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社会转型危机及应对（1）
吴思：社会转型危机及应对（1）
【要点1】我将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中国经历世族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进入到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官家主义”，官家主义社会有维持和平环境的能力，但是具有不稳定性，没有独立性，缺乏权力制衡，转型比较困难。
【要点2】政治改革的框架有四层，如同玛雅金字塔：塔尖是领导集团的政改动力，然后是影响政改意愿的三层力量：危机强度、社会上不同的行为主体、影响行为主体的重要变量。向民主宪政转型，意味着官方权力受限和公民权利扩张。这是巨量利益的重新调整。从利益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整体，官方动力不足而阻力强大，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动力将来自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由此触发的体制内动力。
【要点3】社会好比一盘棋，棋盘上有许多行为主体。中国的主要行为主体，至少应该注意八个：一官，二农，三农民工，四工人，五国企老板，六民企老板，七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八学生。传统的官-民（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格局出现分化，相对强弱也有变化。一般说来，权利受到保护，合乎契约，就有秩序稳定；权利受到侵犯，被强制剥夺，就可能造成危机。
【要点4】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和财政危机，政府手里有许多好牌。向民营企业开放垄断领域，例如金融、能源、教育、医疗、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必将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可以出售价值数十万亿元的国有企业；实行土地私有化，开放土地市场，也能吸纳巨额货币。官方意识形态拥抱更多的民主，就会发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官方意识形态僵化，民间的第二文化将日益繁荣，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要点5】未来五年至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即便出现，凭借多年形成的经验和物质基础，有望及时化解矛盾，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很低。在中小级别危机的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甚至中型改良。中型改良更可能发生于容易控制的领域，例如立法机构和司法等领域。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以完善的概率较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来自压力驱动
吴思：感谢大家光临，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框架，想介绍的核心就是这个框架。框架看起来像玛雅金字塔，最高层是庙宇，这个庙宇代表着中国最高层的决策者、领导人，他们会不会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只有上帝知道的问题（现场笑）。假如他们会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会有一系列的故事，怎么搞？比如邓小平是怎么搞经济体制改革的？以及历史上的改革怎么成功、怎么失败有很多经验教训和规律。但一系列假定的前提是最高层有积极的、主动的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但我觉得希望不大。如果按照利益驱动原则不主动改，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化，而民主法治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更多尊重和对行政权力的更多约束，所以从官家集团顶层来说意味着利益受损，很难想象一个集团会主动干损害自己利益的事。那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在哪里？我认为来自压力、来自危机驱动。
所以第二层讨论危机，把危机分为五层，我会详细说五级危机和内部互动、内部惯例是怎样的，历史上是怎样的，将来如何展开。
第三层是制造危机和平息危机的社会集团和人。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常规的“官—民（士农工商）”，现在更复杂，“士”分作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农”和“工”之间有一个农民的问题；“商”除了民营企业家之外，还有国营企业的老板。这在一会儿一个一个讨论，这是制造危机和平息危机的社会上的行动者，这是金字塔第三层。
第四层是影响社会集团的因素。比如经济上行、下行，财政危机，官府要解决问题手里是否有钱，手里有什么牌，还有观念包括互联网，各个社会集团组织的成本，等等。
现在我向大家逐个介绍这四层，介绍完后，综合这四层的整体，对未来十至二十年做一个推测，在他们互动过程中得出一些基本结论，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核心内容。
先说一下背景，谈论这个模型发生作用是在什么基础上讨论的，中国社会背景是一个什么社会。之后如果还有时间就讲最高层要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历史经验比较顺畅，主动走很容易走得通。这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块，核心是玛雅金字塔，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社会转型危机驱动，我想说的是危机驱动转型的模型或者叫预测框架。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自秦汉以来，按照毛主席的话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在他写这句诗时，文革期间认为还在行使秦的那一代政治体制。如果按照一百代来说，现在孔老夫子的后代才80多代，还会再写几百年。那秦政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要转型的社会对象是一个什么性质？教科书上说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是封建主义社会，越来多的人觉得这个概念不对，我也不接受。“封建主义”按古汉语的说法，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西周搞封建是分邦立侯，总而言之把一个地分给哥们或兄弟，在这个地上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独立小王国，一些小王上面有一个大王，这就是封建结构。秦始皇把这个废了，建立了郡县制，所以很难说秦始皇废的东西延续到现在，在语言说说不通。
如果用大家熟悉的经济组织形势来描述封建制度，发现封建制很像一个商会，一堆小老板推举一个大家信得过、忠诚可靠的、能干的大老板当会长，这是封建主义的结构、商会的结构。会长手伸得再长、再有权威也不能伸到别人的企业里，那是别人的家产。当年周王下面分侯各自的地盘不能收回，西欧封建时代是这样，日本封建时代也是这样。“封建”两个字是共用的，所以封建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商会时代。而秦始皇建立的一个结构很像上市公司的结构，把几个小老板给灭了，带着几个哥们打江山，功劳最大的分侯，做稳江山后，杯酒释兵权，让这些跟着打下江山的铁哥们当股东和股民，每年领自己的利息，实际操作不要插手工作业务，聘一个CEO当宰相，聘一些MBA当县长，分管各个分公司、各个部门，那是一个上市公司的结构，代理人是这个金字塔框架的主体，最高层是皇帝（董事长），下面是随时可替换、三年一轮的代理人，这是上市公司结构。郡县制与商会制度差距极大，如果我们把商会制度称作封建制的话，绝不能把上市公司制度、代理人的金字塔说成封建，那叫什么？后人有许多说法，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确是一个说得通过的概念，但我觉得“专制主义”太模糊，没说清楚谁专制：是封建贵族专制就是封建主义，是无产阶级专制就是社会主义，是资本家专制就是资本主义，所以谁专制没有讲清楚，叫“皇帝专制”也行，但都没有说。后来魏特夫（德国人）到美国加了两个字“东方专制主义”，这比“专制主义”略好一点，但“东方”是谁？我们都是东方人，日本是，朝鲜是，越南也是，我们能专制吗？所以“东方专制主义”也太模糊。李慎之先生推的一个概念是“皇权专制”，这比“东方专制”好得多，但我觉得仍然有问题，这个概念比前两个都好，但我觉得都不好。所以我杜撰了一个概念—“官家主义”。“官家”古汉语概念里包含三个意思：一是皇帝，《水浒传》赵官家就是皇帝的意思；二是衙门，官道、官门，不管是县里、省里，哪个部门的，条条块块不是你们家的，而是公家的、官家的；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这就是古汉语里“官家”的三个主体，基本内容是这三条，他们三个互相争夺地盘，皇帝强了压缩下面，衙门强了架空上面，官员个人强了把上面两个全都架空了。就是这样一个决策的体系、一个主力，当家作主，“义”是规则体系、法规体系。这三个主体都能够当家作主、都能立法定规，但不管他们怎么争夺地盘，当家作主、立法定规都在“官家”范围之内，所以我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官家主义社会”有不同的阶段，流氓打了天下后就是分田地，打江山打完后每人分几公顷地，后来实现了，而且一直在实行秦朝砍一个脑袋给一百亩、砍两个脑袋给两百亩，等他打赢仗了，自己手下士兵砍了一堆脑袋会有一堆地，于是出现了大地主、小地主，大地主、小地主的后代一代一代就有了官二代、官三代。所以汉到魏晋时期我称为“世族官家主义”。后来“世族官家主义”把“官家主义”折腾惨了，我们知道魏晋时倒退到封建时代又分裂了。隋唐总结经验，开始科举考试，不许他们天然地当官，可以考公务员。于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二阶段，朱元璋打天下把一些大地主、大商人都灭了，就是因为官家和小农、富农共谋天下，然后选拔一批MBA给他当代理人、当官僚。那时我把朱元璋建的叫“小农官家主义”。再过几十年“小农”分裂了，有佃户和地主，佃户向地主缴租，地主向官府交皇粮，我把这个时代称为“地主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这个时代有一个经典集团——乡绅，一只脚踩在土地上，一只脚踩在官僚里。
中国是“资本官家主义”
这是我对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做的定义，我们谈的社会转型基础就是秦汉以来的。当然我们还得追着说几句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有很多说法，主流说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以从逻辑上进行讨论，社会主义有一个定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谁？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主体是农民工，但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为了要工资有13连跳，如果这样的弱势群体是领导阶级在形式逻辑上陷入了困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我们知道“农”也是弱势群体，尤其在征地的时候；“人民民主专政”，人民通过什么专政？宪法规定通过人大专政，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主体，而我们知道人民代表60%、70%是官员，那这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官员专政？若是官员专政则是官家主义，人民专政的话人数比例也不对。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请逻辑高手讨论，今天放下，说不清楚。还有一些观点，比如吴敬琏先生说“中国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容易讨论得多了，抓住了两个非常核心的社会主体：一个是经济主导者，民营企业影响就业80%，GDP60%以上，民营企业肯定是大头，是中国的领导阶级；还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是权贵。但若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核心词是“资本主义”，权贵色彩比较重。可中国是资本主义吗？用这个问题问资本或老板，“你能主义吗？你们能当家作主？能说了算吗？”不能，他们也担当不起：“党领导一切，我们只是给领导打工。”如果以这个问题问党，党肯定不高兴——“怎么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领导。”这个话两个当事人不认，此概念谁好，主要当事人不认账，我们不能不遵从当事人的意见。怎么遵从当事人的意见？——“资本权贵主义”，“资本”色彩比较重的权贵主义。我觉得这更精确了，但在中国谁是权贵？当然是官家，这是我对当代中国性质的一个定性：中国是“资本官家主义”。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攻击性，其实，如果三分天下，两分是赞美，一分是批评。第一分的赞美是，中国经过了上百年前赴后继的现代化努力走到今天，工业化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基本完成了，这是一百多年前我们前辈们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年小农或地主官家主义80%、90%的是由农业创造的，现在农在GDP的比例中不足10%，90%左右主体是工商业创造的，而工商业领导者是资本，我们进入资本官家主义社会，意味着在生产力方面我们完成了前人的伟大梦想：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实现，这是资本官家主义的第一重赞美。
第二重也是赞美，毛泽东时代是什么主义？按此系列说下来：经过世族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进入到毛泽东时代，我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官家直接代替资本家管工人，代替地主管农民，当一个生产队长管佃农，只要在那个位置上逼着农民干活，农民偷懒、斗智斗勇，会很快发现你的心态进入奴隶主心态（现场笑），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惜不能拿鞭子抽，如果允许，肯定想抽。这意味着官家干部直接代替的这几个地主和资本管工人、农民，集中力量好办大事，比如兴修农田水利，比如一上来就搞五年计划，搞大项目。但也有大问题：工人偷懒，农民也偷懒。农民不干活，大田里的草非常茂盛，跟庄稼长得一样“茂盛”；工人也是，一天干三四个小时，当时我在一个厂里，属于大红旗飘扬的地方，我们做的是搬沙工，干了三四个小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无产阶级、领导阶级对我多干也有意见？他们说定额做高了，让我们怎么办？现在也是。“工农官家主义”有优点，但缺点是效率低下，于是改革，改革之后把工人交给资本，能管就管，管不了就破产。我们知道中国资本家非常厉害，弄得现在农民工一天干活11个小时，一个月歇两天，但不管怎么说偷懒减少了，中国产品、中国制造销售全世界。农民也是，自作自受，饿死活该，能干就多干，我们知道大量的农民出来了，只有很少的人把过去辛辛苦苦种不好的地种好了。所以“资本官家主义是“工农官家主义”的进化、演进，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这是资本官家主义的第二重褒义，当然还有一层贬义：官家主义还是官家主义，不是民主主义。
官家主义维持和平环境但缺乏稳定
官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好处和缺点？最大的好处是打仗少了。我看李陵考证有独立王国的那个时代有400万常备军，当时中国人口（汉朝统计）是6000万，战国时肯定没有6000万，就算有6000万，3000万男人中一半老人和孩子不上阵，1500万男子中400万而战争而活，也就是说30%成年男子的劳动力是用于打仗的，如此想想社会的暴力浓度有多高？看公元前221年以前往前数的一百多年几乎年年都打仗，很少有间断，暴力程度很高，而且动不动斩首8万、6万，最狠的是40万，赵国成年男子就没了一半，这是封建主义的缺点。官家主义后，天下太平了，不许谁拥兵自重，独立王国给削了，那时常备军有多少？清末常备军有80万，清末将近4亿人口，4亿人口一半是女人，男女各2亿，2亿男人中老人和孩子不上战场，一亿成年男子才80万常备军，0.8%。一个暴力浓度是30%，一个暴力浓度是0.8%，这就是官家主义的好处。中华文明足以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且一度领先世界靠的就是这个维持和平环境的能力，我们建立的帝国体系、官僚制度是我们的优势。这是官家主义的优势。
不过有一个大缺点，即官家主义不长寿。中国的官家主义从秦汉以来到清朝，如果单算大一统的王朝，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加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零碎的小国，平均寿命是67年。这是官家主义的问题，到时候就死。死因是什么？40%死于官变，比如曹操篡汉、王莽篡汉，赵匡胤兵变。还有40%死于民变，比如朱元璋、刘邦都是造反的，陈胜、吴广起来了。20%属于外敌入侵。这些都混合了，很难说哪次大变只有民变没有官变，或者只有官变没有民变，或者与外敌入侵毫无关系，外边边疆始终太平，但有一个主导力量。李自成把明朝推翻了，只能说明朝亡于民变。后来李自成把外敌引进来，只能说李自成亡于外敌入侵。资本官家主义的问题，还是难免王朝循环，而且这些入侵、官变、民变的威胁始终存在，这是问题，不稳定。
我介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介绍了官家主义社会的问题、长处和短处。到了当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官变，比如皇帝变了，皇帝内讧，打起来了，包括宗室之间的屠杀，比如李世民把他们的哥哥给杀了，朱棣把他的侄子杀了，这都是皇室内部政变。衙门就是宦官专权等都可能导致一个王朝崩溃。官员个人，曹操是官员个人，没有王室的身份，就把皇帝架空。这样的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常有。现在会怎样？王朝当年不稳定因素走到今天，今天没皇帝了，衙门还有，变了，增加了；官员个人也有。现在这种体系增加了新的变量，过去的67年、171年是那个时代可以维持稳定的时期，到现在还能不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维护那么久的稳定？
先说皇帝。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中国就出了一个麻烦：最高权力传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能世袭了。最高权力传承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我们知道毛泽东选刘少奇，后来不成功；选林彪，林彪跑了，也不成功；后来选华国锋，华国锋没待几年被另外一个人推翻了。所以替代世袭的最高权力传承规则更加不稳定，变成了指定接班人制度，这是“官家主义”过去那些不稳定性现在加剧了，几乎每一个接班人都会出事。比如邓指定的赵、江，然后邓南巡对人有批评，内部其他老同志对这个批评有点说法，暂时稳住了，但非常险。要不是那么险，明天要审的人也不会到那么高的位置。接班人制度作为最高权力传承，一到换届就会出大事，比过去的稳定度差远了，最麻烦的是如此不稳定的指定接班人到现在更突出，因为邓可隔代指定，一下指定了两个，江不能指定，胡更不能指定。现在最高权力传承规则是什么？不是接班人指定，那是什么？很难表达，有点像红衣主教推选教皇（现场笑）但红衣主教推选教皇是教皇去世了，把红衣主教们关到屋子里商量，商量完不许出门，点一把火，地炉上一冒烟：新教皇诞生了。
衙门。过去的衙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户很简单。现在的衙门有四套班子，四套里比较麻烦，比如人大，人大在宪法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衙门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达到了落实宪法的规定，那这个官家主义还是官家主义吗？成了半个民主主义了。所以这出了一个人大就很麻烦，衙门更不稳定，过去没有都不稳定，何况有了。另外是法院，《宪法》第126条就是独立审判，法院有权独立审判，一独立，依法办事，谁老大，谁说了算？谁主义？就是法治社会、宪政、宪法主义，于是就麻烦了，因为这不是官家主义了，变成了宪法主义或者宪政。所以这两个被称之为橡皮图章，他们自己也知道，经常反驳要变硬，但真的变硬“官家主义”会很麻烦了。法院真的要独立审判了，官家主义的基础也会动摇。所以一个衙门的变化比过去增加多了。
官员不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官员个人变得更复杂。过去官员个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套的儒家理想；现在儒家理想变得更复杂，说不清楚。在这里岔开一下，中国此时此刻官家主义的存在是国际环境大变，这是第一大变化。过去中国是中国，天下就是老大了，现在发现不是老大，人家比我先进，向人家学习，要开放，要向先进文明靠拢，争取现代化，承认有别人比我们更高。此环境一变，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是魏源，是士官。中国近百年不像过去40%官变、40%民变、20%外族入侵，清末时有一个新变化，戊戌变法是“士”发动的，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也是知识分子折腾起来的，孙中山是留学生。这些知识分子发现外面有更好的世界要学习、要赶超，纠住不放，他们成了革命灵魂，去找革命的材料。康梁找的材料是皇帝以及内部的一些人，没成功，想搞官变，知识分子找官员去变法，拉着皇帝去变法失败了；孙中山找流民、江湖，找民间暴力势力也找商人化缘，也找新军，就找体制内外的暴力以及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这是孙中山那批知识分子所找到的革命材料、依据和基础。共产党也是知识分子，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毛泽东，他们到农村找材料，打土豪分田地，以土地激励农民搞革命，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或转型，但要找对材料。这些知识分子满脑子的思想从哪儿来？从外面来的，外面不是民主主义就是宪政或者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那一套。现在官员脑袋里装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现场笑）。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他们在追求良心时，他们在追求理想时，很可能导致的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是乱天下。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上去了，那是一个优秀的官僚，最后把苏联给折腾跨了，把苏联的官家主义折腾跨了。“官家主义”不稳定性如此之多，条条不稳定，比起过去不稳定大得多。这说的是官家。
官僚帝国转型困难
还有士农工商，这个“士”跟过去大不一样，“士”在中国一百多年以来主导了三四次革命，包括几次大危机和动荡，比如二十多年前那一次，五四运动、四五运动都跟天安门有关，这几次大动荡都是知识分子——“士”折腾起来的。资本发现有危机可趁，就跳进去、帮助一把，赞助赞助。这两个大集团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小农官家主义，小农很好对付，现在几个资本合起来，构成一个环保组织，这个环保组织的力量能够动员的资源顶一个省、一个市，力量大不一样。所以“官家主义”的基础小农和地主已经变成资本官家主义，而且资本家都有知识。官家主义的稳定性在历史上追究到现在会发现千疮百孔，但别小看官家主义，别看官家主义千疮百孔，它仍然非常强大、非常灵活。
看亨廷顿写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有一个说法：发现所有转型国家两大类——一类转型来自封建王国，像西周那样的社会或者向日本那样的社会、英国那样的社会，很多贵族架着一个王，贵族有自己的地盘和权力，转型比较顺畅；还有一种转型比较困难，即官僚帝国，也就是我所谓的官家主义。封建王国转型容易，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我们找实例会发确实如此，英国不用说；德国是封建王国，虽然折腾了好几次，转得也行；日本折腾了一次，转完了也行。官僚帝国特别能折腾，还转不好，比如法国自1789年开始转，一直到二战才消停，中间几次复辟几次折腾；西班牙是官僚帝国，早早开转，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新国王胡安·卡洛斯转型，到一九八几年才成功；俄罗斯也是一波三折，直到现在还没成功。我们是最成熟的官僚帝国，现在还充满着自信。这有什么道理吗？为什么？亨廷顿没说为什么，我替他找了找原因：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唐太宗看士子考试与鱼贯而入时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我愿意升谁的官就升谁的官，我愿意撤他的职就撤他的职，精英都在我这儿。现在说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能否自信得起来我不敢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自信的：人才自信。公务员千里挑一，那都是精英，能考上的人，至少读书和写文章都是高手，那就是精英。一大堆精英集中在上层，相应的把下边掏空了不少。上层最善于学习和交流的一批高智商的人就是感觉不一样，就有本事让中国连续30年每年GDP增长10%，这个牛劲别的地谁比得了？所以这个自信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官僚帝国把人才拢到中央，反过来把下面的精英抽空了不少。封建王国不行，封建王国每个贵族都是世袭的，世袭的治理水平应该是社会的平均水平。而治理官僚帝国的官员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而官僚帝国还有强大的各自独立王国的实力，可以对抗王的参与，于是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所以转到民主宪政比较不容易。宪政局面、权力制衡，封建王国有底子，贵族所享受的权利、自由很容易往资本家身上扩张，再往工人扩张，民主就实现了。而官僚帝国都看上层脸色行事，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权力制衡，一个一个还特别聪明，智商还特别高，所以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