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才女林徽因
随意晃进友人回眸的窝窝,忽然看见林徽因的这篇文献,强烈而又清新的香氛呼之欲出,心熏醺然,摇散...忍不住,还是给她转了收藏,因为很美,因为喜欢的很.
林徽因（1904-1955）是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和文学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同时代的胡适等大家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原名林徽音，因三十年代有一男作家名林微音，为避免混淆，更名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其父林长民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外交家和思想开明的新事物探求者，曾任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主任——徽因便是在父亲1920年任
上于英国结识徐志摩的。林长民官至黎元洪政府司法总长，后不幸死于军阀混战。当时林正与未婚夫梁思成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27年思成和徽因毕业于宾大，1928年3月二人举行婚礼，随即转道欧洲回国。
一、毕生事业：建筑和文学
30年代初，林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期间他们走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中国建筑史》专著和有关建筑方面论文、序跋等二十余篇，如《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徽因很早就罹患肺结核，但为更好地保留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髓，她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与夫婿和事业伙伴梁思成辗转于乡间，奔波于山西、河北、山东、浙江15省的古文物建筑作艰辛的考察，“不要忘了，她肺、肾俱损，可是在照片上我看见她趴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站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座“经幢”侧的木架上；沈阳北陵、山西大同云冈，陕西跃县药王山药王庙、山东滋阳兴隆寺、河南洛阳龙门、北京香山，15省份200县2000座古建筑，她踏访大部；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工作艰苦而充满兴味，徽因与热爱的事业热爱的人一起总是生机勃勃地，感染着身边的人，难怪同事莫宗江会对这样的野外调查发出赞叹，“看上去弱不经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在文学方面，林徽因一生著述甚丰，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不同题材，其代表作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那一晚》，小说《九十九度中》等。“再没有看过比《悼志摩》更好的怀人文字了，在对诗人人格的解释里其实不正说着自己类近的品质——纯净、认真、虔诚、善良、人性与不折不挠非坚持到底不可的理想主义；也再难看到《旅途中》这样文辞干净的诗了，“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真是要把一场人生都放在里面了。这两条路，如经纬来去，交互织着，“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么？薄弱的身体加之无止的颠簸奔走劳顿与她争夺着时间，死亡呵，她已见了太多，友人的，亲人的，最后是自己的，医生也要大大惊讶了，她与疾病争夺了10年，正是这生命的最后争来的10年，使她为新中国做了一个知识分子该做的一切。生命己到秋天，红叶的火总要燃着的，哪怕流血般耗尽生命，也要去做，准又能挡住一个情愿。”（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生命记载了它最后的三次拼搏：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惟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图案下的说明辞中林徽因写下了“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一行字，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召开并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二、佳偶天成——事业同道和生活伴侣：梁思成
由于徽因不止有才情，还有罕见的美貌与出众的气质，是以成为她同时代的许多才子、文化人景仰爱慕的女神，她是英年早逝的诗坛“新月派”盟主徐志摩与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的红颜知己，与徐、金二人有着超越世俗的伟大的终生友谊。但世人出于某种庸俗心理，对其夫婿、著名学者梁思成公却多有不公之辞，对他们夫妇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多有歪曲和误解，实际上梁思成先生的才识智慧，其为人所显示的真正男子汉的胸襟气度，皆是凡夫俗子与心理阴暗者无法望其项背。
梁、林二人的朋友、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女士在其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中文译本序中说：“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该书中史景迁所作《前言》也提到：“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假设一下，如果林徽因选择的人生伴侣不是梁思成先生，那我们或许还有“文学家”的林徽因，但多半不会再有作为“建筑学家”、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的林徽因。而梁思成选择“建筑”为终身事业，却是受徽因影响，据说徽因早年有一位伦敦学建筑的朋友，向她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觉得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将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当她把这种想法告诉思成后，一向热爱绘画艺术的思成感到建筑正合他的心意，建筑遂成为二人共同的终身事业。梁林这一对天作佳偶，在二十世纪希望与彷徨并存、苦难与战乱不绝的中国，他们一起，留学美国，探求西方文化艺术；他们一起，风尘仆仆穿越半个中国，进行艰苦的古建筑考察，在战乱中拯救濒临失传的祖先留下的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一起，在日寇侵华年代抛却北京的家园流亡西南，颠簸的尘土与疾病的折磨，饥饿困顿，却始终不放弃理想和事业，不失面对生活的幽默与豁达；他们一起，为挽救北京故城与当权者进行无望的抗争。
以下摘自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49年以后）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党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关于工业，彭真市长在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我们必须假定这个消息使思成非常丧气。他有一切理由爱北京的老城。这不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个事业进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丽。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一定不能毁坏。
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在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的帮助下，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他把它印出来并自费发行。他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间大批涌入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和**。他们设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尽管不赞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议，党中央在其规划中还是寻求他的帮助。梁氏夫妇都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用着。
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座塔？一个亭子？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得梁氏夫妇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经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1950年5月思成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举出苏联有关例证的有力论据，苏联在1950年时是中国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它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思成被责成设计出一种符合这个方针的全国性建筑式样。在多年的战争破坏和新政府成立以后，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实际经验的建筑师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尽管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还不属于这个范围。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尽管他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方面的公认专家，但这个时期的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一两层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
现在是20世纪，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它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层发展。怎么办？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源于中国。
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要创造一个巨大的现代半高层建筑的全国规范风格，使用钢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惊异于现代建筑的钢筋骨架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的柱梁支撑的相似性，二者的设计目的都是支持屋顶的重量和取消承重墙，以便容许开窗户的充分自由。
他对全国性规范风格的建议并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对他的批评是他搞“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而忽视了“经济和实用”。琉璃瓦的大屋顶浪费了国家资金，画梁也是一样。古代的风格被死搬到现代建筑中令人啼笑皆非。号召对思成进行批判：“反形式主义、反复古主义和反浪费”。他成了所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学生的批判对象，大家都被要求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公开为他辩护。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在医院里他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有好多个月他都必须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个医院，住进了邻近的病房。1945年埃娄塞尔博士曾对我说，她的情况非常严重，也许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过早结束已经临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终年51岁。
对已经病魔缠身并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来说，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后他亲爱的妻子的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她，他怎么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从医院搬到颐和园去进行三个月的疗养。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批判了对他影响很深的他父亲的保守的改良主义。他承认他一度有过一种封建观念，“暗下决心要让我著名的父亲为我骄做。”以后几年他学习了马列主义，并在1959年1月最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把他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送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团一起被派往苏联去过。1956年他参加了在波兰和东德举行的国际建筑会议。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1963年他在一次延长的出国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他高兴地和建筑学家奥斯卡·尼迈亚再次会面。他最后一次出国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国际建筑会议。
除了不时受到这些出国日程和许多中国国内的委员会、学会和专业会议的打断，更不用说他有时生病，思成继续作为建筑系主任在清华教书。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国建筑史课都是没有教科书的，但那一年清华用胶印复制了他和徽因在李庄研究出的手写稿。这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它被认为不适于正式印刷发行，只能在内部传阅，也没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华从思成在重庆拍的缩微胶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筑图片的一个小册子。它们也没有署名，只限学生内部使用。有些图片传到了欧洲，那里的一些研究中国建筑的作者把它们发表了，也没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剽窃行为。
那一时期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没打开的信件和杂志积成了堆。他需要帮助。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后来和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的婚姻在1957年由于离婚而结束，留下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归她抚养。她的母亲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担起了看孩子的责任，而她就继续在建筑系供职。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他的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并安排为此隔一天来他家。她自己是这么叙述的：
“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差异，许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了他的价值。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了。”
林洙女士是徽因的学生和梁林夫妇的密友，在费慰梅女士这部著作的上一节，记载有林洙女士对徽因的回忆：
1948年，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个刚刚从上海的中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到北京来是想进清华念书，她父亲给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她根据对梁氏夫妇的最初印象把他们描绘得栩翎如生，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位作家在她这么小的时候有个初步印象：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成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有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那时她的健康状况极坏，下午常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就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
“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
“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
三、文学知己：徐志摩
林徽因是诗人徐志摩真正的“红颜知己”，窃以为她会是徐一生的最爱与最了解徐的人，从其《悼志摩》的深情文字中可见一斑。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终成眷属”？
徐林初相识于风景如画的伦敦康桥——徐与林氏父女的结识，还缘于师尊梁启超的介绍，他首先与林长民成为知交。那年，徐24岁，而徽因只有16岁。当时徐在家乡不但已有妻张幼仪，还与之育有一子，但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尚爱、美和自由，他在这个才情飞逸的少女身上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比起这个飘落凡间的精灵，在诗人心中，他对妻、子的义务就变得轻如鸿毛了。
可以想见，诗人燃烧般的激情，飞扬的文采，对于16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很难做到对此无动于衷。林长民发现二人之间的“苗头”，便断然决定带女儿回国，从而阻断林徐的交往。
而在林氏父女回国之前，1921年初，徐在中国的父母便安排其妻子张幼仪到英国陪读，她在1921年春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一所租来的房子，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同期徐与林保持密集通信，他总是急切地等待林的来信并迅速回复。他的妻子又怀孕了。1921年秋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张幼仪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孩子在那里出世，但很快夭折。
之后，徽因随父亲于当年10月回到中国，并被长辈安排与梁思成交往——之前他们已在1919年相识，时年她15岁，他18岁。而徐志摩，开始“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离婚。
徐志摩于1922年3月与张幼仪协议离婚。当他怀着一腔热望回北京再见到徽因时，佳人依旧，却意外已成为他一向敬重的恩师梁启超先生长公子思成的未婚妻，徐志摩的尴尬与失落可想而知！他不甘心地充当着一对热恋情侣的“电灯泡”，却被一纸字条“Lovers want to be alone.”拒于图书馆门外。
关于林选择梁而非徐作为终身伴侣，我觉得与林本人的身世和徐的第一次婚姻有关。林长民先生正妻无子嗣，于是他娶了第二个妻子即徽因的母亲来给他生孩子。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在襁褓中、第二个女儿在孩提时代相继夭折，徽因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
1912年左右父亲从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接连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徽因和母亲的生活从此蒙上阴影。
父亲很爱徽因，而她的母亲却失宠了。母亲为此妒忌、抑郁。她那善感的女儿夹在中间，既同情母亲的痛苦失意，同时又爱着自己的父亲，而且明知道父亲也同样深爱着她。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徽因不可能无视徐志摩原配张幼仪的存在——在一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自己却要去取代她的位置。想起她多年痛苦失意的母亲，我认为这种处境是徽因无法接受的。
于是，在徐尚未办清离婚手续之前，林选择思成，思成家学渊远，论才识、智慧、人品，均不逊色于徐志摩，性格则比热情洋溢、容易心血来潮的诗人更稳重，又有两家的世交渊源，徽因作这样的抉择，似乎并不出人意料。
但徐志摩并没有就此失去徽因，在此后的岁月，他们共同创办“新月社”，编辑出版新派诗集。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据梁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
得特别友好。徐志摩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他们一起接待印度诗哲泰戈尔，同台演出根据泰戈尔《摩诃德婆罗多》改编的抒情诗剧《吉特拉》，并分别扮演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徐、林与泰戈尔被人并称为“岁寒三友”松竹梅；舞台上，两人是那样默契、和谐，仿佛又回到康桥时那种心有灵犀、纵论诗文的感觉。泰戈尔也看出诗人对徽因的情感，这位天才的老人忍不住亲自为徐向林陈情，但林并没有改变决定。这之前的1923年5月，梁思成由于摩托车车祸，落下左腿行走不便的后遗症。在他躺在病床养伤期间，徽因每天下午都去陪伴他，同他说话，开玩笑或安慰他。
可能是在此前后，梁启超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爱徒徐志摩，他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在这封长信里，梁启超谴责了徐志摩抛妻弃子的不负责任的作法，并提醒徐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
徐志摩以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责骂他和妻子离婚的警告信：“我于茫茫人海访寻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陪伴诗哲离开北平的时候，徐志摩油然生出一种诀别的感觉，昨日还同台演出美目盼兮，今天就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他不禁思潮起伏，润湿了眼睛，在火车将要离开时，怅然写道：“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就要发疯。这么多丝，谁能割得断？”那是1924年5月，徽因下月将与思成一起动身到美国，四年后才会回来。徐志摩则陪泰戈尔到了日本，回到中国后又卷入另一场爱情纠葛。
林徽因最终与梁思成结缡，而徐志摩经过一番周折后，也娶陆小曼为妻。但二人还是相互关心和理解，在文学上更是经常切磋。徐志摩创办的《诗刊》曾发表林徽因的诗作，而徐的一首《你去》的诗，据说是为林徽因而写，诗中洋溢着动人的温情挚爱，表现了他心底那份永不褪色的情谊。
据徽因的堂弟林宣先生回忆，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徐志摩常去看她，把她看作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徐志摩每次上香山，家人都叫林宣作陪。林宣说，徐志摩去主要是为了“躲气”，“陆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弄得徐志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里有许多熟人，但没去，就是要上香山，并说‘我很不幸’，‘我只有到这里来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叙旧，舒舒心气。他还说了很多陆小曼的不是。陆小曼也有优点嘛，他都不提。”林宣认为，徐志摩讲得有点夸张，且毫无自我反省之意，对此他甚有微词。
林宣说，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还要点上一柱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林宣讲：“每次陪徐志摩上山，我俩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馆。梁思成极尽东道主之谊，旅馆费都是他交代付的。每天我和徐志摩吃了早饭就去林徽因住处，中晚餐一起吃，夜里回来。”林徽因和徐志摩谈诗论艺时，林宣就在一旁看书。林宣先生用英语提起徐和林喜欢的作家：“拜伦、雪莱、勃朗宁……”他说林在香山读的书，有许多是由徐志摩挑选送去的。徐志摩在英国初识林徽因时，就常常为她买书送书，藉机往来，寄幽思之情。从这些书目和他俩的诗作比照看，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影响的同源性和相当明显的相互借鉴酬唱的印记。
林宣说：“林徽因受徐志摩影响最大的是诗。他们的共同兴趣也较多。”二人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陈宇：《解读林徽因》）
1931年11月19日，35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课。那天晚上他本应出席徽因为一些外国客人举行的艺术和建筑讲座的。她到机场去接他。飞机过时还不到，她等了又等。实际上飞机已在大雾中撞山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一个灿烂的年轻生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宛若流星划过天际，“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当在北京的徽因得知这一噩耗，顿时不省人事……
梁思成立刻赶赴济南，参与处理后事，并带回一块飞机残片，后被徽因悬于卧室，以寄托哀思。
林徽因保存有两架飞机的两块残片，并且都是由梁思成取回的。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时，另一次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当飞行员的胞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为国捐躯，梁思成参与后事处理带回的。两块残片都用黄绫扎着，一直保存在梁林家中。
悲痛的林徽因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一文，长歌当哭、椎心泣血、不胜哀痛。此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剖析了自己跟徐志摩之间纯真的友情，在信中，她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几年后，林徽因和梁思成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触境伤情，林徽因再次陷入了感情的撞击不能自已，和着泪花和火车的轰鸣，她把不可名状的思绪倾泻到纸上：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暗的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使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暗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诗中真切地表现了对诗人的怀念和追忆。
在徐志摩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林徽因又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散文发表在《大公报》上，文中热情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赞扬了他的一生处处充满诗意，爱、自由和美是诗人的灵魂，对世界的真诚、对朋友的真诚、对诗歌的真诚是诗人的品格。她为诗人死后受到的不公正而鸣不平，呼唤良知和友爱，她献给徐志摩的不仅仅是一篇悼文，而是“一颗种子在石缝里砰然绽苞的声音，是灵魂被锯着的诗人的歌哭’’。
比真正的爱情少一点点，比纯粹的友情又多一点点，不是情人间的那种灵与性的疯狂，不是一般朋友间的那种随意和淡然，他俩之间的感情无法真正言明，既刻骨铭心，又不可捉摸，既浸入骨髓、又超然永恒。（人民网《浪漫诗人徐志摩和一代才女的第四种情感》）
林徽因在数十年后也很真诚地向儿子倾诉了内心的蕴藏，她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胡适曾说过：“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林徽因恰将这三者水乳交融成完整的一体，因而成为徐志摩眼中人生理想达到至美至善境界的女神化身。
四、一生倾情——挚友金岳霖
用“一生倾情”四字，来概括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对徽因深藏一生的感情也许并不过分。
金岳霖先生比徽因年长9岁，1914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英，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是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开山祖师式的人物。
据费慰梅女士《梁思成和林徽因》，金岳霖先生最早是由好友徐志摩介绍走进梁林的生活圈子，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专家，高大瘦削、爱打网球，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熟识的人都叫他“老金”。
老金很快成为梁林夫妇的好友和他们家的常客，此后甚至多年“逐林而居”——梁林夫妇住在哪儿，他也与他们毗邻而居。
林洙女士曾回忆梁思成有一次与她谈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１９３１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