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困局和出路
读书札记：西方的困局和出路
中媒常抱怨西方喜欢唱衰中国，实际上西方学者更喜欢唱衰西方。西方的衰落从来就是一个热点，很多著名学者都以其作为自己著作的叙事主题。早在上个世纪初西方上升时期，就有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从斯宾格勒那里继承了文化形态学，发表《历史研究》巨著，预言西方文明将同样经历衰落的周期。本世纪又有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西方的衰落》，最新的一本是德国历史学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温克勒从欧洲的视角审视西方世界近年来所遭遇的一系列危机：希腊欧元危机、波匈法治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和美国-欧盟危机。温克勒认为希腊危机的根源是欧元的早熟，源于法国对德国的猜忌：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想要打消法国对德国重新统一的疑虑，故而决定让货币联盟比政治联盟先行一步。欧元之所以能诞生，靠的就是“政治优先”原则。根据该原则，政治上的考虑应永远优先于经济上的考虑。按此原则德国相信了希腊的数据，并且支持希腊加入欧元区。那些赞成共同货币的人期待欧元有助于消弭各成员国民族之间的对立，能唤起一种“我们都是欧洲人”的感觉。然而，欧元区的危机却更多地让各民族间的仇恨和成见死灰复燃：当德国的街头小报在煽动人们反对那些“懒惰的希腊人”时，希腊的报纸却试图唤起人们对纳粹时代和二战中德国战争罪行的回忆；在塞浦路斯、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
波匈法治危机的原因是西方文明将前东欧国家纳入“传统西方”范围之内，造成了两国现任领导人和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西方价值”的隔阂。
英国脱欧的原因是欧盟行政机构权力不断增长。欧洲议会想要拥有一个真正的议会所具备的权利行事，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误解。德国的难民政策和“欢迎文化”给许多英国人带来了深深的刺激。英国脱欧运动的诉求不仅在于其反对来自欧盟东部成员国的移民，而且（特别是在运动的最后阶段）也是害怕英伦三岛被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所吞没。许多在欧盟做出的决定，民主合法性实在太弱，在没有得到成员国的主权拥有者（即其人民）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将权力从民族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共同体层面。以减少民主为代价来实现“更统一的欧洲”，长久以来，精英们的欧洲计划都是按这个模式发展的，由此也引起了人们的冷漠和厌恶。
圣经中，罗马帝国的追随者向耶稣提出了一个暗藏陷阱的问题：是否应该向恺撒（即罗马皇帝）纳税。如果耶稣说不应该，那就意味着鼓动叛乱；如果说应该，则意味着支持罗马人的外来统治——这必让他丧失人心。耶稣要来一枚罗马钱币，上面印的是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头像，说：“恺撒的当归给恺撒，神的当归给神。”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西方价值的根源的话，那就是耶稣把上帝的领域与恺撒的领域分开的这句话。在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中，并没有类似的思想。中世纪的政教分离、王权与各阶层权力的分离正是基于耶稣这句话而实现的，只有在西方所属的欧洲才发生了这样的权力分离。这两大权力分离又推动了现代分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分立）的诞生，从而也为法治和人权、公民权的产生创造出一个坚实的框架。
西方国家的分权宪法中带有二元精神。这种二元性，存在于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存在于执行的权力和建议、监督、立法的权力的分离。这种二元性还成对地出现在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中世纪城市与封建领地、伙伴式的共治（如行会或大学）与官僚层级的统治之间。如果要为西方找一个最突出的标志，那应该就是：内心之中的二元主义精神——它包含了多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和市民社会的萌芽。在起初属于拜占庭后来又属于莫斯科的东部教会那里，从未发生过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政教分离在东正教的欧洲不存在。“政教合一”体制实际上让教会臣服于君王。也发展不出那些影响西方的其他二元性：没有领主与封臣之间相互交换誓言的契约关系，没有君王权力与其他各阶层的权力的划分，伙伴式的共治与官僚层级的统治、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自治的城市与贵族的采邑——所有这些区分均不存在。
只有在西欧才能出现理性的神学，以及其他理性的学术——如法学和哲学，而且理性主义精神还推动了其他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只有在西方教会的范围内，一种有条理的质疑才能产生出精神上的生产力——尽管教会严厉地打击这种生产力，却已无力消灭它。只有在西方，才诞生了市民阶层，无数敢于冒险的商人和企业家由此涌现出来。只有在这里，才可能出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规模空前的解放运动——它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宗教改革，一直发展到启蒙运动——正是这些解放运动塑造了今天西方现代社会的样子。
东欧和南欧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与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可能与长期遭受异族统治有关：蒙古人曾统治俄罗斯所在区域，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巴尔干和罗马尼亚，而后面这个例子正好说明，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才是欧洲的“根本性差别”。
在保障其外部安全方面，前东欧国家更信赖的不是欧盟，而是美国和北约。
作者将自己的意见隐藏在了叙事之中。他主张欧盟保持内部团结和保存西方文明，而不是去应付那些虽有人道主义要求但却力不能逮的事务。无论表现形势如何，西方文明的准则（以人权宣言为代表）是不会衰落的。西方的准则从来都不是在描绘西方的现实。西方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一部逐步学习的历史，人们通过自我纠错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来学习。换句话说，这个准则带来了一个向准则看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