈花心尚热，折柳血空煎。
未见击楫叟，隔楼醉长眠。
此番翦先生自是酒醉之后，长眠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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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自杀前后
文/李贻贵
1968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
上午8时多， 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学楼，当时这里已没有学生和教师，满楼是军人。北京大学两万多教职工当时的领导机关----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他一口气地爬上三楼，到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说：“翦伯赞死了！”指挥部总指挥、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交代？而且，总指挥部所在的某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指挥部的军人们立即会同“工宣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仍住在燕南园的单家小院里。他任北大副校长，与毛泽东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
来到翦伯赞家，进门客厅是随时监视翦伯赞的那个工人的住所，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房中有两张床，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人们揭开被子，只见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鞋子。
“宣传队”的指挥们首先找那个睡在客厅的工人。当时“宣传队”交给这个工人的任务是，注意翦伯赞夫妇在室内的任何行动、负责给做饭、端饭，他们穿衣、上卫生间等也要在旁守候。这个措施明显地是不让翦伯赞自杀。文化大革命近３年来，北京大学军管人员已历三届，造反派你上台我下台不知更替了多少批，这些掌权者对翦伯赞有的是要“留活口”好挖材料，有的是要做“落实政策”的榜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能让翦伯赞死去！
值班工人详细谈了昨天晚上的情况：“昨晚１０点多钟，翦伯赞一如往常准备睡觉。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还叮嘱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粮票给了我。他们睡后我也睡了。到１２点多钟，我听到他们起床了，我正要起床，就听见翦伯赞对我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我就没有起来。我听到了里面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了开箱子的声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记起翦伯赞要我买油条的事，我就到海淀的一个铺子里去买了回来。这时已经７点多钟，已早该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见里面还没有动静，以为他们还没醒，就叫了几声，见没有答应，就使劲敲门，还是没有答应。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一摸已经冰凉了。”
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瓶子，一看里面还有安眠药的碎末，是吃安眠药致死的。哪里来的能使两人致死的安眠药呢？翦伯赞的一切食品，特别是药物是经过严格控制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多安眠药呢？
为了寻找线索，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何以有人能越过监控直接找到翦伯赞逼材料？
从这两张纸条上可以看出，有人向翦伯赞要材料，翦伯赞受到了逼迫。这个人是谁呢？要他交代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接触到翦伯赞的呢？
原来，“宣传队”指挥部做过明文规定，对翦伯赞的管理权力归“宣传队”指挥部，不论批斗、审讯等，都要经指挥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触翦伯赞、不允许任何造反派组织、任何个人接触翦伯赞。
指挥部立即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历史系的造反派，发现这里有一个“翦伯赞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成立，专案组从来没有打过报告，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历史系的这个“翦伯赞专案组”大约两三个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接待一个人，使这个人能够直接与翦伯赞接触。
“专案组”第一次接待这个人，是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旬。这之前，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说：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７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有的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已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成为“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 每天晚上， 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植簧似し簟４虻氖焙颍?３Ｊ?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４０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打下去，这个女教员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女教员倒在地上还是不叫喊，并且两只血眼直直地看着打手，打手被这双眼睛吓了一跳，于是抓起她的衣服包住她的头再打。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小卧车从中南海开出，静静地驶进北大校园。从车上走出一个穿军衣的人，４０左右年龄，中等身材、健壮微胖，派头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来办事的人先到哲学楼找“宣传队”指挥部，而是径直向历史系走去。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实际上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
当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叫迟群。他的头衔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副科长，却当上了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而一个军级干部却当不上北京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迟群时而穿军衣，时而穿便衣，穿军衣就管军队的事，穿便衣就管地方上的事。他实际上哪里都可以管，哪一级也能管。
且说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
历史系这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对这个“专案组”来说，也许是一种疏忽。假使没有这个疏忽，翦伯赞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
这样分析形势不是没有依据。当时全党、全国大乱、全军也是大乱，军内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选择军事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中央对一些重要的地方选派“军管”时，是有斗争的。北京大学在１９６８年陆军某军“军管”之前，已有过两届军管，这两届“军管”，按照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当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意图，支持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在校园内残酷批斗陆平、彭云等领导干部和翦伯赞、冯友兰等学术权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国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总是全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１９６８年春，周恩来亲自向毛主席提议，点名要陆军某军进京“军管”北大等单位。周恩来在召见这个军的领导时，又反复说：“我相信你们、信任你们”，并具体叮嘱“要与聂元梓保持距离，不要坐到她那一边”。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再分管军队，历史上也与这个军没有过直接关系，为什么如此信任这个军？
原来，１９６６年以来，这个军有两件事使周恩来特别满意。一是１９６６年初邢台地震时，周恩来在邢台指挥救灾，是这个军的一个师，卓越地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二是１９６７年，某市两派群众进京谈判，当时作为谈判中的军代表的该军军长，当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面，坚持实事求是，多次与江青争论，直接了当地对江青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气得“女皇”脸色发青而又无可奈何。
这个军在北大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行事的。他们与聂元梓“保持了距离”，同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保护，如对翦伯赞、冯友兰等人明确了管理权限，不准乱批乱斗，把他们的生活费提到每月１００元。这些举动，使聂元梓、迟群、谢富治等人大为不满。
巫中受命向翦伯赞要的是刘少奇罪证材料。
巫中所以避开校指挥部，始终没与解放军驻校人员见面，除了狂妄之外，另外就是因为观点上有明显的距离。
巫中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伯赞家。
翦伯赞已７０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半个多世纪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举世瞩目。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巫中讲了刘少奇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
翦伯赞还是一声不吭。
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２０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
巫中立定身子，当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
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刘少奇，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才愤愤地离去，并留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他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
两方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巫中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
翦伯赞说不出违心的话，以死抗争。
连续几天，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又没有监护翦伯赞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１２月１８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了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
见翦伯赞不做声，旁人又说：“你说了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
翦伯赞说：‘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
没有人对这个话引起警觉。
１２月１９日晚，天气极为为寒冷。翦伯赞夫妇双双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过后分析，服药时间应在深夜１２时左右。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
“宣传队”指挥部得知翦伯赞自杀，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尽快调查上报。１２月２０日查清了大致情况，当晚一边整理一边打印。
２１日上午８时，指挥部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按规定，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会，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号字铅印送毛泽东和林彪。
就在北大指挥部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看了看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一声不响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进京军管的这个军负总责的副军长，谢富治劈头盖脑一顿臭骂：“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废物！”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京的这个军也被调往外地。
翦伯赞自杀与毛泽东发出给他出路的指示相隔仅两个月。这不仅令人震惊，更令人思索：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无论个人有多大权威，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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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确凿历史证据
文化大革命功绩彰示还会在将来继续行其道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19]
*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
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文革一开始即被送四川芦山县的劳改农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狱。一九七○年一月胡风因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毙了他。[20]
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著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21]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这算犯了「恶毒攻击」罪。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32108□井队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自办油印的《中国工人报》，评说国家大事，于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到大会斗争。大约因为其父是位高级干部，被轻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来自四川出身平民的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著屁股要饭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七○年八月被枪决在宁夏银川的二十二岁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一九七○年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22]
二、「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全国各地都有因不赞成打倒刘少奇而获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仅浙江省淳安县就有二十八人「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判刑」。[23]被枪决的到处都有。
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于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死在枪口下。
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二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湖南：因「现行反革命」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报》编辑锺叔河回忆：「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24]
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己见，认为「刘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检查，他就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吹捧刘少奇」要付出代价，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尸体无人收埋。
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钜大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结果于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针对中共中央文件对刘少奇「叛变投敌」的指控，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25]为此，张志新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即便在那样的高压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多达两万八千多人。（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处死的，约三万人。」[26]）
文革后最高法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万四百○二人中，许多是「为刘少奇同志冤案鸣不平而被冤杀、错杀的」。[27]
三、「攻击江青同志」：
许多人因议论江青而惨遭杀身之祸。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因「攻击」罪被定为「反革命」判处五年徒刑。上海一位舞蹈教员，听了别人议论江青的言论而没有揭发，也被逮捕下狱。[28]
上海一个作曲家欲歌颂江青，采用越剧的曲调谱了一首歌。但是江青不喜欢越剧，曾说过越剧是「靡靡之音」，因此该作曲家马屁没拍成，反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29]
中央美术院学生、学生会主席傅小石（名国画家傅抱石之子），在该校曾被许多人包括院长江丰在内，都认为是个「天才」。江丰被定为右派后，他因对院长表示了一点同情，也被打成右派。先在劳改农场呆了四年，在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父亲给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写信求助后，被放回江苏省国画院当一名勤杂工。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审」，判决书说他攻击江青、反对文革，「罪大恶极，但因能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判刑十年。」[30]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31]
四、「攻击」省市首长：
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任四十里店公社书记的原西北局干部田涛，因揭发批判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人，并于二月十二日在银川市街头张贴大字报批评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当即被捕。三月十五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次年死于狱中。
五、要求宗教活动：
在文革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严厉打击制裁回族的宗教活动，「把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当作『四旧』予以破除，还采取下指标、定任务的办法，强迫回族聚居社队和回民家庭养猪，并把这……当作『新生事物』宣传推广。同时，宗教机构被砸烂，宗教团体被解散，广大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予以禁止。」这种对宗教活动的打击，仅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一时有效，以后被禁而不止，从未能杜绝回民的宗教活动。一九六九年前后，海原县回民的宗教活动被当地政府无端限制，老百姓对此不满而斥责政府，结果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而追究，牵连两千□人，四十八人被逮捕判刑。[32]
六、莫须有的「反革命」罪：
一位退休了的知识份子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蓝，星星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如今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月亮没有封建主义月亮好」，于是也成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被罚扫街，一直扫到几年后文化革命结束，街道为他「平反」为止。
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片，汇成了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的教师和学生翻阅。如今那本资料成了反革命罪证。七○年九月，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在宣判大会上，判了二十年徒刑。该校两位写抗议书为莫定钦鸣不平的教师也被判处「劳动管制」两年。[33]
*制造各类「反革命集团」案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了一人，打残二人，将二人逼得自缢身亡。受株连者多达一百一十五人。[34]
七○年三月，山东安丘县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杀人案」，「凭所谓检举材料，对县运输公司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关押，造成自杀未遂五人，含冤身亡三人，致残一人。」[35]
*越到上级越「左」越疯狂
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她发了些议论，如「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等等。她本被判处五年徒刑，可是七○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于是九天之后，她就倒在了城外的一块麦田里。[36]
四川，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方运孚经常与人谈论自己的观点：「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后，公安局为表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起初经办者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最后，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改成了死刑。连原先经办此案的人都不明所以：「这样的案件为什么判处死刑啊！」本来犯人可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七○年三月。[37]
一九七○年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学生张九龙。据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38]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兰州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赴刑场处死。
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一一宣判后，二十四名犯人被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卡车一路行进时，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事前，革委会当局已经严密组织沿途各街道委员会，划分了各自组织群众观看游街的地段。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需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的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39]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渖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渖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40]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著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41]
*各地「支左」部队的首长与军管会负责人主持杀人
主持杀人的几乎都是中共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多半是在文革的血泊中升的官，对于人命何价毫无概念。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42]
原来在军队担任军政委、军长的康建民、在宁夏自治区领导人被打倒后调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他公开发指示：「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毙掉十个八个的。」[43]
「不服管教」的反革命中，有一位名叫朱守中的。他原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因反右运动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中卫县中学任教。一九六一年曾被押去劳改。**年四清运动，他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管教」，常有反革命言论：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像这种做法，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时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其言论报到康建民那里，便在「一打三反」中被「毙掉」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冼恒汉主持的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就决定判处甘肃师范大学教授张师亮死刑了。七○年月三月十七日，冼恒汉又主持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复议维持原判。军区党委决定后，甘肃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只不过复议通过，盖了个橡皮图章。[44]
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于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点名单。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就揪一个，马上按成「喷气式」。随后便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造成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45]徐海涛有功于张春桥，所以张春桥当上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他，给了他一个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二十七人，另致使二十人自杀身亡。[46]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年四月判处死刑。市革委会主任是「支左」的部队首长。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47]祗因为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查，确证是一起冤案，那几名受迫害的人的头才没有被削掉。
*杀人也有「指标」
□西铜川煤矿有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党治国。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学生。即便是在劳改，他也不忘宣传马列主义。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煤矿工人业□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样便算犯了「现行反革命」罪。
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西省待覆处决。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已作好计划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十多年后，他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书。而那四位排名在他前面的「现行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48]。
应当指出，在那乱捕乱杀的当头，也有正直的司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安徽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了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都判了有期徒刑。安徽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的「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案者为了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邀功，通过刑讯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49]
*大批国人自杀
又有大批中国人被逼得走上了自杀之路。
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审查」、斗争了三千□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的「一打三反」，「有二百五十多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四十一人被迫自杀。」[50]
江苏溧水县，一九七○年初开始「一打三反」，死亡十三人。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二三八起，其中死亡一八八人。」「河池地区自杀一六九人。」[51]
由于「一打三反」紧接著「清理阶级队伍」，所以许多地方谈到非正常死亡时，将「清阶」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河南安阳市郊区笼统记载「清队」和「一打三反」共死亡二十八人。[52]
*全国逮捕二十八万多「反革命分子」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53]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54]
一九七○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注释：
1《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695页；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2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10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7页。
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37页。
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