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火葬场侥幸生还的校长和太平间复活的老师，道歉在哪里？

4/23/2006
接受法国电台古丽的录音采访 by王友琴

原文链接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06_04_22.pdf

1995 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我采访了数百 名文革经历者，在这篇文章里记载了文革未曾被报告的一部分。1966 年夏天，教育工作者普遍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他们中有的被严重打伤，有的甚至被活 活打死。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改名为背景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四个孩子的母亲。

1966年8月5日下午，该校红卫兵学生发起一个所谓“斗争会”，“斗争”卞仲耘和另外四名学校的负责人，副校长胡志涛和刘致平，正副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五个人被指控为“反革命黑帮”。他们全都被强迫跪在地上“认罪”。有的红卫兵把墨汁倒在他们身上。有的用木棒打他们。有的拿开水烫他们。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卞仲耘昏倒在操场上。她被放在一
辆垃圾车里。两个小时以后，她被送到马路对面的医院，被发现已经死亡多时。其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

卞仲耘被打死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卞仲耘所在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把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衣袖上。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之后，毛泽东评论说:“要武嘛。”这个集会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向全国实况广播。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鼓励，8 月 18 日大会之后，对教师的暴力攻击迅速传播到全国 每一个学校。

在我前年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书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被活活打死的老师，有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语文教员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以及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负责人梁光琪。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孙迪，等等。还有一大批老师在遭到殴打和侮辱后自杀。他们的自杀都必须带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自杀”。

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校长高云，遭到毒打后昏死过去，红卫兵认为他已经死亡，把他运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师傅发现他还有呼吸，把他们送了回来。北京第 33 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在校中被红卫兵毒打后，被送进学校旁边的医院的“太 平间”即停尸房。幸亏医院里有个医生认识她，听说以后赶到“太平间”去看，发现她没有死亡，把她救活了。

根据我的调查，在文革中，全中国每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员，都遭到了暴力迫害，没有一个例外。

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行。

为卞仲耘的死，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甚至不能哭，因为那会被指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以后，他们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她设置了一个秘密的灵堂。他们把她的照片贴在衣柜里壁，在照片前供上一支花。柜子的门总是紧闭的。除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柜子里的灵堂”存在。

文革以后，这些人得到了“平反”。但是，1970 年代末，当卞仲耘的家人建议用 给他们的几百块抚恤金在学校的墙上镶嵌一块牌子或者在校园里种一排树纪念她， 他们被拒绝了。

在 1990 年代初，我曾经到卞仲耘被打死的地方拍摄照片。三个高三年级的学生好奇为什么我在那里。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说:“真的吗?有个校长在这儿被学生 打死?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希望，今年 8 月 5 日，卞仲耘老师遇害四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地， 沉痛地纪念她。纪念她，也是纪念所有的遭到迫害的教育工作者，也是纪念所有的 文革受难者。

40 年了，如果不能面对他们的死亡和纪念他们，从文革中生活过来的这一代人，能在哪里安置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呢?这一代人需要表明他们告别恐怖与残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