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姐的“外语学院”
《繁花》中回溯到汪小姐的来历，劈头一句：“1988年，汪小姐从外语学院毕业。。。” 1991年，我入读上海外国语学院，直至1996年毕业。（我读的国际新闻专业有半年实习，所以耗时长达5年。）短短几年的间隔，上海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中文科班，想读外语，填志愿就是“北外”和“上外”之争，谁知到了上海，用洋泾浜问”上外”，当地人一问摇头三不知，然后恍然大悟：“哦，侬讲外语学院啊！”好像独此一家，仿冒必究。
90年代初，与外语相关的“对外xx”、“国际xx”专业大红大紫，外语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各省各市状元不乏其人，而上海女生中也有“理科考交大，文科考上外”一说，简直可以和复旦别苗头。
外语学院位于虹口区大连西路550号，隔条大马路就是鲁迅公园，但是一般人还是称之为“虹口公园”。离商业街四川北路虽然不远，但是去起来也有点麻烦，中间隔了个公园，还有个虹口足球场。有人70路公交车坐两站路兜一圈过去，有人买张虹口公园的票穿过去，看看风景和锻炼的老头老太，也有不怕走路的人省点钱为逛街做做预演。
·四川北路的服装店很多，好听点说是便宜实惠，究其实，总归有点子俗气的。在《繁花》中，汪小姐的穿着打扮最接地气，红大衣，红毛衣，黄大衣。。。浓油赤酱，弹眼落睛。其实那个时代，即使是淮海路上的衣服也不脱此套路，紫澜门的大衣红绿黄，色泽斑斓，鲜有中性色。曾经有一阵子，外语学院的女生流行穿一件红绿蓝黄拼色的风衣，弄得保洁阿姨疑惑地问：“校服，是伐？”
要说外语学院本身，真正螺蛳壳里做道场。教学区从大连西路地正门走到东体育会路的侧门，短短十几分钟。生活区一开始就八栋宿舍楼，最高的五层。紧仄到什么程度呢？早上跑操，从生活区到教学区去报到（据说因为女生多，体育课要上四年，比其他大学多两年）。夜自习，教室不够，阅览室人满为患，流行去生活区食堂用功。
虹口区是日租界，不知道外语学院原来是不是保留有日式建筑，就记得几幢比较老的教学楼里教室都是拉门。某年打热水的地方贴告示，说要爆炸拆除一个日占时期的碉堡，我们才知道那个不起眼的水泥墩墩就是军事掩体，很多人理所当然以为碉堡就是《小兵张嘎》中的高炮楼了。
外语学院的日语专业自然是好的，怪不得汪小姐自说自话打电话去日本商社要报价，估计她不是日语专业也是第二外语。记得在教学区教工食堂对面曾经看到一张告示，某电影组招配角，需要日本友人或本院日语专业学生。大家笑说演鬼子去了。至今记得我们的二外日语老师，穿一件高领毛衣，抑扬顿挫地读课文，然后提领我们跟上--“いち、に、さん...”
再想想，汪小姐更可能是对外经贸毕业的，所以她口口声声”专业对口“。这个专业1984年从英语系中设置，88年独立成为对外经济贸易系，人称外贸系，汪小姐赶上了第一波浪头。我报考的时候，同班同学杀出重围，考进了它的国际会计（ACCA）专业，当时真是金饭碗一只。但其实，外贸系毕业真正对口进外贸局的，都要有点来头的，倒是进公司的居多。我认识一位上海同学，附中毕业，成绩优异，后来进了一个进出口服饰鞋帽公司，倒蛮开心的，说立志学习菲律宾伊梅尔达，搜罗它几百双高跟鞋。说汪小姐没有来头，没有背景，打死我也不相信。
不过汪小姐能吃甜头，也能吃苦头，我相信。九十年代上海，住宿拥挤，交通不便。有人穿着运动鞋死挤公交车，到了外资公司换上靓丽的套装和高跟鞋；有外地师姐租住在老式房子亭子间，天天拎着马桶或痰盂去公共厕所倒。但是几年奋斗下来，白手创业的，买房安居的，出国深造的，似乎个个前程远大，究其原因，多半是处在了风口上。栽了的也不在少数，万国证券的管金生，就是法语系的毕业生。
外语学院自然是洋气扑鼻，也有不少相关传闻。比如说，饭菜票都是外语印的，比如说，那个门口修鞋的小皮匠还会说简单的几国外语。和复旦纸头撕撕，四角钱一张的奇葩饭菜票相比，外语学院的塑料饭菜票就是硬通货，附近的小饭馆和小商店都流通。毕业了二十几年，还会梦见米色的一角钱，红色的五角钱，紫色的两块钱，厚厚一叠，橡皮筋扎住，一个月的饭钱。
洋气还在于，军训时思想教育放原版片《西点军校军训记》，大一精读课树立人生观讲《毕业生》，大三专业课讨论“水门事件”中舆论监督的意义，著名教授《成长的烦恼》译者钱绍昌教授让我们翻译关于Ignatius Kung的文章。每年圣诞节左右，举办“文化周”和“美食节”，教工食堂前的一条街摆满临时摊子卖零食和磁带，空气中飘来威猛乐队Last Christmas的歌声，简陋的舞厅里夜夜笙歌。听港台和摇滚的也有，但不敌英美流行歌曲。曾经有个澳大利亚乐队在礼堂表演，上面唱一首，下面跟一首，从Another Day in Paradise到周华健的歌改编的Are You Alright Now，没有一点违和感。汪小姐的自信和自由散漫，大概来自于外语学院女生的气质。演卖大闸蟹陶陶的陈龙，在他是青春偶像剧明星时，剧中的女朋友就去了外语学院。
花团锦簇，闹猛来兮的汪小姐是幸运的，她没有外地学生为一张“黄表（留沪名额）”挤破头的烦恼，也没有支付高额”培养费“的经历，她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不管宝总还是魏总，其实都不能定义她的人生。我离开的时候，学校已经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名也由鲁迅的集字改为长者的题字，接着评上了211大学。随着综合性大学地位的提升和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我的母校日益衰落，现在据说已经沦为二三流大学。
前几年回上海，还去过母校，不是远在松江的万国建筑什锦会，而是老校园。竖起了不少新的建筑，越发逼仄拥挤。学校大门已经面目全非，卖面的一撮小胡子“林子祥”不知去处，原来的老师退休的，跳槽的，移民的应有尽有，其他都去了新区。耳边响起了那首歌曲《东体育会路》--
世界上有一条最长的路
它的名字叫东体育会路
因为在我内心里
那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
世界上有一条最短的路
它的名字叫东体育会路
因为它只把我们划分了教学和生活两个区域
汪小姐的母校，我的母校，别来无恙？我们可能曾经在小小的校园和广阔的上海失之交臂，但是我们最终在对老时光的回忆中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