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大师----读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远去的大师----读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By 为人父


在网上读过汪修荣的《民国教授往事》，对民国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能产生出如此多的大师级人物颇感意外，也不明就里。待我读完《陈寅恪与傅斯年》后，才对那个时代和那些人有了更清晰的、更深入的了解。岳南先生的这本传记称得上史料丰厚，旁征博引，至少从治学态度上对的起他所写的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因此，我读这本书不仅读正文，而是连每章后面的注释也一并读过。我估计，注释的字数不比正文少多少。我从那些注释中了解了此书的更多背景资料，也丰厚了我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认知。

一

岳南的这本书的基调是沉郁和凝重的，但也有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

民国时期的文人教授们的个性都十分张扬，而且早年大都是愤青。其文人之相轻、好斗品行一点不逊于今天网上的好斗之士。与今天相比，昔日的文人则更胜一筹，他们不仅文斗，而且往往一言不和还拳脚相加，大打出手。

有一次，陈寅恪在柏林一家中餐馆与周恩来和曹公冰等人相遇，打过招呼后大家在同一张桌子吃饭。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辩论，周恩来极善雄辩，曹公冰辩不过，便恼羞成怒，挥拳便打，顺便还将只是倾听，并没参与辩论的陈寅恪揍了几拳。周和陈自感不敌，则落荒而逃。情急之中，二人晕头转向竟躲进餐馆老板娘的房间。二人用房内桌椅将门顶死，任凭门外拍门叫骂，就是不出。

鲁迅也曾主张暴力革命，甚至还计划过暗杀，但都遭到失败。鲁迅也是一生不改其风，始终是个暴脾气。他与顾颉刚的恩恩怨怨凸显出他的刻薄和不妥协性格。

曾做过孙中山秘书，且被蒋介石捧为国宝的刘文典更是生猛。在他于安徽大学校长位时，因为学生运动之事当面顶撞蒋介石，并骂蒋介石是新军阀，被盛怒的蒋介石当众扇了一个耳光，而刘文典并不示弱，马上回敬蒋介石一个飞脚，踢中蒋的蛋蛋，痛的蒋介石差点没趴地下。但刘文典因此只被刑拘一个星期，从这点看，蒋介石对文人还是十分客气的。

刘文典自称是庄子的知音，认为这世上只有两个半人真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就是他自己，剩下半个是谁，他没说，我也不知道。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对陈寅恪却另眼相看，敬重有加。曾对人说他对陈寅恪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看不起搞文学的，认为文学不算学问。在重庆跑空袭时，有一次刘文典看见沈从文从身边跑过，顿时火起，冲着沈从文大嚷：“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啊？”而且还声称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傅斯年这个五四时期抗大旗的学运领头人，更是嫉恶如仇、目空一切，桀骜不羁，一生不改其风。尽管他持正统思想，对蒋介石可谓衷心耿耿，但对国民党政府高官的贪污腐败却深恶痛绝，对贪赃枉法的大老虎蒋的大姨子和大舅哥毫不留情，因此而被人称为傅大炮。虽然蒋介石对他主导和亲自上阵发起的倒孔（孔祥熙）和倒宋（宋子文）两次反腐败运动并不支持，可架不住傅斯年的死谏和公开叫骂，最后不得不撤了孔和宋的职。傅斯年在《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一文中（载《观察》周刊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周刊主笔为至今未被平反的大右派储安平），痛心疾首地道出心中的激愤和忧虑：“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革命的势力，而是由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院要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正是他的一系列反腐檄文彻底断绝了宋子文的官运。不过，孔家和宋家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带着贪来的钱躲到美国做了寓公，这都是托了老蒋的福。

当年孔宋这些豪门也真是腐败狂妄到极点。傅斯年说的要与孔祥熙在法院对薄公堂，起因就是孔家一起令人发指的恶行。抗战时，香港被日军占领前夕，国民政府组织撤退滞留香港的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可最后的一家飞机竟被宋霭龄及孔家二小姐孔令伟霸占。这个狂妄的二小姐把自己的宠物狗带到飞机上，强占了本来留给号称南天王的国民党大佬陈济棠的座位。在陈济棠与其理论时，恼羞成怒的孔二小姐竟然拔出手枪顶在陈的脑门上，把英雄一世的南天王硬逼下飞机。这架飞机最后抛下了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众多名人，如：蔡元培的夫人周俊、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文化名人郭沫若、矛盾等，满载着孔家的众多保姆、保镖及金银财宝加宠物扬长而去。这就是著名的倒孔事件的起因。国民党当年之所以不得人心，盖因这种令人发指的事做的太多了。

虽然傅斯年将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了台，可是当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无可救药，傅斯年为国除害的最后一搏并没能挽救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失败。在傅斯年随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曾说过这样一席话：

“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欲动，以为彼可以取代之也。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职守者，一旦火烧昆岗，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明亡国时，若干好的人士，比贪官污吏死的还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着想，即知此种命运真乃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这段话听起来有苍凉之感，可也道出一个士者的心胸和识见。

被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则是那种虽有盖世之才，却谦恭随和的人。他从不参与各种名目的争斗，大概是那些大师中唯一一个与任何人没有个人恩怨的人。但陈寅恪的随和并不意味着八面玲珑、圆滑世故，而是外圆内刚。他的坚持和执着不仅表现在对学问的研究上，也表现在对学问的态度上。他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就是他在为王国维写的悼词里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王国维是满清遗老，儒学大师，其真才实学和治学精神为陈寅恪敬佩，两个新旧学人成为知己和至交。王维国平白无故投湖之后，陈寅恪沉痛无比，因此写出如下悼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以俗谛之桎捁，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之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不愧为王国维的知己，对他的沉湖自尽有着与世俗看法完全不同的理解：“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俞宏，则其受之苦痛俞甚，殆非出于自杀无一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身为儒学大师的王国维在生命的壮年，大概已经预感到中国文化将被破坏殆尽。于他，活在没有中国文化的世界里，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无疑，在众多的大师中，陈寅恪的声望最高，也最名至实归。的确，被誉为三百年才有的稀世之才的陈寅恪并不是浪得虚名。不说他在中国中古史学方面的造诣，仅就其所掌握的语言一项就无人能与之比肩。据说他掌握的各种语言有二十多种，其中包括已经灭绝和行将灭绝的突厥文、西夏文、梵文和巴利文等。因此，被吴宓赞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游学欧、美、日，却没拿一个文凭。如果是放到今天，估计没有哪个大学会聘他为教授，更别提什么教授之教授的美誉了。

而被誉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先生则是自学成才，从未受过大学教育。可他却凭着真才实学，成为大学教授，成为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成为香港新亚学院的创办者和校长。其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中国。

因此，民国时期的大师们也是幸运的，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文凭门槛，不需为了混个好工作而非要买个文凭不可。

二

民国在大陆的寿命是短暂的，而且这短暂的时光又被战乱充满着，可在这短暂而不幸的时间里却产生出一大批文化名人，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翘首，无人能望其项背。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产生如此多的人物呢？我想，大概是西学东进和辛亥革命成功后思想和言论自由共同激发的结果，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儒家的士大夫精神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泯灭。所谓的士大夫精神可以用孟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而当时的那些前清儒者（如王国维）仍然以身以言在影响着周围的人。正是这样的机缘际会才使那个时代的文化名人变得分外耀眼。

陈寅恪和傅斯年那代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富贵人家和书香门第，皆有家学渊源，其治学精神及思想品质也受家庭的影响很大。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音：zhen)曾官至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是著名的【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名震文坛的显赫人士。

傅也是名门之后，其祖先为清朝开科取士的首届状元。皇上赐与的先祖陵地直到文革时才为红卫兵所毁。

与陈寅恪沾亲带故并一起留学德国的俞大维，其家族与曾国藩是姻亲。俞大维后官至民国政府兵工署署长，他的一个侄子成了著名的共产党，即原天津市市长黄敬（后改的名），而黄敬的儿子现在也是中国的高官，即上海现任市委书记俞正声。

也许出身富贵人家的关系，民国时期的这些文人们，鲜有为稻粮谋的。他们做学问的精神也非常令人敬佩。学术上的成就不只是来自聪明的脑袋，很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做学问的精神。如果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成为大师的一个必要条件；那持之以恒，不受环境之影响，不被名利所诱惑则是成为大师的充分条件。

民国的大师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可以说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最为困苦的是八年抗日撤退大西南的时期。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的校门现在看起来还不如一个破败的乡村小学。不愿生活在敌占区做亡国奴的他们，即使在颠簸流离的逃亡路上，也不忘做学问，宁肯扔掉生活用品，也不抛弃历史文献。这种身居乱世而心如止水的精神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完成于抗战时期，是用一只眼睛撰写的。《柳如是别传》则是双目失明后开始写作的，他依靠口述完成了这本八十万字的巨著。这本书我在网上订购多次未果，让我没想到一本本来属于隐学的历史著作竟然热到如此程度。记得梁思成与林微因合著的《中国建筑史》也是完成在李庄那个荒凉的山村里。每天为衣食发愁，缺医少药，还要天天跑空袭，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活境况中，这些大师们还是完成了一部部让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超越的著作。他们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可精神生活却是富足的。而生活在衣食无忧时代的我们，却只有靠回望那些民国的前辈们来补充我们精神的贫乏了。

陈寅恪的研究领域是中国中古史，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宋明历史。据说听陈寅恪的课很过瘾。没有调侃和噱头，没有离题万里的高谈阔论，他是靠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征服听课者的。比如：讲到杨贵妃，他会考证出杨贵妃的体重是135磅，怎样歌舞《霓裳舞》等。讲《元白诗笺证稿》，他会考证出元稹是如何见莺莺的。如果能听这样的教授讲课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事！

虽然我无幸亲耳聆听大师的课程，可从他的学生整理的历史课笔记中也能够略窥大师的风采一二。手头有一本陈寅恪学生万绳南记录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以前一直未看。读了《陈寅恪和傅斯年》后，我翻阅读此书，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我不是学历史的，不知道陈寅恪对南北朝时期五胡来历和种族的考证在史学界的位置，但我看他慎密的推导和旁征博引的课程内容，也很开眼界。

三

清末民初读书人并不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那样在政治黑暗、国破家亡时谈玄论道，避世保身，而是积极入世，忧国忧民。其中激进之人则身体力行，或积极宣杨变革，或舍身投身革命，如戊戌七君子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正所谓“莫言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出血斑斑。”

从民国的那些读书人身上，我们能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性格和精神上的变化。民国的文人既有传统的文化血脉，又有自由的精神理念，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总之，那一代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常有历史使命感的一代。

从民国时期的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毛泽东时代的噤若寒蝉、战战兢兢，最终演化为邓时代的犬儒化，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性格变迁的概括。

民国时期的政治虽然也是独裁专制，但还是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在对待学校和知识分子上也是比较宽松的。那时的国立大学没有党委，也没有政府官员，政府只负责给钱，其它一切事务皆归校方负责。大学内部则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的工资也能保证其生活无忧（不包括抗战时期）。这大概都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个性比较张扬、思想锐利、精神独立的原因。

那时的大学生经常上街游行示威，政府也逮捕、镇压，但校方却总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从不和政府合作。甚至到了台湾，首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也因袒护闹事的学生而不惜与政府对抗。从民国传至共和国的这个传统一直到六四之后才被最后终结。如今的大学成了政府部门，校长和书记则是完全与党保持一致的党内官员。指望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学生无异于缘木求鱼。也难怪活跃在中国的80后公共知识分子是没上过大学的韩寒，而不是毕业于名校的那些高材生。

政府在某些方面是很聪明的，也很会总结国民党失败的经验。他们认为国民党失败是没在大学设党委，允许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占领舆论阵地并享有言论自由。因此，在中国大陆，这些一律被逆转。可他们却不知道，国民党的失败不是这些事造成的，而是他们不得人心。共产党是高喊着打到专制、反对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打到国民党的。而今天，自由民主却成了他们最害怕的东西。

傅斯年对共产党的预测基本都没实现，却唯有一件事说的非常准。这就是他在北大建校五十周年的讲话中说的：“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的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今天北大的现状非常准确地印证了傅斯年的这句预言。

建国后的头三十年是对知识分子整肃的三十年，其中尤以文革为最。文革时的北大未名湖成了鬼湖，投湖人多时，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噗通噗通的跳水声。因未名湖水太浅，无法速溺，后来自杀未成的人还传授经验，说最好的办法是头朝下扎入湖中，最好是用水草将脖子缠住。那时的北大，对教授们来说真可谓人间地狱！

本来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因华南局书记陶铸的关照，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可文革时，陶铸自己也成了革命对象。其时，陈寅恪已垂垂老矣，目盲膑足，可红卫兵并没放过他，每天在他家门口用高音喇叭高呼革命口号。闹的陈寅恪夜不能寐，天天提心吊胆，终于不堪折磨，被惊吓致死。一代大师，历经忧患，最后仍是死在恐惧当中。

建国后的后三十年，是知识分子被犬儒化的三十年，严格说是二十年的犬儒化。这个犬儒化的过程就是从六四之后开始的。

我们时常感叹中国今日没有大师，却不知道今日没有大师不是今日的因，而是建国六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制造让大师们远去的因，只是今天我们才品尝到没有大师，学术腐败，教育衰败，文化衰败的涩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