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历史研究者笔下的文革叙事----读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三）
尽管地方政权陷入瘫痪，但真正加入造反组织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还是站在保守派一边。毛泽东对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很多党团员、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之所以参加保守组织，也即所谓的“保皇派”，是受了走资派的蒙蔽。真实情况并非毛泽东判断的那样，受走资派蒙蔽和被走资派利用的保守派确实有，但不是主流。王绍光认为，在毛泽东瓦解了旧的权力机构后，人们选择加入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完全是自愿的，而且也是自己的一种理性选择。“什么样的人可能成为造反派呢？在学校里，造反派是那些被排出除老红卫兵组织之外的人。在工厂和其他单位里，他们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或者运动最初几个月里被疏远的人。所以，更多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激进组织而不是保守组织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很多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眼里的落后分子和问题分子加入了造反派，所以“根红苗正”人就不愿意加入造反派。另外，他们也从心里认为，文革前的体制和那些领导没那么坏，他们找不出需要造反的理由。武汉华中工学院9月27日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但只有700人参加这个组织，而华中工学院是个拥有一万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大学。
武汉的工人造反派很多都是在单位受过领导打压和批判过的人，原本就对领导心怀不满，看到文革给他们机会可以造反，还可以打倒本单位领导，自然会积极参与。文革前，“工总”的很多头头都是那种历史上不太干净的人，比如朱红霞1949年前参加过反动会道门，五七年因为同情右派而受批判，文革初期他还被打成“三家村分店”成员。“工总”的另一个头头胡厚民则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曾想当工人俱乐部的头头没当成，因此对领导十分不满。文革初期，他也被打成厂里的“小三家村”成员。李洪荣虽然是中共党员，但在社教期间，因发现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倒卖布票粮票的不法行为，而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一个头头余光顺曾在1957年因诈骗罪被判刑七年。这些人之所以积极造反，原因是都感到自己是受迫害的人。还有的人虽然自己历史清白，但亲属中有被打成右派的，而他们则受到牵连和歧视。因此，反击“资反路线”后他们也加入了造反派组织。
王绍光说，文革中的人参加哪一个组织，基本上可以根据其在文革前的状况推测出来。这是文革参与者的理性选择的证明。社会存在的潜在矛盾是亿万人民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在1966年的12月份，工人造反派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可在武汉，造反派在各单位都是少数派。这和辽宁的情况有所不同。辽宁工人参加文革时，基本都是加入了“辽革站”这个造反派组织。正是因为武汉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才出现了720 事件和持续不断的派性斗争。
当看到政府对造反派的行为持续退让时，保守派群众感觉再不组织起来就无法抗衡造反派的势力了。在1966年12月2日，武汉的保守派群众组织革命职工联合会宣告成立，简称“联合会”。这个组织发展迅速，很快发展了40万成员。
当工人和社会各个部门全部卷入文革后，社会秩序大乱，生产停顿，经济下滑。为了恢复秩序并将老干部排斥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开始支持造反派夺权。
夺权运动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因为上海“一月风暴”的成功让毛泽东感觉夺权是恢复秩序和改造权力机构的好办法。上海造反派夺权时，喊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这正迎合了毛泽东恢复秩序及生产的想法。上海造反派夺权后，生产秩序基本恢复。毛泽东发现没有那些老干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工业生产一样正常运转。于是毛泽东决定支持和推动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上海夺权后，全国各地随即开始夺权运动，但唯有上海的夺权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原因是上海是真正的造反派夺权，而且夺权后把生产组织的井井有条，社会秩序恢复，人民普遍满意。可其它地区的夺权就不是这样了。当时全国有四种夺权模式。上海是唯一让毛泽东最为满意的模式，即造反派不仅夺了政治权，还夺了事务权，而且还能独立击退保守派的反攻。广东则是第二种模式，即保守派夺了权，然后把事权又交还给老干部，群众组织变成一个监督机构，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的模式，所以中央文革一直不承认广东夺权成功。江苏是第三种模式，即造反派自行其是夺了权，但也不听中央文革的指挥，所以中央文革也不予承认。还有就是黑龙江模式，这个模式后来成为中国各省夺权的标准模式，即三结合的夺权模式（老干部，军队和造反派）。湖北和武汉的夺权采用的就是黑龙江模式。
夺权初始，造反派以为最大的阻力来自老干部，可实际情况是，最大的阻力来自保守派。在武汉，保守派的人数众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性。保守派一般都是由单位的党团员和出身好的人组成。在他们眼里是好人不造反，造反没好人。所以多数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央支持这些胡作非为的造反派，容忍社会秩序大乱。其实，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人喜欢天下大乱，只有那些认为天下大乱会对自己有好处的人才会喜欢乱。这些人就是保守派讨厌的造反派。
毛泽东本以为夺权会让失去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却万没想到，全国全面夺权导致了全面内战。群众组织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派，每个组织都宣称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革命左派。不仅造反派和保守派因为夺权尖锐对立，造反派内部也开始分化。
为了支持比较弱势的左派，毛泽东让部队到地方支持左派，但军队也没有火眼金睛，分不清哪个是左派，哪个是右派。而且军队肩负维持秩序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支持那些希望恢复秩序的保守派。这导致，大部分地区的军队支左，变成支持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这其实很好理解，没有哪个当权派和秩序维护者喜欢造反派的，所以军队并不是故意和毛泽东唱反调。武汉支左就发生这样的状况。
“毛泽东期望夺权会带来革命秩序，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幻想。令他极为失望的是，夺权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极大的混乱。首先，夺权并没有导致新政权的建立。在多数情况下，夺权都半途而废。也就是说，虽然旧的权力机构的丧钟正式敲响，但造反派却无法提供有效的权力替代者。旧政权在武汉被彻底打败。从省长和市长到车间主任和生产组长的当权派通通被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列入国家公职人员名单居委会干部以及负责居民户口管理的民警也被视为当权派。在某些单位里造反派做得更加过分，非党员造反派，把党员也当作一种权利的象征，因而要求拥有把党员开除出党的权利。”（P111）
在上海一月风暴过后的中国，旧地方政权组织已经瓦解，国家接近于无政府状态，各组织和团体都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动。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经济主义”泛滥，如：以前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认为自己遭到不公正对待，稍有过失就会被开除和辞退，因此集体要求变成正式工。迫于压力，湖北省委同意，1966年6月1日以后被开除的临时工和合同工统准许回到原单位，并从此不再开除临时工和合同工。而一些个体经商者则要求税务局返还他们上缴的税款，甚至还发生抢劫国家仓库的事件。
紧接着文革又遇到更大的麻烦，即群众组织不仅分成对立的两派，并开始由文斗转为武斗。王绍光认为，文革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派性和“极左”。
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承认自己没有料到群众会分为对立的两派。毛泽东非常不解地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 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我们过去内部也斗，但不搞喷气式，主要是朱德和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我们还团结起来合作的比较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
毛泽东把群众的觉悟估计的太高了，不知道群众参加文革并不都是为了他的伟大目标，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另外，上海并不是全中国，上海能做好的事，别的地方不一定能做好。
文革中各地对立的两派都自认为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服从中央文革的。如果中央文革发出的指示与他们的观点和利益不符，或者相反，他们就认为这是假传“圣旨”，或者是蒙骗了毛泽东。而一些对自己派别有利的谣言则不假思索地大张旗鼓的宣扬。文革中，对立的派别故意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释毛泽东的指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本来有三条：即给“工总”平反，释放造反派头头；保留保守派；停止对造反派的歧视。可到了造反派的哪里，就变成毛泽东支持造反派，要取缔“百万雄师”。
武汉的720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相互误判中发生的。720事件是文革中著名事件，这是最早显露出文革败相的事件。首先误判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有三个误判，一是对武汉的文革形势过于乐观，这大概是因为上海夺权的成功而产生的乐观思想；二是对武汉保守派实力和坚定性的误判；三是对武汉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深度的误判。在毛泽东看来，虽然武汉造反派是少数，但只要军队转变态度，再加上中央文革的权威，武汉的保守派会很快瓦解分裂，倒向造反派一边。可实际情况是，武汉保守派并不相信毛泽东会支持少数造反派，而不支持人数众多的保守派。因为这和毛泽东一贯宣称的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思想不符。武汉和北京不同，北京的造反派主要是学生组织，学生一般都是比较激进的，而武汉是产业工人为主的城市，学生造反派人数很少。“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产业工人，有一百多万人。他们与政权有共同的利益，认为自己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最忠诚的一方。他们本来就看不上那些造反派，不愿意与其为伍，而且他们还得到以维持秩序为己任的军队的支持。所以，当王力和谢富治代表中央文革指责“百万雄师”挑起武斗时，并宣布“百万雄师”为保守派时，这些保守派成员根本不相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反而认为是王力蒙蔽毛泽东，假传“圣旨”。不仅这些群众这样认为，就连毛泽东的亲信陈再道也同样认为毛泽东是受了蒙蔽。
武汉问题的另一个棘手之处是，虽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但他派出支左的武汉独立师支持的却是“百万雄师”这个保守组织。独立师官兵与“百万雄师”不仅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而且还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感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当独立师处理武斗事情时，对解放军进行打骂和围攻的都是造反派，因为他们认为解放军不支持他们。而保守派则是维护解放军，保护解放军的。这种军民关系自然为解放军所欢迎和肯定，因此，从感情上，解放军也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
在文革那种严酷斗争形势中，对立的两派都感觉自己没有退路，不是打倒对方就是被对方打倒。对那些组织的头头们来说，被打倒很可能就万劫不复。武汉720事件时，带领“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的公安干警就说：如果那些造反派翻了天，我们这些抓捕过他们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没有妥协的零和之争，必定会导致对抗不断升级，最后以命相搏。
王绍光对文革暴力的解释是这样的：“有些评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暴力表明了人类的非理性或者邪恶或者天生的好战性。事实上，暴力是一种既理性又可悲的行动方式。在正常的条件下。当垄断武力使用权的国家对使用武力反对其他人的团体或个人能够以惩罚来威胁的话，那么将有组织的暴力作为策略的可能就会被排除，或者至少使之变得极其危险。然而，在无政府的情况下社会秩序的供给变成了问题。因为社会秩序也是一种公益，所以人们不会自动地克制自己做也许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确实能够威胁运用武力与惩罚的权威，那么甚至善良和理性的人也会在利益冲突时拳脚相加。所以，派别领导人必须始终考虑着暴力策略，即便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的具有好战的意图。认清了无政府问题，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经常发生武斗，即使参与武斗者既非愚蠢，无知之辈也非亡命之徒。”（P134）
武汉是文革时武斗非常厉害的几个地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当地民风彪悍，好斗，还因为人数少的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人数众多，自认为根红苗正的保守派却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想不通就有气，有气就要出。出在哪？当然是对立的派别身上。武汉最早的武斗就发生1967年的五月底，在一次保守派的游行中，造反派一方进行骚扰破坏。一向温和的保守派，这次大打出手，导致“二司”方面一名十七岁的中学生身亡。之后，造反派一方举行了全市范围内的抬尸游行。这在文革中是一种常见的游行形式，我小时候在沈阳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游行。
虽然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发出紧急命令，严禁在派性争执中动用武力。可是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氛围中，没人听从中央的命令。武斗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越演越烈，逐步升级。毛泽东到达武汉时，武汉两派的武斗已经呈现白热化状态，且已造成数百人的死亡，被打死的大多数是造反派成员。
就在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期间，武斗仍然在继续。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造反派竟然胆大包天，武装闯入东湖宾馆，围攻谢富治，抓走了王力。而参与这一行动的竟然有整车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难怪毛泽东当时也误认为发生了兵变。其实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里面。
由于信息管道的不畅通，武汉保守派并不清楚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于是政治谣言大行其道。7月19日至7月21日的保守派连续大游行，都是受到谣言的鼓舞。
正在武汉保守派的“百万雄师”欢庆胜利，准备跃跃欲试地夺权的时候。北京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明确信息，把武汉720时间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紧接着，全国各地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支持中央决定，声讨武汉的“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很快就解散了。虽然组织解散了，但保守派对自己的遭遇非常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最信任的毛主席竟然不支持他们。所以，虽然表面上不得不遵守中央决定，但心里面是不服气的。“百万雄师”的一个头头的话真实地代表了他们的想法：“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武汉保守派垮台后，造反派不顾中央不要报复保守派的劝告，开始疯狂迫害保守派头头。为此发出数千封通缉令，导致一名前保守派头头被打死，另一名死于监狱。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保守派和公检法的头头们，各个单位也开始迫害其单位里的保守派。
“从七月末至八月间，每个单位都在开批斗会，给成千上万人戴上高帽游街。这种情形与‘破四旧’期间很相像。只是人们的角色被颠倒过来。以前运动的许多受害者，现在是好战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可以随意惩罚一年前虐待过自己的人，他们惩罚的不仅是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还有它的分支头头，甚至普通群众。造反派对仅仅以牙还牙不感兴趣。为了发泄积压已久的仇恨，他们常常要加倍的实行无情的报复。许多保守派受到残酷，折磨，家被抄，家庭成员被虐待。据不完全统计，武汉事件后，仅在武汉就有超过六百人被殴打致死，六千六百多人被打伤或致残。一派对另一半的报复，看来比两派之间的武斗更加严重，造成更多的死亡，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苦难。”（P155）
虽然毛泽东到了上海后就醒悟过来，不再相信武汉发生了兵变，但毛泽东又认为，保守派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受到挑拨，受到蒙蔽，后面有黑手和军队中的走资派的支持。所以一度曾有要给“左”派发枪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