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读硕士时教授复变函数的是出自西南联大，和杨振宁，王元等前辈齐名的一位数学教授，当时已经是我们学校数学系主任了。前辈课教得非常好，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只是他那时人已经老了，十分瘦小又不修边幅，驼着背一双眼睛总是眯得紧紧的看上去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特别是他一年四季那身洗得泛白的黑色中山装配一双蓝套袖，常引起其它系上同学的不敬。班上的团支书是我们系这边唯一不恭敬他的，但他是从外校考入的，虽然嘴巴尖酸时锐不可当，只要周围有我们几个同学在也不得不有所节制。既使这样他也没少与外系其它同学嘲笑这位教授，老教授本人也有所察觉。偏偏我们这个同学期末考试不灵光，乘火车回家的当晚还要我带他去向这位教授求情，也从此不再私下说这位教授的坏话。那也是我和这位教授私下的第一次接触，后来他把数学系很多研究生课程习题都交给我做题解。他抱怨数学系的研究生们不屑做这种事情，我反正喜欢数学，也就高高兴兴都接下了。那时我导师的女婿正在数学系读硕士，聊起来他也说做教科书题解没有意思。

其实这不过是学与用的问题。数学和物理读到研究生时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清楚划分，很多物理问题其实就是数学问题，但是国内数学和物理专业出来的人一眼就可以判断出来。我这样讲可能有读者觉得不公平，但平时细心比较一下往往就是这样。数学专业有很多人都养成不修边幅的习惯，无论年纪多大，而且熬夜过分后总是一副睡觉不足的样子。从专业本身来讲，前者是为研究而研究的，后者却是学了当作工具来用。

把知识当作工具的好处在于你不得不时刻都要牢记相关知识适用的条件。任何知识都受应用条件限制，如果具体条件改变就应该做相应的修正，否则就会脱离现实。这就好比生活本身，如果不懂得适应环境适时调节的话，就有可能被生活玩弄。有人生活居住之处就会有人文，有人文环境的地方就会有当地的特色，与其说生活在自己假设的理想条件下就不如抓住外部环境的具体特征，找出规律后调整自己心态，学会适应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这里提到的那位数学教授，当时情况下他的举止作风与中国传统文化民风环境还是比较一致的，课题由国家基金支付，以他的学识能力从事研究不受世俗干扰是最理想的，但进入今天的环境就有可能难以维持，虽然像他这样早已成名的大师级人物会受到国家特殊照顾。

由此再看黄渝意外车祸的问题。一般赴美留学经过托福和GRE考试这一番磨炼英文至少听和写应该基本没有问题，而且八十年代应付这些考试想方设法换外汇也能逼迫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多少学些社会经验。美国学校读研究生的特点是课题往往需要学生自己做，导师只管跑经费；如果一个导师能过问一下进度，在研究方向上指一下路就很难得了，这种情况下对学生个人能力发展十分有利。当然如果学生放任自己不清楚导师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就很难办。在美国社会生活也是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容易成就自身能力强勇于拼搏的人，同样也容易放纵一些个人功利思想比较严重的行为。黄渝很像国内时遇到的一些搞数学的，他们人品绝对很好，但是太理想化了。比如他这次车祸的原因，既使轮胎爆了也要打开紧急信号灯再换，如果路边没有紧急停车道就一定要等天明以后再换，这些是开车必备的常识。

当然，数学专业的朋友们也未必都这样睡眼惺忪得一塌糊涂。我读书时有位室友就是南大数学系来的，那时我们那个宿舍单元有两位是台湾本省人，他就整天喊民进党的台独口号高明，人家又不是急独的，每次听他这么讲就板脸不理。我私下骂他缺觉太多脑袋昏了，他眨下半睁半闭的小眼睛说：“哎，这个口号好呀，对国共两党都有鞭策，再催生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就统一了。”

最后，美国物理学界和国内数学界倒相仿，不仅毕业后出来睡眼惺忪不修边幅的外表比较类似，很多美国学生工作很久以后还始终认为科研经费是取之不尽的，无论他们成就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