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歌
已经记不清楚母亲唱过的许多歌了。四十年前，常常是晚饭后，瘫痪的母亲要唱歌了，父亲便会抱着两岁的妹妹坐在窗前，而我，就坐在母亲床边，等到了大家都静下来时，母亲的歌就会轻轻扬起，仿佛带着翅膀，掠过每个人的心房，又仿佛是阵清风，正拨动着满池涟漪。一曲终了，父亲总要拍着妹妹的手叫好，我更是连声大叫，像过节般的兴奋。而母亲则是双颊绯红，又唱起另一首歌。
有的时候，父亲会把妹妹放在肩头，一边在屋子里转圈，一边用老牛般的低音伴合着，而我可以趁机大笑，发狠劲地说“难听，难听！”，而在平时，是断然不敢的。
我是五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母亲，那天清晨，外婆要我穿上过年才穿的新衣服，接连对我说，“你的母亲要回来了”，我却是不信，因为从记事的那天起，母亲便只是那一张张贴着的相片，穿旗袍烫长发的，或者是抱着我，下面写着“你看囡囡像谁？”而我，总是不敢相信那穿旗袍的和穿列宁装的同样是我的母亲，就像无法确信那个瞪着大眼，有个大头的居然会是我，心中抹不去的疑惑。
那天上午十点多钟，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巨鹿路880号的门口，紧闭的花园大门开了，汽车便一直开到房前，一付担架抬下了脸色苍白的母亲。保姆拉着我的手，要我上前叫母亲，我似乎糊涂了，母亲即没有长波浪，又不会自己走了。我站在那儿呆呆地说：“妈妈老面皮，要人家抬。”保姆一声断喝，“不许？”但是已经迟了，只见母亲的脸色发红，眼中透出辛酸，没来得及说什么，便被抬了进去。
汽车开走后，外婆、保姆一人拉着我的一双手，来到母亲的床前，我又仔细地看看母亲，心里很不情愿地叫了声。“母亲怎么会这样子呢？”在北京金鱼胡同合影时，母亲瘦削，却依然会走动的，甚至前年从东北汤岗子疗养院寄来的照片中，那站在雪地里唱“北风吹”的母亲还是十分乐观的。
是啊，我在北京全托时，最难熬的便是每周六下午见到小朋友们一个个被父母领走的情景。我总是含个指头，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像小鸟般地扑向父母，又一路蹦跳地走开，渐渐地，暮色笼罩了整个园子，失望也包围了我，只有秋千在风中吱呀作响，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淌满了泪。
我那时的最大愿望，是让父母一起来接我，一人拉住我的一双手，我也可以拖着他们飞跑，然后双腿一踡一悠，窜出去好远。母亲的手总是柔软的，温暖的，常在我委屈时，抚摸我的头发。
现在我总算有母亲了，尽管母亲是瘫痪的。在那几天里，我总是怯怯地偷看母亲，一旦她发现，扭头便逃，即使她在后面喊着我的名字。
有天早晨，我一睁开眼睛，却发现母亲穿戴整齐，正坐在我的面前，身上是我见过的列宁装，脸上是我熟悉的笑容。我兴奋地大叫，“我有妈妈了，我有妈妈了，我的妈妈会走路，我妈妈没有瘫，你们骗我。”母亲也笑了，抚摸着我的头，直说我是傻孩子。
我连续不断地对她说，我一直很想很想你的，你为什么不来接我，父亲每个星期天才带我去吃一次饭，玩两个小时，平时我就是一个人，“没有妈妈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外婆在一边说“你这个儿子总是看你的照片，有时会带你的相片去幼儿园呢！”我说：“小朋友说，你妈妈不要你了，你是野孩子，我就给他们看相片，我也有妈妈的。”母亲一把抱着我的肩头，又说我太傻。
然而，母亲在保姆的搀扶下晒了一会儿太阳，又去自己的床上躺着。后来，家里来了各种医生，但是母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没有很大好转，她能坐起来，从一个床挪到另一个床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可是，自从母亲回来后，家里顿时多了许多音乐，外公从地下室搬出个老式的唱机，播放着许多唱片，我参加少年宫合唱团后回到家中，常常把歌谱给母亲看。母亲一面在喝难闻的中药，一面用已变形的双手，拿着乐谱看着。当我猛吸一口气，双肩一耸，唱起来时，母亲马上打断，“把肩膀垂下，把头低下，不要用力，慢慢的轻轻的唱。”于是，母子俩的歌声便合着中药味，在房里弥漫开来。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渐渐的母亲不唱了，只有我的声音，像只小鸟四处飞翔。演出的那天，母亲要我不要看台下，要看剧场的后墙，多想着歌词，用散步一样的节奏把春天，把歌曲用心唱出来。当我听着那静寂后的掌声时，真想母亲也能坐在台下。
转眼间，母亲回家已有四年，然而，母亲的病情却越来越恶化，双腿无法伸直，双手佝偻着，全身各个关节都在变形，都在肿胀着，全靠外公托人从香港买来的“可的松”维持着。在重病的折磨下，母亲的歌声虽然还是甜美圆润，但却增添了许多悲愤，从她三十四岁全身瘫痪，到三十九岁去世，我不记得她是否因为病痛而哭泣，但是我却记得，那天上午，当她浑身疼痛，精神苦恼时，她要我把她年轻时的照片，和我父亲的结婚照片全部排在她的面前，然后用那骨瘦如柴，青筋毕露的双手，抚摸着每张照片，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和那首“夜半歌声”。我把母亲红肿，滚烫的手指紧紧的握着，和她一起吟唱，我在那歌声中依然体验到了她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健康的向往。
“我可怜的瘫妈妈呀，我一定会对你好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在那母亲的最后岁月里，她依然要我告诉她每天学校里发生的故事依然要我把新学的歌唱给她听。母亲是十分喜欢文学的，是她给我朗诵了“卖火柴的女孩”，高尔基的诗 “海燕”，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也是从她那里，知道了“卓姬和舒拉的故事”，知道了“保尔·柯察金”。
当保姆不在，或者没有听见母亲呼唤时，我就替母亲端水、喂饭、洗手、洗脚，因为尽管我没有其他的孩子幸运，有个健康的母亲来侍候他们，但是我的瘫妈妈毕竟是我白天黑夜等来的，思念着的母亲，是位善良、真诚、热爱我的好母亲。母亲和我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她的歌声已牢牢地轧根在我的心中。和母亲一起唱过的“鸽子”、“小路”、“牧羊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至今还是像昨天一般清晰，缭绕在那老屋的窗槛，缭绕在儿子的心上。
六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母亲因为连续高烧不退，住进了广慈医院。当担架抬走母亲后，我凝望着空荡荡的房间，凝望着夜风把窗帘拖出了窗外，我突然感到，母亲不会回来了，七月八日晚上十点，母亲一面吐着血沫，一面呼唤着我的名字，永远离开了这使她痛苦心碎的人世。
在追悼会上，我望着瘦削的母亲被那洁白的衣裙和那粉红的鲜花簇拥着，倒是十分平静、美丽。那无法伸直，总是弯曲的手脚也舒张开了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不记得大人们在讲些什么，只记得母亲的歌声，又在这天地间响起，纷纷扬扬地漂洒着，而她的身躯，也被歌声托起，向上飘去，只留下一片叮当作响的月色。
人间最有戏剧性的，还是命运的变化，然而无论我是在淮北的冬夜，还是在北美留学的中秋，母亲的歌声，总是常常在我耳边响起，带着那沉淀的记忆，童年的期望，带着母亲不变的爱。於是我总是向我的女儿，唱起那遥远的歌，讲述着她不大会明白的故事。
似乎是在母亲去世后的那年圣诞，外婆带我去的那座教堂里，大人
们要我领唱“平安夜”，他们说，我的母亲会在天上听见、看见我
的，因为她还在爱我。於是在女声轻轻的伴唱下，我的童音渐渐响
起飞翔在广袤的天穹。窗外正下着白茫茫的大雪，母亲的脚印刻在
了通往天国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