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武汉肺炎首发在美国

如果武汉肺炎首发在美国
    -比较美国H1N1反应和中国新冠肺炎反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2009年是如何应对H1N1疫情的？也许经验可以借鉴。

2009年H1N1的发源地是墨西哥。2009年3月30日，一个加州儿童出现流感症状，一周后康复。接诊机构发现无法判断病毒类型后，立即上报加州公共卫生部门，加州于4月13日通知CDC（美国疾控中心），14日送达病毒样本。CDC当日确定是新流感病毒。加州另一病童3月28日就诊，4月17日CDC收到样本后立即检测并告知加州各公共部门。随后，CDC追踪两个案例的感染源，发现没有猪接触史，怀疑这种病毒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4月18日，CDC上报世界卫生组织。
4月21日，在接到第二个病例的第四天，CDC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启动疫苗研发；要求加州上报所有不能分型的流感病毒。
4月22日，CDC启动针对H1N1疫情的紧急行动中心。
4月23日，CDC收到德克萨斯州提交的另外2例H1N1病例。同日，CDC完成墨西哥送来的病毒基因序列测序，确定是H1N1病毒。
4月24日，CDC将2009 H1N1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上传至国际流感数据库。
4月25日，世卫组织宣布2009年H1N1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月26日，美国政府宣告H1N1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警戒级别为0，相当于WHO的Phase 5。CDC发货抗病毒药品。

报警和启动紧急响应是防治流行病的最关键环节，再看美国对H1N1的防控。美国是联邦制国家。CDC负责启动警戒，试剂分发，药品调配，疫苗开发和防治指导书，具体防控权限都在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疫情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采取了隔离病患，停止公共集会，暂时关闭学校等不同措施。归根结底，H1N1是一种流感，远小于新冠肺炎的影响，不必采取封城等极端措施。有人根据CDC的预测模型，说由于对H1N1防治不利，美国六千万人染疫，1万4千人死亡。澄清一下，这个数字是基于数学模型的估计，不是实报的确诊和死亡数字。实报数字是确诊115，318 人，死亡3433人，包括并发症死亡。这和每年发生的普通流感相似。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科学家在《柳叶刀》发表文章，估计中国每年因流感死亡的人在84200-92000之间，远远高于CDC估计的美国H1N1流感死亡人数。

再看中国的2019新冠肺炎的时间线：

中国自2004年就在硬件上花费了三千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宣称任何一个传染病病例，从县卫生院一级直达北京的疾控中心，只要4个小时。

2019年12月1日，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出现。12月8日首例病人就诊。12月疫情迅速增加到40多例。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将情况汇报给区疾控中心。12月27日广州微远基因公司测出这是一种与SARS相近的新型病毒；12月29日院长夏文广直接向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疾控处指示相关医院展开流行病学调查。12月31日，武汉市疾控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发现47例中14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同日国家卫健委派专家赴武汉调查。

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以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同日，武汉公安通报8人因散播疫情的“不实消息”被传唤，3日训诫李文亮等多位医生。
1月2日，武汉病毒所确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这是事后最早宣称的测定时间）。
1月初，国家疾控中心向中央领导通报，认为不明原因肺炎，有传播风险，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该病毒与沙士病毒相似度极高，中央应及早行动。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的流行病学回顾调查，2019年12月31日前，全国已有104例患者发病。）
1月7日据习近平自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春节节日气氛。新华社发的会议报道只字没有提武汉疫情。
1月9日，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接受央广湖北记者站站长左艾甫采访，内参反映已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政府部门必须启动危机管理的有关程序。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的流行病学回顾调查，截至2020年1月10日，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0个省份的113个县区。1月1日-10日已出现653例。）
1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将反应级别提升到1级，但是只作为内部准备，内紧外松。
1月17日，中央仍没有升级警戒，习近平于此日开始访问缅甸，19日回国后继续到云南考察直到1月21日返京。
1月20日，钟南山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习近平当日批示疫情防治工作，强调“加强舆论引导， 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同日，卫健委发布公告，新型冠状肺炎被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收到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291例，疑似病例54例。
1月22日，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
1月23日，习近平在全国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但内容并无涉及武汉肺炎疫情。同日，武汉封城。
1月24日，湖北升级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综上所述：美国H1N1疫情从医疗部门到州卫生部门再上报到CDC，大约两周。但决策系统相当快。 CDC在收到两例病例后立即追踪感染渠道，怀疑人传人。4天后收到4例病例立即发布警告，立即上报WHO。从最初的两例患者，到WHO宣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只用了26天。而中国，从第一例感染病例就诊开始的第26天，正是李文亮被训诫之日。

美国缺乏完备的传染病直报系统，各州自成体系，各自为政, 高度碎片化。但CDC总负其责，决策公开透明，媒体监督通畅。州一级卫生部门和CDC没有隶属关系，隐瞒或延迟上报，没有任何好处，上报CDC更会得到联邦在疫情防控的资源和支持。政府部门和疫情防控各司其责，多元化领导，分权制，不会利益冲突导致隐瞒疫情。没有维稳考虑，疫情发布不受掣肘，疫情发表快捷果断。

对比中国这次疫情从首例就诊到上报到省级卫健委，花了三星期，直到积累了40多病例后才启动上报。其中14例无病源接触史，也没有怀疑人传人。4小时速报系统如同虚设。因为责任太大，谁也不敢负责，速报系统无人敢于启动。由于医生等专业人士在微信群上发消息被训诫，谁也不敢承担喊第一声“狼来了”的责任，基层医院维稳第一，顾虑重重。不像美国医院，职责明确，没有顾虑，发现无法分类的新病毒，就立即启动上报。

不过基层的迟缓并不严重，只比美国H1N1反应慢了一周。似乎也没有有意的瞒报。与美国相比，中国反应最慢的是在最高层决策。

更慢的是决策大脑。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接到报告，1月2日，新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出。为了在春节团拜会的中国梦的重要讲话不被干扰，为了稳定，为了春节气氛，疫情被今上留中不发。按照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宣布大城市为疫区需要国家最高层决策。但是大权独揽，自上而下的一元化专权造成延误。关键的1月17-21日，天子在外面巡视。直到1月20日，在云南巡狩的今上发出指示后，国家卫健委才敢发布公告，新型冠状肺炎被纳入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1月22日，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但是20多天过去了，武汉已糜烂，不得不封城。到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已经过了32天。到启动紧急事件响应也用了23天。最高层的不作为，流失了黄金响应窗口。相比美国对H1N1疫情的CDC同样的响应时间的8天和9天（见下表），中国最高决策层像得了老年痴呆症。

中国虽然有巨资打造的完备的传染病直报系统，但人工启动门槛高。决策系统不透明，决策人不受媒体和舆论的监督。政府职能和疫情决策都由自上而下的一人拍板。大权独揽，维稳，经济和祥和气氛的掣肘，疫情决策就这么被拖延了。即使有最好的神经反应系统，但是麻木的终端触觉让启动滞后，最致命的是迟钝的大脑反应，终于造成疫情大面积扩散。

比较上表列出的中美在疫情中的反应时间，中国最慢的是在国家一级的对疫情紧急响应启动。

在明末崇祯帝有三次可以挽救亡国的机会，迁都、议和，封李自成西北王分天下。但因为皇帝和大臣都不想承担责任，承受骂名，君臣互相推诿，争当缩头乌龟，三次机会都被延误错过。崇祯帝有一个毛病，喜欢甩锅，找替罪羊。弄得部下在决策之时，都不肯负责，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宁愿大船沉没，也不先淹死自己。于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行为发生了。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在错误的机制下， 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三个和尚没水吃。每一个人都是明白人，在一起做了愚蠢的决定。这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如果龙椅上坐着一只猪，就更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