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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 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愤愤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因拥护帝制而受辱。”

 

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章伯钧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的画。其实，章伯钧跟徐悲鸿的关系要比跟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现在多认为徐悲鸿的马是他最拿手的，而章伯钧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徐悲鸿对章伯钧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章伯钧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徐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文革时在天津查抄物资落实办公室工作的马敬云处理过不少老一辈名人的落实程序，其中一位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六姨太。马说：“这个老太太当时70多岁了，却还惊人的美丽，高高的个头，挺直的腰身，一对半大的解放脚。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风范。我始终不明白，严酷的岁月，竟没有给她的脸上写下应有的年轮记忆。”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旧”的犯禁品，只能作价还钱，实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的亲笔字画有十余幅，六姨太大着胆子要求发还字画，说是要“留个念想”，但被当场拒绝了。

 

1947年，《改造日报》的记者陆立之前往东京，寻访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面前一片惨景：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了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地见到了蒋介石……

 

洪秋声是字画裱褙专家，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在文革中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王闿运，世称湘绮先生，讲学授徒，桃李满天下。民国三年，受聘为国史馆馆长，编修国史。长女出嫁之日，彩舆在门，王却令女儿背诵《离骚》，错数字，王闿运“以指叩其额”。女儿嫁给黄十一后，黄诫之曰：“汝来吾家，不准看书写字，敢违吾令，挞楚随之。”其女不堪其辱，密函乃父，以诉心中之苦。王闿运执笔批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1913年2月1日，中国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国际性比赛。在运动会上，足球居然获得了亚军。

 

蒲殿俊清光绪年间得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曾留日。1915年，袁世凯想拉拢蒲殿俊，在交谈中，袁不由自主地自大了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没给袁留一点面子。

 

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1948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都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1958年被打成右派，已经年过花甲，仍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4年后，就死在了那里。

 

胡适交友从不论贫富贵贱。赴台后，卖烧饼的袁瓞（dié）来胡适家闲聊。胡适说：“我喜欢游泳，可鼻孔长了小瘤，呼吸不便。”袁瓞说：“好巧，我鼻孔也长了一瘤，恐是鼻癌。”胡适立即提笔写了封信，让袁瓞交给台大医院院长。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费用由我负担。”当年的民国，很流行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仗义疏财，由此可见。

 

毛泽东对胡适盖棺论定的一段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该恢复名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