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金仲华（1907年－1968年4月3日），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抗战时任《世界知识》主编，49后任上海市副市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宋庆龄曾嘱咐他将往来信件"阅后烧掉"，他未照办，结果被抄家时抄走。1968年4月3日，金仲华在书房上吊自杀。
消息是金仲华的侄子金民生打电话报告市革委办公室的。
这天早晨，金家保姆上楼去整理房间，推开书房门见金仲华吊在窗前，吓得惊叫一声，急急忙忙下楼告诉了金仲华母亲和金民生。金民生上楼查看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市革委办公室。
金仲华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儿子最近几天的反常举动，已经让她担忧可能出事。她发现儿子有时会一个人发呆，站在二楼阳台上沉默不语。最反常的是这几天吃过晚饭，金仲华会捧着她的手，要她“多保重”。
这让老太太多了几分警觉，只要儿子一个人上二楼，老太太就会叮咛保姆：“到楼上看看，仲华他在做啥。”昨晚半夜，老太太听到楼上“嘭”的一声，急忙叫醒保姆，催她赶快上楼，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保姆睡意朦胧地来到二楼，见书房门关着，已经熄灯。她小声地喊了几声“金先生，金先生”，无人应答，以为主人已经睡了，就下楼回禀老太太说：“先生已经睡觉了。”
当日下午2点，市外事组、公安局、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市人委办公厅造反队四个组织，齐聚金仲华家，共同商量处理方案。
在从金民生处了解到基本情况后，市革委常委冯国柱带领大家来到二楼，此时书房门敞开着，能清楚地看见金仲华吊在南窗口，脸朝墙壁，两脚离地板仅几公分，一只脚穿着袜子，一只脚光着，面貌惨不忍睹。
冯国柱招呼公安局来的同志赶快把尸体放下来，妥善搬走，并关照多拍些照片。公安局的四五个人先进入拍照，然后动作麻利地用刀割断绳子，将尸体平放在地板上，用从卧室床上抽取的床单裹好，由两个人抱着出来，见楼梯上站满了人，就转身回到卧室打开落地玻璃门，将金仲华从阳台上传到楼下运走。
遗体运走后，冯国柱带着大家走进书房，都拥到还挂着半段绳索的窗架旁察看。留在现场的一位公安同志分析，从现场情况初步判断，死者是站在热水汀上，用百页窗上的纱绳绕在窗帘架上，套住脖子后，脚离开热水汀，绳子嵌入颈部卡住气管窒息而亡的。估计断气前，死者本能地挣扎，两腿蹬踢，脚上的拖鞋一只掉在热水汀旁，一只甩到了写字台下，还套着一只袜子。进一步的详情有待法医验尸报告。
在场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地听着。忽然有人叫了一声：“桌上有字条。”一共三张，是用钢笔竖着书写的。中间一张纸上写着：“国际问题研究所阶级关系复杂，我忍无可忍。金仲华”
看到这条遗言，大家议论纷纷。冯国柱突然怒吼道：“国际所的人来了吧？”人群后有个男子一面回答“来了”，一面穿过人丛走到写字台前，当他看到桌上的纸条时，脸色刹那间全白了。冯国柱当众训斥说：“谁叫你们搞他的！”“事前请示过谁啦？！”那个人不敢吭声。冯国柱去拉写字台的抽屉，所有抽屉都没有上锁，每个抽屉都整理得有条不紊，中间的抽屉里还放着几百元人民币。
随后，冯国柱领着大家来到金仲华的卧室，在靠墙一排壁橱正中位置的搁板上，看见有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一束书信，信封上金仲华用铅笔注明：“这是宋副委员长给我的信。”粗略一看，大约有十封左右。冯国柱没有细看，就退到卧室与书房之间的地方，对众人说：“大家都看了，商量一下怎么做吧？”
见没人发表意见，冯国柱问金仲华的侄儿金民生：“他的子女知道了吗？”金民生说还没有告诉。
于是冯国柱谈了他的几点意见：金仲华死亡的事，由金民生通知其子女；写字台上的三张字条和壁橱里的信，由人办造反队带回单位保存；金仲华的书房和卧室，保持原样不动，贴上封条。
回头又对金民生说：“写字台抽屉里的钱，以及这两个房间里凡是你们家里需要用的东西，尽管拿，都拿到楼下去。”
以上内容，在陈邦本的《金仲华自尽前后》一文中，都有很具体的叙述。陈邦本50年代在市府办公厅工作，与副市长金仲华相识。在陈邦本印象中，金仲华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为人厚道，有口皆碑。
金仲华是浙江嘉兴桐乡梧桐镇人，1907年出生，6岁时读崇实小学，12岁考入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7年毕业。次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任《妇女杂志》助理。1934年与胡愈之等创办《世界知识》杂志，担任主编。1935年任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与邹韬奋等共同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任《永生》杂志主编。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香港加入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任执行委员。1944年底到重庆，由中共党员介绍，任美国新闻处译报部主任。1948年辞去美国新闻处职务后去香港，接受中共委托，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对外英文期刊《东方通讯》。1949年3月，离港北上，经山东进入解放区。4月，随军南下。5月27日，上海解放，参加军管会工作，接管《新闻报》，改组为《新闻日报》，任社长兼总编。组建新政府时，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新政权建立后的十多年，是金仲华一生中工作最忙，也最得意的时期。直到文革降临，他才受到冲击。1967年，上海革委会成立，金仲华不在结合之列。新班子领导派人告诉金仲华，要他深居简出。金仲华按照革委会吩咐，闲居家中，基本不出房门，每天就是听听广播看看报。他曾对来看望他的陈邦本自嘲说，自己好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但即便这样，造反派也没放过他。还在革委会成立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便已对金仲华大会轰，小会批，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假专家”，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办所路线。在上海夺权的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关，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都是特务。并特别针对金仲华专案组的报告批示说：“此人社会关系复杂，务必查清。”
如同拿了尚方宝剑，国际研究所的造反派对金仲华的斗争随之急剧升级。这些人采用逼供信的方式，侮辱践踏金仲华的尊严。金仲华的儿子和两个女儿远在南宁、北京，身边只有86岁的老母亲和小孙女。金仲华怕母亲担惊受怕，在家总是强颜欢笑，将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以免母亲知道。
1968年初，春节刚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就根据张春桥的批示，来到复兴西路金仲华家。这些人抄走了数千册的中外图书，以及大量字画、古物。
当造反派搜查金仲华的私人信件，准备装进麻袋带走时，一向温和的金仲华再也无法冷静，大声抗议说：“这些信件你们不能动！也不应该看，这是历史文献。”
但造反派毫不理睬，将他推到一边，提着麻袋扬长而去。
被抄走的信函，包括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黄华等人给金仲华的重要信件，内容涉及核心机密。
这批信件被抄走后，金仲华情绪消沉，整天忧心忡忡，沉默寡言。
多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金仲华与宋庆龄交往密切，宋庆龄对金仲华的才干和为人非常器重。金仲华中英文功底都很扎实，文笔流畅，能自如地将宋庆龄用英文撰写的原稿译成中文。宋庆龄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经金仲华之手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为此，两人间常有书信往来。1966年文革初起，金仲华对“运动”很不理解，在与宋庆龄的通信中，谈了一些对文革的观感。当时，宋庆龄也受到冲击，在上海的父母墓地，也遭到了红卫兵破坏，对此，宋庆龄写信给金仲华，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伤心。信中还谈及北京造反的情况，流露出极不理解的心情。
这些信件，落到造反派手中，被断章取义，篡改利用我，会给宋庆龄带来怎样的伤害？金仲华不敢想象。此前，宋庆龄曾嘱咐金仲华，将寄去的信件“阅后烧掉”。金仲华没有照办，结果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
金仲华追悔莫及，深感内疚，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他有话难说，有口难辩，想来想去，只能以死抗争。
金仲华死后，上海市革委会对金仲华有过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美国间谍，属于敌我矛盾，把他的财物处理了。后来，又指示专案组重写结论，第二个结论说他在美国新闻处期间，向盟军提供日军的情报，是革命工作。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当年，女儿金立勤接到父亲死讯，没敢声张，请了事假，一人悄悄赶到了上海。因为金仲华被定性是“畏罪自杀”，所以匆匆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
1978年，金仲华被平反，在上海龙华公墓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中因无骨灰，只能用他生前使用过的自来水笔和印章替代。
几十年后，儿子金立诚撰文悼念父亲，题目是《我与父亲金仲华在一起的岁月》。这篇登在澎湃号《世纪》杂志上的文章，提到一个细节：“1948年，内战全面展开，时局日益紧张。有一天爸爸忽然回家来拿了简单的行李，低声和祖母道别就走了，后来知道他已到香港。在此之前，有美国朋友曾建议他去美国，他没有接受。”他决定留在国内。
就是这样一个披肝沥胆之人，却受到莫须有的诬陷，最终只能一死自证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