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活记趣 （12）

我们的伙食实在也没有啥办法可以改善。每个人就是那么多的配给。隔一阵子大家口馋了，每人出一点钱去加菜。有一次我们这个小组十几个人，一大早就派小兵去买了猪脚。我们大家轮流合作清除猪毛。我也自告奋勇的参加。几个老军官看我这个大学生就说免了。我想用刀片把猪毛清掉，有啥不可干的。真没想到，刀片薄薄的，一刀下去，就是一口子。当时还真狠自己不成钢，真是拙出个花样来。后来我们自己在营房附近架起小炭炉，白水炖猪脚加上八角除味。炖的烂烂的。还买了好多的蒜头，打成蒜泥，加上酱油，麻油，醋，沾着猪脚刹是好吃。当然也免不了大家一起喝老米酒。这白水炖猪脚就成了我日后最喜爱的佳肴之一。有时我们就跑到库房解馋。每个师都有所谓的战备存粮。就是准备一旦战争发生时，可以补给。库房是由一位我们老乡士官长尹化成负责管理。他会把库房里面的美军供应品罐头拿出来，有猪肉，有牛肉。有一次刚好有金门高粱。在库房外，大家坐着小板凳，大口吃着肉，喝着高粱。这就是我们轻松的一面。那次我们都喝的有点醉醺醺的，上了大卡车回营。在车上胡说八道的，快要下车时，我还特别提醒我们单位的一位纪誠之上尉，小心下车。他还说这点老酒算不了啥，他没醉。我自己很小心的下来，同时又提醒他也慢慢下来。结果他居然从车上一跃而下，把腿给折了，当时就被送到医院打了石膏，休息了三个月。我们这些老军官们几乎每天晚饭时都会喝上几杯老米酒。我真的怀疑他们都上了酒瘾了。

每逢过年过节，部队就要加菜。平常部队的剩饭剩菜就养猪。一头头肥猪，到了过年，过节就是我们加菜的要项。我们组里有位传令兵，入伍前就是个屠宰夫。他叫张衍图，是个本省籍的战士。长得胖胖的，肥头大耳。每次要杀猪了，还得放他特别假回家拿杀猪刀。杀完了猪，又要放他回家还杀猪刀。一般小兵是没有假期的。可是我们这位小兵，一年三节，因为有了杀猪的特殊技能，反倒享受起好几天的假期。我们管他叫“汰滴欸”（台语就是杀猪的）。台湾人杀猪之前有一定的程序。把猪的四个蹄子捆起来，放在一个长条的板凳。在下刀前还要烧香拜拜。有的猪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哀嚎，知道要被宰了。每次在还没杀猪以前，我们指挥部的上级长官就把猪的主要部分都预订好了。这个要猪肝，那个要猪肚，还有的要猪头，猪蹄子。等到我们看到一盘盘猪肉上桌时，都是大肥肉。不过，每次这个猪肉宴席做的是相当可口。可见得我们伙食队的炊事兵，厨艺是不错的。只是平常钱不多，无法表现手艺而已（巧妇难为无米炊）。古典小说上说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那个困苦时代，我们可真是身临其境，永远无法忘怀。看到每个人对着一桌猪肉的笑脸，所有的苦难似乎都忘了。一顿吃不完，还有下顿，每顿吃个够。没有人想到胆固醇，就是把握机会打牙祭。 

那时我们组里成家的长官都住在营房附近。我们的组长每逢过年过节，也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喝酒。我们当然也不好意思空手。每个人带着不同的礼物。就是那一年过年，酒过三寻，突然酒不够了。王少校示意我去买酒。我步出了小院，到了小店，一口气又买了两打黄酒。好像，我那个月的薪水就报销了。拿着酒回来，我们组长还把王少校数落了一顿。组长说自己虽不富裕，但是供酒是不成问题的。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醉的都差不多了。再往下，已经不用杯子，拿起酒瓶就往嘴里灌。那已经不叫喝酒了。台湾的本地人，喝酒就是以瓶子为单位。台语叫“得印啊“就是”盖印子“的意思。大拇指往酒瓶盖一按，这瓶酒就得下肚。这种饮酒的方式比我们大碗，大碗的喝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想想，这些老军官，每逢佳节倍思亲内心的凄凉，只有一醉方休，借酒消愁而已。

我和王少校很谈的来，又加上老乡的关系，所以走的很近。每个周四是我们固定的休息日子。星期三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可以外出了。那时营房在桃园下湖，距离台北最少都要半个钟头的车程。公交车的班次比较少，我们都是搭野鸡车。就是没有牌照的计程车。凑满四个人就开车，有时还会多挤上一个人。反正大家都急于回家，也就不在乎有多挤了。第二天回营时，我时常会带点吃的东西给王少校。有一次，他托我带买一斤茶叶。那时老婆的房东开了一个茶叶店。我买了一斤回去交给王少校。他还数落了我一顿。他说这绝不只一斤。还说我跟他太客气，居然多给他买了好几两。原来是茶叶店老板看我是个好孩子，就多给了我几两。想想那个时候的人，真单纯，真老实。那个老板性于，也是我们山东老乡。多少年后，回国再去找那个茶叶店时，所看到的只是条大马路而已。老板有个胖儿子，叫于国宪，那时才读小学三年级。可是非常懂事，一副小大人的样子，爸妈不在时，已经能够上柜照顾客人了。看着他那个胖胖的小手，秤着茶叶，还会算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